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异影响因素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线性论文,多层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转型的背景之下，经历了从政府集中管理向以市场机制为配置手段过渡的变革。关注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经费资源的配置效应，可以发现两大问题：一方面存在着经费投入严重滞后于高校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格局。相关研究发现，这种不均衡格局背后又存在着区域间、院校类型间、甚至经费筹措结构间三个不同层面的差异。[1]随着这种不均衡格局的加剧，势必会对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质量保障、甚至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形成严重制约。为此，深入探讨和分析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异形成的影响机制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财政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异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区域层面的政府政策取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市场需求以及院校层面的机构特征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差异？本研究试图利用多层线性分析模型，对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异的影响因素展开系统深入的实证分析，以期为建构合理有效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
1.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背后多层次差异的存在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异，是区域性、院校层次性和经费结构性三个不同层次差异的叠加性体现。
对区域间差异的研究比较活跃。有学者认为，1993年至2005年，我国省际高校生均支出的基尼系数在波动中略有上升，而地区财政收入和产业结构对预算内生均支出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2]有学者从投入总量、发展规模、师资水平和办学效益四个方面，对区域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异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影响作用。[3]有学者发现，在空间层面，东部地区内部的差异和东中西部地带间的差异是构成我国地区间高等教育经费差异的主要因素。[4]
对院校类型间差异的相关研究也不少。有学者发现，地方公办普通高校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在民办高校市场顺应性和政府对重点大学的倾斜性政策的夹缝中艰难生存。[5]而地方院校与央属院校之间的经费差距，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政府专项工程的实施呈不断扩大趋势。[6]针对院校间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有学者利用2005-2009年教育部直属院校经费收入的分析，指出院校是否被纳入“985工程”、招生规模和政府财政拨款成为院校间经费投入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7]
对经费结构层面的相关研究也有一些。有学者发现，由于不同类型院校经费筹措机制的差异，导致央属院校、地方院校以及民办院校在经费收入结构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央属院校的经费收入主要来自政府的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拨款，而地方院校和民办院校的经费收入中，学杂费收入分别超过了40%和87%。[8][9]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上述研究对理解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在不同层面的差异有很大帮助，但其解释能力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并不能清晰剥离宏观层面的区域特征和微观层面的院校特征对资源配置差异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效应。
2.从政府、市场、大学视角考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过渡，可以发现背后的牵动机制并非是单维度的，资源配置已成为政府、市场及院校自身的多维力量互动的产物。这种多元化机制的形成，不由使人联想到伯顿·克拉克所建构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政府、市场、大学“三角协调模式”。该模式认为，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受到政府、市场及学术权威三种势力的整合影响，不同国家的发展各有偏向，是上述三种力量不同程度的结合。[10]作为解释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重要理论框架，三角协调模式在各类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式。加雷斯·威廉斯与矢野真和更是将其沿用至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机制研究，有效地解释了资源配置机制背后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力量冲突。[11][12]
尽管在现实中影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因素有很多，但依据“三角协调模式”理论框架，本研究可以从政府、市场、大学三个视角探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形成机制(见下图)。
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图
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筹措机制而言，首先不能忽视的影响要素是政府效应。来自政府的财政投入是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大量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高教财政投入存在显著差异。而政府的高等教育财政供给能力，则受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即所谓市场要素的影响。同时，从政府决策层面而言，又受到政府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对于高等教育倾斜度两大要素的制约。也就是说，政府如何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确定教育的位置，以及把高等教育放在整个教育财政预算中的什么位置，决定了高等教育得到的公共资源的水平。
其次是市场效应的存在。随着高校经费筹措中市场机制的确立，市场对经费筹措甚至在配置差异中发挥的作用已不可忽视。这里可以将市场环境分解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需求两大要素。一方面，通过产学研合作、人才的委托培养、企业或社会团体的捐赠等渠道，区域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为高等教育资源筹措提供了有效的支撑。另一方面，在近十年我国实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学费收入成为高校资源筹措的核心渠道之一的背景下，市场环境中旺盛的高等教育升学需求，也成为高校经费来源的重要保障。
最后是大学自身的机构禀赋效应，也就是院校的经费自筹能力。由于各个机构有着自身的办学特征或者说禀赋，比如学生规模、学科方向、行政隶属关系和院校学术选拔性存在很大差异。而在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制度框架中，这些院校的机构禀赋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以“985”高校等学术选拔性较高的院校为例，由于这类院校的特殊定位，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利益格局中成为潜在的利益群体。具体而言，“985院校”不仅在获得来自政府的财政专项拨款中占有极大优势，而且在筹措外部资金时，由于其所具有的学术与社会声望，因而在吸纳来自社会的横向科研合作、捐赠收入等方面也占据绝对优势。
总体而言，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上述三方力量所构成的综合性运作机制。但究竟政府、市场、大学在资源配置差异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多大程度的作用？对于该问题的回答，需要高等教育财政研究在研究方法中做进一步的完善。
3.多层线性模型的引入和数据说明
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HLM)是针对传统统计技术在处理多层结构数据所存在的局限，以及可能产生的对分析结果的曲解而提出的，它适宜对广泛存在的多层嵌套性数据进行恰当的、深入的分析和解释。这种分析方法可以在一个模型之中同时处理微观层次的个体变量和宏观层次的环境变量。该方法在三个方面优于常规回归方法：一是改进了对个体效应的估计；二是对各层次之间的效应建立模型，并可进行假设检验；三是分解各层次间的方差和协方差成分。
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异的分析考察中引入多层线性模型，其原因在于，本研究的数据中院校嵌套于不同的省区之中，对于这种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采用两层线性模型(HLM2)，可以考察院校层面变量和区域层面变量(包括政府及市场相关变量)所导致的生均经费的差异，以及区域层面变量如何影响院校层面变量与生均经费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多水平模型包括了院校-区域两个层次。首先层-1模型假设院校生均经费差异是由院校机构禀赋，如在校生规模、院校学术选拔性、学科方向和行政隶属关系所决定(如方程1所示)。其次，假设层-1模型截距项和斜率随机变化，即层-2区域中的政府和市场相关变量可以直接影响层-1的截距项(方程2)和斜率(方程3)。合并后多层线性模型可以表达为方程式4。其中，Yij表示第j个区域的第i个院校的生均经费变量的观测值，Xij表示院校层面的机构禀赋解释变量，Wj表示第j个区域的区域特征变量。对于层-1模型，β0j，β1j分别表示第j个院校生均经费回归直线的截距项和斜率，eij表示第j个区域第i个院校的测量误差。对于层-2模型，γ00和γ01分别表示截距β0j对于区域变量Wj的回归直线的截距和斜率，U0j表示由第j个区域变量带来的截距项上的误差。γ10和γ11分别表示截距β1j对于区域变量Wj的回归直线的截距和斜率，Uij表示由第j个区域的区域变量带来斜率上的误差。表1则对模型中具体变量提供了定义说明。
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异的现状分析
1.高校生均经费的基本状况
2005年，我国普通高校的生均教育经费为13629元，其中预算内经费6055元，预算外经费7574元，预算内经费占生均经费的44.43%，预算外经费占55.57%，由此可看到我国高等教育经费中，虽然政府财政投入依然占据较高比例，但从其他渠道获得的预算外经费已经超过了一半，成为经费来源的主体部分。
根据表2可以发现，高校生均经费的规模及其构成与院校类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首先，就生均经费规模而言，显而易见院校的学术选拔性与之有着高度的正相关性。具体而言，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金字塔”结构中，处于塔尖的极少数高选拔性研究型本科院校，即首批进入“985工程”的“2+7”所的“985”核心院校的生均经费达47838元，分别为普通“985”院校的1.65倍，211院校的2.06倍，一般本科院校的3.22倍、高职院校的4.47倍。其次，从经费构成来看，预算内经费所占比例也随着院校的学术选拔性降低呈明显递减趋势。其中，包括“985”院校和“211”院校在内的研究型大学的比重在50%左右，教学型本科院校为45%，而专科院校则降至42%左右。这表明，学术选拔性较低的院校所获得的政府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使得这类院校不得不依赖于学费收入等外部资金筹措渠道。
2.不同类型院校间生均经费差异
以上讨论的仅是不同类型院校间的生均经费均值，即院校间差异。而在各院校的数据观察值分析中发现，即便在同一类型院校内部，不同院校观测样本的生均经费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以下利用泰尔系数指标，对院校生均经费的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做进一步的考察(见表3)。
泰尔系数指标具有把整体差异分解为组内和组间差异的特征，并且可以进一步分析组内和组间差异对总差异形成的影响作用。表3显示了泰尔系数分析结果。分析发现，院校类型内生均经费差异(0.1264)大于院校类型间生均经费差异(0.0423)，总差异约25%源于院校类型间差异，而院校类型内差异的贡献率则高达75%。具体各类院校的内部差异分析表明，在“985”院校和“211”院校等研究型大学中，院校间资源配置差异相对较小，呈均衡状态。而在一般本科院校、高职院校中则院校间差异极为显著，差异贡献率分别高达43%和27%。
三、高校间资源配置差异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1.零模型分析
零模型(The Null Model)是多层线性模型的方差分析模型，是该类模型分析的第一步。在零模型中，各层模型里都没有预测变量，其目的在于区别被研究对象的个体差异和背景差异的比较，而暂时不考虑控制相关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本研究中，零模型的主要目的就是将高校生均经费总方差分解为院校和区域两个层次，以观察两层随机方差各占总方差的比例分布，由此确定开展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的必要性。此外，可以根据零模型分析结果所提供的两层方差分量计算跨级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即层-2的区域级方差在总方差中的比例。跨级相关系数越大，说明生均经费的方差被分解到区域级层面的比例很大，就有理由认为生均经费的变异受区域层次因素影响很大，有必要进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见表4)。
表4显示了零模型的分析结果。跨级相关系数为0.367[0.093/(0.093+0.161)]。这表明高校生均经费的差异有36.7%来源于区域层面，63.3%的差异来自院校层面。换言之，院校层面的因素解释了生均经费差异的63.3%，区域层面因素解释了生均经费差异的36.7%。表4中层-2随机项方差估计的卡方检验P值小于0.01，表明生均经费在第二层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区域因素对生均经费的变异有很大影响。以上结果表明，在探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异中引入多层线性分析模型，特别是在院校层面的基础上关注区域层面变量影响作用的必要性。
此外，HLM软件还提供了信度(reliability)指标，信度值域为(0，1)，1为完全可靠。信度越高，说明误差的方差越小。本研究的模型估计信度是0.945，表明模型拟合的估计值与高校生均经费差异的真实值很接近，信度很高。
2.多层分析中院校和区域两级的自变量选择
在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分别在各层设定了相应的自变量(见表1)，在此可以通过半条件模型(semi-conditional model)分别对各层自变量进行初步试探和筛选。
层-1半条件模型分析结果发现，所有的院校层面变量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包括学生规模、院校学术选拔性、院校学科方向(是否综合性大学)和所属关系(是否央属高校)等，因此，将保留这些院校层面变量，在完全模型中再做进一步分析。但是自变量“是否综合性大学”的回归系数在层-2的变异不显著(r=20.71，P=0.35)，因此，在完全模型中，可以把该变量的系数设定为固定参数。[13]
层-2半条件模型分析结果发现，代表地方政府教育重视程度的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对高校生均经费差异的影响不大，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将不再纳入完全模型进行分析。而对高校生均经费影响比较显著的区域层面变量包括：代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代表高等教育升学需求的高考报名人数、代表地方政府高等教育倾斜度的预算内高教经费占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等三个变量。
3.完全多层模型的分析
为了分析在有统计控制条件下，院校层面变量和区域层面变量对生均经费是否存在显著影响，以及区域层面变量对院校层面变量与生均经费之间关系的影响程度，需要构建完整的两层线性模型，从而反映各层自变量作用的复杂结构。
根据层-1半条件模型的分析结果，将统计显著的自变量纳入模型，并设置在院校层面各自变量对高校生均经费的影响方式。层-2半条件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人均GDP、高考报名人数和预算内高教经费占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等三个变量在区域层面存在显著差异，可全部纳入层-2截距模型，但没有必要全部纳入每个层-2斜率模型当中。[14]借助层-2自变量如何影响层-1自变量的有关理论和经验，并经过试算筛选，最终得到区域背景下高校生均经费的二层完全模型如下：
同时，在完全模型中，为避免出现信度过小、对高层模型离差统计量无法分析等问题的出现，以及为计算方差成分等目的，尽量对每个二层模型的建模过程给予充分的讨论，以减少随意出现的模型随机项。[15]因而，本研究只在二层的截距模型设置随机项，而所有斜率模型都设为固定效应模型，即它们都不存在随机效应，这样也是为了尽量保持必要的统计显著性。表5总结了区域背景下高校生均经费二层完全模型的分析结果。
首先，表5的第一部分描述了层-2区域自变量对层-1模型截距(即区域生均经费的均值)的影响。所有层-2的区域自变量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表明区域层面的差异对区域高校生均经费均值存在显著影响(
=6.87)，这种强有力的“背景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具体来看，地区预算内高教经费占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越高(
=0.87)，即政府教育财政投入中对高等教育的倾斜度越高，区域生均经费均值越高；人均GDP越高(
=0.39)，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的教育财政供给能力愈强，区域生均经费均值越高；而反映高等教育升学需求的市场因素——高考报名人数与区域生均经费均值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0.08)，即日益旺盛的高等教育升学需求并未给高校带来充足的经费资源。导致上述现象出现的根源在于，在近年财政经费不足的状况之下，政府通过高校资源筹措市场化的方式转嫁财政支出压力，而财政投入的降低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高涨的市场升学需求所带来的生均经费增长。
其次，从层-1学生规模的斜率模型(
)而言，表5的第二部分显示，在校生人数总效应的斜率(
=-1.18)是负值，即学生规模对于生均经费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完整模型结果进一步表明，这一负效应受到区域层面的显著影响(
=0.08)，尽管在截距模型(
)中升学需求越高的地区生均经费水平越低，然而学生规模的系数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升学需求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学生规模对高校生均经费的抑制效应。
此外，院校学术选拔性的斜率模型(
)，自变量均为显著。院校学术选拔性与高校生均经费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1.74)，即学术声誉越高的院校在生均经费水平方面出现明显优势。这也印证了近年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向中，存在着向以“985工.程”院校为代表的高学术声誉院校倾斜的趋势。但完整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学术声誉对于资源的增量效应也受到区域层面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预算内高教经费占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以及高考报名人数均能显著弱化这一正向关系
。
然后，从院校学科方向的斜率模型(
)来看，其斜率的回归系数为负(
=-0.14)，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表明综合性大学的生均经费低于以单科院校为主的其他高校。
最后，从院校行政隶属关系的斜率模型(
)来看，不同行政隶属关系的高校之间生均经费存在显著差异，央属高校生均经费显著高于地方高校(
=3.27)。这一正向关系也受到区域层面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随着人均GDP提高(
=-0.31)，央属高校对生均经费的正向影响会显著弱化。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地方院校与央属院校在生均经费方面的差距。
四、结论与政策性含义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格局日趋严峻的现状，本研究结合“政府、市场、大学”三个视角，利用多层线性模型对高校生均经费差异的形成机制展开了系统的分析探讨。主要研究结论可归纳如下：
首先，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异是多层次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多层零模型结果表明，高校生均经费差异并非完全取决于院校机构特征，区域作为院校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涵着政府政策选择、社会经济发展、民众升学需求等各方面的差异。目前，高校生均经费差异，约63%来自院校机构禀赋的差异，约37%来源于区域层面因素的影响作用。
其次，通过多层线性模型的分析，本研究对院校生均经费在院校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影响因素及其互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受到院校层面和区域层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并且院校层次与区域层次之间还存在复杂的互动机制。根据研究分析结果，结合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从政府效应、市场效应、院校机构禀赋效应三个方面，阐释资源配置差异背后的复杂形成机制。
就政府效应而言，虽然近年预算内经费在生均经费中所占的比例出现下滑，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财政投入依然在高等教育经费中占有重要比重。而院校的生均经费水平与所在区域的高等教育预算内经费比重具有重要关联。即地方政府在教育财政投入政策的选择中，对于高等教育的倾斜性将直接促进院校生均经费的提升。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投入的重点选择对也能弱化院校层面中高校学术声誉对于生均经费的增量效应，缩小由于院校学术等级阶层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差异。
从市场效应来看，随着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不断深化，学费、捐赠、横向科研合作等多种途径已成为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经费筹措机制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所在区域的市场化发展状况对于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具体而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促进院校生均经费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由于院校行政隶属关系差异所形成的生均经费差距。也就是说，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所属地方院校生均经费的增加，由此缩小央属院校和地方院校在生均经费方面的差距。此外，市场效应中另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影响要素是民众的高等教育升学需求。研究表明，升学需求要素不仅会直接影响到生均经费，而且对院校层面要素也会形成显著的抑制作用。具体而言，升学需求的增长，并不能促进所在地区院校生均经费的增长，相反却对生均经费的提升具有显著负效应。但另一方面，升学需求却能有效缓减学生规模和生均经费之间的负向关系。
至于院校的机构禀赋效应，研究表明，院校办学规模对生均经费都具有显著的遏制作用；院校学术选拔性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生均经费水平的增长；在学科特性方面，综合性大学的生均经费低于其他类型高等院校；从行政隶属关系来看，央属院校在资源筹措方面处于明显优势。
为了保障高等教育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高高等教育资源投入，将资源配置差异控制在合理的水平，是未来各级政府以及各院校共同努力的方向。而以上的研究对于政府的政策调整和院校的发展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就政府高教财政政策而言，在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增加教育财政投入的同时，提升和保障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重要性，将是实现高等教育资源充足性的重要前提。此外，政府需要调整财政投入机制，合理安排项目拨款与基本支出拨款之间的平衡，有效控制资源配置中过度“马太效应”现象的出现，在积极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同时，保障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
就院校的发展路径选择而言，目前我国院校发展定位模糊，盲目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和扩大招生规模的现象较为普遍。而本研究结论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盲目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增加学科设置发展综合性大学都不能有效提升院校的资源筹措能力。这意味着，院校需在与政府和市场的互动中，努力与区域经济相结合，确定相应的学科发展方向，形成自身特色，合理确定办学规模，才能提高院校的资源筹措，实现院校的良性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