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的失误及其对三门峡工程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工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8月在渭河流域发生的“小水大灾”引起学界乃至社会对三门峡工程的重新思考。有人提出该不该建三门峡水库的问题；有人则提出三门峡水库应当停止发电，全年畅泄放低水位；更有人提出要彻底废弃三门峡水库。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政府为何要倾尽全国之力建造三门峡水库呢？1957年6月，有关部门曾经组织过几十名当时中国水利水电工程界的权威人士对设计方案进行了讨论，可是为什么会出现“一边倒”的现象呢？如果我们现在“辉格式”地说：当初设计建造三门峡水库是错误的。那么，其原因真的就仅仅是因为水库的设计者——苏联专家设计有误，而包括我国专家在内的所有的人，对黄河的泥沙状况认识不足，这么简单吗？如果不是，还会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事实上，每一项大型工程的决策、设计、施工都不只是涉及简单的一些工程技术问题，它更多地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对三门峡工程而言，它并不是完全自主的，其中包含社会建构的成分，从内部原因说明它的决策、设计和施工是必要的，但还不是充分的，还必须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立足史料，考察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就笔者所知，当前对三门峡工程研究的大体状况：一是回避；二是研究专门的工程技术问题(如，三门峡水库与潼关高程的关系)，这是当前学界的主流；三是罗列事实；四是编年史研究(如，各种三门峡水利枢纽史志)。我们认为，以上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但是，这些研究还是存在许多明显不足的，需要以更宽泛的视角来考虑和反思三门峡工程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本文以“规划”对三门峡工程的影响为主题，以期分析社会政治因素对三门峡工程的影响。
在1955年7月1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作了题为：“规划”的政府工作报告。该规划经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审查，国务院和中共中央也研究了这个规划。在当时，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认为，这个规划虽然还只是一个轮廓，它的具体工程项目和项目中的许多地点、数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确定，但是它的原则和基本内容是完全正确的。这样，“规划”于同月30日以《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的形式获得了大会的通过，于是“规划”作为政府工作报告以全国人民意志的集中表达的形式，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过程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下面我们首先对该“规划”的基本内容做一些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1 治理黄河的必要性
(1)治理水灾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流，其流域的主要自然灾害是水灾：“据历史记载，黄河下游在3000多年中发生泛滥、决口1500多次，重要的改道26次，其中大的改道9次。改道最北的经海河出大沽口，最南的经淮河入长江。因此黄河的灾害一直波及海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威胁25万平方公里上8000余万人口的安全。黄河的每次泛滥、决口和改道都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常常有整个村镇甚至整个城市人口被大部或全部淹没的惨事。1933年的洪水造成决口50余处，受灾面积11000余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64万余人，死亡18000余人，损失财产以当时银洋计约合23000万元。”而“黄河水害在历史上是不断严重化的。”[1]“规划”认为，发生在黄河流域的这些由洪水而引起的水灾，可以通过在黄河各个干流和支流上建造以三门峡为首的一系列水库和大坝对洪水和泥沙淤积进行拦截，使得河水流量减少，泥沙含量降低，从而完全避免下游洪水的发生。因此，治理黄河水灾势在必行。
(2)缓解旱灾 “黄河流域虽然受着暴雨造成的灾害，但是整个雨量是很不够的……。由于这些原因，黄河流域常常遭受旱灾。1876至1879年(清光绪二年至五年)，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旱灾，死亡1300多万人。1920年上述四省和陕西共有317县大旱，灾民2000万人，死亡50万人。1929年黄河流域又有大旱，灾民达3400万人。”“规划”认为，黄河流域的旱灾，通过在黄河干流上建造龙羊峡、刘家峡、黑山峡、三门峡四处大型综合水利工程和支流上的一部分用于灌溉工程可以创造稳定的引水条件，避免河水的过分低落和渠水的干枯。这样能够利用黄河的水资源使黄河流域的旱情大大地得到缓解。
(3)获取大量廉价电力资源 “利用黄河干流上的46座拦河坝可以发电2300万千瓦，每年平均发电量达到1100亿度，相当于我国1954年全部发电量的10倍。”“如果把三门峡工程投资的1/3和刘家峡工程投资的1/2算作发电成本，则三门峡每度电的成本只有3厘3毫，刘家峡每度电的成本只有2厘3毫，而目前我国火力发电的平均成本却是每度3分。”
(4)发展航运 “在46座拦河坝修成并安装过船装置以后，黄河中下游的水量可以按照需要来调节，因此就可以全线通航。500吨拖船将能由海口航行到兰州。黄河流域的交通运输状况将得到很大的改善。”
2 治理黄河的可能性
(1)有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 “在过去9年中，人民政府培修了黄河共1800公里，完成了土方13000万公方；将原有保护堤坡的“坝埽”由秸料换成石料，共用了石料230万公方；在大堤上用锥探的方法发现了8万个洞穴和裂缝，都已经加以填补。这样，就根本改变了原有河堤残坡卑薄、百孔千疮的狼狈形象。”
(2)有了以当地人民和解放军为主体的护堤防汛大军 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流域人民和解放军积极参加了从事护堤防汛工作，在护堤防汛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并涌现了很多的英雄模范。“依靠了这一切努力，我们扭转了黄河近百年间几乎每年决口的险恶局面，保证了黄河下游9年来的安全。”
(3)丰富的历史遗产 首先，“在我国历史上，广大的人民曾经不断地同黄河的水害作过伟大的斗争。人民群众单只在河南、山东现在的黄河两岸就筑了1800公里的河堤，这个河堤至今还是我们同黄河水害作斗争的主要武器。”其次，在历史上出现了许多献身黄河水利的历史人物，如潘季驯、贾让、李仪祉等。他们不仅对黄河下游的修堤防汛做出过巨大贡献，而且提出了诸如“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方略，甚至提出过利用黄河水利的思想。
(4)有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科技人员和施工队伍，“各有关部门的大批工作人员在整个黄河流域进行了查勘、测量、地质调查、钻探、水文测验和经济调查的巨大工作。”同时，具有一支来自全国各地水利工程(官厅水库、治淮工地等)的政治和技术较强的施工队伍。
(5)有苏联水利专家的无私援助 1954年1月，由组长阿·柯洛略夫和其他6位专家组成的苏联专家组到达北京。在苏联专家组的全力指导帮助之下，在同年10月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编制工作。
(6)有了新中国 “依靠手工业的技术不可能在黄河上或它的支流上修建水库和水电站，依靠个体农民的力量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这里需要现代的科学技术知识，需要国家的大量投资，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需要政府和人民、工人和农民的通力合作。因此，采取这种方法在过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
3 治理黄河的基本方针
从历史上来说，治理黄河水害的思维没有走出“防止”的范围，采取的是“送走水，送走泥沙”的方针。“规划”认为，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正确的方针应当是建立在“控制”的理念之上。“事实已经证明，水和泥沙是‘送’不完的，送走水、送走泥沙的方针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在今天的科学的、技术的条件下，我们人民政权如果还沿用这个方针来治理黄河，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我们今天在黄河问题上必须求得彻底解决，通盘解决，不但要根除水害，而且要开发水利。从这个要求出发，我们对于黄河所应当采取的方针就不是把水和泥沙送走，而是要对水和泥沙加以控制，加以利用。”
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规划”对三门峡工程做出了如下具体的规划。
4 “规划”中规划的三门峡工程的基本框架
(1)工程的性质 在三门峡地区建造一座用于“防洪、发电、灌溉、航运的最大和最重要的综合性工程。”
(2)坝址及其选择 大坝建在陕县以东和著名的“中流砥柱”以西的三门峡，选择此地段为坝址的原因在于：首先，此地段“河道狭窄，河底都是坚固的岩石，便于修建大型的水坝。”其次，该地段是“控制黄河下游洪水的关键地段”，能够控制较大流域面积，同时有较大库容能够负担调节洪水的要求。再次，该地段“同山西、河南、陕西的工业区都靠近”可以为这些地区的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农业提供廉价的电源。
(3)大坝的规模 坝高90公尺左右，拦阻河水水位350公尺，水库容积达360亿公方。
(4)三门峡工程的施工时间和项目设计者 “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拟定在1957年开始施工，1961年完成。苏联政府已同意担负这一巨大工程的设计。”
(5)水库对水量的调节 “三门峡水库在黄河缺水时期可以把下游的最低流量由197秒公方调节到500秒公方，以便保证下游河南、河北、山东接近河岸地区的灌溉用水和航运所需要的水量。”
(6)水电站的发电量 三门峡水库的水位可以比坝下的水位高出70公尺，“利用这样的高‘水头’可以发电100万千瓦，平均每年发电46亿度”。
(7)三门峡工程的配套工程 首先，由于黄河下游的洪水和泥沙大多来自中游地区，所以需要在这些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其次，为了拦阻三门峡以上各支流的泥沙，首先在泾河、葫芦河、北洛河、无定河、延水的适当地方，修建5座水库，并在适当的小支流上，修建5座小的水库。
(8)三门峡工程投资预算 “规划”中预计用于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的建设经费大约为122000万元(包括移民费用)。
(9)库区耕地淹没和移民问题 “三门峡水库由于需要拦蓄的洪水流量特别大，在拦蓄的水位达到350公尺的时候，就需要淹没耕地200万亩，迁移居民60万人。”
经过对“规划”内容的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该规划不仅对治理和开发黄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一般的原则性的说明，而且对包括三门峡工程的性质、坝址、大坝规模、施工时间和设计者、水量调节、发电量、投资预算、耕地淹没和库区移民以及水库的运行方式等具体的工程技术细节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但是，如果说该规划对治理和开发黄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基本方针所作的原则性说明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它对三门峡工程技术细节的规定是缺乏理论依据和实践论证的。
首先，“规划”只是以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在短时间内完成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为蓝本而形成的，缺乏并行的其他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该规划以高坝和大库容实现“蓄水拦沙”作为建造三门峡工程的基本方针就存在战略决策上的错误。实际上水库蓄水运用只有一年半，库内就出现泥沙大量淤积，库容大量损失。同时，潼关高程大幅度抬高，造成潼关以上河道的大量淤积，威胁以西安为中心的广大关中平原地区工农业生产基地的安全。以后三门峡水库的三次运用方式的改变和两次改建实践证明，以高坝和大库容实现“蓄水拦沙”的决策方针对于三门峡水库的建设来说，是完全错误的。然而，这种错误的决策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清华大学的黄万里教授曾经坚决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在反对建设三门峡水库无望的情况下提出留下施工导流底孔以备日后泄流之用的正确建议，并从顺应堆积性河流自然演变过程的思想出发，提出以人工改道的方法治理黄河下游河道泥沙的淤积，从而消除下游河患的主张。此外，温善章也提出了，建造低坝，采取“拦洪排沙”的运用方式的主张。可是，由于当时的决策者过分偏听苏联专家的意见，而反对高坝派又是少数，这些合理的意见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采纳。虽然三门峡水库经过三次变换运用方式和两次改建争取到了一定的库容和水库寿命，并且在黄河下游的综合治理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错误决策，三门峡工程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而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且也给库区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无尽的隐患，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该规划对于库区耕地淹没和移民问题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该规划计划以“淹没耕地200万亩，迁移居民60万人”为代价换取“高坝大库容”，以实现水库的综合利用。规划认为，水库的综合利用不仅可以彻底解决黄河流域的水患问题，还可以利用三门峡水库的高水头发电，促进流域的工业化，还可以扩大流域的灌溉面积，而且还能够开发黄河流域的航运。然而，事实上在以后的实践中规划中的上述设想大多没有实现，而且造成关中地区良田的大量淹没和居民的大量迁移，移民的生活不仅没有像在规划中所说的那样“尽快走上安居乐业的道路”反而陷入了极度的困难。致使1984年中央调查组进入陕西省调查时，不能不承认：“政府对不起你们……，国家确实没有把移民安排好……”[2]。
第三，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效果的估计过于盲目乐观。其实，当时的人们对黄河的泥沙特征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点也没有认识。例如，在规划中就明确指出：“一切这些因素，就使黄河中游地区的泥沙每年不停地大量地流入黄河，使黄河中游原有的一望无际的平坦肥美的高原逐渐变为瘦削的丘陵，使黄河下游的河道淤积不已，变化无常，使黄河成为世界上泥沙最多和最难治理的河流。”并认为：“为了在黄河的干流和支流内并在黄河流域的地面上控制水和泥沙，需要依靠两种办法：第一，在黄河的干流和支流上修建一系列的拦河坝和水库。第二，在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主要的是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但是，规划对水土保持工作效果的估计显然是过于盲目乐观了。规划认为：“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上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实际上，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至今也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因此，三门峡工程时至今日，不但没有实现“黄河清”，而且与2003年发生的渭河流域的“小水大灾”纠缠不清。
“规划”在当时由于经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审查，得到国务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认可，并且经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通过的政府决议，成为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政府指导性文件，对于后来的三门峡工程的设计和实施过程都发生了决定性影响。它不仅影响了三门峡工程实际设计施工的具体工程技术细节(三门峡工程的原建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规划的具体框架里面完成的)。而且完全左右了工程技术员在三门峡工程问题上存在的不同意见之间争论的解决方式(在建造三门峡水库的问题上，在工程技术人员中间是存在高坝派、低坝派与反坝派三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的，由于“规划”的指导性作用，高坝派取得了绝对的话语霸权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在1957年的讨论会上几乎所有的学者和专家在是否建造和怎样建造三门峡工程的问题上会出现一边倒(与会的绝大多数人，赞同高坝派的意见，反对低坝派和反坝派的意见)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惟一的原因。然而，这种解决存在于工程技术问题上的争论的方式，与工程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原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