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伟呈[1]2014年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努力加快工业化进程,迅速提高制造业比重,制造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是国民经济其它行业所不能比拟的。对于美国而言,尽管制造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逐步下降,但其依然把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但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额急剧下降,就业岗位大量流失；美国的实体制造业亦是持续萎靡。虽然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和规模扩大带动了国内就业增长,但对人民币也造成了一定的升值压力,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至今,人民币的累计升值幅度近30%。面对这一经济现实,美国政府却依然通过外交渠道向人民币汇率屡屡施压,认为中国利用人民币汇率大幅低估来获取贸易竞争优势,导致美国纺织业等传统制造业萎缩,大量制造业就业岗位丧失,只有迫使人民币持续升值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在当前人民币面临持续升值压力以及美国实施“重振制造业”的国内外背景下,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意在基于动态一般均衡范式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做出探讨,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人民币汇率变动会通过怎样的传导机制对中美制造业总体就业和工资以及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产生影响,以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第二,根据行业特征对中美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分类,分为若干特征行业。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制造业特征行业的就业和工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行业特征在汇率变动影响制造业特征行业就业和工资的过程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第叁,除了人民币汇率之外,影响中美制造业就业的其他国内因素是什么,以及人民币汇率和其他国内因素对中美制造业就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模型,推导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中美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传导机制和人民币汇率的测算公式,并分别使用现值法、分解法和加权法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测算,然后利用岭回归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制造业总体就业和工资以及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并分析了行业特征在汇率变动影响制造业特征行业的就业和工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本文通过构建以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为重点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模型,全面考察了影响中美制造业就业的主要因素,并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别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及中美国内因素对中美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不仅考察了本国货币或区域货币对本国或本地区就业的影响,而且跳出了这个圈子,同时考察了本国货币或区域货币对其他国家或地区就业的影响。即本文通过构建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模型,分别考察了小国情形和大国情形下汇率变动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由于建立的是连续时间模型,因而能更好的刻画变量的动态变化过程。第二,本文通过构建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模型,不仅推导出了小国和大国情形下汇率变动影响就业和工资的传导机制,同时还推导出了汇率的测算公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现值法、分解法和加权法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测算,并对汇率测算结果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从而确保进行实证研究时用到的汇率指标与理论模型中的汇率指标-致。第叁,本文在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制造业总体就业和工资以及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影响的基础上,又根据主要的行业特征对中美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分类,分别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具有不同行业特征的中美制造业特征行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以及行业特征在汇率变动影响制造业特征行业就业和工资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第四,本文在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制造业就业和工资影响的基础上,还通过构建以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为重点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模型,全面考察了影响中美制造业就业的主要因素。同时,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别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及中美国内因素对中美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并试图找出影响中美制造业就业的根源所在。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人民币汇率变动能够通过进口投入水平和出口份额这两条传导机制来影响中国制造业总体就业和工资以及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人民币汇率贬值能够拉动中国制造业总体就业和细分行业就业增长,并促进制造业总体工资和细分行业工资水平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则会导致中国制造业总体就业和工资水平以及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水平下降。同样的,人民币汇率变动也会给按照行业特征分类的中国制造业特征行业的就业和工资带来正向影响。并且,经营活动的性质是造成中国制造业特征行业间就业水平差异的显着因素；平均受教育水平、专业技术水平、经济性垄断程度和所有制垄断程度能够对中国制造业特征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产生决定性影响。第二,无论是对中国制造业总体就业还是对细分行业就业而言,当制造业劳动力投入水平和进口投入水平上升,或出口份额下降时,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汇率弹性会变小；当制造业劳动力投入水平和进口投入水平下降,或出口份额上升时,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汇率弹性会增大。因此,当人民币汇率升值时,中国制造业企业加强对进口投入的依赖,进行劳动密集型生产,并减少出口份额会部分地抵消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制造业就业和工资增长的不利影响；当人民币汇率贬值时,中国制造业企业减少对进口投入的依赖,进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并增加出口份额会增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制造业就业和工资增长的拉动作用。第叁,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率上升或人均资本存量增加均能够显着拉动中国制造业就业增长,它们的贡献率最大；但企业贴现率的影响力最微弱,贡献率也最小。从短期来看,中国制造业实际工资率上涨或实际利率上升均能够推动中国制造业就业增加,但前者的影响较显着,后者的影响力微弱；从长期来看,实际利率下降对制造业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显着,其贡献率较制造业实际工资率也更大。第四,人民币汇率变动亦能够通过进口投入水平和出口份额这两条传导机制来影响美国制造业总体就业和工资以及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其中,人民币汇率变动会给美国制造业总体就业带来正向影响,而会给制造业总体工资水平带来负向影响。然而,人民币汇率变动会给美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就业和工资主要带来正向影响。同样的,人民币汇率变动也会给按照行业特征分类的美国制造业行业就业和工资带来正向影响。并且,工会特征是造成美国制造业特征行业间就业和工资水平差异的显着因素；平均受教育水平、专业技术水平、经济性垄断程度和所有制垄断程度能够对美国制造业特征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产生决定性影响。第五,无论是对美国制造业总体就业还是对细分行业的就业而言,当制造业劳动力投入水平和进口投入水平下降,或出口份额上升时,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汇率弹性会变小；当制造业劳动力投入水平和进口投入水平上升,或出口份额下降时,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汇率弹性会增大。因此,当人民币汇率贬值时,美国制造业企业加强对进口投入的依赖,进行劳动密集型生产,并减少出口份额会增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制造业就业和工资增长的拉动作用；当人民币汇率升值时,美国制造业企业减少对进口投入的依赖,进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并增加出口份额会部分地抵消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制造业就业和工资增长的不利影响。第六,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美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率上升或人均资本存量增加均能够显着拉动美国制造业就业增长,它们的贡献率最大；但企业贴现率的影响力最微弱,贡献率也最小。从短期来看,美国制造业实际工资率上涨或实际利率上升均能够推动美国制造业就业增加,但前者的影响较显着,后者的影响力微弱；从长期来看,实际利率下降对制造业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显着,其贡献率较制造业实际工资率也更大。本文的研究揭示出,美国政府认为的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导致美国制造业失业率上升的论点得不到理论和实证支持,其所坚持的“人民币升值”能够解决美国制造业失业问题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并且,美国国内的经济变量,如制造业技术进步率和人均资本存量等以及其自身的经济结构才是影响其制造业就业水平的根源所在。因此,美国解决制造业失业的关键在于从国内经济发展的环节进行突破,加快劳动力结构调整,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等,而不应一味的指责人民币汇率。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今后解决中美贸易争端,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谈判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依据,并且对如何拉动中美制造业总体就业和工资以及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增长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在总结相关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政策,中美如何提升各自的制造业总体和细分行业的就业和工资水平,以及中美如何防止各自的制造业行业特征间就业和工资差异的不断扩大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冯其云[2]2014年在《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贸易开放的不断发展,就业问题也日益显现,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中国的就业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业难,存在大量的失业劳动力；二是就业结构失衡,就业结构在技能就业结构、产业就业结构、区域就业结构及性别就业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结构不平衡的现状。本文将中国的就业总量的变动和就业结构的变动统称为就业变动。贸易开放和技术进步是影响就业变动的重要因素,也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变量。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与中国就业变动的关系问题存在理论预期与既存现状不一致的现象,因此在分析贸易开放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时需考虑技术进步的作用。本文的研究首先对贸易开放及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及就业结构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其次在文献研究和借鉴的基础上,构建了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对就业变动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分别分析了贸易开放和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及就业结构的影响路径；接下来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技术进步及就业变动的现状；再次从就业总量、技能就业结构、产业就业结构、区域就业结构和性别就业结构的角度考量了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对就业变动的影响,最后在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现实状况提出了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的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对中国的就业总量的增加有正向作用,但是对就业变动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第二,贸易开放、技术进步促进了技能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叁,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对产业就业结构产生影响,增加了第叁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降低了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第四,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对区域就业结构产生影响,促进了劳动力从西部及中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流动,使东部地区的就业份额进一步增加；第五,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导致了性别就业结构的进一步失衡,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增加了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使性别就业结构进一步向男性劳动力倾斜。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第一,对文献按照理论与实证研究、国外与国内研究的划分,从国际贸易对就业变动的影响、技术进步对就业变动的影响、贸易开放的技术进步效应以及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对就业变动的影响四个大方面,对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第二,将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综合考虑贸易开放及技术进步对就业变动的影响,避免了单独考虑贸易开放和技术进步因素造成的计量结构的偏误；第叁,不仅考量了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的作用,还从技能、产业、区域及性别四个角度考察了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综合研究了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第四,在研究中不仅考虑了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对就业变动的短期影响,也分析了其对就业变动的长期影响；第五,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1978-2014年的省区、产业等角度的数据和2004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别进行了研究；第六,在计量方法上也注重各种方法的灵活运用,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了动态面板数据GMM法、delta法、联立方程检验、空间计量方法及面板固定效应等方法完成了本文的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利用工具变量,有效的解决了内生性问题。
陈玉佳[3]2009年在《中国信息产业发展及其对就业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信息产业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不仅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而且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随着信息产业发展对就业的影响日渐显现,其战略意义也越来越明显。就业问题历来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信息产业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如何通过发展信息产业克服中国经济发展瓶颈,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发挥信息产业对就业的积极作用,这是本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研究成果将为政府制定信息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以及就业促进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世界和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现状特征,对比分析世界主要国家信息产业的发展模式与特点,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经济计量模型,研究信息产业对就业总量及就业结构的影响。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信息产业促进就业的政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从信息产业发展与就业总量之间的关系来看,两者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90%的置信水平以及滞后1期的情况下,存在着从信息产业到就业总量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验证了信息产业对就业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发现信息产业的扰动在短期内会对就业总量产生影响,虽影响幅度有波动,但是总体而言,信息产业发展对就业总量的长期影响表现为稳定、正向、持久。从信息产业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来看,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信息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之间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在90%的置信水平以及滞后1期的情况下,信息产业发展是就业结构优化的单向格兰杰原因;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得出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对信息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具有非常明显的、持续的正向作用。基于以上分析,认为在当前形势下,金融危机对中国就业产生了巨大冲击,解决就业压力成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提出了发展信息产业促进中国就业的公共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技术政策、人力资源政策。
高杰[4]2005年在《政府R&D投入对中国就业的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市场竞争、新的科技突破所创造的市场机会,使世界各国都加大R&D投入,并呈持续增长的趋势。这种增长既表现在微观(企业)水平上,也表现在宏观(国家)水平上。其结果是R&D投入在国家水平上成为政府投入的重要项目。 政府对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支持主要依据是市场失灵(包括公共产品)理论,R&D投入承担的是社会需要,如基础研究、公益(卫生、环保)技术研究与开发,而这些领域往往会出现私人投资不足。因此,现行的经济理论多是研究科学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科技进步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科技投入的社会和私人投资收益率等。但是R&D投入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手段,对就业有没有效应?它是否可以作为一般扩大就业的政策工具?已有的文献均语焉不详。 我国目前面临着高失业率、科技人才流失等严重问题,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体制转换、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开放、管理不善,但在许多领域产业R&D投入不够导致产品竞争乏力是产生失业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政府R&D投入对就业市场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评估作为一种财政工具,政府R&D投入变动在充分就业和人才战略中的政策效应和可行性,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绪论部分首先指出本文选题意义之所在,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回顾和总结,阐明了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正文的结构。 正文由八章组成,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对政府R&D投入与就业之间关系进行理论探讨。文章系统回顾了政府R&D投入与就业的相关理论,包括政府R&D投入与企业R&D投入关系理论、R&D投入与技术进步关系理论、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理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效应理论。在理论回顾基础上,提出了研究的总体思路:政府R&D投入对就业的宏观效应从理论上讲表现为一个传导链条:政府R&D投入——企业R&D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从政府R&D投入对
陈桢[5]2006年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增长是就业的基本前提。着名的“奥肯定律”表明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呈反向变化即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经济的高增长率伴随着低失业率,低增长率伴随着高失业率。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却并没有遵循这一法则。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高就业,相反,失业率维持了较高水平。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理论界的关注,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但尚缺乏深入和系统。本文认为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不足的原因与我国目前特定的改革和发展时期有重大关系,我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调整加快是引起就业效应不足的主要原因。导论部分开篇简要回顾了我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增加的事实,从而明确了本文选题的现实意义。接下来,交代了文章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包括西方就业理论及对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以及国内理论界对我国转型期就业不足问题的研究综述。第二部分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低就业效应问题的一个整体的实证研究。首先,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的关系、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关系、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的变动叁个角度直观描述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不足之现实。之后,通过建立我国宏观生产函数并进行估计和验证,研究发现我国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在样本期间严重下降,,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增大趋势,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得越来越小,这表面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处于下降状态;而且参数稳定性很差,意味着生产函数系统之外的因素,如,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较大。进一步地,分析认为我国就业弹性变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结构因素、体制或制度政策因素、资源禀赋条件、技术进步以及收入水平五个方面。考虑到技术进步是所有经济中的共性的因素,并且技术进步对就
路鲁[6]2008年在《北京市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失业率居高不下,这样有悖于一般经济规律的现象,是宏观经济领域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首都北京作为中国经济中心是否面临同样的问题,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少。本文以现有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利用数量经济的手段,对北京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和评价。在此基础上,逻辑地提出促进区域就业的政策建议,即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与以往国内大部分研究不同点之一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传统的研究侧重于建立回归模型,而忽略了变量之间长期相互作用。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就业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进行分析,从动态的角度探索前期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是否会显着影响未来经济和就业的变化。通过分析,笔者发现北京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总量上来说,就业量是经济总量的格兰杰原因(两者存在时间上的因果关系)。即证明在样本期间北京市的就业对经济有长期稳定的拉动作用,但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并不明显。此结论有助于进一步提出如何在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减缓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同步的有效建议。之后,通过建立北京宏观生产函数并进行估计和验证,研究发现北京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在样本期间严重下降,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增大趋势,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得越来越小,这表明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处于下降状态;而且参数稳定性很差,意味着生产函数系统之外的因素,如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等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较大。本文根据分析结果得出的就业对经济增长长期稳定拉动作用的结论,认为在北京经济区域范围内进一步拓展就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降低失业率是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就业促进政策的关键。在现阶段,确定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注重提高经济增长弹性,对于增加就业尤为重要。不能将劳动密集与集约型经济对立起来,应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各种办法实现就业的持续增加,在宏观层面上关键在于加快经济增长,形成“以就业促就业”的良性循环;在微观层面上关键在于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与市场配置效率,重视灵活就业方式的促进和再就业政策的各种政策搭配。
邱兆林[7]2016年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产业政策的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产业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采用的干预经济运行的手段,在各国经济发展初期,政府通过产业政策保护和扶植特定产业,对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大量的产业政策文件,从产业政策的范围来看,制造业是政府实施产业政策较多的领域,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制造业转型升级都是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完成的。对于中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论,很多学者从中国产业政策的特征出发研究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传统,阻碍市场竞争,产业发展滞后；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对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认为,要对产业政策的绩效进行评价,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根据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中将产业政策划分为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以及拉尔(Lall,2003)关于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的划分。我们界定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产业政策的目标主要包括：结构调整、组织优化、技术进步和就业稳定四个方面,并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的结论,指出了传统选择性产业政策存在的缺陷,以及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政策建议。主要内容分别如下：第一,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产业政策在制造业结构调整中的实施效果。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产业发展的动因源自分工网络内部的自发演进,产业结构变迁是在市场条件下自发实现的,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转,产业政策的作用方向与产业自身发展规律相一致。中国传统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倾向于挑选规模较大且国有资本比重较高的特定行业进行扶持,这种选择性行为违背了市场规律,产业政策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我们选取了2004—2014年中国工业34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把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本投入,政府研发资金投入作为技术投入,以要素投入倾斜来衡量产业政策偏向。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倾斜与行业产出增长率之间存在负向关系,政府投资倾向于规模较大且国有资本比重较高的行业,这些行业的产出增长率较低；固定资产投资倾斜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改进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改进,技术改进则表现为对国外先进机器设备的引进,这主要是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完成的。研发资金倾斜对产出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都不显着,表明中国政府研发支出的利用效率较低1。第二,对比分析中国钢铁行业和家电行业的产业政策特征及产业政策的绩效。首先系统梳理了1994年以来的钢铁产业政策,分析产业政策的演变过程和特征,发现钢铁产业政策的最大特点是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势干预。通过测算钢铁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生产效率来反映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钢铁行业市场集中度偏低,2012年钢铁行业的集中度CR4和CR10分别只有27%和45.9%；钢铁企业空间分布比较离散,各地区重复建设严重；钢铁行业的生产效率呈下降趋势,从2006年的0.617下降到2012年的0.586。中国钢铁产业政策失效的原因主要包括政策制定不合理和执行不到位两方面的缺陷：钢铁产业政策延续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政府选择代替市场竞争,不利于激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导致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2。作为对比,我们以家电产业的发展历程为起点,探讨家电产业政策的特征及其对家电产业发展的影响。总体来看,家电产业政策遵循了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针对产业发展的特点采取扶植和诱导的政策手段。选取了18家家电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分析家电企业的市场结构和技术进步：首先,采用新实证产业组织方法测算家电企业的市场势力,结果显示市场势力溢价为0.842,说明家电企业不存在很强的市场势力,属于竞争型市场结构；其次,采用DEA-Malmquist方法测算了家电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家电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这主要得益于技术改进,而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还不高。家电产业政策以优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前提,充分的市场竞争促使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宽松的外部环境和产业政策的有效引导共同推动家电产业快速发展。第叁,基于行业和区域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以及产业政策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的绩效。借鉴余泳泽(2010)的研究,价值链视角下,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过程可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研究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和转化效率及产业政策的绩效。行业层面：2000-2012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6个细分行业两阶段创新效率水平总体偏低,2012年两阶段创新效率分别为0.41和0.25,相对而言,研发效率高于转化效率；从动态趋势看,两阶段创新效率都处于不断提升过程,研发效率发展更快,2000-2012年研发效率的平均增长率达到8.36%,转化效率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1。区域层面：2000-2012年中国23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效率总体偏低,转化效率相对较高,区域层面上两阶段创新效率与行业层面截然不同,说明大部分省份的高技术企业还不具备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新产品销售的利润率较低,企业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组装工作,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来获取微薄利润；分区域来看,不同省份研发效率差距较小,但转化效率差距较大,东部发达省份在成果转化阶段优势明显,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山东、广东等省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2。我们用政府研发支出和知识产权保护来表示产业政策,实证分析产业政策和市场因素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研发支出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两阶段创新效率都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支出的贡献度较小,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阶段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更大；比较发现,企业研发支出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比政府研发支出的效果更大,市场竞争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正向作用显着。因此,市场机制下,企业应该成为研发活动的主体,政府构建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机制,间接引导和鼓励企业创新,而不是主导企业的研发活动。第四,基于财政支出的视角分析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产业政策的就业效应。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制造业转型造成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趋弱,稳定就业必将成为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作为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财政支出对就业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和社会效应将财政支出分为经济建设支出、教育支出、技术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四类,理论分析不同类型财政支出对就业的影响机制。然后采用2007-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支出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滞后一期财政支出规模对就业具有正向影响；不同类型财政支出的就业效应差别较大,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对就业的影响不显着,技术支出只在当期对就业有正向影响,而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的长期正向影响显着。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稳就业、调结构”的目标,提高政府在教育、技术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改善教育支出结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缴费体制1。第五,在实证分析产业政策绩效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了选择性产业政策存在的缺陷,以及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转型方向。选择性产业政策体现出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政府选择代替市场竞争的特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其阻碍竞争、创新激励不足和维系行政垄断等弊端逐步显现出来,制约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长期增长。因此,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的需要,产业政策应该由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形成竞争政策优先、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调互补的公共政策体系。产业政策的作用范围应局限在市场失灵和社会服务领域,政策手段由直接干预向市场监管和间接引导转变2。
王治虎[8]2012年在《河北省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数学建模，从就业总量和产业就业结构两方面实证分析河北省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针对课题的特点，采用文献研究法、理论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及实证的研究方法。首先，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从技术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相关概念、技术进步分类和实现方式四个方面阐述技术进步理论，从就业及相关概念和西方就业理论评述就业理论，从古典理论、马克思观点、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框架、新增长理论、熊彼特的创新和经济周期理论新熊彼特学派的研究梳理了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理论。其次，进行河北省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分析，第一介绍河北省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因素，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进行剖析，第二详细分析河北省就业总量变化和现状，计算分析河北省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技术进步的经济弹性和技术进步的就业关系弹性，第叁对河北省叁次产业产值和就业结构以及产业就业结构的就业弹性进行剖析，为第五章提出河北省促进就业的技术进步策略奠定基础。再次，在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数学建模的基础，运用Eviews5.0软件，根据1978-2009年统计数据，从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和技术进步对产业就业结构的影响两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结论，为河北省通过技术进步措施拉动就业提供理论依据。最后，从宏观、产业、企业叁个层面提出河北省促进就业的技术进步策略，宏观层面制定科技发展的整体规划、选择技术进步变迁的方式和出台引导技术进步的具体措施；产业层面遵守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兼顾产业间关联性和重点发展第叁产业；企业层面采用静态技术进步、动态技术进步和生态技术进步相结合的混合技术进步策略。
王凌峰[9]2003年在《技术进步对就业的长期影响》文中提出第一部分概述了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主要技术进步、就业理论的要点,扼要地进行了评价,认为这些理论表现出的共同特征是从短期角度、分开来讨论技术进步、收入分配和就业问题,没有讨论长期尺度上叁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研究思路与今日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日益明显,因为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失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公共政策设计中的一个难题,而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的失业现象又势必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第二部分把技术进步与失业问题上的观点分为传统消极悲观、乐观论和本文倡导的现代积极积极悲观论,以美国1950年以来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定性地讨论了技术进步与失业之间的长期互动关系。第叁部分认为由于技术进步的加速度性质,在可预见未来人类社会失业现象将逐渐加剧,从而传统的收入分配法则不得不做改变。本文价值在于:主流经济学理论对技术进步对失业的长期关系缺乏讨论,本文进行了有一定前瞻性但是囿于各种条件限制还显得非常初步的有益探索。
王君, 杨威[10]2017年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就业影响的历史分析和前沿进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进步迅猛发展引发了对"机器替代人"的恐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历经百年,涉及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劳动经济学等理论,研究视角从微观分析向宏观和时期跨度分析转变,技术进步对就业既有破坏性的替代效应也有创造性的补偿效应,总效应存在不确定性,同时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研究存在理论缺失。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研究要更注重宏观层面分析,关注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将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进行统筹分析,不孤立地分析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效应。
参考文献：
[1].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研究[D]. 徐伟呈. 山东大学. 2014
[2]. 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D]. 冯其云. 南开大学. 2014
[3]. 中国信息产业发展及其对就业影响的研究[D]. 陈玉佳. 重庆大学. 2009
[4]. 政府R&D投入对中国就业的效应研究[D]. 高杰. 武汉大学. 2005
[5]. 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问题研究[D]. 陈桢. 西南财经大学. 2006
[6]. 北京市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研究[D]. 路鲁. 北京交通大学. 2008
[7].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产业政策的绩效研究[D]. 邱兆林. 山东大学. 2016
[8]. 河北省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D]. 王治虎. 燕山大学. 2012
[9].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长期影响[D]. 王凌峰. 贵州大学. 2003
[10]. 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就业影响的历史分析和前沿进展[J]. 王君, 杨威. 经济研究参考. 2017
标签：社会学及统计学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中国制造业论文; 工资结构论文; 人民币汇率论文; 企业特征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