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运动的“性紧急状态”及其启示_共产主义论文

共产主义运动的“性紧急状态”及其启示_共产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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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曾效仿俄国,以“暴力攻打冬宫”的方式夺取政权,均遭失败。二战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普遍放弃暴力革命道路,试图通过和平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但迄今为止,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成果。相反,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理论,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国、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为指针,领导广大群众夺取政权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探索却取得了成功。实践证明,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西方理论而是按照他们的东方理论进行的。

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键问题上,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犯了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毛病,即办了现阶段不能办、无法办、办不好的事情,而忽视了现阶段应该办、必须办、办得好的事情,笔者称之为“性急病”。当然,这与苏联“老大哥”的“示范”作用有很大关系。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宣布苏联于193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39年又提出“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此后,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苏联领导人一直认为苏联社会正处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赫鲁晓夫把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冒进思想推向极端,提出要用20年时间建成共产主义。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的说法有所纠正,但提出的仍然是“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摆脱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由于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可供借鉴,所以其它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步苏联“老大哥”的后尘,甚至思想更左、走得更远。以我国为例,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1958年便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60年代初,与苏联分道扬镳后,我党虽然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但毛泽东却认为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这就为推行极“左”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诞生后,经历数十年的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长期处在困惑和困难的境地,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成功地跨越“卡夫丁峡谷”,反而遭受了重大损失,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跌入谷底。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犯了“性急病”,其实质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没有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没有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没有扎扎实实地发展生产力,在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理论时陷入了误区。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起码可以给我们带来以下几点启示。

其一,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在实践中发生失误,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经过资本主义成熟发展的、在生产高度社会化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当成了现成的模式去遵循,脱离了客观实际,犯了“性急病”。而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俄国等东方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一是保留和利用农村公社,“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段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3页)二是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成果, 资本主义在几百年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世代的总和,社会主义是在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所建立的更高的社会制度。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引发和推动,“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但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 绝大多数人甚至根本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理论, 更不用说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三个前提条件了。这就提示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一知半解,只有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才能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从更深层次上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东方理论,但对东方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没有具体的阐述,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可遵循的原则。因此,我们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要从实际出发,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其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实践理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都缺乏准确的科学分析,都不同程度地犯了“性急病”,认识不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在理论上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划分为若干历史阶段,认为社会主义没有自身发展的过程,而只是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这样,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必然脱离客观实际,必然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邓小平吸取社会主义发展遭受挫折的深痛教训,认为我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过3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我国仍未摆脱落后状况,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半自然经济占有很大比重。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生产关系的不成熟不完善,决定了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需的一系列条件很不充分,因此,我国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我党第一次提出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党对社会主义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的重大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我们不敢说这一理论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有指导意义,但最起码具有借鉴意义。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应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理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以这一理论为基石。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建立和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才能变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为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才能逐步改变落后状态,实现由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工业国的转变。

其三,要始终不渝地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邓小平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的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始终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不是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而是把不断变革和完善生产关系、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追求所谓的“平等”摆在首位,其后果是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只能依靠发展生产力,也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使我国尽快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使社会主义真正显示出优越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自始至终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其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这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快速发展、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富裕幸福的基础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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