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商业赛马产业发展的现状、制因及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汉市论文,产业发展论文,赛马论文,路径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498(2011)05-0026-06
修回日期：2011-05-20
商业赛马作为一项集商业、旅游、文化、体育休闲、农业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庞大新兴产业，理应成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一极”。赛马产业的发展和体育彩票的发展趋于融合，是我国商业赛马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当前体育彩票所带来的可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早已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如2010年共发行体育彩票694.65亿元，募集公益金191.98亿元，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1]。目前赛马彩票的发行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期盼和舆论的焦点。要使商业赛马早日“上马”以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当前非常有必要研究其产业化运作问题。
众所周知，赛马作为武汉市一大特色体育赛事，是我国商业赛马发展的排头兵。近10年来，其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的发展均十分迅速。2003年武汉金银湖畔，落成占地面积1000000m[2]以上的东方马城，其赛马场是华中地区唯一一个国际标准的赛马场，也是国家体育总局中国马术协会马术与速度赛马的训练基地。从2003年起正式投入使用，截至2011年已连续成功举办8届赛马节和其他各类赛马赛事。武汉商业赛马可谓是风声鹤起，在国内外舆论中掀起不小的波澜，成为开放商业赛马体育彩票呼声较高的城市；然而，武汉商业赛马虽然筹备已久，却迟迟未能全速运作，未能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缘由纷繁复杂，但有一点不得不提及，那就是商业赛马产业发展现实路径缺位。本文拟就武汉市商业赛马产业的发展现状、制因及路径问题进行探讨，为我国商业赛马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借鉴。
1 武汉市商业赛马产业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前武汉曾是我国商业赛马活动的发祥地之一。自1861年汉口开埠后，先后设立了五国租界，英国贵族阶层的赛马运动被引入汉口。1902年，英国人开始在汉口兴建西商跑马场。1906年，中国富商刘歆生兴建华商跑马场，并于1907年正式发售马票，开华人发售赛马彩票之先河。1924年，汉口商人王植夫、吴春生等人集资合股，建成“万国跑马场”[2]。当时，武汉赛马运动盛极一时，作为同时拥有3个马场，且3个马场均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可谓中国之冠，一时间武汉市作为“赛马之都”的美誉传遍全国。时至今日，在武汉市仍然能寻访到与当年赛马相关的旧址、地名。
随着国内经济水平的提高，群众体育消费的热情高涨，开放商业赛马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003年，武汉市赛马首次破冰，规模宏大的“东方马城”在武汉金银湖畔落成，该马城是由东方神马实业(武汉)有限公司出资兴建的一个大型综合性项目。根据武汉市规划部门通过的《泛金银湖地区概念规划暨综合交通规划》，以东方马城为核心的泛金银湖78km[2]区域，将建成国内领先的赛马运动基地、中部地区独具特色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和休闲度假区、优越的滨水居住区和高新创业基地。同时武汉市政府将优先在东方马城附近投资上百亿元，进行各项建设，将马城打造为武汉发展的又一个经济增长极。
截至2010年底，东方马城已完成以体育赛马为主导的，国际赛马场、观演大楼、赛马学院、赛马展览馆、赛事中心、会员会所、游客服务中心及商业、休闲、娱乐中心等10多个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其中国际赛马场是东方马城的核心项目，也是中部地区唯一一个国际规模的赛马场。赛马场按照国际标准设计，配备一个总长为1 620m、宽28m的标准沙地跑道和一个周长400m的马术场。同时配备有各种速度赛马和马术专用设施，中央广场面积约120 000m[2]，多功能广场可容纳数万观众，承办国际、国内各种级别的马术与速度赛马赛事，并面向企事业单位、团体和游客提供旅游、商务、休闲服务。
2003年10月1—6日，武汉市东方马城举办了“2003首届红金龙中国武汉赛马节”和“第5届全国速度赛马锦标赛”。其中“第5届全国速度赛马锦标赛”是首次在我国中部城市举行的赛马比赛，同时这次比赛亦是武汉市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的速度赛马比赛。来自国内9支赛马代表队的近200匹赛马参加了7个项目的角逐，这次比赛是武汉市为重树赛马城市形象全力打造的一场高规格的赛马盛典。当地主要媒体——《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武汉晨报》等，纷纷从不同角度报道了当时武汉赛马节的盛况。
2003年底，湖北作为首个以“中国竞猜型赛马体育彩票”为目的的申办省份，首开赛马体育彩票的先河，抢占先机。自2005年始，全国速度赛马公开赛正式作为一项长期举办的赛事，落户武汉。2005年，武汉第3届赛马节首次走向国际，举办了第1届国际骑师速度赛马表演赛，来自7个国家11个地区的优秀骑师参加该项比赛，并取得佳绩。通过此次比赛，组委会明确了未来逐步与国际接轨的发展方向，并提出“彰显赛马文化魅力，打造赛马之都”的口号。
2005年初，在武汉市政协会议上，武汉市民盟调研室主任秦英巍提交了《大力发展赛马产业，做大做强赛马产业链》的提案，并呼吁社会关注赛马。2005年第1季度，由湖北省武汉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带头，联合全国40个大中城市的政协委员，提案呼吁开放“赛马体育彩票”。
2005年4月，针对政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中、部分政协委员“关于武汉试发行商业赛马体育彩票”的提案，国家财政部正式下文答复，并表示有必要对商业赛马体育彩票的可行性进行研究。2005年8月，“中国竞猜型赛马彩票研究课题组”在武汉成立，并首获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中心授权，全面展开对商业赛马体育彩票的研究。2006年7月，《中国竞猜型赛马彩票课题研究报告》、《赛马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办法》及《赛事规则》、《赛马彩票游戏规则》等相关技术附件由课题组编撰完成。
2006年10月，赛马经济论坛在武汉市举行，在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刘志仁表示，湖北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递交的“关于武汉试发行商业赛马体育彩票”提案，已经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已将其列入工作日程。同时也表示国家非常关心和重视马彩事业，但必须做好赛马体育彩票发行的相关工作，特别是政策、法规、制度、管理机制、运行模式、风险控制、比赛规则等要落到实处，将可能存在的运行风险和社会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才有希望正式获批。
2008年1月10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虽然目前武汉市已经获得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开展速度赛马赛事运作平台试点工作，但试点的获批并不意味着赛马彩票的“开猜”，而需要按照国际标准完善马场管理、建设和配置场地，以及培育马匹和培养骑师等。
2008年，国内第一个赛马专业在武汉商业服务学院设立，80余名学生成为全国第1批正式拥有赛马专业本科学历的高素质人才。该院开设的专业涵盖了赛事组织、赛事管理、日常养护、马匹保健、马匹营养、骑术训练和运动服务等多个方面，为武汉市商业赛马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使武汉市作为全国首个开设赛马专业教育和培训的城市走在了国内赛马人才培养的前沿，为城市增色添彩。
2009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验收武汉东方国际马城，包括新华社在内多家媒体进行报道。至2011年，武汉已成功举办了8届赛马节，已具备一定的赛马赛事经验和基础。赛马节不仅成为武汉市的一档城市特色节庆活动，也成为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新型载体。武汉市商业赛马节不论从赛事软、硬件环境建设，赛事组织管理和安排上，还是从商业化运作上均跨出第一步。在赛马运动的群众参与环节，创新性地引入类似赛马彩票的“竞猜券”，观众可以凭门票换取竞猜券，猜中头马的观众即可获得价值120元的“武汉城市一卡通”，极大地激发了参与者的投注热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巧妙的投注方式，也是商业赛马体育彩票运行的一种成功尝试。
武汉市商业赛马产业的发展历程及现状总结如下。第一，有“东方芝加哥”之称的汉口曾经拥有“西商”、“华商”、“万国”三大跑马场，被誉为旧中国的“赛马之都”，留下了一段浓墨重彩的历史与30余处与赛马相关的地名，其深刻的文化底蕴在武汉这座城市打下了独特的烙印。第二，武汉市已经建成“武汉东方马城”这类规模较大、硬件比较齐全、基础设施和技术系统较好的赛马场，且初步建立了商业赛马运动的人才培养体系。第三，商业赛马在武汉市已具备了一定的赛事基础，2003-2009年连续举办了7届“武汉赛马节和全国速度赛马锦标赛”，积累了一定经验，受到了日本、英国、美国等赛马大国同行的好评，同时标志着该城市浓厚的赛马氛围开始形成。第四，商业赛马产业的发展已引起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竞猜型赛马彩票研究课题组的成立，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中心授权对赛马彩票的研究，为商业赛马在武汉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软环境。
2 武汉市商业赛马产业发展制因
2.1 商业赛马产业发展文化内驱力不足，缺乏产业核心
武汉市赛马经过多年培育，从区域走向国际，不仅成为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赛马节庆活动，在国际上也形成较高的关注度，商业赛马无疑将是武汉市在发展体育产业和体育事业中的重要元素。在光鲜的外表背后，赛马产业自身发展的文化内驱力不足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内驱力的不足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马文化在民俗文化中的流失。城市发展的高速现代化使得承载几千年华夏文明的马文化开始卸下历史发展的责任，城市中兴衰荣辱早已被现代化的物质象征所取代，马文化在影响城市发展的作用上已几近流失殆尽。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马文化似乎只在书本延续，与他们的生活渐行渐远，马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并轨而行的光景已然暗淡[3]。据有关媒体调查表明，在武汉市国际赛马节连续举办7届之后，武汉仍有50%左右的市民对赛马运动及武汉国际赛马节，只是略有耳闻，甚至完全不了解。实然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也不乏文化宣传上的断档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要在短时间内使马文化、赛马文化在大众文化中流行缺乏必要的量的积累，也难以引起质的变化。
其二，异质赛马文化的残存。第一次是在我国民族危亡之时，赛马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元素登陆中国是在民国时期，赛马文化历史与中华民族屈辱史相互重叠，“国恨”与“家愁”在赛马文化中交织，赛马文化的负面因子被无限夸大，而这些因子至今仍无法挥之即去。第二次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之时，缺乏控制的人的欲望及无限膨胀的激情，让赛马文化成了“短命鬼”。可以看到，两次赛马文化的出现都处于社会变革、国家转型的关键期。这种改革关键期一方面允许新事物的出现，另一方面一旦新事物造成大规模的社会负面影响，其生存的土壤就难以留存，赛马文化便是这样一个新事物。
目前武汉商业赛马在马场规划、赛马赛事组织、赛马产业专业人才培养、赛马彩票可行性研究等软、硬件条件上具备一定优势，并走在全国赛马产业发展的前列，却难觅硕果。究其根源不难发现，武汉商业赛马产业的发展缺乏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商业赛马相关配套制度仍欠完善，商业赛马产业链难以形成。从国外发展经验来看，马彩应是整个赛马产业链的核心，但在我国博彩业受到严格的限制，社会认知和开放程度十分有限。目前对公众开放的只有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因此商业赛马想找到发展的突破口，赛马与体育彩票的结合将成为整个商业赛马的核心，是带动整个产业链发展的一条可行之道。
2.2 商业赛马发展缺乏法律保障和行业制度规范
世界发达国家商业赛马的发展经验表明，拥有必须完善的法律体系监管才能保障商业赛马公平、公开、公正的开展。如日本赛马法律体系由中央政府制定的《竞马法》《竞马法施行令》《竞马法施行规则》《日本中央赛马会法》等多个法律和条例构成，从而保障商业赛马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法律条例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完善和修改而成。其中，《竞马法》从1949年初次制定到2007年修改版前后共修改了15次，而《竞马法》与其他法律条款相关的地方法就有16部，其涉及的法律门类包括《农林省设置法》、《地方财政委员会设置法》、《地方税法》、《民法》等。仅从日本赛马法律所涉及的法律门类和范围看，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深度之深，均是我们进行赛马法律体系构建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再如美国的《州赛马法》(Horse Racing Law of 1995)明确了该法案所监督管理的范畴。其中第一条就是颁发赛马执照给参与该州赛马比赛的人，同时监管参与赛马行为，它还负责选举赛马会的执行官，并授予其权利和义务，与此同时，它还明确了农业部门及其负责人的权利和义务等[4]。不言而喻，这些商业赛马发达国家对于商业赛马的制约已形成高效率的制度化监管，法治取代人治是适应现代商业赛马的必要途径。
反观我国商业赛马，早在1992年广州就兴办了广州赛马会，举办了博彩性赛马活动，但缺乏最为基本的纲领性赛马法。信息不透明、赛制混乱，人治大于法治造成了广州赛马会官员贪污腐败、赛马裁判员执法不公等。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当前我国发展商业赛马的重要瓶颈。对于武汉市开展商业赛马而言，地方性赛马法规的制定不失为解决当前法律困境的重要步骤。那么，对于发展武汉商业赛马而言，除了制定地方性赛马法律法规，更为现实的问题是要制定行业管理制度。我国现有的赛马行业准入制度是空缺的，从赛马马房到赛马俱乐部均没有一个明确的行业规范和准入制度，这无疑将是重要的突破方向。
2.3 商业赛马产业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尚不确定，风险较高
从我国商业赛马发展历史进程来看，商业赛马在广州、北京两次试点失败均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风险控制休戚相关。究其原因，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现行管理体制不能满足商业赛马发展对新型管理体制需求。第二，目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从以往的案例看商业赛马发展中的“冲击—回应”的风险处理模式显得十分被动，只有未雨绸缪才是可行之道。第三，商业赛马在我国大陆的发展模式缺乏可以借鉴的成功案例，赛马产业发展对风险的认识不足，缺乏对产业发展的全面认识。第四，以往商业赛马发展的尝试中行政过于垄断、财务混乱、监管缺失、政企不分，社会公信力的不断下降，给腐败现象滋生提供了温床。第五，缺乏风险预警机制，导致问题不断汇集、交叉、放大，最终成为难以控制的“洪水猛兽”。
2.4 商业赛马产业发展风险控制研究缺位
赛马产业发展的宏大理想，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从未停止过探索的步伐，在我国大陆不长的一段商业赛马史上，就曾出现过两次商业赛马发展的小高潮。第一次是在邓小平1992年巡访南方诸省后，广州首先破冰成立赛马会，并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商业性赛马盛会——“广州马王赛”，中断了近30年的赛马运动重新得到振兴和发展。第二次是2005年北京顺通赛马俱乐部开办的商业性赛马。这两场比赛的规模和社会关注度均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令人遗憾的是星星之火刚要燎原之际，赛马产业的发展遭遇了政策的寒流，由于相关监管制度不够完善，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导致商业赛马中的很多环节出现问题。“外围马”活动猖獗，腐败作假现象直接影响了商业赛马的公信力和社会治安秩序，被中央叫停。
悉数其中缘由纷繁复杂，其中涉及的重要一点就是商业赛马的风险控制问题。这些风险不仅仅来自于赛马运动本身，如何从政策、体制、制度、规则、经济、社会道德等方面成功识别、预测、控制风险，把商业赛马对赛马产业发展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控制在最小程度上是赛马产业发展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5]。值得庆幸的是，自武汉市2003年举办首届国际赛马节以来，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7届赛马盛事，初具规模和社会效应，商业赛马以及商业赛马体育彩票在群众中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家政策对赛马彩票的态度出现了“冰释”的现象，但从政府对商业赛马的实际动作上来看决策者态度依然谨慎。究其根源就在于对发展武汉商业赛马未知风险的顾虑，当我们看到商业赛马背后的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及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同时，也应注意到商业赛马巨大投资背后的巨大风险及商业赛马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深远影响，决策者踌躇不定的态度暗示着一个重要的原因：目前学术界对商业赛马风险鲜有一个系统的分析，商业赛马在中国发展的风险评估及其控制方法尚未定论。
2.5 缺乏长效舆论宣传引导机制，群众参与程度较低
目前，武汉赛马产业要想蓬勃发展的障碍之一是“马盲”过多，大多数人均没有见过速度赛马，也不知道“赛马彩票”是什么，有的甚至直接将其等同于“买马”、地下赌博等不法行为。赛马彩票与福彩、足球彩票的情况不太一样，在武汉乃至全国均缺乏群众基础。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博彩业的长期限制，社会对赛马产业的知晓度较低，宣传力度、深度和广度不够，只是在偶尔的节事性活动才能得以看到相关宣传报道，当然这也与当前商业赛马本身发展不成熟有关。
从现在新闻媒体的宣传来看，教育角度宣传的较多，如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关于开办赛马相关产业的舆论宣传较多。调查显示，仅就“国内首个练马场”的谷歌词条搜索就达到1万多条[6]。这样的宣传模式在当下来说无不是对商业赛马宣传的一种起步，真正要将商业赛马放到舆论讨论的“大闷锅”中，尚待机会的成熟及舆论焦点聚集。这也是舆论传播学理论中议程设置的问题，那么对于商业赛马政策性推动而言，理应有“舆论诱引——舆论热议——政策议程讨论——法律条例的确定”这样的舆论宣传过程和特点。目前，就商业赛马的舆论宣传而言，只能算舆论诱引的第一步，尚未进入后续的发展过程，缺乏群众基础，不能激发社会的参与热情，产业发展难以积聚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和民众支持。
2.6 商业赛马产业核心服务业科学化水平不高，产业循环条件尚不成熟
商业赛马是一个产业体系，而不是单纯的体育竞技活动，这早已成为现代赛马的一个重要特征。商业赛马就其产业内容而言可以分为两个产业循环链条。
其一是内循环链条，它是由与赛马相关的产业链构成，即由育马、养马、马匹交易、赛马4个大部分构成。第一，育马是商业赛马产业发展的起始环节，我国拥有1 000万马匹左右，是世界上拥有马匹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占世界总数的1/6，然而对于商业赛马而言真正具有赛马条件的马种较少。如1 000m速度赛我国马匹最好成绩为1min3s，而纯血马的成绩为53s7。尽管现在民间有许多企业和个人从国外引进纯血马、温血马甚至阿哈尔捷金马(汗血马)，但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速度赛马，仍需要进一步改造，即马匹科学训练问题，而我国目前的马匹训练仅限于经验化水平，马匹训练科学程度很低[7]。
第二，当前养马业也处于一个艰难的发展瓶颈时期，尽管近年来马术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就分布的范围来看依然狭窄，马匹饲养的成本高而收入状况却不济，如东方马城每年的投入高达数千万元，而与养马休闲骑乘的收入几近其投入的零头，倘若不是其他相关产业的支持，要维系这样一个养马与马匹经济产出效益的平衡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马匹交易是商业赛马的重要环节，而目前我国马匹尚没有成熟的交易市场，只有个人行为，也没有马匹的交易规则和制度。这难免给马匹交易带来混乱，对于马主权益的保障存在着重大隐患。
其二是赛马产业外生循环产业链，涉及医药、生物科学、印刷、新闻、交通、农业、畜牧业等多个方面[8-9]。可以说赛马产业与社会其他产业关联度高，而现实是目前在武汉地区能够购买到马匹药物的医药公司屈指可数，更何谈其他产业对其的支持。当然，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律也表明，供需关系仍然是决定市场的主要因素，倘若随着马匹数量的增多、质量的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产业也会逐渐丰富起来。
3 武汉市商业赛马产业发展路径
3.1 以赛马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创造赛马发展核心推动力
赛马运动的兴起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更重要的是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政策以民意为导向，民意以文化流行为基础，因而要发展商业赛马的核心推动力，赛马文化应流行起来。我们认为，商业赛马文化是以马文化为中心，以博彩文化为支撑，以社会公益为导向的文化综合体。那么发展赛马文化，第一点就是使赛马文化生活化，即让关于马的知识、故事、文艺作品走进寻常百姓的家庭，使其成为既有社会显贵的支持，更有普通百姓热衷爱护的一种生活文化氛围。
在马文化退出现代化生活的今天，推行马文化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么在推行马文化时需根据不同对象与赛马文化之间可能关联的接触方式而进行分类处理。如面对拥有丰富经济、社会资源以及技术资源的上层人士，应借鉴香港马会的经验，以马会的名义招揽社会名流显贵参与聚会，使马文化成为社会显贵沟通的桥梁与中介，使本就高尚的马文化成为焦点文化谈资进而演化为文化洪流在上层社会中流行。在社会大众面前，赛马文化理应是一种休闲文化的代言，它应是民众生活中的牵挂，以一种话题形式在街头巷尾广为议论，使其为广大百姓认知、认可及认同。
争取获批“马彩”试点城市，在法律范围内推广商业赛马体育彩票的发行。“马彩”既是商业赛马的核心推动力，也是赛马产业的最大经济支撑点。武汉的赛马如能加入“马彩”这个刺激因子，可以将武汉的赛马带入一种“赛马运动促进商业赛马发展，商业赛马发展推动赛马产业的进步，赛马产业的发展反哺赛马运动”的良性循环中[10]。目前，武汉市“1+8”城市圈的区域发展规划正在深入和推进之中，城市圈内区域联动发展的优势显而易见，如能获得“马彩”试点城市的批文无疑是给城市圈经济发展增添了一个新的亮点，借“马彩”的东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采取多种途径与多方式拉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同时推进赛马及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
3.2 以立法保障商业赛马产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第一，商业赛马必须采取非营利式的经营模式。经营马场的赌博公司必须向其投资者和马城股东的利益负责，在营销过程中备受压力，因此需要千方百计提高销售额，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为了维持投注金额很可能会和犯罪集团互相勾结而为外围赌马等犯罪行为提供资金和渠道，使得整个商业赛马走向一条“不归路”。如果商业赛马以非营利的模式经营，并设立义务任职的董事负责决策和监管，提供有节制的博彩服务，募集的资金成为社会公益资金的来源，这样不仅兼顾了市民对博彩的需求，也满足了社会对赛马的需要和赛马运动的发展。
第二，提供有限的博彩机会，预防彩民沉迷。肆意扩大博彩的规模必然导致博彩的负面风险成倍增长。根据发达国家博彩经验来看，问题赌博通常涉及一些易于接触，而且容许持续多次快速下注的赌博方式，尤以电子博彩游戏机为然。商业赛马提供有限的博彩机会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也利于预防彩民沉迷。
第三，实施博彩参与人群管制预防未成年人赌博。非法赌博常常对投注者的背景、年龄、目的全无限制，导致参赌人员家破人亡，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参赌的未成年人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诱导，影响其健康成长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商业赛马在武汉发展必须严格限制未成年人参赌，对马场内和外场投注点实施管制，办理账户开设手续时严格审查投注人身份及年龄，制定严格的处罚规定，把未成年人限制在赌场之外。
第四，实施赛马博彩登入管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投注公司越来越多，有些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美国，已对互联网上赌博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表示关注。他们忧虑两大问题：一是未成年人可以在家里接触赌博网站；二是倾向沉迷赌博的人士，将不能抗拒可以透过计算机全日不停进行赌博的诱惑。事实上，有一些初步证据显示，互联网上赌博很可能与问题赌博有密切关系[11]。将来武汉“马彩”所提供的网上投注首先必须通过身份证证实使用者的身份，网上用户投注必须使用第二代智能身份证，方可换取准入电子证书，以此使用这项服务。
第五，不接受信贷投注。非法赌博之所以危害社会，就是其接受的信贷投注而产生的一条黑色产业链，投注者下注过多超过了自己经济的负载能力时，很难自我控制投注的金额，按照既定限额的最高金额反复投注，这时就会寻求信贷投注，导致投入越多，负债越多，最后导致因过度赌博形成的赌博问题，当这类人群达到一定规模必然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武汉赛马应只接受现金投注，以及审核通过的户口下注，不接受信贷服务。确保参赌人员对自己的投注金额有自我控制，不至于因为过度投注而欠下巨额赌债。
3.3 增加风险意识，引入商业赛马风险管理机制
商业赛马的复杂性和商业性决定了这项活动的风险指数较高，这里所说的风险包括商业赛马的政策法律风险、管理体制风险、经济风险、赛制风险、舆论风险、社会道德风险、社会文化风险等。就国内以往的经验来看，商业赛马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缺乏风险监测和应急预案。针对商业赛马中的薄弱环节采取预防措施，减少社会风险演化成社会危机的可能性，突出“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风险治理理念，才是更适合当前的环境，降低风险可能带来损失的办法。
首先，建立商业赛马风险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是一种内部监督程序，一般的启动程序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故意或过失、不正确履行或不履行职务的行为追究责任，将风险防御责任具体到个体，使得每个管理者具备危机意识。建立赛马风险行政问责制，就是当商业赛马运行过程中出现风险时，针对赛事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或工作范围内，未能及时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以使赛马风险扩大化，给社会和马城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而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一种现代风险管理制度。一套完善的商业赛马行政问责机制的建立，将会极大地推动商业赛马运行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重建。
其次，完善商业赛马社会“安全阀”，定期召开多方会谈，听取来自股东、马城管理人员、赛事管理人员、彩民、政府等多方的意见，让决策层充分了解来自各个阶层的声音，准确、高效、及时地协调各方利益，让问题发现在萌芽状态。通过新闻媒介的监督定期进行舆情调查，将信息准确传递到管理层，允许传播媒介进行舆论监督，通过媒体充分汇集广大群众的声音，获取社会基层的见解和接受群众监督和批评，通过社会舆论的压力不断发现商业赛马中的问题，改进管理上的不足。通过对话的形式，以媒体作载体，让社会基层代表与上层管理者的直接沟通及时获取社会基层的信息[12-13]。通过多渠道的沟通尽可能地摸清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重点方向、重点位置以及重点事件，及时掌握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重点因素。然后，做好社会风险预警、注重防范社会风险能力建设。
基于商业赛马的风险不可避免性，我们应做好商业赛马的风险预警工作，规避商业赛马的社会负面效应促进商业赛马的良性发展，发挥政府在治理体系中的领航作用。目前商业赛马在我国大陆没有成功先例，没有可以借鉴和参考的固定模式，无可避免地遇到矛盾和问题。赛马产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其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组织形式、价值取向等，多元化特征明显，多元化本身可能使商业赛马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也可能使赛马产业充满了风险，而目前商业赛马在我国大陆才刚刚起步，正处于一个高风险时期，各种潜在的问题和矛盾都会成为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将社会中多元力量整合凝聚起来共同抵御可能发生的商业赛马社会风险，强有力的政府引导将成为整个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只有政府的主导，才能获得社会认同的统一力量，从而实现商业赛马社会风险的共同风险防范体系的形成。抵御社会风险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马城、彩民等都在其中发挥作用，唯有政府才能通过公共政策对全社会进行有效的利益协调，使各利益主体各尽其能、各享其成、各得其所。
3.4 健全舆论预警机制，建立积极、健康的舆论导向
充分借助舆论手段为社会普及和宣传赛马产业的产业价值，充分激发社会广泛参与的热情。目前，武汉市赛马活动年年都有，声势和规模与年俱增，但是在武汉市民中却对此知之甚少，甚至有的市民完全不知道武汉市还有马城的存在。可见，商业赛马的舆论宣传存在一定的问题。虽然赛马运动在我国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商业赛马在当今我国社会中发展程度不高。商业赛马体育彩票发行所需要的前期市场不够开阔，商业赛马应舆论先行。
商业赛马究竟应以何种方式昭然于世？以何种方式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活动中？这是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舆论宣传的成败与否涉及我国商业赛马性质是否能被社会大众接受。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社会发展现实、社会舆论环境来看，商业赛马要得以成行，虽名言商业赛马，实则应为由政府主办的社会化经营的社会福利性赛马，且赛马的终极、唯一目的是社会慈善福利，或者说其唯一性质就是福利性。这种名义上和实际性质上的差异就需要媒体的矫正，需要媒体的正确宣传和引导，从舆论学的角度而言，这就需要高势能舆论通过新闻媒介影响和矫正低势能的舆论，从而使社会舆论保持在一个动态、稳定的平衡之中。
3.5 借助商业赛马树立武汉城市品牌
一座城市的品牌是其他城市无法模仿，或模仿成本极高的优势资源，也是城市创收和城市地位提升的优势资源。武汉市苦心经营赛马多年，就在这即将开出硕果之际我们更要继续努力拓宽、加深赛马的城市品牌效应，充分发挥赛马产业对武汉市城市圈内休闲体育旅游发展的推动效应，扩大武汉市在我国旅游业中的辐射面和影响力。同时，争取赛马彩票试点的头筹，持续吸引人们对武汉赛马的关注，进而关注武汉这座城市。此外，马彩不仅丰富了城市的旅游资源，同时也丰富了市民的娱乐生活，将更多马彩的彩金用于社会的公益事业，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受度，从而增强市民对武汉的城市归属感和自豪感，由内而外增加武汉的城市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