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关系—内部能力平衡与新创企业成长——基于创业者行为视角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业者论文,视角论文,新创论文,能力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0)12-0097-11
由于新创弱性(Liability of Newness)(Stinchcombe，1965)，创业企业在早期成长阶段处于内部资源稀缺和难于通过正式的市场交易获取外部资源的两难困境(Hite & Hesterly，2001)。因此，企业成长不仅需要积累和开发组织内部的专用性资源和能力，同时也要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互补的外部资源(Lee et al.，2001)。在企业的新创阶段并非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创业者有限的时间精力内进行的一个权衡。尽管有不少文献强调中国制度和市场不完备环境下的创业者更多通过外部关系来获取创业资源和机会，但一个缺乏内部专用性资源和能力的组织显然无法实现有效的机会开发和资源整合，创业成长不仅依赖于外部关系或是内部能力，而应当是两者的战略平衡。
本文基于迄今关于外部关系和内部能力分立研究的创业文献，从创业者行为视角初步探索新创企业发展外部关系和构建内部能力之间的战略平衡策略和阶段性特征及其对创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在2008年进行的全国私营企业家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性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有的创业研究在外部关系和内部能力方面大多处于分立研究的状态，未能分析两者之间战略平衡的协同效应，①这与现实的创业过程相疏离。实际上，新创企业成长是创业者不断发现和开发创业机会的复杂动态过程，初创企业一方面受制于新创弱性，缺乏创业生存所需的资源和能力；另外一方面又无法通过正式的市场交易来获取。在创业资源约束的情形下，由于受制于市场、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不确定性(Shepherd et al.，2000)，创业者必须依靠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来获取外部资源，弥补内部能力的不足和降低创业风险，在外部关系发展和内部能力构建之间必须面对战略性的平衡问题。从创业成长演化的角度来看，随着创业企业从初期的成功创建发展到早期成长阶段，其战略目标由创业生存转移到有意识的创业成长(Intentionally Grow)(Kazanjian et al.，1990)。此时虽然其合法性、声誉和资源得到不断积累，但创业成长所需的资源范围和属性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Hite et al.，2001)。因此，创业者在发展外部关系方面将倾向于根据企业成长的特定需求进行必要的调整，与内部能力构建之间的战略平衡状态也会发生演化，呈现出外部关系主导、内部能力主导或者是两者均衡发展的不同平衡状态。
1.外部关系、内部能力与新创企业成长
外部关系网络为新创企业提供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源，对于创业机会的发现，商业计划的检验以及资源获取都具有重要作用(Aldrich，2000)。新创企业不仅从外部网络获取信息、资源、市场甚至是技术(Gulati et al.，2000)，还通过外部联系构建无形的声誉资源和提高组织合法性(Deephouse，2000)，降低制度约束(Park et al.，2001)，这些都有利于克服新创弱性所产生的劣势(Stinchcombe，1965)。例如，通过合作关系网络，新创企业能够获取互补的知识资源和市场信息(Hagedoorn，1993)，创业投资机构的合作投资信号也能够帮助新创企业与潜在的供应商、客户和投资者建立合作关系(Lee et al.，2001)。这些外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接近、支持以及信任既可以通过正式的市场交易也可以通过非正式的关系获取，然而在绩效前景仍然具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初创阶段，新创企业主要依靠创业者个人关系网络形成互惠和信任的嵌入性关系获取外界的资源承诺(Uzzi，1996)。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的关系型社会结构，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新创企业为了克服制度和资源约束更倾向于利用个人关系网络(Park et al.，2001)。这说明新创企业的成长需要创业者积极地发展外部关系，为创业战略的实施和推行汲取足够的外部资源(林嵩，姜彦福，2009)。因此，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发展外部关系(Gartner，1988)，其个人关系网络也成为新创企业获取社会资本的主要通道和构建市场交易行为的重要基础(Hite，2005)。
在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内部因素中，不少研究指出实施创业战略的资源、结构、过程和系统(Chrisman et al.，1998)，创业导向和技术能力(Lee et al.，2001)，学习能力(蔡莉等，2009)等这些无形的组织资源形成新创企业的内部能力，成为构建竞争优势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基础。这些内部因素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业机会开发过程推动先行战略和创新过程的实施，提高对待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承担能力，获得先行优势(Lumpkin et al.，1996)；二是形成创业过程中的学习效应，例如在创建和管理新创企业过程中的知识积累，有利于克服新创企业在经验和规模经济方面的劣势(Politis，2005)。在早期成长阶段，新创企业内部能力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受到创业者能动性的影响(Baum et al.，2001)。作为创业风险的承担主体，创业者通过创建新企业为市场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在创业过程中履行“企业家服务”和“管理服务”，这是创业企业成长最为重要的内部资源(Penrose，1959)。尤其是在企业的新创阶段，创业者的行为反映了整个企业的战略和发展特征(Chandler et al.，1992)，影响新创企业组织能力和文化的形成路径，最终影响创业成长绩效(Baum et al.，2001)。因此，创业者在日常经营和管理过程中的时间投入直接影响新创企业的内部能力构建，进而影响新创企业的成长。
实际上，外部关系与内部能力不仅独立地影响新创企业成长，两者具有协同效应。依靠外部关系获取的资源价值取决于其他因素，如在关系网络节点(也就是外部组织)控制的资源、企业开发这些资源的能力以及企业的联盟方式等。这说明企业的内部能力及其可获取的外部资源不仅独立地对绩效产生影响，两者形成的战略性协同可能产生积极效应(Zaheer et al.，2005)。企业的内部能力是将资源投入转换为产出的基础，而外部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为资源投入和产品分销提供获取途径和市场机会(Lee et al.，2001)。由于潜在的合作者都期望和更有竞争力的企业进行合作，因此内部能力及其形成的声誉和合法性能够帮助企业更有效地搜寻和利用外部资源，成为积累和开发社会资本的基础；反之，企业内部能力的构建也需要依靠外部关系提供信息、技术、人力和财务等互补资源(Burt，1992)。因此，企业的外部关系和内部能力在价值创造方面能够形成互补效应，对于受资源约束的新创企业而言，通过外部关系获取互补资源来提升内部能力，同时通过内部能力来挖掘外部关系的价值潜力，这对于创业成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种互补价值的实现也要求两者之间保持契合状态(Match)(Chakravarthy，1987)，顾此失彼无法有效地形成互补机制，创业者应在发展外部关系和构建内部能力之间进行战略平衡。据此提出：
假设1：创业者发展外部关系发展和构建内部能力具有战略协同效应，其协同互补和平衡契合机制有利于提高新创企业成长绩效。
2.外部关系—内部能力战略平衡的阶段性特征
在新创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其资源禀赋和需求之间的差异呈现出动态演化的特征，导致企业外部关系网络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Larson & Starr，1993)。这说明外部关系与内部能力之间由于各自变化而具有阶段性动态平衡的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契合方式产生战略协同效应。比如在初创阶段，新创企业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创业生存，在资源、规则、产品和经营环境方面都呈现出较高的模糊性(Equivocality)和不确定性。在这个阶段企业具有相对较低的声誉和合法性，创业者主要利用个人关系网络来获取企业内部稀缺的资源(Hite，2005)，其个人关系便形成创业初期主要的外部关系资源。因此，新创企业在这个阶段的外部关系网络特征也表现为以创业者个人身份为基础(Identity-based)的嵌入型关系(如家人和熟人等亲朋关系)。相应地，创业者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范围内更多地倾向于利用个人关系网络来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和建立新创企业的外部合法性，在外部关系和内部能力之间的战略性平衡状态也呈现出外部关系为主导的特征。
随着新创企业从初期创建发展到早期成长阶段，其战略目标变得更为清晰，创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范围和异质性要求变得更高(Kazanjian et al.，1990)。此时，基于创业者个人的外部关系网络在资源可获得性以及潜力方面都具有局限性，无法满足企业发展所需资源的获取。而处于早期成长阶段的企业相对于初创时期在合法性、声誉和资源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积累，形成可供互惠交易的资源和能力基础，创业者通过个人关系网络进行联系的方式也随着演化成为更具规则化和基于经济交换的市场交易方式(Arm's Length Ties)(Hite et al.，2001)。因此，创业企业的外部关系网络从创业者个人身份为基础演化为基于计算的网络形式(Calculative Network)(Williamson，1993)。这种根据交易双方收益而建立的外部关系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源获取通道和非冗余资源，但这种外部关系网络的发展也要求企业内部具有更多的资源获取和吸收能力、更高的声誉和绩效。这意味着创业者在外部关系特征动态演化的情境下应该调整企业外部关系发展与内部能力构建之间的战略性平衡状态，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提高企业对外部资源的搜寻(Search)和吸收能力方面，由此演变为内部能力主导的战略行为特征。
综上所述，外部关系与内部能力的战略平衡具有阶段性的演化特征。如图1所示，随着新创企业从初期创建发展到早期成长阶段，外部关系发展和内部能力构建之间的战略行为具有共同演化的阶段性特征，创业者从发展外部关系为主导转变为以构建内部能力为主导，因此创业者用于外部关系发展和内部能力构建的时间分配形成一个U型的动态平衡演化特征。这说明创业者应该根据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中外部关系与内部能力协同效应的共演特征，适当地调整战略性平衡状态。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2：随着新创企业从初期创建发展到早期成长阶段，外部关系发展和内部能力构建之间的战略平衡具有阶段性特征，由外部关系主导转变为内部能力主导。
假设2a：随着新创企业从初期创建发展到早期成长阶段，创业者发展外部关系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作用会降低。
假设2b：随着新创企业从初期创建发展到早期成长阶段，创业者构建企业内部能力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作用会提高。
图1 外部关系—内部能力战略平衡的阶段性特征
二、研究设计
1.数据与样本选取
本文的原始数据源自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在2008年进行的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库，调查对象是全国各地的私营企业家，此次调研旨在深入研究改革开放30周年以来私营企业的发展状况。整个数据库的样本企业共4098家，分布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从事各种行业经营。由于私营企业是社会经济中的创业主体，而私营企业家同时也扮演着创业者的角色，因此该数据库中的调研信息能够反映我国创业企业的一些现实发展状况。
根据创业企业成长特征，新创企业的初创阶段至少要经历3—5年的时间，而要开始进入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则要8—12年(Kazanjian et al.，1990)。为了选取符合本文研究情境的新创企业样本，因此从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中筛选出年龄不超过8年的企业样本进行分析。进一步，为了保证研究样本都是创业型企业，所以剔除了经由改制而成的企业。因此，最后选取的样本主要是由创业者自己创办的企业，共有1728家，具体的样本分布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企业年龄分布
企业年龄(年)
1 2
3
4
5
6
7 8
企业样本数228194 237 255 233 214 199168
百分比
13.19 11.23
13.72
14.76
13.48
12.38
11.52
9.72
2.变量测量
(1)因变量。创业成长绩效(Growth)，新创企业的成长绩效有多种测量方法，但是在创业成长理论研究中最为普遍的衡量指标有三个：企业雇员、销售额和市场份额(Gilbert et al.，2006)。雇员增长代表了随着创业企业经营的成长对人力资源增长的需求，同时也体现了为社会创造就业方面的社会绩效(Kirchhoff & Phillips，1988)。而销售额和市场份额则衡量了客户对新创企业产品的接受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Robinson，1999)。为了较为全面地衡量创业成长，本文根据现有研究选取了雇员增长率和销售额两个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利润额，利用三个变量的主成分因子综合成创业成长绩效。
(2)解释变量。包括新创企业发展外部关系(Exter)和构建内部能力(Inter)两个变量，本文从创业者的行为角度——创业者分别在构建内部能力和发展外部关系中投入的时间来测量。选取这种间接衡量方法主要基于以下原因：①虽然有学者针对具体的能力(如技术)和关系网络(如政府，科研机构)在实证研究中进行主观测量，但仍然缺乏从整体上反映新创企业外部关系和内部能力的测量方法(Lee et al.，2001)；②创业者的人格、能力和行为特征是新创企业外部投资者进行资源投入决策的主要依据，也是创业成功主要的内生决定因素(Baum et al.，2001)。③创业者的决策和行为影响创业机会开发和资源调动(Resource Mobilization)，是创业成长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Hite，2005)。更重要的是，新创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嵌入体，必须依赖外部关系网络支持市场交易行为和获取组织合法性(Granovetter，1985)，而创业者的个人关系网络是获取各种稀缺资源、市场机会和社会认同的有效方式。创业者通过发展关系网络所建立的社会信任和个人能力认知比普通的社会资本和经济交换关系具有更加深入的社会嵌入性，是新创企业外部关系网络的构建主体(Hite，2005)。因此，本文选择从创业者行为视角来衡量具有较好的测量效度。
(3)控制变量。根据现有研究，影响创业成长绩效的因素主要包括创业者、企业和行业三个层面(Gilbert et al.，2006)。在创业者的个人特征方面，本文对创业者个人的教育背景、性别、年龄、在政府或事业单位的工作经验和企业工作经验等变量进行了控制；在企业层面则选取了企业年龄、规模和资产负债率等控制变量；在行业特征方面，根据企业所属的行业设计了10个虚拟行业变量。根据新创企业所在地，利用2007年的市场化指数对制度环境进行了控制(樊纲等，2010)。各个变量的原始条目和操作性定义见表2。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
1.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其中创业成长绩效是由雇员增长率(Employ)、销售额(Sales)和利润额(Profit)三个变量经过因子分析所提取的主成分因子(单因子解释方差为57.43％，信度系数Cronbach α值为0.672)。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创业者在构建内部能力和发展外部关系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为负(相关系数为-0.222)，这与创业者的时间作为有限的稀缺资源现实情况相符，即创业者需要根据创业企业的实际情况在这两类活动中有效地配置资源。在控制变量当中，创业者的教育水平、企业工作经验和年龄，企业的规模和年龄，新创企业的市场化程度都与创业成长绩效显著正相关。创业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创业企业的成长绩效越好(相关系数为0.213，P＜0.01)，同时创业者利用越多的时间用于企业内部管理(相关系数为0.175，P＜0.01)。
2.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为了检验本文的理论假设，下面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变量进行层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在基准模型中，只加入了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在创业者特征方面的变量中，只有创业者年龄在0.10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在企业方面的控制变量中，新创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都显著为正，表明随着企业在年龄和规模上的成长，其新创弱性程度越低，成长绩效越好。另外，制度环境变量，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新创企业的成长绩效越好。在模型1中，加入了本文的两个主要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发展外部关系和构建内部能力的回归系数都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创业者用于企业外部关系发展与内部能力构建的时间投入对新创企业成长均具有正向作用。
假设1提出的是外部关系和内部能力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协同效应，根据Venkatranman提出的检验方法，本文分别采用交互作用(Fit as Moderating)和平衡契合(Fit as Matching)两种计量模型对变量的协同效应进行检验，在变量设计中分别用两个变量的乘积项(Exter×Inter)和差额绝对值(|Exter-Inter |)来衡量(Venkatraman，1989)。在模型2中，外部关系和内部能力的乘积项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创业者在构建内部能力和发展外部关系投入的时间呈正向的交互效应，具有互补关系。而模型3中的差额绝对值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外部关系和内部能力对于新创企业成长不仅具有互补关系，同时也有平衡契合机制，顾此失彼的战略性偏误不利于新创企业的成长。从实证结果来看，本文的假设1得到支持，即新创企业的外部关系发展和内部能力构建之间的战略性协同效应不仅体现在互补效应方面，同时也具有平衡契合的机制。
进一步检验外部关系与内部能力之间战略平衡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从两个角度来分析现实调查数据是否支持该理论假设。首先，根据企业年龄对创业者的时间分配特征进行直观描绘，从图2可以看出：新创企业从初期创建(1—4年)发展到早期成长阶段(5—8年)，创业者在发展外部关系的时间分配比例呈现下降的趋势，而用于企业内部管理的时间具有上升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由外部关系主导演化为内部能力主导的战略性动态平衡特征。正如图2中所示，这种战略偏向是相对意义上的，随着新创企业成长，创业者更加重视企业内部能力的构建，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企业内部管理。此外，本文以企业年龄为调节变量，探索新创企业从初期创建发展到早期成长阶段，发展外部关系和构建内部能力的边际影响效应是否会发生变化，从而反映出战略性动态平衡的特征。在表4的回归结果中，模型4加入了外部关系和企业年龄的交叉乘积项，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因此假设2a没有得到支持。模型5加入了内部能力和企业年龄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随着新创企业从初期创建发展到早期成长阶段，构建企业内部能力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作用不断提高。图3比较直观地刻画了内部能力在新创企业不同成长阶段对成长绩效作用的动态演化特征，当企业年龄越高时，其正向效应越显著。该结论在回归模型6的全模型检验中同样得到了支持。
由于创业者在外部关系发展和内部能力构建之间的时间分配特征受到个人、企业和所在行业特征的多重影响(Peng & Shekshnia，2001)。在表5的稳健性分析中，将创业者用于外部联系和企业内部管理的时间分别根据其创业企业所在的行业平均水平计算分别计算出偏离值Dexter和DInter，分别替换原值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除了模型5和模型6中Dinter的回归系数变得不再显著以外，其他的系数估计结论均与表4相一致，因此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及其假设检验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图2 创业者时间分配的演化特征
图3 内部能力构建的阶段性特征
四、结论与讨论
新创企业的早期成长问题是创业研究的重要部分，尽管有不少文献强调在中国的市场制度不完备环境下的创业者更多通过外部关系来获取创业资源和机会，但一个缺乏内部专用性资源和能力的组织显然无法实现创业机会的有效开发，应该在两者之间进行战略平衡。本文的研究结论发现：创业者发展外部关系和构建内部能力对新创企业成长不仅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两者还具有战略性协同效应，然而这种协同性不仅体现在互补，同时也具有平衡契合机制。该结论揭示了创业者一方面需要通过外部关系来获取互补资源以提升内部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内部能力的构建有效地挖掘外部关系中的资源潜质，这种战略契合对于创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由于新创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外部关系特征和内部能力都发生演化，两者间的平衡具有阶段性的共演特征。无论从原始的数据分布还是对成长绩效的边际贡献来看，随着新创企业从初期创建发展到早期成长阶段，创业者的行为呈现外部关系主导到内部能力主导的阶段性动态平衡，这与实际的创业成长相符。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动态平衡的检验结果中还发现：随着新创企业的成长，创业者在企业内部管理和发展外部关系的时间分配比例呈现逐渐重视内部能力构建的趋势，这反映了创业之初创业者依靠基于个人身份的社会关系到后期利用基于市场交易的契约关系这一动态演化特征。由于后者的交易基础主要基于企业内部的专用性资源和能力，内部能力构建的战略意义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假设2a中有关外部关系发展对创业成长绩效的正向作用在新创企业成长中不断弱化的假设并未得到实证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创业者发展外部关系对于新创企业成长的价值稳健性，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的关系型社会中，关系维护在创业战略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协同效应在理论上是指两个变量的战略性契合(Strategic Fit)，这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互补调节机制(Fit as Moderating)，也包括了平衡契合机制(Fit as Matching)(Venkatraman，1989)。在计量模型中前者主要体现在正向的交互作用，而后者主要指平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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