生命政治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的“隐性逻辑”
马中英 韩璞庚
摘 要： 当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以一个“显性”的学术话语体系活跃于中国学界的时候，重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政治思想传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生命政治学对话的需要。生命政治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源头失语，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迅速发展的历史场域中，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关注更多的是对资本逻辑的经典现代性批判，生命政治批判只是作为一条“隐性逻辑”，隐含并服从于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这一主基调而已。马克思的生命政治批判思想与西方生命政治学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他始终将生命政治批判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并服从于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此外，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不仅阐述了批判意义上的生命政治，也明示了建构意义上的生命政治，更提出了生命解放的历史辩证法，是批判与建构的辩证视域。
关键词： 生命政治批判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历史批判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研究”（12&ZD108）及江苏省2016年度“青蓝工程”资助；系2017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主体、自由与权力：阿甘本生命政治学批判与重构”（KYCX17_205）的阶段性成果。
当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以一个“显性”的学术话语体系活跃于中国学界的时候，作为社会批判“鼻祖”的马克思在与西方生命政治学的对话中是否源头失语？不可否认，在马克思之后，西方生命政治学批判开辟了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新维度，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拓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特殊的理论视域。但是，西方生命政治学又如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借口资本逻辑的当代变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过时了”而放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将资本现代性当作是经典现代性的滥觞，而仅仅从后现代立场出发做所谓现代性批判。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重述马克思的生命政治批判思想传统，使马克思开创的唯物史观在当代得以发展，这就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资本批判逻辑原初语境中有没有包含着生命政治批判的内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如果有，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条件下的生命政治批判究竟是怎样的思想、大致处在何种状况以及与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我们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的主要对象当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包括资本的政治代表——国家。在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用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批判这一总体性方法，但是，这并不代表马克思（也包括恩格斯）没有生命政治批判的思想。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迅速发展的历史场域中，马克思恩格斯将精力更多集中于对资本逻辑的经典现代性批判，使用的方法突出地表现为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关于资本条件下的生命政治批判只是作为一条“隐性逻辑”，隐含并服从于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主基调而已。站在今天生命政治学批判盛行的时代历史方位上回望，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其实就是一个复调逻辑甚至是多调逻辑：作为主基调或显性逻辑的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以及作为隐性逻辑的生命政治批判以及其他批判。毫无疑问，由于时代原因和使命决定，马克思着力解决的是主基调即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并没有将对资本权力和作为资本政治代表的国家权力对于无产阶级身体、生命的压榨、控制和摧毁这一丑恶事实的生命政治批判思想独立出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政治学体系，但是其生命政治批判思想极其丰富，并贯穿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资本批判的始终。
一、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的立足点
马克思的生命政治批判思想与西方生命政治学最大的差别，就在于马克思始终将生命政治批判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并服从于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控制下生命政治批判的原初语境、理论立足点都是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始终将生命政治批判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和主导原则，而不是像西方生命政治学那样，为了做生命政治学批判，却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一）科学规划产业开发和布局，选址中欧班列（重庆）起点-沙坪坝区土主、回龙坝等乡镇区域，打造“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示范区。从水陆空三大国际枢纽片区来看，江北空港、果园港片区均在两江新区范围内，以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国际物流的产业载体带动毗邻村镇融入国际化，唯有中欧班列（重庆）起点片区缺乏相应能级规格的国际合作示范园区。根据错位发展原则，建议在中欧班列（重庆）起点附近的土主、回龙坝等村镇区域选址，集中连片规划发展“‘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示范区”。
第二，马克思对资本规训工人精神权力的揭示与批判。资本对工人的无情压榨，工人必会反抗，“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4]262谁的力量更大呢？当然是资本！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在和工人争斗的过程中，不断变换着剥削的形式，他们采用过换班制度、尽量控制工作日，借助过国家政权制定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等手段。直到机器和大工业的出现，机器从客观上来讲，减轻了工人的劳动负担，但是在实质上，却更利于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4]408就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机器的使用并没有使工人得到更多的利益，相反却是更大的奴役，由于机器操作不需要太大的力气，所以，妇女和儿童作为补充性的劳动力成了资本占有的对象。所以，机器的使用恰恰方便了资本压榨更多的劳动力，马克思痛心地说道，“从前工人出卖他作为形式上自由的人所拥有的自身的劳动力。现在他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4]434
其次，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的生命生产的全面本质、丰富性内涵以及规律性变化趋势，同样就解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因为如此，在选择分析社会形态变迁尺度时，马克思既有客体的社会存在尺度，即生产方式尺度，又有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生产尺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都根据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这一客体存在的尺度对“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为标志的社会形态演进的时代进行了界分。[2]3但是，在《资本论》62-63手稿中他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人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人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104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与关于人的生命理论的新创设过程两者之间高度一致。
可以看出，对资本对人的物质性身体的压榨或者说是剥夺，马克思在这里揭示得淋漓尽致。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良心的关照，对于资本来讲，工人就不是需要给予道德关怀的人，而只是一个物件而已，只是资本增值过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资本增值的欲望是没有限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的驱动下逐渐成为了主宰人、压制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下，将人类社会的生产欲望膨胀到极致。资本增殖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因而对剩余劳动、无酬劳动的榨取也表现为一种无限度的贪欲，对劳动力本身的支配也将大大突破道德和法律的限度。资本对人的肉体的摧残让马克思不寒而栗，他在调查火柴制造业时，发现很多工人由于受到化学污染得了火柴工职业病，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少年儿童依然不得不去工作，马克思说，“如果但丁还在，他一定会发现，他所想象的最残酷的地狱也赶不上这种制造业中的情境”[4]275-276。不得不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对人生命赤裸裸的剥夺与奴役！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权力下的生命政治。
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历史地、辩证地把握对象，把批判性解构与建设性建构两者历史地、辩证地统一起来，从而与西方生命政治学单纯的文化批判思维相区别。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条件下的生命政治问题更集中于历史批判和资本批判，而没有将生命政治批判独立为一个专门的思想领域凸显出来。而西方生命政治学正是在这一点上成为了这一批判的某种当代继续。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了“劳动”变成“异化劳动”后开始变成了支配人生命的力量。通过考察，马克思看到了劳动者同其劳动产品之间的对立关系，劳动产品是由劳动者生产的，这本来应该是一种天然的亲密关系，就如同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一样，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分离与敌视。于是，劳动产品与工人的关系异化，工人为劳动产品所抛弃、所压榨。“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157“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因此，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1]158无需再做更多的列举，马克思对资本家压榨工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压榨人的生命和身体的无情批判就已经可见一斑。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是人生命的自由自觉的行为，但是，这种劳动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了压迫人的力量；同时，由于劳动产品归资本家所有，“异化劳动”又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一边是奢侈的资本家，一边是赤贫的工人，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成了压榨工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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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文本显示：马克思在自己思想的创制之初就关注了“资本”权力对工人生命的宰治，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将人生命的异化理解为人的类本质的自我异化，并且认为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根源，资本家占有工人劳动才产生了私有财产。这个时候的马克思还没有意识到，异化不是历史本然的东西，异化只是历史过程中的现象，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的生产活动结果与人的对立而已。早年马克思把生命的解放指向了一种通过人向人的类本质的复归，那么人的生命解放之路就是对所有不符合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现象的扬弃。这显然是一种脱离人生存与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而展开的单纯的、抽象的生命政治批判，是一种用异化说明历史的思维方式。正是马克思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彻底清算了自己的信仰，从而将对资本条件下生命异化的批判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从而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纠缠。与此相反，西方生命政治学恰好却开了“倒车”，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倒回抽象的政治、权力和文化的批判，从而重新跌入历史唯心主义窠臼。
早期的经典文献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巴黎手稿》，以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等，后来有《德意志意识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论住宅问题》等等。早期文本关注无产阶级生命生产的异化现象，包括异化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这些文本揭示了无产阶级的生命、身体、生存条件深受资本以及其政治代表国家的压榨与控制的现实状况。不少学者关注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中就看到了资本以及其人格化的代表资本家对人生命的无情压榨。确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异化劳动”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生命的无情压榨。这一时期的恩格斯则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生活的实际状况，对“资产阶级权力的奴仆”——国家权力，以及资产者给工人阶级“准备的鞭子”——法律进行了无情的批判。[1]118,119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同角度对资本、国家权力与法律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尤其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了工人阶级的非人生活。
二、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的主基调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开展生命政治批判的第二个鲜明特征，就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走向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而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主基调，而生命政治批判则成为从属部分。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批判正式开启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是他们的生命政治一般原则和思想的出场史，只有在开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对资本条件下的劳动、工人阶级身体和生命状况的深度研究之时，才能达到真正的深入。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在对一个特殊的资本经济社会形态加以实证解剖时才能变成被实证科学证明的理论；一般的关于人的生命生产的历史规律的理论，只有通过对资本条件下无产阶级劳动、身体和生命状况的实证性批判性考察，才能变成科学的生命政治观。《资本论》既是马克思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典范之作，同时也是揭示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生命的压榨的经典之作，是对人的生命在资本面前的“异化状态”的历史关怀，也是一种无情的生命政治批判。然而，后者作为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主基调的必然从属部分而存在的，无产阶级身体、劳动、生命的异化是资本条件下的必然结果；而反过来证明资本本身到来带来的危害性、不合理性、必然产生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性，进而成为证明其必将灭亡的命运的根本论据之一。马克思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启着生命政治批判的独特视域。
首先，马克思从人的生命生产的历史考察解释了一般历史进程，从而为我们今天把握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下的生命政治问题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特别是对于后资本社会的建设性维度的生命政治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方法论基础，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基于批判的维度，批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却都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一）劳动力成为商品：揭开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的秘密通道
劳动力成为商品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给货币持有者；另外一个是，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出卖的东西，而不得不把存在于他身体中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售，从而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对于市场原则来讲，这似乎是公平的、平等交易，“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法律上平等的人。”[4]190但是，一旦交易形成，劳动力作为商品成了货币所有者的“物品”，那么这种平等就成了极端的不平等，劳动力从自由人变成了资本的奴隶，从此以后就成了资本毫无节制地压制的对象。劳动力与其他商品相比是特殊的，只有通过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才能体现他的价值，“力的让渡和力的实际表现即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在时间上是互相分开的”[4]197。一旦进入生产领域，货币持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的身份地位就不再是平等的了，一个变成了资本人格化了的资本家，一个变成了资本家的所有物——工人。
这一切似乎在自由主义学者那里是公平、自由的，甚至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果真如此吗？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自由、平等这是属于商品流通领域的暂时现象，一旦从流通领域进入到生产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仰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其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4]200马克思的这一伟大揭示，可以说是揭开他生命政治学批判的秘密通道，这个看似平等的商品交易，实际上却是将劳动者私有化，通过一个表面的劳工契约将资本对人生命的无情压榨变成了一个合法性的僭越。工人从此失去了自由，他要生存，要保证他作为劳动力的背后所有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为资本家创造价值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接受资本家的压榨。资本作为一种支配性权力，成了工人无法摆脱的“魔咒”；资本成为了一种规训性的权力，成了工人如何开展劳动的无形“指挥棒”；资本作为一种权力成了剥夺工人自然生命的政治，工人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一切都在资本权力的“关照”之下。
（二）资本对工人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压迫：马克思资本批判中的生命政治批判之维
第一，马克思对资本压榨工人肉体权力的揭示与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了“工作日”这一内容，“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它的一部分固然是由不断再生产工人本身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它的总长度随着剩余劳动的长度或持续时间而变化。”[4]259工作日的可变性质为资本所捕获，资本就会想方设法占有工人最大限度的劳动时间，除了休息、睡觉、吃饭、盥洗、穿衣等维持工人生理与身体的基本需要之外，资本恨不得把一天的24个小时都占为己有。“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4]260在传统的劳作条件下，资本实现自己的增值，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无限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资本狼一般的贪欲展开了无限度的压榨，甚至包括对妇女和儿童可付出劳动时间的占有。作为资本的一端要无限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作为工人的一端就是生命时间的缩短，“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筋疲力尽的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4]295
其三，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生命政治批判的宏观视域，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将生命过程的分析以及对资本生命政治的批判看作是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的东西，不是如西方生命政治学那样：当他们进行生命政治学批判时，历史唯物主义在他们视野之外；恰好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和视域中，才能深刻地、全面地揭示人的生命过程及其权利产生的本质，也才能真正深刻揭露和批判资本条件下无产阶级身体、生命和劳动被奴役、控制和压迫的状况，也才能提出真正的科学的生命政治理论。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生命政治考察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为了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人的生命存在首先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域中加以把握。因而，关于人的生命存在的考察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就具有独特的地位，在他们看来，以往旧哲学看待人的生命过程都仅仅将之归结为“自然性”，将之仅看作是自然存在，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还是其他哲学家都是如此。问题在于：人的生命过程本质是社会的。人的生命存在只有在开创历史的实践中，通过实践、劳动和生产才能真正获得。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全部理论就是从关注、研究有生命的个人开始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146我们虽然不能研究人的各种生理条件和生命过程中的种种自然环境条件，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人的生命需要的满足，即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是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本能方式即劳动生产方式来达成的。“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1]147人的生命因而就获得了与动物生命过程不同的社会规定：“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39人的生命的生产立即就在延续和扩大方式上展现为两个方面：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即生育和人口的繁衍。因此，人的生命进程，就通过社会生产而变成创造社会历史的过程。人的生命的生产也就扩展为全面的，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人口随之的繁衍扩大，社会关系生产以及精神生产等等。人的生命的生产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存在，也同样变成政治存在和社会存在。政治开始全面介入人的生命生产过程，政治成为人的生命生产资源、过程、方式控制的最高权力。国家权力不仅对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全面控制，也同时对人自身的生产进行控制；不仅需要治理人生命生产的物质过程，同样需要治理人的生命生产的精神过程，即意识形态的生产和运行过程。人的生命生产扩展到何处，社会历史的边界就扩展到何处；人的生命生产进展到什么程度，历史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的生命生产方式变化到什么阶段，历史变革和社会形态就进展到什么阶段。人的生命生产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基础和本质内容，历史发展成为人的生命生产存在的外在样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示着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同时就揭示了人的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本质和规律。
除此之外，更为无情的是，机器的出现造成了大量工人的失业，过剩劳动人口出现，从此资本不再是直接压榨工人的肉体生命了，而是转变为一种无形的精神规训，因为过剩劳动人口以及从业的工人都“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4]447，从业的工人被加强了劳动的强度，“力的作用时间上所受的损失，可由力的作用程度来弥补”，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惊人地增加了劳动的规则性、划一性、秩序性、连续性和效能”[4]450。换句话说，工人必须听从提高生产率的劳动制度，工人必须听从制度的“安排”，被分配到各个机器上去，“机器上面的一切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4]461。也就是说，工人的生存与发展都只是为了适应机器的运作，都只是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服务。这种简单却要求高度集中精力的重复性劳动，不仅在工人的肉体上形成了压力，同时在工人的精神和自由上面进行了剥夺。在工厂里，这就是“兵营式的纪律”与“完整的工厂制度”[4]464，这似乎就进入了福柯“惩罚与规训”的语境，资本家对工人的处罚不再是暴力性的鞭打了，而是变成了罚款，变成了一种无形的精神约束。
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公司的各地下矿，当矿体埋深超过700 m时，在灰岩、大理岩、片麻岩、花岗岩等岩爆倾向性岩体中掘进、采矿时，都会发生剥落或飞石等岩爆现象。为了控制岩爆伤人，可以应用急倾斜矿体开采的采空区处理与卸压开采方法既处理上部采空区并回收残矿，又实施深部采场的卸压开采，从而消除岩爆发生的应力条件[5,7]。对于缓倾斜至水平的埋深较大的矿体开采，可以先在矿体走向的两端根据计算的压力拱的宽度布置巷道似采场，分别将这两个巷道似采场的岩爆控制问题变成巷道的岩爆控制问题，等这两个巷道似采场开采完毕并形成了压力拱后，再回采其之间的压力拱下的其它采场，因而实现了其卸压开采[1,6]。
另一方面，对于工人来讲，他们不得不遵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安排”，因为机器造成了一部分工人失业，变成剩余人口，“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4]471。工人一方面不得不屈从于资本，屈从于机器，另一方面还将自己的价格降低到价值以下，这对工人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机器对于工人来说不仅是求得生存的竞争者，更且是与资本联姻压榨工人的“权力”系统。资本通过结合机器的生产优势制造出了大量的剩余人口，还把剩余人口紧紧地掌握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即使被机器排挤出来的工人为其他产业部门所吸收，也依然摆脱不了对资本的依附性，工人还是必须要从属于资本。“资本对工人人身支配权的形成显示出现代社会的生命政治，资本不仅仅以购买力呈现为一种经济权力，更重要的是以支配力成为实质性的政治权力。”[5]
通过简单的论述可以得知，马克思在资本批判过程中，看到了资本对工人的肉体与精神所形成的双重权力，在西方生命政治学的理论谱系中，福柯的生命政治学也好，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也好，不管他们是否承认，其实都是基于马克思对资本权力揭示的基础展开的生命政治学批判。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就是对生命异化关注的生命政治逻辑，他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入手，从经济社会的细胞商品的分析开始，关注到了劳动力是一个特殊的商品，看到了人的生命为资本所主宰，并且看到了私有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三、批判与建构：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的辩证视域
其四，对资本条件下的劳动、无产者身体、生命和存在困境的分析，以及对于这一遭致无产阶级生命过程苦难的状况的揭露和批判，不是像西方生命政治学那样诉诸道德化批判、诉诸后现代思维的批判，而是坚定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进行批判。工人阶级的异化劳动和整个阶级被资本支配身体和生命，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产物。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视域曾经经历着从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简单梳理这一进程，也对我们反观西方生命政治学的思维逻辑有参照价值。
如耀东华装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同步人造贴面板，美国公司认为这种人造板贴面质量好，虽然美国9月17日提高了10%的关税，又有多个国家的产品参与竞争等，但是，在9月份提税后，广东耀东华公司仍按照原离岸价继续给美国公司正常供货。
西方生命政治学发端于福柯的“微观政治学”，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后现代政治哲学观，源于后现代的文化批判。持后国家观点政治哲学的批判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克服资本主义，不能仅仅用针对国家革命的道路，必须要针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从市民社会进行批判。而市民社会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国家是由政治支配的，市民社会则是由文化支配的，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心理、行为、价值观念的文化系统。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视野中，要打破资本主义的牢笼，唯有从总体性上打破资本主义的文化系统才有可能。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传统影响了西方的社会批判进路，包括左翼激进思想、后现代主义以及以福柯、阿甘本为代表的生命政治学批判。生命政治学批判就是一种后现代文化批判的新进路。从生命政治学真正进入学术视野的历史来看，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就没有遵从关于政权理论的各种论说，而是直接过渡到一个非政治的、市民社会中最核心的一个要素——人的生命。在福柯后现代政治观的视野看来，作为统治术与治理术的权力秩序在人生命的层面上安排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就等于安排了国家的秩序，人的灵魂支配人的肉体，把他者的眼光变成自我的自律，这就是福柯的微观政治学。在这一点上，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有着高度的一致，他开展的是生命政治学批判，继承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传统。
图1中的Tb和Tc可采用现代化的信息物联网技术来计算，而且目前该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但对TRSE的贡献并不大，关键是要降低Ts值。本文主要对此进行展开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关注人的异化劳动的存在方式，西方生命政治学关注政治对人生命的约束与操控，都突出强调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但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他们关注更多的是脱离社会存在意义上的文化批判。如此，西方生命政治学抛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就必然看不到社会历史的边界，政治权力的范围都是由人生命的生产拓展的产物。正如上文所言，人的生命生产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基础和本质内容，历史发展成为人的生命生产存在的外在样态。批判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建构。马克思恩格斯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建构的视野，这是西方生命政治学体系缺乏的基本方法。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逻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二重性辩证分析，也为我们对资本条件下的生命、身体和劳动的辩证法研究提供了多维度的视域。相对于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生命生产处在普遍的“人的依赖关系”条件下，资本逻辑造就的“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人的相对独立性”是历史一大进步，至少在抽象和形式的“自由、人权、平等”意义上达到了所谓“政治解放”。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这些在启蒙话语掩盖下的口号的虚伪性和阶级性，他们指出：在最终意义上，上述关于人的生命存在状况的权力不过是有利于资本逻辑的权力的人格表现。而只有达到“人类解放”即最终消灭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的生命生产的真正自由和解放。但是，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403，这被德里达称之为是对资本的“最高褒奖”。可见，人的生命生产是一个历史进程。每一个历史时代只能提出自己的独特的解放使命，我们发现了人的生命生产的规律，既不能改变、也不能跨越历史规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指明其只是社会历史中的一个现象，不能用异化说明历史，而是要用历史去说明异化。“异化和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可如此一来，马克思不仅阐述了批判意义上的生命政治，也明示了建构意义上的生命政治，更提出了生命解放的历史辩证法。
宋榕华：在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受到环保政策影响加大的形势下，公司近两年加大了推广社会责任的力度。不只把自己的企业管理好，而且兼顾上游下游的企业，让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都得到管理。比如公司的诸多供应商中，尤其是一些本地的私营企业，在环保检查方面不够成熟，公司就帮助他们进行环保合规性检查。为他们做出一个详细的检查表，内容包括内部管理情况、环保政策落实情况、产品是否环保等诸多方面。让他们根据表格内容先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自查，由此查漏补缺，不断合规起来。这样一来企业不用担心政府检查，科莱恩与他们合作也觉得放心。
四、结 语
在西方生命政治学盛行之时重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政治批判思想不是刻意地“迎合”西方学术话语的选择，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展开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想对话的需要，是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需要，更是创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的需要。不仅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夺去数千万地球人的生命、大屠杀等政治事件引发了无数学者关于生命与政治关系的深思，更是生物资本主义利用生物技术大规模渗透人的生命存在，控制人的生命过程，以人类生命为载体榨取利润，布展资本权力的种种生命政治实践昭示着当代社会生命政治问题的凸显。解答西方生命政治学的“生命解放之问”，同时也是解答国家治理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积累的医疗、教育、居住、社会保障、城镇化等大量关乎人生命存在与发展诸多问题的“历史之问”“中国之问”。重述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生命政治批判思想，有利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当代视域的拓展，有利于促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的建构，更有利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的伟大出场。
3.假设单件化妆品的不含税价为P,买家购买套装相对于分别购买套装内所含产品的可享优惠率为R，则套装化妆品的不含税价为2P（1-R）。令，P≤2000，2P（1-R）>2000。 根据自网易考拉中选取的100组不参与活动打折的单件和套装化妆品样本，以“优惠率=[单件价-(套装价/套装所含件数)]/单件价”计算得知，优惠率R大多集中在0.15%-1.75%。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王庆丰.《资本论》中的生命政治[J].哲学研究,2018(8).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19)04-0055-07
作者简介： 马中英，女，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韩璞庚，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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