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记《大公报》学术史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公报论文,学术论文,史述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公报》（注：人们习惯将新记《大公报》称为《大公报》，为行文方便，文中仍将新记《大公报》简称为《大公报》。）是一份中国自由民主知识分子的报纸，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由满族天主教徒英敛之主办；1916年9月由安福系王致辞隆接办；1925年11月27日后，因亲日为国人厌恶而停刊；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复刊，张季鸾任总编辑，内容大加革新，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并坚持不懈。国内外史学界以及众多新闻工作者已达成共识：“大公报历来的作法是对事实不抹杀、不捏造、不歪曲”（注：伍江川：《我与大公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当然《大公报》也有过失误，但暇不掩瑜，正因为如此更加受社会所重视，深得民主自由知识分子青睐，在国内外享有特殊地位及具权威性。《大公报》不仅在国内满载盛誉，而且蜚声海外。1941年《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赠予的荣誉奖，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只此一次，在亚洲除日本的《朝日新闻》外，别无他家。《大公报》作为一份著名的民间报纸，是中国近现史乃至世界新闻史的记录者、见证者，又是参与者，极具研究价值。时至今日，海内外对其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还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大公报》研究状况如何，成果有哪些，缺陷和混乱又在何处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并非清晰，有必要进行细致的梳理。本文研究的范围属于“新记公司”时期，故对于研究现状的概述也以这一时期为主。
（一）大陆方面
大陆方面对《大公报》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以1978年前后为界。前一个时期的研究，其参与主体、立意动机，以及所处的社会背景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政策、政治环境的宣传色彩很重，甚至还有出于不同目的而歪曲事实的成份，所做的研究几乎空白，偶尔看到一些有关它的回忆录和记述性文章，也以指责、批判居多。实事求是的全面介绍和评价较少。《大公报》长期被贴着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标签；或是定性为政学系报纸；是一张反动的报纸。论文主要有：德山的《旧大公报剖视》，文章认为《大公报》“是一张反动的报纸”，（注：《新闻战线》1958年1月，第25页。）“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来掩饰它为国民政府服务的实质”。（注：《新闻战线》1958年1月，第32页。）穆欣在其论文《斥右派关于新闻自由的廖论》中亦认为《大公报》“比国民党中央日报还要恶毒”。（注：《新闻战线》1957年试刊号。）1958年毛泽东在接见《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时也曾说《大公报》对国民政府是“小骂大帮忙”。（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有关论著主要以王芸生、谷冰著《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6、27辑。）为代表，论著烙上沉重的政治烙印，字里行间充满了自我讨伐之辞，但由于作者的《大公报》主编与经理身份，其所述内容事件有一定可信性，成为后人编写大公报史的基础。
其实在历史上，《大公报》有功有过，功表现在它与时俱进，顺应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支持变法维新、抵制美货、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军阀混战，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勇于为民说话，不畏权势等等。过，表现在怀疑和畏惧革命。它的言论有功有过，但功过不相掩。
1978年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老大公报人或与大公报人亲密者，开始用史学的眼光和笔触，评析《大公报》的历史。最先著文立论为《大公报》正名的当推大公报人李纯青，他的《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一文，对《大公报》是否为政学系机关报，《大公报》的阶级属性，如何看待“国家中心论”等困扰史学界的几个颇具争议的历史问题，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李文认为《大公报》并不是政学系机关报；不是官僚资本企业，而是中等的民族资本企业；对于“国家中心论”不应全盘否定，应肯定其积极合理，有利于抗战的一面。从此以后，对《大公报》的历史关注逐步被扩展、深入，开始了从点到面，从微观到宏观的学术变迁。关注者大多为大公报人、与大公报人关系密切者，或新闻工作者。论文主要有：谢国明的《“小骂大帮忙”新论》（《新闻学刊》1988年1月）及《新记大公报的“四不”主义》（《新闻研究资料》，第3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自立《“小骂大帮忙”辩》（《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8月1日）、李纯青的《抗战时期的大公报》（香港《大公报》1986年3月15日）、夏晓林《坚持抗战，功在国家——张季鸾在抗战期间的大公报社评》（载《抗战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徐铸成的《对大公报的几点个人看法》（载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历年有关大公报的讨论中，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写文章最多，约有40篇（现已合成一集，2002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王文最大特色是以事实为据，不空谈，不虚夸，对有关大公报的重大争议，如“小骂大帮忙”问题、起义问题、“修明政治案”问题均以事实为依据，还其历史真相。有关论著主要有：周雨著《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王芸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徐铸成著《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三联书店1986年版）；方蒙著《范长江传》（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吴廷俊著《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上述有关著作中以吴廷俊的那本影响最大。吴著对《大公报》的政治倾向、言论主张，它的业务特点以及它的功过是非，作了全面剖析，不掩过，不溢美，还历史本来面目，纠正了前此在《大公报》评价上的一些偏颇。
与此同时，史学工作者亦开始热衷于研究《大公报》。2002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津大学贾晓慧博士论文《〈大公报〉新论》，堪称有关《大公报》的第一篇专论。《〈大公报〉新论》不囿于党派服务的狭隘观念，将《大公报》的研究置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主题上来定位《大公报》的历史角色。文章在摘要中指出：“在中国处于内外危机的国难时期，《大公报》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提出了非‘资’、非‘社’的现代化方案。力图通过推动国民党政权，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自上而下地来实现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大公报》把国家现代化与拥护国民政府连在一起，又因其不具备领导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廉洁有能，因而对它的支持与指责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贯穿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南京大学任桐博士著《〈大公报〉与中国政治改良思潮(1927-1937)（未出版），从政治思潮的角度诠释了《大公报》，论文“旨在有效地突出《大公报》引导舆论，偏重政治的特点，彰显大公报人基于民本思想、基于民主政治、弘扬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
从资料的角度看，或者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或者与史学研究同步，关于《大公报》的历史回忆、史料汇集、大公报的影印成为颇具代表性的三种成果。它们一方面烘托映衬了该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促进、繁荣了《大公报》的研究。比如《大公报》人对《大公报》的回忆，或者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文史资料中，或者蕴藏于个人传记与回忆录里。主要的如周雨的《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徐铸成的《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旧闻杂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报人六十年》（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孔昭恺的《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等，这些几乎都是当事人或亲历者的记忆，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涉及到《大公报》的史料汇集亦不少，如《新闻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闻界人物》（新华出版社）、《近代中国名记者》，（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002年为纪念《大公报》诞辰一百周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系列《大公报》丛刊：《大公报一百年新闻案例选》、《大公报一百年头条新闻选》、《大公报一百年社评选》、《大公报小资料》、《大公报特约专家文选》、《大公报历史人物》等。有关《大公报》的大事记也有三部：方蒙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1926至1949年大事记实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事编年》和《大公报一百年》（大公报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三部大事各有特色。《大公报》的出版影印也同步进行，1986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1902-1949年的《大公报》，这为《大公报》的研究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其功不可抹。
从立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对于《大公报》的研究逐步突破政治环境的制约，而渗透到新闻史、社会史、思想史等众多的研究领域。人物研究的关注程度也有很大的提高和拓展，除了继续热衷于张季鸾的研究外，对吴鼎昌、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等人物的研究也开始有所涉及。研究《大公报》的思维定式逐步摆脱简单地用划分阶级成分和做政治鉴定来代替历史研究的框框，但同时也不回避报纸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和阶级立场，重新回归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上。
（二）台湾地区
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对《大公报》的研究不温不火，其研究人员主要有陈纪莹、沈云龙、懒光临、朱传誉等，他们对《大公报》也作了诸多评价。如：沈云龙在《从书生论政谈到报纸的企业经营》一文中说：“能兼顾书生论政及企业经营，并与学术文化界多方接近，而以社论、副刊及新闻采访擅长，奠定历久不衰的发行基础，乃至蜚声国际，见重当道者，殆莫若民国十五年后，由吴鼎昌、胡霖、张炽章先生接办的天津《大公报》，无论公民营报纸，均无能出其右者，为中国报业创下了最显著光辉的一页。”（注：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6期，第30页。）懒光临亦称《大公报》“有别于政治性与商业性报纸而言，而兼有两类报纸的特色，即以商业经营为手段，不以赢利作目标，仍保持文人论政的本色与宗旨。”（注：《七十年中国报业史》，台北中央报社1981年版，第111页。）在大陆不断争议《大公报》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时，台湾刊物则大大称赞《大公报》与国民党的关系。如：程沧波在《我所认识的张季鸾先生》一文中说：“《大公报》交的是国难运！《大公报》不逢着‘九一八’哪能交进那一步红运？《大公报》交国难运，而遭遇的当国者是宽仁厚德的国民党《大公报》由是左右逢源而欣欣向荣。”（注：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6期，第13页。）陶希圣在其论文《遨游于公卿之间的张季鸾先生》指出：“一般人认为《大公报》的头条新闻可以代表或暗示蒋委员长的政策，一般人是这样重视的。”（注：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6期，第20页。）
在台湾地区的《大公报》研究中，有一个人是必须专门要提及的，他就是陈纪莹。陈纪莹是《大公报》的特约记者，所著的《报人张季鸾》（台湾重光出版社1971年版）、《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出版社1974年版）、《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是台湾研究《大公报》的主要成果。但由于其反动的政治立场所致，他的研究中带有明显的政治印记，文中渗透着对中共的仇恨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拥护。
台湾方面对《大公报》的研究多指张季鸾在职的15年，而且多集中于研究张季鸾本人，以张季鸾代表了《大公报》。在张季鸾逝世36周年（1978年）之际，台湾的《传记文学》曾把他作为专题人物，比较集中地由与张季鸾有接触的人进行座谈回忆。
国外出版的有关《大公报》史的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他在其中称《大公报》“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独立无党派报纸。”（注：（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三）多年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对《大公报》的研究愈来愈广泛，在取得许多共识的同时，还依然存在着很多争论。
1.如何看待“小骂大帮忙”。这是分歧最大、争议最多的地方，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四种态度。一种是持肯定态度。肯定论者认为《大公报》对国民政府确实是“小骂大帮忙”，大陆、台湾研究者中均有持此论者。台湾学者沈云龙即说：“由于能把握‘小骂大帮忙’的四字要诀，不但从未见忤于当道，反蒙当道特达之知。”（注：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6期，第30页。）大陆学者吴廷俊称：“《大公报》对国民党政府从根本上是帮忙的。这就是说，《大公报》对国民党政府确实是小骂大帮忙，这是事实。此其一”。“从政治上看，《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是反动的。此其二”。然而他又认为“‘小骂大帮忙’则又是合法的民办报纸，为本阶级长远利益服务的一种较为有效的做法……此其三”。（注：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否定论者也大有人在。如夏晓林在《支持抗战，功在国家——张季鸾在抗战时期的大公报社评》指出《大公报》对国民党“不仅是小骂，也有大骂，但都是真骂”。（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81年版。）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争鸣文章各执其说。正当双方互不相让之际，认为《大公报》对国民政府“亦捧亦骂”的观点开始出现于报章学刊上，如谢国明的《“小骂大帮忙”新论》、刘自立的《“小骂大帮忙”辩》（注：《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8月1日。）。针对上述三种论点，王芝琛在其专著《百年沧桑》中均加以否定，认为上述三种观点“十分明显地把党派之争的‘站队’，作为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总在阶级分析的框子里打转转”。他指出：“要打破对《大公报》研究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僵局，只有认清《大公报》是否真正的民间报纸，才能被打破。”（注：王芝琛：《百年沧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文章从《大公报》的经济基础、组织路线、政治思想等方面论证了《大公报》是一张民间报纸，看不出《大公报》为国民党或其它任何政党所用。作者论断《大公报》对国民党或其它党派没有任何义务与依附关系，《大公报》的喜、怒、哀、乐“都相随于人民大众”，因此，“小骂大帮忙”、“真骂”、“大骂”、“亦捧亦骂”等只是后人强加于《大公报》的。
《大公报》是否是政学系机关报。早在抗战前，就有《大公报》是政学系机关报的说法。持赞同意见者，主要以王芸生、曹谷冰为代表，他们在其回忆录《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一书中称：“客观分析，所谓政学系，乃是一群在蒋介石手下当差的官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形成的一个官僚集团。张季鸾和他们行迹接近，吴鼎昌又趋势羼入这个官僚集团，人们把这时期的大公报看作政学系机关报，是有根据的。”（注：《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第58页）。。对此持异议者亦列出理由，证明《大公报》并非政学系机关报。例如李纯青在《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一文中指出：“把政学系和《大公报》联系起来看，就发生了下面几个问题：第一，政学系只是几个人，没有组织，那么谁来管它的机关报呢？第二，既然政学系没有纲领，那么《大公报》宣传什么呢？如何为政学系宣传呢？第三，对机关报当然要给津贴，哪个政学系的人给《大公报》以钱财？第四，机关报要由领导机关来任命人，《大公报》哪个人是政学系派来的呢？这四个问题都无从成立。”（注：《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312页）。至于台湾学者对《大公报》是否是政学系机关报并不热衷，甚少论及。
如何看待“国家中心论”。“国家中心论”曾是《大公报》的一大“罪状”。1949年2月27日，天津《进步日报》发表《天津进步日报》宣言中称《大公报》“始终鼓吹‘正统’、‘国统’、‘国家中心论’理论，来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的独裁张目。”同年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指责《大公报》“极力宣扬‘国家中心论’，把蒋介石捧上独裁的宝座。”持上述观点者，主要从政治的角度思考“国家中心论”，评价的方法也是单纯的定向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审察“国家中心论”，评价的方法也逐步从单纯的定性法向定性与定量综合的层面转化。这样一来，评价的视野开阔了，“国家中心论”的多维性也随之而出。吴廷俊在《新记大公报史稿》中认为，《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既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所谓“阶级的概念”是指《大公报》将国家中心与蒋介石混为一谈，把蒋介石作为“国家中心”加以拥护和爱戴，这是错误的。所谓“历史的概念”，是指《大公报》提出“国家中心论”的历史背景——抗战救国。因此，《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的“拥蒋”实际包括了很大成份的“抗日”，包括了很大成份的爱国主义，而不单单是拥护蒋介石个人。（注：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王芝琛在《百年沧桑》一书中专门论及“国家中心论”，指出《大公报》提出的“国家中心论”，确实是拥护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为中心。但却不“盲从”，并不是一成不变“死抱住”国家中心论”不放。《大公报》对“国家中心论”的理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抗战期间，《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其核心是爱国；在抗战末期，《大公报》就提出若干政治革新的建议；在抗战胜利之初，拥护“双十协定”中关于“和平建国”的方针；拥护“政治决议”组成“联合政府”。支持反对打内战，以致后来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自由主义”。倘若死抱住蒋介石不放的话，很难理解1949年《大公报》没有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去。（注：王芝琛：《百年沧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多年来，评点大公报之文屡见不鲜，众说纷纭，其中分歧较大者如前所述主要有“小骂大帮忙”说与“非小骂大帮忙”说；政学系机关报说与非政学系机关报说；“国家中心论”进步说与“国家中心论”反动说等等。持肯定意见可以举出例证，证明其论点言之有理；持否定意见者亦能找出论据，支持其观点，这样争论，事实上都是能成立，两者相持不下。之所以然，是因为研究者未能超越自我的主观性或囿于政治环境或为现实服务所致。研究者出发点不一，则研究《大公报》所得结论也就相异。作为一名历史学研究者，在研究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远离自我，摆脱外界束缚，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将历史事件纳入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中去考虑去论断，方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在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时，只要某一历史事件与人物有利于历史的进步，就应当加以肯定否则就应否定，而不能以研究者的主观好恶、政治需要乃至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历史上的人或事件。倘若《大公报》在历史上是顺应历史潮流，促进中国现代化，有利于民族的独立解放的，就应视为进步的。倘若《大公报》在历史上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则应视之为反动。而不以它是否为某一个政党服务为尺寸来衡量《大公报》在历史上的功与过。只要跳出党派阶级的狭隘观念，以历史的眼光研究《大公报》，上述争质不下的众多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如：关于“国家中心论”的功与过问题，只要秉承上述方法，则争执可轻松化解。如果当时《大公报》所提倡的“国家中心论”当顺应抗日战争、中国近代化这一时代大主流时，就是进步的；当它不利于抗日战，不利于中国的近代化时，则是反动的。因此，评判的标准应是动态的，不能将“国家中心论”静止化、绝对化。
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引入传播学，以传播规律把握《大公报》的脉搏。因为《大公报》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实体，不依附于任何党派、社团，因此，用传播学的理论，再结合历史唯物主义观，更能全面客观地诠释《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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