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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者要关注社会史研究
六年前，党史专家张静如在一篇题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史论中，曾就如何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问题，阐述了颇有见地的六点看法，并提议“党史研究工作者中的一部分较有基础的同志应该先搞一点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党史深化”。同时强调：对于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人物的思想和实践，应当“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诸生活领域的反映”。可惜，张静如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倡议，迄今为止并未引起党史研究者的普遍重视，身体力行者更少。
党史研究者何以要关注社会史研究？理由很简单。因为任何一个政党，其生存和活动的宗旨，都是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顾名思义，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是党的历史，就是党的形成、发展和胜利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就是党用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人民群众摧毁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历史。所以，党史研究者不仅要以党的活动为核心来研究党的整个发展过程，而且还要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为背景来研究整个社会。前者是党史，后者是社会史。二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事实一再证明，党只有紧紧依靠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全面、深入地考察和分析整个社会，准确地掌握国情和民情，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只有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党史研究者在研究中共党史的同时，不可不关注社会史研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社会史研究。
那末，社会史是指何而言呢？我认为社会史要研究的应是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团体、社会生活演变的历史。诸如：社会人口（数量、质量、构成、繁衍与流动等）；社会组织与结构，包括血缘团体（家庭、家族、宗族等），地域团体（村寨、社区等），职业团体（党派、社团、行会、商会、学会等）；阶级与阶层；社会习俗与社会风尚（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交游、节令风俗、宗教信仰等）；社会观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消费观、丧葬观等）；社会生态环境；社会的病态与防治（禁毒、禁赌、禁娼等）；社会的控制与调节（赈灾、扶贫、助残、赡养等）。简言之，社会史不是单纯考察某一社会现象的运动过程和规律，而是侧重联系社会生产关系对社会生活进行综合的研究。因此，党史研究如果能以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为基础，并充分吸收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必定会柳暗花明，天地广阔，也必定会步步深入，探骊得珠。像马克思说的那样：“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进步，都是当历史学者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取得的。”
如上所述，一个执政党要扭转乾坤，改造社会，就必须了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说要用历史的视角来研究社会。这便是社会史研究。而研究社会史，特别是当代社会史，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事社会调查，或就社会生产的某个方面进行专题调查，或就社会生活的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调查，然后在此基础上归纳分析，进行理论升华。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就经常从事社会调查。在戎马倥偬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仅从1927年到1931年，他就作过多次社会调查。诸如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江西的永新、宁冈，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的寻乌，江西兴国县的长冈乡，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调查等。在这些调查材料中，规模最大、内容最详、纲目最细的要算是《寻乌调查》。这份长篇调查材料，共5章，30节，约8万多字。它囊括了寻乌的地理环境和交通邮政，商业经营项目和市场状况，人口成份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土地关系和剥削状况，以及在土地斗争中关于土地、山林、池塘、房屋等财产分配政策等方面。他对每一方面的调查都是条分缕析。如关于地主，先作阶级区分，划分为公共地主和个人地主；接着又作阶层区分，将公共地主分为祖宗地主、神道地主和政治地主，将个人地主分为大地主、中地主和小地主，并附有大中地主对生产的态度和政治思想。又如，关于人口成份，不仅从职业上分为农民、手工业者、游民、娼妓、商人、政府机关职员、地主、宗教徒，还有各种人口的统计数字和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不仅进一步了解了农村，掌握了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中的土地分配情况，也了解了城市情况，特别是城市中的商业情况，从而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为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提供了实际依据。如他自己所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地主与富农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个办法是正确的。”通过这次调查，也加深了毛泽东对城市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为此，他倡议：“倘能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个别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通过社会调查研究社会史特别是当代社会史，对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形成该是多么重要！
斗转星移。今天，距离毛泽东最初进行社会调查的时间已经整整70年了。这70年来尽管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变化，可谓沧海桑田，日新月异。但是，毛泽东从事社会调查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我希望党史研究者以毛泽东为楷模，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调查研究，并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史和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丰富和深化党史研究，以求把党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进到一新的阶段。
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史是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
1984年，我们在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社会变迁》一书的社会背景时，研究了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社会状况。这个研究，使我们踏进了一个新的领域，对辛亥革命以后及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变化有了初步了解，而这些变化同后来发生的中国革命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是近现代史学研究处处都要涉及的。
这次比较深入的研究，我们感到要搞好中共党史研究必须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其理由如下：
一、要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状况才能寻找到历史事件发生的真正根据。
马克思多次讲过：要寻找革命发生的原因必须到社会总合中去寻找。恩格斯也讲过：那怕是社会最生僻的领域，对革命发生都无不产生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一场革命或一场社会改革的发生都有它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以往我们对这点就理解不深。一度，我们的党史研究连“教条主义”都做不到，因为按照“教条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按马克思的看法去全面地研究社会的方方面面，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只研究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研究这两对矛盾的时候，又总是侧重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适应的状况，而对生产力、经济基础自身发展状况以及它们有没有不相矛盾的方面，却不去研究。这是一种对待马列主义简单化的态度，是一种为我所用的作法。正因为如此，以往党史研究中有不少地方都是失实的，或者是不全面的。比如：在研究北洋军阀时期时，我们发现袁世凯窃据了临时大总统位子之后，发布了许多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法规和命令，数以百计。这些法令也确实加速了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如果仅仅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矛盾的原理，袁世凯这个一心想恢复封建专制的人，是不可能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么，袁世凯当时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经过我们初步研究，原因至少有三条。第一，袁世凯上台时在临时参议院宣誓过，其中主要内容是两句话，即“拥护共和、发展产业”。发展产业，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他宣誓过，表面上就不能不这样做，否则国人就要指责他言而无信。第二，袁世凯政府当时面临十分严重的财政困难，发展产业增加税收对稳定政权也有好处。第三，当时的农商总长都是热心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人。其中宋教仁、陈其美、王正廷、刘揆一等人都是革命党人，又全是留学日、美的学生。在这4人之后担任农商总长时间最长的是张謇。他是清末的状元，又是个立宪派，但是他坚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为了便于推行其实业计划，他在任内出台了许多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前后共47人。其中留学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共23人，占49%，科举出身的16人，占34%，在国内受新式教育的6人，占13%，行伍出身的2人，占4%。由以上数字看，历任总长有将近2／3的人受过新式教育，有近1／2的在国外留过学，接受过正规的资本主义教育，具有现代新知识，对近代潮流有一定的了解。这种素质，对于经济主管人员来说，是有益的。这就不难理解整个北洋政府时期的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了。
又比如，北洋政府后期，即从1924年曹锟当上大总统直到张作霖当上大元帅之后，北洋政府曾出现了收回部分主权时期。北洋政府先后同苏联建交、强行收取列强各国的“二五附加关税”，免去英国人总税务司司长、海关总署署长职务，拒绝日本人提出的最惠国待遇。后三件维护主权的措施都是张作霖担任大元帅时期办的。一向被称为日本走狗的张作霖，居然在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危害日本利益的事情，这又如何解释呢？第一，张作霖上台当上中央政府的大元帅后遇到严重的财政亏空。他只有增收二五附加关税才能维持军政运转，于是他不顾日本的坚决反对（二五关税的主要负担者是日本，它对华贸易量最大）强行征收二五附加关税，并且拒绝日本提出的最惠国要求。第二，1925年五卅后全国掀起反帝大风暴，军阀帝国主义谁也不能不再重视民众反帝运动这一因素，北洋政府有时也利用这一形势向列强讨价还价。第三，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历任外交总长，留学生占大多数。几届主要内阁的外交总长几乎全部是留学美国或欧洲的学生，例如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唐绍仪、王正廷等全部是留美学生。这些人有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基本上没有同北洋军阀同流合污。这些人在任内都能为争取收回主权活动努力奔走。
以上这样的事例多得很。这些事实表明，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多种原因，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我们在考察社会的时候，不能只用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来代替所有的具体考察。社会领域多得很，有的时候次要矛盾、生僻领域甚至是偶然事件对社会发展都会起巨大作用。
再举一例。1926年9月蒋介石决定北伐军进驻江西。当时是武昌还没打下来，还要以重兵围城，这时蒋介石又要分兵攻打江西。攻打江西就意味着开始同孙传芳作战。北伐军要同时面对吴佩孚、孙传芳两个强大敌人。蒋介石这个决定在军事上是错误的，这样分兵的结果可能遭至重大失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也确实吃了大亏，南昌城得而复失后又久攻不下。但是后来因为孙传芳部队里发生枪械走火，这一枪走火却导致孙军全线撤退。原因是孙传芳的两个主力师长江苏郑俊彦同浙江卢香亭有矛盾。卢香亭部队出现走火，卢香亭以为北伐军从背后袭来，于是命令撤退，因为他不愿意为别人在江西卖命。郑俊彦一听卢香亭撤走了，他也下令撤走，他是江苏军阀，他也不愿意为江西军阀保卫江西而卖命。五省联军以江苏浙江两省军队战斗力为最强。郑俊彦一个师就把北伐军从南昌赶出来；卢香亭的一个师就顶住了李宗仁的第七军和张发奎的铁军一个师。可见这两个师战斗力很强。但是乐化车站一枪走火却导致孙传芳部队全军撤退。原因就在于军阀内部的内耗。所以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的胜利，很大一部分应该归于军阀内耗，或可以说军阀的内耗是北伐军江西战场胜利的主要原因。这件事表明蒋介石是歪打正着，他的错误的战略指导，他的瞎指挥，却带来胜利的结局。这就是历史，历史上这种事情多得很。
这一事件又一次证明对社会历史的考察要全面细致，不能一般化、概念化。如果不做深入考察，我们一般地说到江西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影响和有力的政治工作、北伐官兵的勇敢、工农群众的支援、苏联军火的支援等等，这种归纳也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但就是没有讲到最直接的原因和最关键的地方。
二、在研究社会的基础上衡量党的政策
这同前边第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角度。这里要讲的是：只有在全面地考察社会状况之后才能检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正确与否。有这样一个事实：
北洋政府时期工人、农民家庭生活状况很坏，工人中70%以上的家庭，农民中70%左右的家庭都是入不敷出。工人家庭只有全家老小一齐出动，妻子当女工，子女当童工，老人上街拉洋车。这样全家才能过上时而举债不能全饱的生活。唐山五矿工人罢工，他们喊出：“我们要养家活口，我们要生活”、“东家不让我们活，我们只好罢工”。广州马路工人早在本世纪初就喊出：“东家们拿钱太多，我们无法生活，只好罢工。”这些都表明分配不公是当时工人的第一位的不满，是当时突出的社会矛盾。农村也主要是地租过高，分配不公可以说是农村第一大社会矛盾。
既然对分配不公的不满是工人农民的主要不满，既然地租问题也成为农民贫困的主要成因，那么中共中央提出减租问题算不算错，为什么在大革命时期中央提出减租问题至今仍被斥为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是拿减租同解决土地问题来对比，认为后者更彻底。若是在十年内战时期，中共有了军队，有了政权，有了根据地，在这种条件下能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当然是个好事。但是在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明明知道解决土地问题会吓跑同盟军，还认为不如此就不革命，这只能是“左”的急性病和幼稚病。据当时报刊记载，1926年江苏省自发的农民风潮中，因反对地租太重、反对加租、减租未成，反对大斗收租、反对撤租等地租原因的占一半以上。中共中央这时提出支持农村减租斗争，缓解分配不公问题有什么错呢？直到今天党史界持减租是右倾这种看法的还大有人在。这个是非应当澄清，其中有效的办法就是考察社会真实情况，考察清楚当时的社会要求。
评价历史事件。检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与否，也只有一个标准，即看其主张是否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是否符合社会实际要求。党史上的一些有争论问题，甚至现实中的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向社会请教，真正考察社会要求，就不难找出解决办法。
三、关于社会史以及研究方法
我们把全面研究社会状况称为社会史。
社会史不是社会学史，也不是用社会学的框架去研究断代的社会史，但是可以吸取社会学中有益的东西。
社会史就是研究社会的全面状况，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找出该社会合理的机制及其运转，也找出它不合理的机制与运转。最后找出改造社会的办法。
社会学中有一派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社会良性循环的条件与机制。这一点我们历史学也可吸取。以往只讲否定、斗争，看不到社会之所以存在，总还有它存在的合理依据。它之所以被推翻，也有它被推翻的合理根据。但是不能只以它被推翻的依据代替它还存在着合理生存的依据。刚解放的时候，大家认为一切都是新社会的好，旧社会的东西一无是处。经过许多年的认识，才认识到旧社会有许多合理的东西应该留下来。社会学中认为一个社会有它的动力机制，也还有激励机制、整合机制、保障机制和控制机制。我们砸碎的是它的国家机器，但社会上的许多机制我们不能砸碎。例如动力机制，社会学认为人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可是我们国家搞了几十年经济建设，就是很少考虑满足人们的需要，摆不正国家、集体与个人需要的关系。国家的需要、集体的需要最终地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不能长期借口国家、集体需要而忽视个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个根本动力原问题上，以往我们要总结、检验的东西很多。历史学应该借鉴社会学的内容。
社会学是研究当今的社会关系并侧重研究当今社会问题的。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的社会关系，目的是考察历史发展的原因与轨迹。这两个学科同是研究社会，但研究的框架、重点内容、方法都有所不同。所以，社会史同社会学不同，社会史也不可能按社会学的内容与方法去研究。
社会学中有的研究方法也是应该吸取的。如：社会调查的方法。要想调查的东西符合实际状况，总要需要量化调查。典型调查并不是普遍应该采用的方法，它只是调查方法的一种。
以上都是一些个人体会，肯定不全面，也难免有错误，请大家指正。希望能把近现代社会史研究开展起来，促进我们的中共党史研究。
社会史研究与中共党史之关系
近几年来，社会史研究在历史研究领域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也开始注意了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于社会史的理解，国内外学术界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我理解的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发展的，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社会阶级、阶层，社会组织，个人与社会，社会关系，家庭，城市和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态，社会问题等等方面，它应包括社会所有的文化和生活。因而，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应该是极其广泛的。
实际上，在过去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社会史的研究也一直在进行着。如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时，都是从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及社会基本矛盾入手。在研究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时，也注意分析这些历史事件产生的社会背景。如研究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一般是首先分析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矛盾。但是，这种对社会史的研究并未形成体系，也不深入。对社会史研究中应当进行的许多方面，如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方式等等并未进行研究，更没有从这些方面探寻它们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相互关系。因而，我们以后研究中共党史时，除了要继承以往的成果外，还应建立起社会史的研究体系，全面、系统地借鉴社会史。当然并不是说以社会史来代替党史、革命史，而是要着重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研究中国社会史对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一，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首先就应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走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的各方面状况、特点及其变迁这个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只有研究好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了解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诸方面的特点及变化，才能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其二，研究中国社会史，能加深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及发展，无疑都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多方面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要全面把握这些原因，就必须进行多方面的具体分析。如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除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社会心理的原因，即人们对国民党政权的厌恶乃至反抗，对共产党的好感乃至拥护。过去对于“人心向背”这一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垮台的社会心理原因，只是用一些笼统、模糊的话来概括，而没有具体的分析。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史的研究，分析社会上人们的心理，具体分析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国共两党的好恶，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各阶级、阶层的具体态度如何？这种社会心理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过程？等等。1946年11月私立沪江大学进行过一次学生意识调查，参加调查的967名学生中，有490人认为中国不应同任何国家缔结军事协定，而主张同美国、苏联结盟的分别只有159人、16人；423人认为中国内战应绝对避免，表明这一时期大部分学生是主张不依附于任何大国，走独立自主道路以及反对内战的。而国民党当局对外依附美国，对内挑起内战，很快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这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群体的关系，生活方式的变迁，社会问题等各方面来考察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及这些方面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以加深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
其三，要把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放在中国社会史这个大背景下去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其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因而，我们除了要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外，还要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因为革命和建设都是系统工程，而社会则是一个大系统，革命会引起社会大的变动，建设也会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变迁，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把握，并具体分析革命和建设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和推动，以便从一个高度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这无疑将大大拓展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视野。
关于如何研究社会史，前苏联的米罗诺夫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中提出，历史学与社会学合作有两条途径：一是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范畴，重新解释历史资料，二是一开始就借助社会学的全部方法来认识历史现象。两者都能运用，可以相互结合。当然我们不能照套社会学的体系，照搬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社会史，但在运用传统的史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史时，可以借鉴、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社会学研究中比较重视统计资料、社会调查材料，而这是史学研究中较少运用的，在社会史研究中应重视搜集、运用这些很能说明问题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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