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读主义的兴衰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工读论文,兴衰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读主义是五四时期对青年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它是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想”与五四时期的政治形势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五四时期的一代学人，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师长，还是努力追寻救国救民道路的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等一代青年学子，一度都曾深受其影响。他们不仅竭力宣传提倡这种思潮，而且还力图付诸实践。工读主义思潮的兴盛与衰落，生动体现了“五四青年”追求真理、改造社会的探索历程，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一）
工读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得力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宣传。1915年夏季，从事旅法华工教育的李石曾就组织起“勤工俭学会”，提出要“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这一口号实际包含了一般意义上之工读主义的基本内容。李石曾等认为，它既适用华工教育，又能解决青年学生的求学费用，是普及教育的捷径，故竭力提倡。
工读主义也很符合当时知识青年们的心理，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他们追求独立人格，赞美自我奋斗，向往西方文明，特别渴望亲自去西方文明的昌盛地法国考察和学习。而“以工助读”的办法，恰恰是他们实践自己理想，摆脱那种“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式“寄生生活”，达到“自立”目的的最佳选择。①于是，工读主义得以风行。正如周恩来当时所指出：“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②据统计在1912年至1913年间留法的中国学生仅80余名，可到1919年1920年间，赴法勤工俭学竟达1600人之多。同时，还出现了专门宣传工读主义的刊物，如《劳动》、《工学》、《工读》等。
但这个时期工读主义的内容，还是囿于“以工助读”的谋生手段。五四运动后，绝大多数的青年，开始将改造社会的伟大抱负同工读主义联系起来，赋予工读主主义以崭新的内容。
经过四五运动斗争洗礼的广大青年，政治觉悟有极大的提高，迸发出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他们说：“我们处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头，觉着四周的种种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样不是黑暗、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层地狱里似的。若果常如此，不加改革，那么还成一种人类的社会吗？所以我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另创一种新社会”；③另一方面，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英勇表现和他们对五四运动取得最终胜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被学生们所认识。他们看到“这学生的力量和工人的力量总和起来，……便是解决山东问题的真力量。”④于是，觉悟的知识青年，一改千百年轻视劳动者的旧观念，第一次发自内心地赞颂劳工阶级。“劳工神圣”和“与劳工为伍”成了最时髦的口号，“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⑤
基于上述认识，青年们愈感工读结合的急迫和重要，而原来意义上“以工助读”的工读主义已不能适应这种需要，必须予以充实和改造。承担了这一历史任务的代表人物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执行部主任王光祈。
王光祈秉其“要与恶社会宣战，非自己先行创造一个生活根据不可“⑥的认识，揉合当时在中国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创立了一种与五四前的工读主义有一定联系，但又有很大差别的“工读主义”。人们或称其为“工读互助主义”或名之为“工学主义”。王光祈自己则认为：“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的名词，就叫他为中国式……主义。”⑦
王光祈的具体设想分为乡村和城市两种。关于乡村的设想是：
我们先在乡下租个菜园，这个菜园距离城市不要太远，亦不要太近，大约四五里路为最宜。这个菜园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只要够我们十余人种植罢了。菜园中间建筑十余间房子，用中国式的建筑法，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房、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卧室、饭厅等等。园子西南角上建筑一个厨房。东北角上建筑一个厕所。房子后身砌上一个球场。园子周围挖下一条小溪，溪边遍植柳树，柳树旁边就是竹篱，竹篱里头就是我们菜园了。
他设想在菜园子里，他们每天种菜2小时，读书3小时，翻译书籍3小时，“其余钟点均作游戏、阅报时间”。翻译书籍的目的是：“因为读书、种菜都是偏于个人的；如今要想对于社会稍稍尽力，只有多译书籍，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那样，“我们就是文化上的‘火车头’！”此外，再“附设一个平民学校，附近农家子弟均可以到学校读书，不纳学费。……每逢星期，还要聚集他们开一个演说大会；散会之后，我们还要开演幻灯，或购置留音机器一架，使他们大家快活呀！”
王光祈深为自己的设想所陶醉，他说：“我觉得我们新生活园里的花儿、草儿、鸟儿、蝶儿正在那里盼望着我们，我们没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⑧
可是，由于乡村的菜园子式生活，“需要土地，而且我们现在的生活根据又在城市”，所以，王光祈只好转而设计其城市中的新生活。他把城市中新生活的小组织定名为“工读互助团”。(⑨)“工读互助团”是工读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后最热衷提倡的新事物，因而最能够反映这个时期工读主义思潮的内容和特征。
由王光祈和蔡元培等联名公布的《工读互助团简章》规定：该团体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每日每人必须工作4小时”。工作种类分为：石印、食堂、洗衣、制浆糊、印信笺、装订书报、贩卖商品等9种。“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在管理上，“由全体团员组织团员会，选举事务员并讨论团中重要事务及审查新入团员。”⑩
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须取公有制原则，团员在规定的时间内，要尽其所能。工作以时间为标准，不以工作结果为标准。在分配上，“现在团体对于团员所供给的各种费用，尚略有限制。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互助习惯，便可由团员自由取用，以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这样，我们以后的生活便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有何哉！”(11)
综观王光祈的上述设想可知，五四运动后的工读主义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以改造社会为目的。它打破了过去只为解决求学费用的简单目的，旗帜鲜明地提出其目的在于探索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理想的途径。王光祈在阐述工读互助团的性质时指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12)他还针对胡适关于“工读主义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换一点教育经费”，因而“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的意见指出：“其实，实行工读互助已经是新生活了，聚集三五良朋为一种工读互助的组织，已经是新组织了”。(13)我们最终的思想就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14)
第二，以互助论为基本精神。五四时期，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十分流行。克鲁泡特金认为，人类和动物界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互助，它是社会进化的基本要素。社会的基础是“建设在人类休戚相关的良知上，……建设在个人幸福与众人幸福密切相关的感情上。”(15)克氏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企图用“互助”进化的说教取而代之。王光祈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集产制度”、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实是一件不合民情的主张”，(16)故而非常推崇“互助论”。他在组织工读互助团时指出：“我们即主张互助，自应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互助习惯，即简章中所谓‘每日每人必须工作4小时’的规定都应该取消，纯由团员本互助的精神以尽其所能罢了”。王光祈希望，把这种“互助”精神，推而广之，使全社会都养成“互助”的习惯，逐步“消灭差等”，“创造新社会”。(17)
第三，以新村主义为外壳。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提倡的新村主义，是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其基本思想是不满意现存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制度，幻想脱离这个社会另辟一块小天地，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互助友爱的新社会。由于新村主义很符合五四时期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因而迅速在风行。王光祈构想的工读互助团和乡村“菜园子式”的小组织，都带有浓厚的新村主义色彩。他曾不无自我陶醉地写道：这样“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脑筋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3位先生牵制的，天真烂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18)
第四，坚持以“工读结合”为手段。这时的“工读结合”与五四前的“以工助读”，尽管在形式上也不尽相同，但还是有相近、相通之外。所以，我们把五四运动后有了重大发展的工读主义仍称之为“工读主义”。
工读主义之所以在整个五四时期都倍受青年们推崇，从根本上讲是基于对劳动阶级力量的新认识。但也不能忽略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的影响。托尔斯泰是俄国著名文学家，他从人类的自然属性和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欲谋得衣食计，就必须劳动，“人人自营而食（此为根本），什么财产啦，资本啦，一切为罪恶源泉的东西都无存在之必要。”(19)他过分地强调了劳动在消灭贫富差别和阶级对立方面的作用，而没有指出造成阶级压迫的真正根源何在。这使得一些受其影响的青年，把社会上的一切不平等现象，都归结为有些不劳动，归结为“劳心与劳力的分工制度”。因此，他们幻想设法使人人都参加劳动，即可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达到整个社会的合谐安宁。王光祈就是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的信奉者。他对托氏“每年三季作工，一季到莫斯科经营出版事业，印成许多小册，拿到农间散布”的行为，十分敬慕。(20)他关于通过“工读结合”改造社会的主张，就是由此得启发。
总之，五四运动后，在改造社会和劳工神圣的呼声中，先进的知识青年广泛地借鉴和揉合了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思潮和学说，提出了一个以“工读结合”为手段；为互助论为基本精神；以“共产主义新村”为外壳；以改造社会为目的完整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反映了五四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中国现状的强烈不满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热切向往；表达了他们对劳动阶级的无限敬仰和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坚定决心，是“五四青年”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一次勇敢尝试。
但是，由于忽略对劳动群众的发动工作，害怕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反而把“工读结合”视为万能，幻想通过和平的说教和示范来感化人们，实现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所以，这一理论实质上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给他们指明实现其理想的正确道路。不过，对于刚开始接触“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的“五四青年”来说，不通过他们亲身实践，他们是很难分清什么是“空想”，什么是“科学”的。
（二）
工读主义思潮的广泛流传，特别是王光祈“工读互助团”设想提出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般知识界大多赞同附合，青年们更是积极响应。甚至连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对此也取支持态度。1919年底，李大钊、陈独秀同蔡元培、胡适、王光祈等联名刊出为创建工读助团的募捐启事，(21)并带头捐了款。(22)在他们的倡导下，“不到半月，诸事齐备，所募之款亦已愈额”，于是，工读互助团便首先在北京问世。
继北京工读互助团之后，各地的类似组织大量涌现。如天津的“工读印刷社”、广州的“粤女工学互助团”、武汉的“武昌工学互助团”、南京师范学校的“工读互助团”、上海的“女子工读互助团”、“沪滨工读互助团”和“扬州第八中学工读互助团”等等。毛泽东也计划在他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他说：“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23)这样，工读主义就迅速由思潮付诸实践，并达到了高潮。一些文化界名人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张东荪、施存统、戴季陶、恽代英等纷纷撰文、发表演说，表达自己对这场试验的看法和希望。他们或支持，或怀疑，或否定，争论不休，很是热闹。一般地讲，多数人在开始时，都对之寄以厚望，认为“把这一桩事充满在社会，那社会上的腐败与恶浊，便可以完全打消。”(24)但是，实际的结果却令人失望。
工读互助团的试验活动开始不久，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就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为例。该组主要由北京大学的学生组成，共13人，预筹开办费500余元。组员从事的工作有放电影、洗衣、印刷、英算专修、食堂等5种。开办后首先遇到的是经济上的困难。放电影，办了一个多月，看的人多少不定。人少时，还不够片租，“加以一连好几天生意冷落，不得已只得停止了”。洗衣服，斋夫收来的衣服，暗地里仍旧送原来的洗衣局去洗。“我们何苦来呢？夺平民的生计”，况且，所居住房，没有晒衣的地方，也只好停止了。印刷，分为印信封、印信纸两种，“办了一个多月，大概赚三元钱”。英算专修馆，“每月收入约有四五十元。这一股很可过得，但究非我们所愿做的工作呵。”食堂，平均有12个团员，食堂吃饭，每天总要拿出大洋一元五角。总之，折合起来，入不敷出，渐渐地“发生经济危险，万难支持”。其次是团员的思想分歧和感情不合。团员们经常在一起争辩一些问题，“因为讨论共产问题，主张不合，自愿退团者5人”，“后来讨论家庭问题，退团者也有一人。”团员们“感情渐渐隔阂，团体精神渐渐涣散”，“这个时候，差不多大家对于这个团体都没有十分感情，除去一二人外，都不愿维持他。”后来开了个会，“议决个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从根本上推翻！”(25)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失败，成为工读主义思潮破产的重要标志。此后不久，其他的工读主义组织也因类似的问题而相继解散。
（三）
工读主义如阵飓风，骤来骤去。尽管如此，它还是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上印下了深深足迹，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主要是：
第一，使“问题与主义”之争得到最后的揭晓。五四运动后发生的“问题与主义”大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次大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改造社会，即是要改良？还是要革命。这场论战牵动了一切关心中国向何处去的爱国青年的心。虽然在论战中擂主李大钊理直气壮，言辞犀利，而对阵的胡适含糊其词，无以对答，胜负之势已明。但是，对于正在竭力破除一切权威和武断盲从的“五四青年”来说，他们更注重实践的检验。有鉴于此，李大钊也积极地支持了工读互助团的试验活动。工读互助团的破产，验证了李大钊关于改良主义行不通，必须根本解决的论断。同时也使广大青年认识到：“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渐进的方法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地不可能的。那么要怎样呢？就是：改造社会要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26)所谓“腐肉不去，新肉不生”，“翻天覆地，唯铁是血”。“不然，新村终归是理想的，与实际的改造无干。”(27)这样，一大批爱国青年彻底地同改良主义划清了界限，坚定不移地树立起“根本解决”的思想。这为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破裂。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也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彻底分裂的标志。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例，愿来赞同或对工读主义认识不清的一批青年，如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沈泽民等转而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左舜生、余家菊等会员却迅速右转，与曾琦、李璜等信奉起“国家主义”；还有一批则仍沉醉于超阶级的“纯学理”研究之中，如王光祈等，由工读主义逐渐走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音乐救国”的道路。这样分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一大批青年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大大地提高了团体的战斗力和纯洁性。此后，以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社团，如“马克主义研究会”、“俄罗斯问题研究会”等纷纷涌现，并逐渐发展为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第三，促使一大批青年彻底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真正准确地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此前，青年们虽然认识到要消除知识分子与劳动阶级间的差别，提出用“工读结合”和“平民教育”的办法解决“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对立。但那时，是以“恩赐”的观点对待这一问题的。在工读主义思潮破产后，青年们不再把工人阶级当作一个值得同情的阶级来赞颂，而是将他们视为赖以谋社会改造“根本解决”的主力军。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把文人“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变成真正的“劳工阶级的运动”和“街市上的群众运动”。(28)于是，青年们开始深入到工人中，创办刊物、夜校，组织工会，启发工人觉悟，架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之间的桥梁。
工读主义在中国影响极为广泛。在她影响下发生的旅欧勤工俭学运动和国内的工读互助团、平民教育运动，虽然很快归于失败，但由此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不仅如此，工读主义还开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先河，使一代代青年先锋和工农主力军汇成中国革命不可抵挡的洪流，因而，工读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注释：
①(21)《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1919年12月21日，《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一版第370页。
②《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天津《益世报》1921年5月15日。
③《曙光》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1月1日。
④《解决山东问题的真力量》，《民国时报》1919年5月17日。
⑤《讨论怎样过我们暑假的生活》，《民国时报》副刊《觉悟》，1920年6月17日。
⑥⑧(18)《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1919年8月15日。
⑦(16)《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四期，1919年6月1日。
⑨《城市中的新生活》，《晨报》1919年12月4日。
⑩《新生活》周刊第十八期，1919年12月21日。
(11)(12)(14)(17)《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七期，1920年1月15日。
(13)《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1920年4月1日。
(15)《互助论》，平民出版社1939年6月版第23页。
(19)《托尔斯泰之泛劳动主义》，《晨报》1919年6月14日。
(20)《致夏汝诚先生》，《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1919年8月15日。
(22)《北京工读互助团消息》，《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1920年2月1日。
(23)《致周世钊》，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476页。
(24)《要整理社会非提倡“工读互助”不可》，《上海周刊》第一卷第二期，1920年4月4日。
(25)《“工读互助团”底实验与教训》，《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26)《存统复哲民》，《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4月11日。
(27)《新村的讨论》，《批评》第五期“新村号”，1920年12月26日。
(28)《五一运动史》，《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1920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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