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新闻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其影响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战时论文,管理体制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5-0122-08 战争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政治或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早在一百八十多年前，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就对两者关系作出了精辟的论述，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①。在强调“政治决定战争”的同时，克劳塞维茨辩证地提出“战争反作用于政治”的论断——当然，他所提到的“政治”更多是指协调一国内部利益和外交关系的宏观机制；他所提到的“反作用”也仅仅是从政治适应性的角度来谈论战争的特殊要求。总之，作为一个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以战争的视阈、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来谈论政治的。 尽管如此，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哲学论断，仍给予笔者极大的启发，使笔者对“战争反作用于政治”议题的探索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议题中的“政治”，与克劳塞维茨“军事/政治”的概念有所不同，它将回归西方政治学(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突出政治的社会治理或管理功效。也就是说，笔者有关“战争反作用于政治”的研究，将突破“战争”题中应有之战役、战例、战术等的限制，重点探讨战时国家管理体制，尤其是新闻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其对战后年代的影响。 那么，战时新闻管理体制对于战后年代的新闻管理是否产生了影响，产生了哪些影响？换句话说，战争使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延伸后是否得以继续延伸、持续延伸呢？这是笔者将要面对的具体问题。如果以此作为假设进行论证的话，支撑它的条件盖有三个：第一，战争的阶段性特征；第二，战后各国的具体情况；第三，战后全球环境的变化。 所谓“战争的阶段性特征”是指，战争是进攻、防御(或相反)直至停战的全过程。即使停战戛然而止于某一个时间节点上，战时政策向和平时期政策的过渡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滞后就会产生影响，许多事例证明了这一点，例如鸦片战争对中国晚清侨务政策的影响，朝鲜战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等等。 如果说上述支撑条件中的第一个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可以不证自明的话，第二、第三个条件则需要通过充分的史实和案例进行解读、分析。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表现形式，也是一种非正常形态。非常态意味着对常态性的社会体制、机制的阻断和适应战时需要的新的体制、机制的生成。从历史的角度看，战争不一定构成历史分期的节点，但战时体制，包括新闻体制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开始效仿苏联，包括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形成其后延续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此派生的一些管理模式与方法(包括新闻管理模式与方法)至今仍然留有余温。 而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则与战争和非常态的国家治理模式直接相关。 这要追溯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场革命斗争。这场革命胜利后，苏联境内仍残留着大量的资产阶级势力，它们时常利用自己掌握的报刊发表诋毁苏维埃政权的言论。鉴于此，1917年11月，列宁提出要封闭这些报刊，并且亲自签署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出版法令。《法令》宣布查封的报刊包括：1)煽动公开对抗和不服从工农政府者；2)通过恶意中伤、歪曲事实制造混乱者；3)挑动从事犯罪活动者。《法令》同时规定，一旦新秩序确立，对于报刊的各种行政干预必须停止，并在对法律负责的范围内对出版实行充分的自由。1920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后，列宁认为新秩序确立的时机已到，提出报纸要全力关注经济建设问题。1922年，国内出版了一份《新俄罗斯》杂志，由路标转换派分子创办，因为属于资产阶级报刊，出版两期即被查封。列宁写信给时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捷尔任斯基，认为这样做不妥。后来联共(布)中央做出决议，允许该刊继续出版。列宁还认为，报刊具有舆论监督的潜在功能。他在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中说，希望该报要成为一份“战斗的机关报”，这种战斗性表现之一就是“更严格地监督”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把“疏忽的人登在黑榜上”②。 总之，列宁的设想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对报刊的管理应当由行政干预转变为法律制约，同时要加强报纸对党的工作的监督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报刊的这些设想和论述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他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战争条件下)提出的报刊思想却被模式化和绝对化，成为苏联在不同历史时期普遍遵循的原则。 1924年列宁去世以后，苏联党内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政治斗争。先是“同托洛斯基的斗争”，之后是同“新反对派”的斗争、“同布哈林的斗争”，紧接着便是30年代的肃反运动。在此期间，斯大林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方法，严格控制舆论工具，使之服从于政治斗争和肃反斗争的需要。当时，莫斯科的各家报纸均报道了三次大审判③的过程和将一批红军将领交由军事法庭审判的消息，口径完全一致，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由此可见，当时斯大林对舆论的控制是相当严密的。 3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展开，党内“左倾反对派”“右倾反对派”的相继被击溃，加之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战后五年计划的全面实施，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开始升温。在此氛围下，斯大林越来越多地实行个人专断，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在斯大林的授意和领导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接连展开，一些作家、诗人被点名批判，许多杂志被勒令停刊，苏联思想战线归于沉寂，不同声音哑然消失。 40年代中后期，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胜利，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度提高。此时又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亟需学习苏联的治国经验，苏联遂以大党大国的姿态，将自身模式输出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从而使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推广，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唯一基本模式。 苏联模式的典型特征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影响了中国30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改变。 体现在新闻方面，就是高度集中的新闻管理体制。其特点是： 第一，报纸归国家所有，是党和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报道的任务。重大新闻由苏共中央宣传部门审定后发布。 第二，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形成一个层级分明、严密有序的金字塔报业体系。形式上虽然有党报、政府报、企业报和社会团体报之分，实则同属党的报刊系统，非党报纸不存在。 第三，《真理报》与苏共合为一体(其主编一向都是苏共中央委员)，享有党所赋予的特权。《真理报》的言论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被称为“报纸的报纸”。地方各级报刊的宣传口径须与它保持一致。 第四，没有颁布新闻法，对报刊的管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 苏联的新闻管理模式同样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早在建党初期，列宁的办报思想以及俄国党报的经验，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尊崇的信条和学习的范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是以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为蓝本，规定“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此后，在党的多个文件中，都引用了列宁有关党报的观点，而列宁关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论断，更是成为党对报刊的根本性要求，在实践中得以贯彻。 回溯建国初期至“文革”结束的30年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巩固新生政权的同时，迅即对党在战争年代发展起来的新闻事业进行了调整与充实，并对旧有的私营新闻业进行了改造，从而使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很快进入起步阶段。但是由于新生政权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面(与苏维埃政权诞生初期的情形类似)——军事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残部与当地势力勾结，以土匪游击战的方式对抗人民政权；经济上千疮百孔，一片凋敝；国际上还有此起彼伏的拒绝承认新中国的叫嚣……面对这种情形，党在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和剿匪反霸、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采取了高度集中的领导方式，其对新闻业的管理，也沿用了战争年代的方法和手段，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的、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在新闻业发展的起步阶段，由于受到党内极左思潮的影响④，新闻媒体的功能被扭曲，成为错误路线的传声筒和社会动乱的助推器。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社会环境、媒介生态的变化，中国政府在新闻管理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对苏联模式亦进行了重新认识)，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管理思路与方法，但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契合的部分仍被保留下来，融入到今天党和政府的新闻管理中。 以上分析呈现了苏联新闻管理体制因战争而形成、战后持续发生影响的过程。历史是不能割裂的。苏联解体后独立兴邦的俄罗斯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形(即战时新闻政策影响战后管理的情形)？同样需要做一个分析。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至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更换了4任领导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其间虽有一些体制上的变革和政策上的调整，但包括新闻体制在内的国家政治体制、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上也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迅即提出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同时提出“扩大公开性”的主张，使得苏联媒体在宣传方针和报道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90年8月，苏联第一部新闻法《全苏新闻法》问世。新闻法规定取消新闻检查，规定各类社会组织和年满18岁的公民个人都有权办报，这是对苏联原有新闻体制、制度的根本性改变⑤。1991年苏共解体，苏联解体。作为苏联领土上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自然成为它的继承者，叶利钦也成为了俄联邦总统(叶氏于1991年6月由俄罗斯全民投票选出)。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很快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该法继承了《全苏新闻法》的某些内容，在字面上为言论自由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而俄罗斯新闻管理体制的变化(并对今天产生影响)，同样与一场战争——车臣战争有关。车臣是俄联邦自治共和国，车臣战争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谋求分裂的车臣武装军队之间的军事冲突。军事冲突共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994年至1996年，第二次发生在1999年至2009年。1994年年底，叶利钦下令出兵攻打车臣，引起各方面的不满，俄罗斯议会内部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都反对出兵车臣，俄罗斯媒体也异口同声地谴责政府，并以大量篇幅刊登反对者的言论和声明。为了平息舆论，统一宣传口径，叶利钦收回了之前给予媒体的自由权力，实行了严格的管制。为了加强舆论控制，俄政府设立了临时新闻中心和车臣冲突新闻分析委员会，要求各新闻媒体及时发布它们所提供的官方消息。政府实行舆论控制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接受国家财政支持、具有全国影响的新闻机构，如俄通社—塔斯社、“奥斯坦基诺”电视台、《俄罗斯报》等等，而这种舆论控制手段又在叶利钦的继任者——普京那里得以延续。 1996年叶利钦谋求连任时，俄媒体寡头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为他提供了人力、财力以及舆论上的支持，叶利钦顺利连任后，寡头势力一步步渗透到俄政治核心层，开始对国家权力机构施加影响。寡头及其舆论与政府的对立，不但给中央政策的贯彻实施造成巨大的阻力，还使民族、地区间的各种问题愈益突出。对于媒体寡头的肆意妄为，叶利钦痛恨已极并有心整肃，但念及曾经受惠于人，这只“重拳”无论如何也砸不下去。无奈他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接班人——普京身上。 2000年5月，普京当选俄联邦总统。他上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复失去的舆论阵地，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他的“收复”行动分两步走： 第一步——迫使寡头从媒体领域，尤其是影响重大的广播电视领域退位。 普京上台之前，谷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分别控制着收视率颇高的独立电视台、TV6电视台，同时拥有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和全国电视台的股份。普京上台以后，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对两大媒体寡头进行经济犯罪的指控和使用破产法，将寡头掌握的股份最大限度地收归国有，最终使两大“媒体帝国”化为乌有⑥。 第二步——收回给予外国媒体的特权。 叶利钦执政期间曾签署93号总统令：允许美国“自由”(自由欧洲)电台在莫斯科开设常驻分部并可在俄境内设立记者站，确保其“自由从事新闻工作”。这使自由电台在俄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在享受俄政府优惠政策的同时，“自由”电台并未给予相应的回报，相反，它无所顾忌的行为常常给俄政府带来各种麻烦和困扰，这种情况在对车臣和乌克兰地区的广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02年10月4日，普京签署总统令，宣布叶利钦于1991年签署的93号总统令失效。这就意味着，“自由”电台在俄享有的特权不复存在。俄国家杜马还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修正案。修正案规定，在建立传媒机构时，外资不得超过50％。 时至今日，普京已经第三次连任国家领导人，他在执政初期采取的新闻管理方法并未发生改变。这种方法(模式)就是：国家控股所有重要的国内新闻媒体；政府出资创办大型的国际传播媒体(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的创办)；外媒涉足的范围极其有限。从中可见，尽管俄罗斯政治体制与前苏联相比已经完全不同，它的新闻管理仍然是高度集中的，并且带有一定的战时色彩。 关于战时新闻管理体制对于战后影响的分析，仅举前苏联、俄罗斯以至中国的例子，似乎不足以说明问题，毕竟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上的关联，不能排除其中的偶然性因素。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论题所蕴含的必然性或普遍性特征，需要将目光转向一个与此关联不大的国家或更具代表性的国家，深入考察其战时新闻管理体制的影响。这个国家就是美国。 说到美国的新闻管理，就不能不提越战(越战之前美国政府关切的主要问题是围堵苏俄和阻止中国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 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越战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军事与外交失误之一。在这场战争的后期，美国媒体开始向美国民众报道战争真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甚至不顾政府禁令连续刊登涉及越南战争的政府机密文件，在国内激起了反战浪潮，致使美军不得不黯然收场。美国政府在总结越战失败的教训时，从内部找到的一个原因是：越战败于媒体。 自那时起，美国政府、政客对于媒体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对媒体的管理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到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媒体已经不能像越战时那样为所欲为地与美国政府和军队唱反调了。因为在这场战争中，美军采取了限制性的舆论控制方法，即由军方统一报道口径，统一发布新闻。政府将战地报道权只授予那些被政府、军方认可的新闻机构，这些新闻机构的记者也只被允许进入预定的圈子，不能直接接触军事行动。军方提供给新闻网的是经过剪辑的轰炸录像，美国的大部分媒体也只能依此播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总监埃里克·奥伯曾无奈地表示：这种方法可以“让军方在新闻到达美国人民之前操纵和控制新闻”⑦。当时美国民众接触到的主要是美国媒体的报道，如CNN 24小时不间断的播出，接触不到战争对手的报道和言论⑧。总之，政府、军方通过控制主流媒体和媒体渠道的做法，将有可能影响战争进程、尤其是有可能引起民众反战情绪的新闻压缩到了最低限度。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为了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敌意”，美国全面增强了国家安全观念和对舆论的战略统筹意识。军方开始推行企业界广泛使用的“战略传播”的概念，力求突破行政区隔的瓶颈，将与传播有关的各种要素(包括公共事物、公共外交、信息战、舆论战等)进行统合调配，以形成美国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框架下整体性的传播战略布局。 美国整体性传播战略布局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2001年“9·11”事件后，为了加强海外舆论攻势，美国设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后因涉嫌发布虚假信息于2002年2月被关闭。2003年1月，白宫设立“全球传播办公室”，以协调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不过据美国总审计局的资料以及其他文献显示，该部门没有履行好预期的职责。2004年9月，美国国务院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位——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政策与资源规划部部长，以重振美国的公共外交。根据美国前国务卿贝克顾问杰雷吉安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的建议，白宫成立了穆斯林外交政策协调委员会和战略传播政策协调委员会，力求在国家层面解决政策规划和实施的问题。不过据分析，由于缺少一项国家传播战略，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仍然难以开展。 鉴于这种情况，同样是在2004年，美国防部委托属下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就“战略传播”议题进行专项研究，并提供了咨询报告。报告指出，应当将国家政策统合起来，对文化及美国政策产生的影响有所了解，使战略传播重新散发活力，并且要在机构间、政府/私营部门间展开二战以来最为广泛的合作，运用国家力量中的所有元素打赢当前的思想战争。在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中，首次描绘出“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系统”(见图1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