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价格的传导效应--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分析_汇率论文

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兼析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出口论文,东南亚论文,汇率论文,中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多次庄严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周边国家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对其出口是否产生强劲的促进作用,相应地对中国的出口是否会产生巨大的抑制作用,从而使中国因采取负责任的人民币不贬值政策而蒙受过大的代价?随着日元的不断贬值,这个问题显得格外突出。笔者认为,研究汇率波动的传递性问题,可以部分地为深入研究上述问题提供理论分析工具。就一般理论意义而言,我国学术界和实业界对传递性问题还比较陌生,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归纳与总结,并结合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实际进行研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传递性的概念

传递性最一般的定义是进口价格对名义汇率的弹性。如果出口商对以本币计算的出口价格不作任何调整,使得汇率变化完全反映在国外进口价格上,则认为传递性是完全的;相反,以进口国本币计算的进口价格保持稳定,而对汇率变动的冲击完全由出口商对出口价格作出调整,则认为传递性为零,即汇率的变动完全由出口商吸纳。例如,美国的制成品出口商,在出口作价时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反应不敏感,从而将汇率波动几乎全部传递给了外国进口价格,这说明美国出口产品传递性很强。相反,日本的制造商根据市场定价,根据汇率的波动改变以日元计算的出口价格,不管美元升值或贬值,都在美国市场上保持日本产品的美元价格相对稳定,这种情况就是缺乏传递性。

在国际市场上,汇率波动传递效应的显著特征是,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上的传递性不同,同一市场上不同商品的传递性也不同。作为中国重要贸易伙伴的美国、日本、德国的情况更具有代表性。美国的出口价格传递性强,日本的传递性差,而德国的传递性则具有选择性,在美国市场上的传递性差,而在其它国家市场上则不然。

分析传递性问题一般采用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我们知道,影响汇率波动及商品进出口价格变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理论上来讲,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更有效,但实际上这是无法做到的。采用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只分析汇率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而将汇率的决定、工资、原材料价格、市场结构及经济周期等因素当作外生变量来处理,这在分析单个部门的传递性问题时是可以接受的。就价格变化本身而言,价格无外乎是由成本加利润构成的,其变化可以分解成这两部分的变化,但成本变化又只能由一般均衡分析来得到,因而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法又必须对成本的变化加以控制,将传递性界定在汇率波动与利润变化之关系的范围内,从而传递性实际上变成了经过成本变化控制后的汇率波动与价格变化的关系了。

换句话说,传递性真正的定义是,以进口国货币表示的FOB价格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弹性。传递性强说明实际汇率的变化对进口国本币表示的FOB进口价影响大,传递性差则说明影响小。在定义上作这样的修正是很容易理解的。首先,假如名义汇率的变化纯粹是由同比例的通货膨胀造成的,则经济状况在没有货币幻觉的条件下根本就不会发生变化,传递性就不存在。俄罗斯近几年恶性通货膨胀和卢布的大幅度贬值就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卢布的巨幅贬值并没有促进俄罗斯出口的大规模增加,相反,由于其国内生产体系的崩溃和市场的无序,俄罗斯的外贸出口一直不振,大大增加了其国际收支的脆弱性,加剧了金融动荡。其次,名义汇率的变化可以通过改变投入品价格的方式系统地改变成本,从而改变价格,其对成本的影响仅限在不可贸易的投入品比例范围内。举例来说,所谓两头在外的外向型企业并不一定从本币贬值中获得好处,如果所加工产品的投入品有相当部分是进口品,且以硬通货支付,则本币的贬值必然提高此部分投入品的成本,购自本土的可贸易投入品由于其存在着出口竞争,本币贬值后也会引起国内价格上升,只有购自本土且以本币支付的不可贸易投入品才有可能真正影响相对成本,这一点正是国际竞争力变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次东南亚及韩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该地区并没有如人们预想的那样出现出口的繁荣,相反,大部分出口型企业由于债务和支付危机,反而出现生产下降,出口滑坡的现象,只有极少数原材料购自本地,而产品大部分出口且不受配额限制的幸运企业(如为信息产业跨国公司配套生产零件的电子元器件企业)才真正从货币贬值中获得了好处。只有通过观察实际汇率变化对外贸价格的影响,才能真正抓住传递性的本质。

二、实证分析方法

经过对名义汇率的调整,首先澄清传递性究竟存在与否的问题。显然,如果不存在传递性,则在实际汇率的波动过程中,一国的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就不会出现系统的行为,即不会出现持续上升后又持续下降的情况;并且,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在价格均等化规律的作用下,将呈现相同的行为。

对传递性存在与否的检验一般都以美国市场为代表,这是因为美国是世界贸易中最大的进出口国,美国的出口和进口价格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它国家进口和出口价格的行为,并且美元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计价货币,美元的实际贸易加权汇率自70年代末以来一直存在着较严格的持续下降和持续上升相交替的阶段波动特征,我们通过比较进出口价格的行为就能看出有无传递性的问题了。

麻省理工学院的Rudiger Dornbusch研究了美国的进出口价格行为(注:Rudiger Dornbusch,"Exchange Rates and Pric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 1987,77,93~106.),发现1980年之前美元贬值时期,美国进口价格比国内生产总值消价指数上升得快,而出口价格大致是同步变化,而1980年之后美元升值时期,进口价格增速减慢直至后来出现负增长,说明外国的出口商根据美元汇率的变化对出口价格作了调整,自己吸纳了汇率波动的影响。而美国的出口价格则与国内生产总值消价指数大致同步变动,说明美国出口商未因汇率波动对出口价格作出调整,汇率波动的影响完全传递给了外国进口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Daniel Citrin曾对美国的进出口价格行为进行了数量分析(注:Daniel Citrin,"The Recent Behavior of U.S.Trade Prices",IMF Staff Papers,Dec.1989,36,934~949.),他按照美国出口商获利最大化的准则对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出口价格行为建立了模型,其中美国的出口价格模型为:

③Kenichi Ohno,"Export Pricing Behavior of Manufacturing,A U.S.-Japan Comparison",IMF Staff Papers,Sep.1989,36,550~579.

④关于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调整方法的讨论,参见林桂军《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章第3节。)

Michael M·Knetter发现德国出口价格的传递系数比较复杂,而美国的出口价格传递系数较大,但德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价格传递性很小,也就是说,德国出口商在美国市场上保持德国商品的美元价格稳定,而改变以马克计价的出口价(注:Michael M.Knetter,"Price Discrimi-nation by U.S.and German Exporter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 1989,79,190~210.)。德国出口商在美国市场上的定价行为与日本的出口商相类似。

三、理论分析

汇率波动对外贸价格产生传递效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完全竞争、供给结构调整的代价、市场占有率、货币的国际地位、总需求的状况、企业的规模、利润目标的区别以及出口依存度等都是影响的重要因素。学术界讨论最多的则是以下几个原因。

1.国内外市场份额的相对重要性。60年代以来亚洲的经济奇迹强化了这样的一个论点,即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是最优的。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模式推崇有加,完全没有察觉悄然而至的金融危机。世界银行甚至在1997年初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东亚经验》的专题研究报告,分四个部分对东南亚的经济增长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注:该报告共有52节内容,可以从世界银行网页(http//www.worldbank,org)的出版目录下获取。)。此次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外向型小国经济的脆弱性一面。其实,外向型小国经济脆弱性的暴露绝非始自东南亚,70年代北欧国家或多或少所沾染的“瑞典病”与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异曲同工之处,或许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80年代以来的经济调整,能够为东南亚国家摆脱危机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注:克拉斯·埃克降德:《瑞典经济——现代混合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三部分。)。这里所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12亿多人口的中国是否也要遵循出口第一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大国风范是否会受到商品出口利益的制约。依笔者的观点,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对外开放的意义绝非停留在扩大出口的层面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应来自内需及技术进步。从这一点来说,美国而非韩国、日本(注:有学者认为,日本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类型的发达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为中国提供更多有益的借监。

美国的国内市场相对地要大于其国外市场,对美国出口商来讲,两个市场间具有较大的替代性,当美元升值对出口不利时,可以转向国内市场,因而出口商只根据生产成本的变化调整价格而不对汇率的波动作出反应,将汇率波动的影响传递给国外进口商。而对于日本、韩国和德国这些出口依存度较高的国家来说,出口商更关心国外市场的份额,如果也将汇率波动的影响传递给外国的话,就有可能因为本国产品在外国市场上的价格不稳定而丧失市场份额,因而越是对重要的国外市场,越要保持以外国货币表示的产品价格的稳定,自己吸纳汇率波动的影响而不加以传递。在这种情况下,也往往会很冤枉地被认为是在倾销。

2.市场结构。不同国家相同商品的传递性存在差异,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市场结构的差异。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产品没有差异,则通过套头交易活动使价格均等化的规律发生作用,从而不出现传递现象。但当代国际市场上大量存在着的是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寡头竞争、产品差异的现象。在国外市场,外国公司与本地公司进行寡头竞争,外国公司依据对其产品的需求状况确定销售数量和价格。在寡头竞争条件下,如果美元升值,则有利于外国公司扩大销量,甚至还可以依据需求差异情况稍稍降价,而美国的公司通常只能降低销量,很难降价,因为降价将导致侵蚀利润。因此,寡头企业的生产条件、技术条件对其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

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担心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会直接面临来自东南亚货币贬值国廉价商品的竞争,从而对我国的出口带来巨大的压力,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日元贬值之后,这种担心愈发强烈。应该说,这种担心是完全正确的,并且1998年5月我国外贸出口22个月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也印证了这种担心。我国外贸出口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这种负面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由国内汇率以外的其它政策加以控制和抵消。

新贸易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次优的世界里(它更符合当代国际市场的现实),政府的政策干预能够通过改变企业市场竞争条件的方式,有效地改变经济福利的分配状况。当今的国际贸易已经开始向有协调的管理贸易演变,国内的经济政策在较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条件。应该说,国内目前低通胀的宏观经济状况对保持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有支撑作用的,并且这种状况在整个亚洲金融危机的低谷期间都有可能得以保持,另外,政府手中还拥有其它的政策手段可以利用,诸如出口退税、出口专项信贷资金等。这些带有国内利益转移支付性质的政策都有助于稳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改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部分地抵御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这些政策至少在短期内是有效的。

3.宏观经济的随机性冲击。有的学者认为,不同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以及冲击程度的不同,会造成汇率波动幅度的不同,也就不可能出现相同的传递性。传递性是宏观经济变量的函数,在某些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下就不存在传递性,或者在一些宏观经济变量冲击的一定程度内不发生传递性,因此,商品的传递性会因时因地而变化,这要取决于宏观经济冲击的来源。如果造成汇率波动的原因主要在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引起名义汇率的变化,而实际汇率并没有改变,从而不发生传递性,例如,70年代汇率波动就与通货膨胀高度相关。如果造成汇率波动的原因是非货币因素,如财政因素、产业政策因素,则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实际汇率,外国企业很难从汇率变化中估计出通货膨胀的可能范围,因而定价行为就变得复杂。这一点需要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在引起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中,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结构相对失衡是一个重要原因,比起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美国经济来说,关注物质产品生产和出口的东南亚国家,其经济结构相对落后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范围内产品(包括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和财富重新定价的一种反映,在这个重新定价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知识、技术优势和市场垄断力量。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瑞典经济,其外向型产业结构的落后在60年代已开始显现,70年代的石油冲击加剧了危机,在80年代采取了以克朗贬值为主的调整政策,沿知识密集型之路逐步调整产业结构,从而使瑞典经济重新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注:克拉斯·埃克降德:《瑞典经济——现代混合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三部分。第207~212页。)。由此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宏观经济冲击的来源不同,传递性也不同,对经济的影响方式也会不同,因此必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高度警觉。

四、几点启示

1.从技术的角度来讲,通过分析我国几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价格传递效应,可能掌握其出口定价的某些规律,并在具体的进口业务中加以利用。例如,美国制成品的出口价格传递性较强,本身与美国国内该行业劳动成本变化高度相关,我们在进口机器设备时,就可以主要参考该产品的美国国内价格指数(或该行业价格指数)来确定进口价格。而对于来自日本、德国等国家的进口设备,在定价时应该多考虑对方吸纳汇率波动的可能程度,以分摊汇率变化对商品价格的影响。

2.在理论总结的基础上,收集整理我国对不同国家地区进出口商品价格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反应状况的有关数据资料,估算出各大类商品的外贸价格对汇率波动的传递系数,以有利于更合理地对进出口商品定价。

3.研究我国国内的市场结构,准确估计国内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状况及其可接受的定价行为,以便我国将来在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体制下,国家制定出合理而有效的产业政策和对外经济贸易政策,推动国内企业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企业进行有效的竞争。

4.以更长远和更宏观的眼光看待中国应付亚洲金融危机挑战的问题,不能盲目地陷入货币贬值战。对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来说,为扩大出口而不适当地进行人民币贬值无异于拱手相让国内资源,会损害国家长远的利益。动态地看待进出口平衡问题,并且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高度看待出口问题,短期内执行一定程度上的进口替代政策(尤其是生活消费品),可以减缓出口的压力。总之,维护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有助于维护中国作为大国的利益和国际形象,应付金融危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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