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大学生如何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英、德三国大学生社会态度问卷调查分析论文

中外大学生如何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
——中、英、德三国大学生社会态度问卷调查分析

李 强 孙亚梅

内容提要 了解中外青年群体对于中国发展的评价,对于中国谋求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对中英德三国大学生跨国研究项目的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水平得到广泛肯定,当然,较英国德国仍有差距;对三国民主的评价普遍不高,且存在“围城效应”;对中国历史的评价显露出内外群体的差异;中国负责任的强国形象是中外大学生之共识。对中国各方面的评价差异和不同学生群体的评价差异的分析结果显示,外界对中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评价已经倒置,且对中国文化缺少了解和理解。欲改善中国国际形象,应从增强中国深厚的文化影响力以及增进青年群体对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的认同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 大学生 中国评价 中国发展 社会态度 跨国比较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社会进步明显,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步入新时代的中国,在既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内各项事业取得明显进步的同时,中国也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以新兴大国的姿态参与到国际社会新秩序的构建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意识到了中国越来越强大的综合实力,并且日益重视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变革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由于国际关系、国际交往的复杂性,我们也常常听到国际上的一些不和谐声音。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些跨国研究,了解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发达经济体,他们的年轻人,究竟怎样评价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为此,在笔者负责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跨国研究项目中,我们专门设计了中国、英国、德国三国大学生的调查问卷,询问三国大学生对于自己国家的评价以及对于三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跨国评价。

本文通过对于调查数据的分析,有很多新的发现,对于我们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的和平友好大国形象,如何增进外国青年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认同,进而探索如何为中国发展构建和平友好的国际氛围,都颇具启发意义。

文献回顾与数据介绍

(一)文献回顾及评价

中国的发展伴随着国家形象的改变,也伴随着世界对中国的重新认知和定位。进入21世纪以来,已有不少研究关注到国外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这些研究中,有基于民众调查数据做出的分析,也有基于主流媒体报道做出的总结;有基于多个国家的综合评价,也有基于某一特定国家的专门讨论。一些国外机构,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芝加哥全球委员会、东南亚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日本《朝日新闻》等,对外国人的中国观也进行过系列调查。

总结这些研究的结论,可以看出世界对中国评价的差异化趋势。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国家差异性、代际群体差异性、评价向度差异性三个方面。第一,欧美发达国家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评价的差异性。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普遍对中国持积极态度,但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明显增多。第二,不同年龄群体的外国民众对中国评价的差异性。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18~29岁人群对中国作出积极评价的比例,明显高于50岁及以上人群,而且年轻人更喜爱中国传统风俗习惯、流行文化等。第三,对中国不同方面评价的差异性。世界大都承认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但对中国的人权、军事等领域存在诸多误读、误解。中国崛起对世界而言意味着什么,外国大都持有复杂矛盾的心态,存在“借重与防范并重”、“经济依赖、安全防范”的两面心理。

既有研究中,专门针对外国青年大学生群体所做的调查非常有限。如赵士林基于美国某大学的调查,发现美国大学生对中国人存在“光环幻想”,对中国政府存在“妖魔推断”;毕梅基于德国某大学的调查,发现德国大学生头脑中存在“勤奋友好的中国人形象”“有扩张野心的军事大国形象”等中国印象。其他有关外国青年大学生中国观的调查,大都集中于一个群体——在华国际留学生。了解他们对中国的评价是了解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一个侧面,但是目前来看也有着较多的局限性。首先,在华留学生中,欧美学生数量和占比都很少。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年接近50万的各类外国留学人员中,亚洲学生占60.0%,非洲学生占16.6%,欧洲和美洲学生分别仅占15.0%、7.3%。欧美学生来华热情不大,而恰恰是这些西方国家,与中国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最大,也最需要了解中国。其次,留学生群体既然来华留学,本身就对中国有好感,基于留学生调查可能产生“幸存者偏差”,使得留学生的中国评价无法真实反映某一国青年的整体态度。我们要凝聚世界青年的共识,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争取更多认同,首先有必要全面了解在外国青年尤其是西方大学生眼中,中国到底呈现怎样的面貌。

(二)数据及研究特色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光明的前途”项目调查数据。该项目是一项关于大学生教育的大型跨国调查,中国项目由笔者任课题组组长,得到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总项目由中国、英国、德国的三个研究团队分别在本国内针对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做抽样调查,在英国和德国的调查还涵盖了对中国留学生的调查。在中英德三国进行的调查,使用相同结构的问卷,内容涉及大学生教育选择、就学状态、身心健康等诸多方面。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有关国家评价的数据,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三个国家的研究团队的成功合作获得了珍贵可靠的数据。

其中,N′(f)对于任意的f都是一个复随机变量.若非合作方盲检测门限为β=α×max{|Z(f)|},那么要实现机密信号在平方倍频法下的隐蔽性,则必须满足条件|Z(2fw)|<|Z(2fs)|,其中α为检测门限系数.将式(3)带入不等式得到

经过科学抽样和网络问卷调查,本研究在2017年4月至2018年12月间合作完成了对中英德三个国家共63所高校的调查,获取涵盖三国大学生的7689个样本。其中,中国高校22所,获取中国国内学生样本3427个;英国高校20所,获取英国学生样本1688个,在英中国留学生样本1486个;德国高校21所,获取德国学生样本362个,在德中国留学生样本726个。

我们在用和平崛起的实际行动进行有力回击的同时,也要在国家整体形象的建构上适时调整战略,以和平共赢的姿态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争取世界人民的认可和信任。这其中,对中国“尚和”传统文化的宣传要放在重要位置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强,这是世界共识,但是中国实力增强带给世界的是“好”还是“坏”,外部态度是非常不一致的。虽然中国一再强调和平崛起,但如果外界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内核,中国的发展就始终会引起别国的警惕甚至阻挠。所以我们要在强盛国力的同时,将中国的文化浸润到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当中,以增强青年群体对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好感度,增进对中国发展的认同。

⑤翟慧霞:《皮尤调查特点及国际舆论引导——以近三年美国皮尤全球调查“周边国家民众对华认知”为例》,《对外传播》2015年第1期。

对中英德三国大学生如何评价中国发展的分析

(一)经济与科技评价:奋力赶超,但仍有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显著。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总量已达世界排名第六的位置,2006年超过英国排名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成为第三,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由此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反映到了青年大学生的主观认知当中。总的来看,如表1所示,全体学生对中国经济的评价得分为3.74分,属于较为积极的正向评价。五类学生群体中,德国学生对中国经济的评价最高(4.17),而英国学生的评价最低(3.15)。对比来看,大学生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处于较高水平,但仍落后于德国(4.00)和英国(3.88)。与发达经济体相比,由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带来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表 1中外大学生对中国经济的评价

如果说“中国制造”通过解放生产力促成了中国经济体量快速增长,那么“中国创造”就要通过发展生产力保证经济发展质量上的提升,这一转变的主要驱动力,就是科技创新。科技发展水平也是本次评价的重要内容。从数据上来看(见表2),大学生总体对中国科技水平的评分为3.87,评价较为积极正向,但相较英国(3.97)和德国(4.13),仍有一定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学生的评价(3.96)要稍高于中国学生(3.83),说明即使在国外,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仍是受到充分肯定的,国人应对中国科技的现状和未来更有信心。不管是从客观指标上,还是从主观认知上,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都充满活力。

比如学校可以定期开展文明班级、文明寝室、文明先进个人等活动,并在此制度上设立相关的奖励制度,可以是奖金,也可以是学习用具。通过这种式让方学生自发参与到文明活动之中,培养学生精神文明建设。或者学校可以建立通过广播、校园公告栏、报纸、海报等形式来进行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文明建设宣传的制度,加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脚步。

表 2中外大学生对中国科技的评价

总之,中外大学生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的评价较高,但较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在经济体量上,我们已经超过英国和德国,但在经济结构和科技水平上,我们尚落后于发达国家,仍需要奋力追赶。

(二)民主评价:“围城效应”值得深思

以往研究中,解释西方国家警惕和怀疑中国的原因,很关键的一条在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在英美主流媒体话语中,西方政治体制才是“民主体制”,而我国则是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威权体制”,这构成外界攻击我国民主体制的重要原因。但近些年来,西方自由民主体制遭遇了深刻危机,政治“黑天鹅”事件频发——英国“脱欧”,德国难民危机,法国“黄马甲”事件,美国特朗普当政显示巨大的内部分裂等。反观中国,国内形势比较稳定,国际影响力逐步增强。西方民主体制的危机,将怎样影响大学生对各国民主的认知呢?

总的来看,大学生对各国民主的评价,英国平均得分最低(3.24);中国得到3.33分,评价一般;德国的评分稍高,但也刚刚超过3.50分,难以断言大学生对其民主水平的评价是“好”的。相比于其他项目,大学生对各国民主水平的评价,显著低于经济、科技。大学生对民主的评价,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围城效应”,即大学生对本国民主水平的评价是最低的;相比于其他国家学生,本国学生对本国民主更不满意,反而给予其他国家更高的评价。这种趋势在德国和英国学生群体中尤甚。

单就对中国民主水平的评价来看(见表3),外国学生的评价(3.41)要高于中国学生的评价(3.30),国内学生的评价(3.53)要高于中国留学生的评价(2.89)。五个学生群体中,德国学生对中国的民主水平给出了最高的评价(3.81),但中国在德留学生却给出了最低的评价(2.78)。在对中国民主的评价上,外国学生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负面看法,评分反而要高于中国学生。这透露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体制的优越性正在获得国外大学生群体的某种程度的认可,但中国大学生反而要增强对中国民主体制的信心和认同。

表 3中外大学生对中国民主的评价

(三)历史文化评价:内外群体之分显著

青年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是让中国发展、中国故事更为世界所理解的捷径。新一代的中外大学生,在物质环境充裕的环境下接受质量不断提高的高等教育,同时借助更新更快的诸多网络平台接收世界各地的信息,他们比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都有更开放的思想、更灵活的思维,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也都有更直接的感知、更敏锐的嗅觉。留学生群体作为中国青年群体中不断增长的部分,既了解中国,又对留学国家的情况有最直观的体验和感知,对于如何让世界更了解中国更有体会。总之,青年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作为高知识青年群体的大学生,更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挖掘中国青年力量,增进外国青年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认同,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和世界新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受到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ES/L015633/1)与德国科学基金会(FA284/6-1)资助〕

表 4中外大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评价

如表4所示,中国学生给予中国历史文化非常高的评价(4.28),说明绝大多数中国青年学子自豪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留学生群体,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评价是最高的(4.34),明显高于对留学国家的评价。这说明,留学生们亲身经历文化碰撞之后,更加珍视和自豪于祖国的历史,对中华文化更有认同感和自豪感。所谓的“崇洋媚外”,在留学生群体中是不存在的。

但是,英国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评价只有3.16分,德国学生只有2.55分,远远低于中国学生。外国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较低评价,除去文化内外群体的因素,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历史”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中国有灿烂辉煌的古代史,落后屈辱的近现代史,曲折中前进的当代史,外国人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停留在哪个阶段,评价就会投射到哪个阶段。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部分外国学生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印象可能仅仅在于几个文化符号,或者一些浅薄甚至负面的刻板印象。西方国家青年大学生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消极评价,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由表1中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桩59-X30井生产指标中的累积产油量和采收率都随着注水压力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注采比[2]的增加,地层平均压力不断增加,采出程度升高,但是含水率也不断升高。当注采比为0.92时,地层平均压力保持水平过低,模拟期内油藏脱气,采出程度相对较低;随着注采比的增加,虽然累积产油量和采出程度增加,但是增加幅度不高,而注入水量增加很大,所以不能单纯考虑采出程度。由图1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油井见水时间随注水压力的增加而减少。综合各项指标,认为注采比为0.965方案为佳。此时对应的注水井井底压力为40MPa左右。

不等司机想法把车靠边,雪萤突然拉开车门跳下去,从几排等红灯的汽车之间挤出去,跳上那辆摩托车,在拥挤的车流间飞鱼一样穿行。

(四)国际影响力评价:强势且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国际共识,在本调查中亦有体现(见表5)。在大学生群体的认知当中,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相当强势:中国的总体得分(3.86)要明显高于英国(3.56)和德国(3.66)。尽管单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而言,中国学生的评价(4.05)要明显高于外国学生(3.35),但从同一学生群体对不同国家的评价来看,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超过英国和德国已是共识。不仅中国学生认为中国的影响力(4.05)超过了英国(3.83)和德国(3.74),英国和德国学生也如此认为——英国学生给中国的评分(3.23)要高于英国(3.06),德国学生对中国的评分(3.90)也高于德国(3.14)。

表 5中外大学生对中国国际政治影响力的评价

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体现了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责任的履行。从本次调查来看,中国在对外援助事业上的成绩得到了大学生的普遍好评(见表6)。整体上看,中国的得分(4.00)远远高于英国(2.98)和德国(3.14)。中国履行了比英国和德国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一认识不仅体现在中国学生群体中,也是英国和德国学生的共识。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上,中国学生对中国的评分是4.16,高于对英国(3.08)和德国的评分(3.26);英国学生对中国的评分是3.59分,高于对本国的评价(2.80);德国学生对中国的评分是3.48,也高于对本国的评价(2.38)。从中外大学生对中国国际政治影响力和发展中国家援助上的评价来看,中国呈现的是强势且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第三类工程包括村庄排洪沟(渠)、村庄美化、生活垃圾处置、田间生产道路、河岸(库滨)带整治、湿地恢复等工程,应根据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需求,综合考虑提出治理理念和措施。在对这些工程进行质量评定过程中,一方面应参考近几年治理中总结出来的施工经验,另一方面应尽量放宽评定要求,适应小流域治理工程的特点。例如,村庄排洪沟(渠)和田间生产道路可直接根据工程施工经验,确定控制项目和指标;村庄美化、河岸(库滨)带整治、湿地恢复等工程措施,无法制定统一的评定标准,因此对单独类型构筑物和植物措施制定通用标准,具体形式再进行专业评定;对于生活垃圾处置措施,应只针对结构物进行质量评定,其他如垃圾桶等不进行质量评定。

表 6中外大学生评价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怎样增进中外大学生对中国发展的认同

中国进入新时代,世界对中国的印象也进入新的认知阶段。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中外大学生对中国内政外交各个项目的评价总体上是比较积极正向的,我们完全有理由为中国取得的成绩而自豪,为中国树立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骄傲。但是,不应妄自菲薄,也不应盲目自信。调查中透露出的其他信息,尤其是对中国不同项目之间的横向比较,以及不同学生群体的评价差异,值得我们深思。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外国大学生认识到了中国实力的增强,但对历史文化没有增进了解,其后果可能导致外国对中国持续的警惕和防范,这将不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有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增进中外大学生对中国发展认同的几点建议。

(一)注重中国的历史文化“软实力”建设

将外国大学生对中国经济的评价和对历史文化的评价做横向比较,可以看出历史文化评价远低于经济评价,说明改革开放40年来,外国人对中国经济和历史文化的评价已发生了倒置。在过去,中国开放的大门刚刚开启,中国经济发展尚未步入正轨。在经济上,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是贫穷落后的,但是在文化上,却赞叹于以兵马俑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并且表现出对中华文明的极大兴趣。那一时期,世界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的评价要远高于经济发展。从历史上看,中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曾受到西方推崇。到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在历史文化方面,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却没有随之深入,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反而出现了倒退,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本次调查来看,英国和德国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评价不高,低于对本国的评价,且远远低于中国学生的评价。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理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向外进行历史文化宣传和输出的国际战略较为薄弱。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让世界瞩目,世界都好奇中国为什么能创造奇迹,也试图理解中国发展的逻辑,理解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理解中国,离不开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但是,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面临了新困境,已经被某些决策集团边缘化了。对华政策有主导权的人,常常缺乏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学养,而是用误解的历史和政治知识来分析中国。这样的后果就是,西方视角下的东方解读,经常是浅薄的、符号化的、碎片化的,甚至是错误的和负面的、妖魔化的,是一种制度化偏见下的“镜像中国”。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阻碍外国青年群体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削弱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反思当前文化输出的国际战略定位,逐步增强“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是尚和的民族,中华文明不是强调扩张侵略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如“仁”的思想、“和合”的思想,都是世界文明发展到现阶段需要提倡的,且易于为世界人民所接纳和认同的,但是事实却不尽然。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目前的文化战略,对中国历史文明的推介还需要更深入、更成体系、更有内涵,对外塑造的中国印象,也需要突破单一的、碎片化的符号输出。只有这样,世界才能更深刻、更系统、更完整地认识中国,中华文明的话语权才能更强,我们基于中华文明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理念才能更为世界所理解、接受和认同。

(二)辩证审视和积极应对大学生对中国民主建设的评价

民主评价的“围城效应”透露出的信息是,大学生群体对本国民主水平的评价不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国际性问题,说明青年一代的政治诉求亟待倾听、理解、重视和回应。就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不管是在西方民主体制下的英国、德国大学生,还在社会主义民主体制下的中国大学生,相比于其他项目而言,对本国民主的评价都不尽如人意。大学生是青年群体中的高知识分子,是主导未来发展的生力军,他们对民主“围城”式的评价,足以说明青年一代已经表达出对本国民主政治的批判态度,而且这样的不满不局限于一国一地一种制度,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国际问题。如何认识和解读青年人对民主现状表现出的不满、如何畅通青年一代的政治意见表达渠道、如何回应他们的政治诉求,是摆在各国政治学者及制度设计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对中国而言,民主评价的两个方面尤为值得关注,需要辩证看待。第一,英国和德国大学生对中国民主制度的评价较为积极,好感度高于西方民主。近些年来,西方民众目睹了本国制度在回应重大问题时的频繁失灵,对曾经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制度深感失望,也开始了深刻反思。同时,中国体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变革中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西方已经重新认识、充分尊重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西方青年对中国民主的评价较为积极,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好消息,也启发我们更应抓住历史机遇,在宣传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时保持足够的自信。第二,中国学生对本国民主评价不高,而且中国留学生对西方民主的评价远远高于国内。我们不可能照搬西式民主,这是经过历史与现实检验的不容置疑的事实,但也不意味着全盘摒弃。留学生亲身体验了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差异,看到了西方某些民主实践的合理之处,这说明西方某些做法和民主形式还是有值得借鉴之处的。目前来看,我们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仍处在探索创新之中,在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西方民主危机频现的背景下,我们应充满自信和积极推进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三)以和平共赢的战略处理好国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关系

将外国大学生对中国科技的评价和对国际影响力的评价做横向比较,可以看出,外国人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好感度要低于科技,说明中国国际形象的建构还需要继续提升。中国的科技进步,直接影响的是中国人,但是中国学生对中国科技的评价要低于外国学生;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受最深的是外国人,但是外国学生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评价要低于中国学生。这说明,外国学生对中国科技很有好感,甚至可能存在高估;比较之下,外国学生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好感度较低。这透露出一个信息,即中国对外着力打造了较为先进的科技形象,但对外营造的国际政治形象还需要调整提升。虽然在国际政治影响力和国际责任履行上,不同群体大学生对中国的评价要普遍高于英国和德国,但横向比较来看,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评价还是落后于对科技的评价。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对于迅速崛起的中国,出现了许多负面的评价和不利的声音。从历史上看,一国崛起,总是会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既得利益国家的警惕和打压,对新兴国家的态度常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思维当中。从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受到了这种因素的负面影响,有损经济发展势头和前景。一方面,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内各项事业仍需继续深化改革,整个国家仍有强烈的发展需求和发展能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愿望和发展势头,已引起某些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防范和敌意,给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外部困难。这些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警惕,一部分是因为中国国内局势的长期稳定和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另一部分是因为西方世界内部发生的多重治理危机。两相对比之下,这些发达经济体陷入对于传统治理手段和自由民主体制失灵的恐慌之中,也失落于对国内国际事务的主导和控制能力的逐步丧失。同时,他们将崛起的中国的形象,建构成为既有秩序的“挑战者”,给中国加上了“威胁者”的标签,以此解释他们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主导优势地位的逐步下降。

相比于以往研究,本研究的数据特色鲜明,对于了解西方青年的中国认知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这是一组大型跨国数据,涉及英国和德国两个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大国。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这两个西方国家的国际地位都相当重要,他们率先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也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核心位置。但近些年来,两国的治理前景都面临着失序危机,如英国脱欧引发的一系列变局、欧洲经历的难民危机等。这两个国家本身就处于世界政治经济变局中央,其对中国的态度深刻影响到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第二,本研究设计了比较研究的框架,可以从中英德三国大学生的比较中增进对中国认知的理解。细分来看,研究涵盖中国国内学生、在英国和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以及英国本土学生和德国本土学生五个群体,可以使我们进行多方面、多群体的比较。第三,本研究针对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是青年当中的佼佼者,是未来构建世界秩序的生力军。本研究调查的22所国内高校中,“211高校”有8所,英国和德国的41所高校中,QS2018排名前300的高校有13所。就读于这些高校的大学生,属于青年当中的佼佼者。了解这一群体对中国的评价,对于营造中国和世界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而言意义重大。

(四)增进青年群体国际交流,让世界更理解中国的发展

在为中国和平发展凝聚更多共识的努力中,应充分注重青年群体的文化交流优势,尤其是要充分发挥留学生群体的作用。随着教育国际化浪潮的推进,中国学生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逐年增多。令人担忧的是,此次调查显示留学生群体对中国的多项评价显著低于国内学生,尤其是对中国的民主水平的评价。这种认知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回国发展的意愿,造成人才的海外流失。虽然近些年来回国潮和出国潮并行,但因出国留学而导致的高层次人才流失情况仍不容乐观。

开放和流动是大势所趋,国家和高校支持学生走出去,让青年学子成为中国形象的鲜活代言人,更希望留学生学成后能够回来投身建设祖国的大业中。留学生在某些项目上对中国评价较低,但在对中国历史的评价上却是最高的。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扭转留学生的负面认知,增进留学生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解;也可以增强正面认知,用割裂不开的文化纽带维系留学生对中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优化吸引人才的宣传工作。

理解中国文化,就能理解中国当前和未来关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蕴含了中国“和合”文化的智慧,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传承。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平,历史上儒家文化主导的政权也未曾有过对别国的侵略扩张。尚和,深深刻在中国文化基因当中。但是,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历史文化并不被外国青年所理解和认同,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在该项上的评价有明显的内外群体差别。

①叶淑兰:《外国留学生的中国观:基于对上海高校的调查》,《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

40年峥嵘岁月,40年春华秋实。在改革开放、产业重组、开拓奋进的路上,食品工业成为受益者,并跻身于我国几大产业前列。

在调查设计上,请中国大学生评价中国、英国和德国,请英国大学生评价中国和英国,请德国大学生评价中国和德国。在评价内容上,包含内政外交的六个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民主水平、历史、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影响力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评价体系是五级李克特量表,由低到高分别是非常不好、不好、一般、好、非常好。对五个级别分别赋分1~5分,从而得到各项评价得分。

②刘作奎:《中欧的民意认知差异及其根源》,《当代世界》2014年第8期;胡键:《国际社会如何看中国?——基于西方的相关民意调查》,《社会观察》2010年第3期。

③布鲁斯·斯托克斯:《中国国际形象调查》,《中国经济报告》2013年第11期。

④翟慧霞:《澳大利亚民众对华认知分析》,《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

除三个“三分之一”的升级路径外,杨三可还补充概括道,在从传统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和生产服务业的升级过程中,瓮福还将实现三个“二”的转型。即实现“产业+资本”的双轮驱动;实现供给端和市场端的两端协同发力;实现“化工+肥料”的双产业驱动。

由表3可以看出,Fenton反应体系欧姆内阻和电荷传递内阻分别为12.08 Ω和270.15 Ω,而加入石墨烯后,2种内阻分别降至8.35 Ω和7.96 Ω。这表明,石墨烯的加入提高了电子传递速率。

余东义常说:“人应该知道感恩。我有今天的富裕生活,得益于党的富民政策和团领导、师团工会的关怀支持,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了才叫富,我要带动更多的职工群众一起奔富路”。职工王成振种植120亩地,每年收入都不多,加了孩子上学,被纳入团扶贫帮困对象,余东义作为邻居,常到他的田里,给他指导。从2012年,王成振每年增收四万元以上。

⑥赵士林:《“光环幻想”与“妖魔推断”——美国大学生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⑦毕梅:《德国学生眼中的镜像中国——以德国拜罗伊特大学为调查对象》,《今传媒》2015年第4期。

定量资料用 M(Q25,Q75)表示,使用 Excel表格整理数据,SPSS19.0进行数据分析,不符合双变量正态分布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设定检验水准为α=0.05的双侧检验。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2019年4月12日。

充分挖掘和利用教材,进行针对性选文,组成阅读文本,从而为阅读教学奠定良好的基础。根据高中教学的实际情况,依据高中教材,我们选择了“人物分析”“新闻阅读”“文化现象评价”等方向作为阅读教学的选题。

⑨夏金梅、杨柳缨:《英美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与评价》,《红旗文稿》2018年第15期。

⑨高利华:《陆游钗头凤词是“伪作”吗?——兼谈文本中“宫墙”诸意象的诗词互证》,刊《学术月刊》2011年第4期,并收入中国陆游研究会编“纪念陆游诞辰885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陆游与鉴湖》,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⑩胡键:《当前国际社会的中国观——基于西方民意调查的实证分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2期。

刘杉:《2017年以来西方当代中国研究面临的新困境》,《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叶淑兰:《镜像中国:上海外国留学生的中国形象认知》,《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李强、孙亚梅:《对于中国大学生出国留学四个趋势的认识与思考》,《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光明的前途’——对中国学生国内和国际迁移的比较研究”(项目号:71461137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强,1950年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亚梅,1990年生,社会学博士,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丁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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