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兴勃的逻辑机理、运行前景与中国方案的政治经济研讨*
汪亚青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 梳理学界关于逆全球化概念、性质和兴起原因的争鸣，从而进一步挖掘出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根本冲突。同时，以历史节点为横向坐标轴，剖析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对于全球化的动态立场变化，并试图探索逆全球化在宏观层面上的历史演进规律，提出并证实逆全球化在中长期人类发展进程中蕴含的负面效应。最后，通过对中国方案的政经成本分析和亟待突破之桎梏的列陈，推导出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的期望愿景设定与理性手段选择。
[关键词] 逆全球化;全球主导者;中国方案;新型全球化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合”与“分”总是交替成为时代的关键词。近代以来，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一次“兴也勃焉”的全球化进程中往往也伴随着国家间、民族间和阶级间矛盾的积累，进而孕育着一轮危机。这些矛盾积累到一定临界点且得不到有效释放的话，其自身会以一种更直接乃至暴力的方式进行调整。面对后危机时代的百废待兴，有些国家会出于原始的自我保护意识而选择闭关式的消极防御，而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探寻原有制度的根本缺陷并革新之。诚然，对于一个独立国家短期内止损这一目标，逆全球化政策或许确能奏效。但这一短视行为的危害将随着逆全球化政策运行的历史惯性被不断放大，最终回到危机爆发的老路上来。[2]因此，通过学理分析认识逆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推演评估触及根本的改革性思路，并最终形成切实可行的系统性操作方案，无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是扩宽了农产品的销售途径。“互联网+农产品”销售模式在传统销售模式的基础上，突破了场地和时间的局限，拉近了生产方和消费方的距离，帮助农产品市场营销主体更好地认识市场需求、市场价格趋向以及竞争者的信息，推动了市场营销向精细化、专业化、个性化方向发展。
一、逆全球化相关概念的学术争鸣与学理性认识
(一)关于逆全球化本质、性质的讨论与归纳
逆全球化(Reverse 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与全球化相伴相生。对于全球化的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着纲领性的探讨:“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3]即使这种生产进一步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进一步集中，仍不能根本性缓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最终造成“资本主义外壳的炸毁”。资产阶级也不能人为干预这种分工与协作模式，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只会造成“炸毁”来得更快。从这个角度来看，逆全球化是在宏观上对抗国际分工与协作，是用狭义的国内分工代替全球协作。事实上，正是由于国内生产要素环境难以满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求，才促成要素跨越政治区划边界的行为。而逆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人为设置要素流动障碍的行为，其目的是将优势生产要素限制在特定的政治区划范围内。
关于逆全球化现象的性状划定，学界主流意识多持负面认识。对于逆全球化对传统全球化活动产生的负效应深度，学界定位角度各异。郑春荣将之与“去全球化”等同视之，认为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将资本、资源和市场赋予地方的行为。[4]胡博成等(2018)指出，这是一种阻碍全球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历史运动。[5]孙伊然(2017)则将理论探讨维度拓展到政治领域，指出除了生产要素全球配置障碍之外，还阻碍了政治进程机器要素的跨国流动。[6]陈伟光等(2017)认为，侧重于大众舆论和民众情绪的反全球化先行出现，尔后上升到国家层面并左右全球化指标衡量体系，最终颠覆旧有逻辑和价值体系成为全面逆全球化。[7]即这是一种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
综上可以发现，逆全球化是后经济全球化阶段由于市场占有、资本流动方式和程度差异所带来的冲突，而对生产要素国际间流动形成主观意向上的限制乃至封闭，逐渐由全球性的政经关系退化为区域性关系甚至双边关系。从经济角度上讲，逆全球化多发生于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后，各国萧条的经济态势使得当局对国际贸易逆差和工作岗位流失甚为敏感，吸引优质生产要素回流，改变赫克歇尔－俄林秩序下的相对收入劣势，成为稳定本国经济的重要目标;从政治角度上讲，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及冷战思维仍然存在，政治新兴势力逐渐发展成熟，民粹主义地位日益重要，对传统精英层的不信任催生出以颠覆旧有制度为己任的强人政治，原先的全球化框架不再迎合新兴势力的需求;从文化角度上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宗教体系融合弱于冲突，民族文化的排他性占据上风，网络扩展和技术传播也导致线上线下世界发生断裂，不断加剧文化孤岛效应。[8]逆全球化的本质是一种对生产社会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演进的否决。根据马恩关于生产力发展理论的阐述，生产社会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不尊重这一规律势必会对生产力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如前所述，逆全球化限制了要素流通，显然违背了事物运行发展的自然规律，必然会招致生产力挣破牢笼的巨大反制效应。
(二)全球化向逆全球化蜕化的原理及其支撑势力的研判
这种带有“下克上”意味的压力反向传导现象，却恰好反映出社会生产的现实需求。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限制来自世界市场的横向空间。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普及后，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生产力必然始终压制呈算术级数扩张的市场规模。前期，社会化大生产模式尚未普及，先行建立先进生产模式的国家在市场扩张的迫切压力下持续推动全球化发展;但在后发国家实现生产方式更新换代后，不仅作为发达国家传统倾销对象的海外市场不复存在，甚至连本土市场也“相继沦陷”。任何国家或组织在衡量逆全球化价值盈亏时，必然是站在己方利益角度的。必须承认，处于GVC顶层的发达经济体确实利用逆全球化实现了本国范围内金融风险转嫁、生态危机转移、收入差异平抑和民意矛盾缓解。③我们无法忽视的是，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意大利等国，普通民众层面的民族性转向才是诸国坚持逆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仅将解决逆全球化危机的目光聚焦在所谓特朗普政府等政党政治身上，必然会犯舍本逐末的错误。选择逆全球化策略的主权国家普遍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整体利益受损，主要体现在国际收支长期不平衡、国内产业空心化以及国内失业率长期走高等;二是国内市场规模足够广大，主要表现为本土市场容量足以消化全要素产业生产效能;三是排他性文化和民粹主义舆论盛行，主要作用在被利用和错误引导并不断恶性循环的民意，及其反作用于政党政治。
其实，倡导逆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势力并非仅仅局限于所谓的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保守势力，而更像是一种邦联式的松散结构，这一结构还包括和平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地区利益至上者、环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形形色色的利益群体。这一社会现象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们自发生成的对资源分配领域马太效应的自保性对冲，利用人为设置障碍阻止资本的原始趋利性流动。[16]“国际贸易或经济全球化的其他形式所带给一个国家的收益并不能自动为所有群体均等合理地分享，配套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不可或缺。”[17]显然，这种配套机制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建立，甚至在各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内部也并未成熟。当前，利益分配的高度失衡不仅在国家主体内部非常严重，在国际间也显而易见。同时，代际收入水平的留滞性大为增加①，全球总体经济发展成果甚至难以填满同祖辈相比的实际收入落差的丘壑。面对这样的利益损失，发达国家民众更多的将根本原因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外来移民势力的冲击以及本土传统精英群体的背叛。[18]美国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正是基于此逻辑。
任剑涛(2017)指出，全球化在其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两个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一是受益地区和原发地区的错位，即后发国家很快逆转了利益输送方向;二是全球化实际结构和理想结构的疏离，即当前一元化模式与理想的包容性多元结构之间的差异。站在先发国家的角度上看，这两个结果导致境外重塑秩序势力和境内对立情绪的双重增长，最终带来对全球化政策的反思乃至退缩。“反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全新事物，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才是新现象。”[19]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潮流的主导力量都是发达国家(不啻为一种尴尬的讽刺)，二者虽然方法逻辑与操作手段可能相背，但是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资本增值。从当前态势来看，稳定的经济环境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再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但是却逐渐造成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和劳动力就业机会外流。反之，一个动荡冲突的世界更有利于发达国家产业战略布局(尤其体现在先进制造业和军事工业等)，破坏新兴经济体资本积累扩张的环境，并通过战略收缩实现资本回流以充分释放金融霸权的决定性优势，通过不对称的资产收购大量攫取对象国的发展红利。[20]阶段性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爆发更加呼唤“排外保内”策略的付诸实践。具体来说，全球化带来的高度开放性的全球统一市场，其本质是在竞争中加速要素在各子市场之间的流通。然而竞争就必然带来风险。诚然，全球化为域内参与贸易开放的各方带来了可观的社会价值，但是这一笔巨额财富的分配始终是一道棘手的难题。本国整体收入不稳定以及分配不均，各阶层民众福利辐射不均衡，维持高风险对外开放政策带来的不断递增消耗的财政资源，都会导致全球化遭受国内政治势力的强烈抵制。②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使得选择高收益低成本解决方案成为首选。如果解决不好国内市场竞争和要素流通风险抑制和对冲，以及收入在各阶层间再分配，那么不断高企的公共服务和维稳成本将很难保证本国在全球化的总收支中取得动态平衡。[21]
探讨全球化为何向逆全球化蜕化，亦需从具体经济数据中升华出来，在政治动力和经济动力的博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部调整层面加以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以新自由主义为其显著特征，资本、原料、劳动力、产品和服务的跨境流动呈现很高的自由度，市场运动的自由调节带有深刻的放任主义和自由主义烙印。这一切非中性的制度安排旨在服务于资本的快速扩张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但纯粹的市场行为在达到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设置的阈值时往往倾向于“脱嵌”，进一步将其他生产要素同质化并为己所用，以期实现弱约束甚至无约束的膨胀式发展。然而这一切的考虑始终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保证金融资本扩张上，却长期忽视了政治平衡和社会稳定的维持。当资本的流动与增殖仅仅服务于特定领域特定阶层的狭隘利益时，特别是在虚拟经济虚假繁荣而实体经济萎靡不振整体环境的推波助澜下，资本流动和跨国贸易甚至不能代表经济发展的方向，亦破坏了自由平等的社会价值理念，显然更会遭受到来自政治领域的反制力。同时，这时的资本扩张由于极大倾轧了其他要素在分配中的合法地位，导致部分地区生产效率大为下降，实质上已经与生产力发展脱钩，也就谈不上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剩下的只能是生产关系对其实行反作用，以规范化市场运行方式，由政府出面解除资本妄图实现的对其他生产要素的奴役，以实现市场充分发展和社会总体稳定的再平衡，同时也是维护自身领导的合法性。事实上，在经济范畴内处于相对弱势的广大可(易)替代性低收入阶层，恰恰在政治领域成为可观的能够显著左右选举的庞大势力，利用政治活动传导民意所产生的强大政治动力将对高技能劳动力和资本所有者为代表的主流势力形成压倒性优势。
关于逆全球化运动兴起的原因，高飞(2017)认为主要是全球治理机制失灵，造成国际规则体系无法服务于正常的全球治理，进而造成全球层面秩序紊乱。[9]金灿荣(2017)指出，社会总体系包括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三个实体体系以及思想文化虚拟体系，而政治体系或社会体系的脱节势必会导致诸如英国脱欧、特朗普之争等逆全球化表征的出现。[10]孙伊然(2017)认为，主要是经济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和政治制度推动生产要素流动的过程总和，[11]是一种非纯粹的政经糅合现象。实际上必须承认，伴随新势力产生的全球治理新问题很难用传统国际关系逻辑去解释。胡博成等(2018)指出，正在瓦解的以大资本所有者为代表的旧社会结构与正在形成的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代表的新社会结构之间的利益冲突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即逆全球化发生的实质与原因。[12]李向阳(2018)提出，除了国际国内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之外，还因为缺乏服务于劳动力全球流动的多边机制(本质上也是一种生产要素配置障碍)。[13]郭强(2013)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渐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复杂的福利体系有违于资本流动的本能驱使，悄声撤离的资本带来的是庞大却外强中干的虚拟经济，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整个资本主义政经体系，很快就蜕变为仅为精英群体牟利的提款机。糟糕的失业保障和惊人的两极分化也随着缺乏足够税收支撑的萎靡政府调控力被“杠杆化”放大，最终在舆论引导下将罪责归于全球化。[14]栾文莲(2018)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逆全球化的兴起就是西方国家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实现将金融资本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本国人民与他国群众之间的矛盾，将国际社会阶级矛盾转变为民族矛盾而进行的尝试。[15]
二、逆全球化的运行前景——隐性存在的历史宿命
除此之外，中国在构建新型全球化行动中可纳入同轴体系的还有三大要素:一是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先进科技引领的生产力要素。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将那些妄图决定其发展限度的桎梏清扫出去，一切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必须服从于生产力的发展。显然，限制在狭义政治疆域内是不满足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故而这种天然力量可以为反逆全球化力量所用。二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发展综合体。中印等国不仅拥有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还拥有具有本国特色的优势专业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很强的契合度和互补性，合作而不是锁国，才更符合这部分国家的根本利益。并且，乐于面对开放世界的新兴势力正在处于不断扩张过程中。三是倡导逆全球化国家内部存在的隐性反制力。这部分力量尤以跨国公司为代表，全球以十万计的跨国公司在利益分布上显然并不完全与母国利益相吻合，因而在实际布局中必然会有自己的特殊考量。如苹果公司即使响应美国政府号召将部分生产线和研发营销中心迁回本国，但实际上在如何更好占据全球价值链顶端，驱使全球优势生产要素为己所用这一核心问题上并不含糊，其他跨国巨头亦然。这部分力量在反制逆全球化运动中也会逐渐发挥作用，而资本、生产要素和市场始终是连接各方最好的桥梁。
晚清关税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被动变迁的过程，是鸦片战争失败造成的后果。除此之外，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迫使清朝政府重建经济秩序以维护自身的统治，这是关税变迁的间接原因。
全球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而不同形态的全球化赋予不同国家的利益和风险亦不均衡。离开特定时期全球化的具体形态，抽象地谈论和判断全球化是否对每个国家都有利，是脱离实际背景的伪命题。对于全球化是恐惧抵制还是坦然接受，关键在于主权国家之于全球化链条中所处的位置。早期阶段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经济优势，会逐渐扩散到政治领域，先发国家或地区顺理成章地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和便利的流动机制形成并传播自身的制度优势，欧美发达国家如此，现今新兴势力亦如此。处于弱势的一方会竭尽全力阻止这种政治制度的侵蚀和同化，历史上后发国家如此，如今发达国家亦如此。“经济全球化曾经被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是潘多拉的盒子。”这一轮逆全球化的拥趸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还包括一些由于自身发展路线选择错误陷入长期低迷状态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当年，中国对经济全球化也有过疑虑，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有过忐忑。”[22]位置决定态度，反过来积极的态度也会创造在新体系里更为有利的位置。全球化的兴起始于资本扩张，但却最终得力于生产力的解放。可以说，由资产阶级首推的全球化运动，并不局限于仅仅服务资本主义，这也就解释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何能够并且愿意逐渐接受并强力介入的原因。“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23]如果资本扩张难以实现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限制，必将导致资本集中和资本增值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马克思主义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理论表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技术不断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比例必将持续提高，而剩余价值率会随之持续下降，最终不断压缩谋求剩余价值的空间。资本回流的限度正基于此，若资本仅服务于垄断性大工业生产而无视本国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或他国承接资本流出压力限额，必将受到阻碍。
全面彻底而持久的逆全球化是不符合历史进程的。从根源分析，本轮逆全球化的主导势力虽确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但我们应更敏锐地发现其背后真正的推手——低技能劳动为代表的中下和低收入阶级。④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由落后实力引领的逆历史潮流而动至多造成短暂的波动，却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趋势。实际上，当全球分利配额划分机制这一技术性问题的解决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时，全球化将会被重新注入澎湃动力。毕竟，资本的本性即扩张。人为政策封锁与资本扩张性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天然存在，并且从大历史视角来看，往往资本会最终冲破藩篱。这也就解释了逆全球化只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阶段性“回调”而非主旋律的根本原因。此外，全球价值链的存续乃至进一步优化是毋庸置疑的，任何妄图将国际分工体系回笼到政治疆域内的举措亦很难长期存在。即使拥有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和最庞大内需市场的中国，也无法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在未来仍将超过消费能力，特别是在相对狭隘的区域内，因此只有将全人类联系起来才能促成长久高效的发展。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的全球化水平确实遭受到了实质性破坏，某种意义上甚至退回到区域性多(双)边合作机制。具体来看，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安倍访华后重启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日韩自贸协定、日欧自贸区协定等都是现实选择和佐证。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区域性合作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各国对于开放性和合作性的潜在稳定需求，如“一带一路”倡议就预留了大量“外接端口”以实现伴随式扩容，这也将逐渐点燃新全球化的复兴之火。
(4) 试件抗震性能受再生粗骨料取代率的改变呈波动变化，变化幅度不大；随着受热温度的增加，试件承载力呈降低趋势，而延性和耗能能力呈先降后增的变化趋势，Te=300℃时的性能劣化最为突出。
或许，温和良性的兼容性手段如“内嵌的自由主义折中”(John Gerard Ruggi语)，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逻辑，才能冲破逆向作用力的惯性重返理性历史轨道。这种新型全球化要求政府扶持广大弱势劳动力群体形成可以与大资本所有者和跨国企业相对抗的新政治势力，减少一元化和统制化，利用组合政策确保国内群众不再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就失去了继续抵制全球化的理由。实现多元性和多样性是新一轮全球化兴起的必由之路，也是有别于发达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其里的全球美国化的根本所在。当然，从全局角度来说，发达国家的整体获利仍将长期超过新兴国家。因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力仍来自发达国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将更有效地发挥补充价值。事实上，一个强调包容和民主的新全球化必须给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分配正当性，对于任何主权国家谋求发展资源的合法行为都应予以充分理解和支持。如此，便是将国内“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先进理念国际化、全球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推向更广更深的境界。
三、中国方案推演:政经成本分析和亟待突破的桎梏
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所有可能的认识对象都限制在实践的范围之内，幻想摆脱实践关系而认识“纯粹的自我”或“纯粹的‘外物’”，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离开实践而谈论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是无意义的虚假问题。“实践功效不是用以证实知识之独立于人的真理性的工具，而是创造真理的东西。”[10]实践是构成真理概念的因素。
高度重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可能发生的反复现象和“烂尾工程”。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文化信仰等各存特色，又考虑到避免冲击西方势力敏感神经，⑥中国选择了“项目优先”策略，巧妙地将本应前置的制度统一进程后置化，这不啻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创新性应用。但也正是由于项目先行，缺乏必要的机构协调和条款约束，很容易成为单纯的经济行为而将国家整体利益置于险境。首先，由于沿线国家人均收入仅为全球平均水平半数上下，经济基础特别是工业基础薄弱，所以中国在输出产能时(特别是项目启动阶段)常只能依靠国内技术支持和劳动力配给。然而，沿线地区途经印巴争议地区、基地组织活跃区、伊斯兰国势力范围、中东北非“火药桶”、巴尔干地区以及东非海盗活动区域等全球热点危险地区，这给中国企业及其员工在当地的行动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威胁。其次，中国输出海外的项目多为改善当地民生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领域的投入有着全期资本需求量庞大(前期尤甚)、应收账款收账费用和坏账损失风险较高、国家信用等级偏低且贷款方常展期付款等特点，这对于应对国际挑战尚显稚嫩的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及其倡导建立的国际金融组织(如AIIB)无疑并非利好消息。最后，由于存在经济活动和政治取向的相互作用，在面对如印度、菲律宾等热衷于在美俄欧等大国(或地区)间玩弄“左右逢源”和“平衡政治”的政治主体时，中国如处理不当则极易受制于当地项目输出，而造成外交政策上的选择受限。在面对一些与中国存在巨大利益分歧或争议的沿线国家(如越南、菲律宾等)时，双边域内冲突规模和烈度也极易造成合作戛然而止。同时，基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在政策延续性上天然存在的周期性、反复性等劣势极易导致后来者否定前任政策取向，这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实施带来潜在隐患。我们应当高度谨慎地选择合作方，利用产能优势和资本优势从价值链高低两端切入，迅速转移消化传统优势行业产能，并借“一带一路”倡议介入沿线国家主要城市建设，普及中国工业标准和可顺利对接的海外产业基地。在转移有竞争优势的产能的同时，建立并巩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链主地位。[27]同时，利用不对称的资本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循序渐进、主次分明地实现对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和先进技术资源的吸纳，并高度重视国内市场开拓，将“中国生产—外国消费”改为“中国生产—世界消费”的格局。引导资本流向全球优质实体资本和无形资产，而不是追逐利润率畸高的虚拟经济。
(一)中国方案的政经成本预测分析及节流取向
中国要成为新一轮全球政经秩序确立的全球主导者，既是自身追求，也是使命要求。在实践具体操作之前先做好行动成本的计算分析，是理性方案生成的先决条件。具体说来，中国的主导者成本应包含以下几点:一是重置全球秩序并维持稳定的成本。这部分成本主要包括理论角度和实践角度的成本。从理论角度来说，非冲突性、兼容并包和普惠共赢的开放思维和倡议是一种全新的思路，植入这种超越资本主义固有发展逻辑的理念框架会产生可观的初始设立成本、组织协调成本和后期调试成本，在前期必然是一种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行为，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注入，还要让渡一部分既得利益。从实践角度来说，虽然市场主体间发生关系应坚持平等对话，但国际交往中的公平往往并不等同于绝对平等，而是根据目标国实际发展水平采取具有差异性基础的平等对话。坦率地说，即使美国常以绝对公平要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承担发达国家应尽之义务，但坚守的旧全球化框架中也确实包含了大量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照顾性政策及特殊对待条款。⑤中国倡导的新格局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必须体现更多的先进性，承担更多“先富带动后富”的先导者定位成本。二是缓解社会公共品不足的成本。就全球范围内而言，社会公共品供给呈现供小于求的长期态势。除了国际贸易往来之外，在地区稳定、气候控制、能源安全及基础设置建设等方面都需要全球主导者大量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当下，美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对超过100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贸易逆差地位，这在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绝对统治背景下，仍然是特朗普政府难以忍受的事实。所以，中国在人民币尚未成为全球范围内通用结算货币的情况下，如何平抑社会公共品供给的巨额成本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困境。除了利用诸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项目消化国内过剩产能之外，仍需要开拓路径实现中国掌控下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互相转换，以实现过剩资源对欠缺资源的填补，最大限度降低整体成本。三是反制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运动的额外成本。前文已述，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实质目的是想要在抛弃应当承担之国际责任的前提下进一步攫取全球化带来的政经利益。因此，对其“逆全球化”的反制成本很大程度上是平抑发达国家阶段性的主动贸易收缩带来的成本转嫁。除了通过对抗性手段强行转变贸易逆差之外，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还会进一步采取措施阻挠新兴国家对其传统势力范围的渗入。在某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领域除不断完善自身退出机制外，还建立了差别对待的进入门槛，以便培养自己的代理人势力，排斥竞争对手的介入。这些措施成为中国成为全球化主导者过程中难以无视的额外成本。
(二)主导者位置确认必须克服的桎梏
政府职能发挥的弱化与强化相结合。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较量也可以看作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跨传统政治疆界范围的博弈。在世界层面上，本阶段美国主导的崇尚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要求保证资本为首的众要素在各国间的充分流动，各国政府和多边组织没必要和无法真正实现对这种跨国政经行为的完全监管。[28]显然，当前的逆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伸得过长，威胁到了政治生态健康和社会发展稳定。所以，在调节二者关系方面，应当强化完善多边政治和经济合作机制，突出区域乃至全球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共同理念，以倾向性规则和资金转移等方式建立缓冲机制对冲全球化对部分国家造成的难以消化的负面影响，以期在更好追求效率的同时兼顾国际平衡。在一国层面上，目前在全球化中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正视当前国内政治制度与阶段性历史使命之间的冲突，对金融寡头和高收入阶层加强制度干预，避免负面清单形同虚设，放弃所谓绝对公平的不切实际的思维，⑦重新对社会各阶层的权利义务进行理性划分，使资本流动遵循国家和全人类的整体面上的意志而非某一特定群体。同时，促进本国新兴产业发展，创造出更多适应信息化、网络化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就业机会，不断创新丰富政策调控工具，发挥政府宏观控制力缩小国内贫富差异以实现分配正义。国际社会也应该充分尊重各国选择自己发展道路和社会治理模式的权利，并开放接入端口而非人为设置融合障碍。具体来看，一方面，政府应当有所不为。多元化主体参与模式的合作治理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委托代理思路，由政府“发包”以调动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参与治理任务的完成。政府需要让渡出一部分决策裁量权以实质发挥其他主体作用，成为规则制定者、绩效监督者和共同参与者合三为一的特殊主体。这种合作治理模式除了能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之外，更有益于缓解政府间以及政府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误解和矛盾，深化公共事务处理的创新和改革，解放政府有限的治理精力。在实现多元化合作治理的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是确定各主体间的力量平衡，具体来说需要实现非政府机构由纯粹咨询信息提供方向非核心决策敲定者的转变，以及政府过于强势的绝对领导力的理性让渡。这就需要在法律保障下优化制度设计。有别于传统的“形式民主”，这种新模式需要指标化界定决策运行的参与形式、权利比例、监督问责等重要条款，精简负面清单，避免无效合作。另一方面，政府应当有所强为。如前所述，大量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契机游走在各国政府间，钻营各国政策漏洞以期避税，甚至利用庞大的资本过分壮大自身政治话语权，俨然“富可敌国”。政府应当在规范化市场竞争上着力，进一步完善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氛围，堵牢法规漏洞，强化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的决定性调控作用。
四、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期望愿景与理性手段
带领全球突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陷阱的国际责任在美国选择退隐自保后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新兴国家代表的中国身上。作为“中国版”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政府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在充分释放国内丰富产能的同时，更大开发了广大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这种非典型的先富带动后富显著地缓解了全球化不平衡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扭转传统全球化服务一方为共同受益共同发展新模式的成功创新。瞩目成就获得各方认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在2018年11月13日的一则新闻报道中曾援引美国数据研究机构AidData的夜间卫星图，直观地展现出21世纪以来中国援建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援建项目及其周边灯光璀璨并呈现持续对外辐射之态。相较于西方传统援助模式，中国的援建将重点放在互联互通项目，更有利于在难以发展的边远贫困地区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效应。这些“再平衡”举措拓展了贸易通道，创造了庞大就业市场，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吸引了宝贵发展资金，使得全球化浪潮下先发和后发地区之间跳出了必然对抗的历史宿命论陷阱，不啻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完美尝试。但是，如果仅将新型全球化停留在“一带一路”及其有限延伸，而在大国关系、全球治理、文化交融等方面缺乏配套措施，显然会给中国带来不可承受之重。因此，中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以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困局解决方案。
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盘去全球化，而是对全球资源和资本分配话语权的重新洗牌。毕竟西方世界在全球贸易中的收益是其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中国的国内市场产能消化能力远非西方可比。因此，西方发达世界不会轻易修建无数“美墨隔离墙”将自己牢牢的“闭关锁国”，这并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所以，不论是全球化、逆全球化、再全球化抑或是反全球化，这些偏正短语中的核心并没有改变，都是全球化，变的只是力的作用方向。而这些运动的本质是为了稀释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出现后形成的对传统资本主义发达势力存在的根本性冲击，重新实现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掌握国际政经规则的主导权和制定权。[24]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疲弱不堪的全球经济态势，不难看出全球化利益的主要贡献方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而非传统资本主义强国。由此，便可推断出我国在这一轮逆全球化浪潮中的使命所在:一是确保可持续增长的进一步实现。当前受全球整体经济水平约束及本国长期高速发展落下的发展后遗症影响，中国经济面临着不可小觑的困难。正值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突破中高端限制迈向高端水平，以及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等关键时间窗口，维持中高速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25]二是避免本国资本受迫性外流。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发起逆全球化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更方便地收割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化红利，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为此行为赋予正义的伦理逻辑，认为只是在收复本就属于它们的财富。因此，中国要尽力避免过分卷入贸易战，特别是多边贸易战。建立和参与更多符合本国利益的多边组织，完善多边交流机制，防止因美欧主导的地区性组织排斥而处于被动地位。三是谋求破解要素约束和规则约束。要素约束和规则约束是发达国家经常用来限制新兴经济体扩张的组合策略，二者从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联手对新兴经济体进行控制乃至扼杀。要素约束多以利己规则来实现，规则约束也需要要素利己性流动来实现，二者互为因果。因此，中国正可借此机遇设立、巩固和强化公平规则，优化各生产过程中要素的占有、利用和扩散能力，在新一轮全球化中立于指令输出方的有利地位。
以各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机构为决策单元，记Ipq（p=1，2，3，4，5；q=1，2，…，29）为第q个养老服务机构在第p个投入指标上的得分，Opq（p=1，2；q=1，2，…，29）为第q个机构在第p个产出指标上的得分。在不改变变量本质含义的基础上，对因子分析结果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使所有因子数值均大于0。转化公式如下：
与此同时，中国成为全球主导者还需要解决以下障碍:一是理念与文化对接端口冲突。这是一种务虚的领域，但自身价值却无可比拟、难以替代。中华文明的传播已历数千年有余，大中华文化圈更是一度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繁荣文化象征。但是近代以来，基于朝贡体系的中华文化辐射边界，因中国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萎缩而收缩，传统核心圈内日韩等国也借此战略机遇期大力扶持本民族文化，甚至自奉为中华文明之正朔。所以，即使是在大中华文化圈内，以政治边界划分的各自为政的文化疆界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毋论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圈。松散的文化孤岛状态给新理念的普及共享带来了不小的困难，诸如前期文化走出国门重点尝试的“孔子学院”，就被大量反华势力丑化为中国进行策反和文化侵蚀的前进基地，遭到很多国家不同程度的戒备乃至抵制。二是全球治理“资产负债表”的最优配置压力。全球治理本身是一项非常复杂且成本巨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投入与产出、资产与负债的配比常常受到主导者领导理念和发展方向的左右。作为全球主导者，其掌握的资产特别是现金固然是很多跨域行为贯彻执行的坚强后盾，但是如果现金和无形资产长期大比例不流动(这理念既有主观不作为也有客观上受制于人无法流动)，势必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抵消自我影响力和控制力。在与亚非拉美等国家或地区的对外活动中常常需要对其进行投资和扶助，这部分资金作为“应收账款”，虽仍是资产一部分，但如果自身“经营不善”或者对象国内外环境变化很容易成为“长期应收款”乃至“坏账”。此外，在吸纳外方势力时如果形成了“商誉”而非“资本公积”，那么实际上在全球治理中处于投资劣势位置，但实际操作时“收购价”和“净资产”如何划分计算往往十分复杂且多变。三是自身长期稳定发展态势的保持。我国作为工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是全球化浪潮中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但这种制造业全球化仍大量停留在“嵌入GVC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26]当前中国虽然仍能享受人口红利，但是随着老年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间比例的日渐失衡，优质低价且高效的劳动要素正在失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被其他后发国家取代亦是时间问题。另外，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如核心领域技术研发及转化困难、内需尚难以抵御外部风险、大规模低端产能过剩、传统优势要素成本不断高企、收入再分配机制不畅通等。
风影作别父母，提前回到了白云寺。师父感到非常奇怪，离开寺庙是风影求之不得的事，这次破天荒地放三天假，让他回家探望双亲，已经是法外开恩了，照理风影是梦寐以求的，他就像放鸟出笼一样，暂时恢复自由的风影，可以与久别重逢的父母难得的团聚数日，他在父母身边多呆一刻也是好的，可风影为什么一反常态，会提前一日回到寺院里呢？
切实增加全球化进程中各国民众的获得感。一是由政府牵头增加继续教育和针对性就业培训。撇开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单纯的全球化并不会造成工作岗位数量的萎缩，只会带来工作岗位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无论是发达国家的传统中产阶级还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从事价值链低端环节工作的低收入阶层，其工作技能和理论储备的升级节奏都明显落后于全球化对岗位的要求。这就要求政府提供系统的、贯穿工作岗位全寿命的职业继续教育。这些教育包括针对全球产业升级和重组的技能储备以及跨领域通用型技术支持。二是增强民意舆情早期预警和干预释放机制。[29]对较为敏感的民意新走向，即使尚处于萌芽阶段仍需给予高度关注，调整传统机械、滞后的应对机制，充分将移动互联网时代低约束性高传播度的特征纳入考虑范畴。对于极端民意应坚决予以矫正甚至扼杀，对于有建设性意义的半对立民意和舆情，应建立成熟有效的释放机制，让民众确实感受到自身合理诉求可以被表达、被接受、被重视，乃至对国家政策走向产生影响。三是引导提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向基础民生设施建设流动的优先级。住房、交通、医疗和教育基本上是人类社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需求，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中，仍存在大量基础民生配套滞后、更新缓慢的问题。中国应当提供本国在此领域成功实践的经验范本，输出相关人力资源团队，并将该领域打造为利润高地，吸引国际资本聚焦于此，以实现民生为先的目标。
历史上，全球化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一战前夕，在初步形成的国际贸易体系和金本位制度等促进下整个世界的国际贸易参与程度空前提升。至1913年，世界上155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国际贸易，两倍于19世纪前叶的全球化水平。然而这一轮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导的令世人瞩目的全球化浪潮，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背后政治经济失衡发展的事实，更有甚者认为已经形成的贸易体系由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态势，实质上创造了一种天然的矛盾缓冲机制，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政治风波乃至全面军事冲突置若罔闻。利益分配和资本流动的失态首先让各国纷纷将提供的最惠国待遇逆转为绝对利己的歧视性壁垒政策，最终极端化的对抗演变为全面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一战后这种隔绝式发展思路仍大行其道，各种美元区、马克区、英镑区进一步造成国际贸易体系的彻底崩盘，并很快传导到社会全领域。可以说，正是一战后国际秩序未充分彻底拨乱反正，延续着全球政治经济范畴的“马太效应”，才在二十年后引致出破坏范围和程度更加可观的二战。幸运的是，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利用各种援助计划客观上缓解了各主权国家间的尖锐矛盾，一定程度上重构了饱受摧残的世界贸易体系，这才遏制住一战→二战死循环的冲突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歧视性贸易保护→全方位贸易战→政治孤立和制裁→局部热冲突→全面冲突的历史轨迹是当下国际社会需要高度警惕的对象。
注释:
①即后辈中收入超过父辈在同龄人中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代际收入的下滑成为常态化大概率现象。
根据三种类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标准，开展分层次、分产业、分工种、分岗位开展培训培育对象的摸底调查工作，并建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库。再根据本地农业农村实际和产业发展要求，按照层次和类别进行具体培育工作。第一层级为生产精英型，第二层级为技能提升型，第三层级为广谱型，暨农业专项技术培训[3]。
②分配制度的失灵同时体现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方面。初次分配方面，在自然力的驱动下生产要素的大量聚集导致按要素分配越来越背离应有的平衡状态。资本持有者和职业经理人不断突破反垄断机制谋求巨额财富，甚至单一国家的政策影响力亦式微;再分配方面，把持大量资本的大型跨国公司利用各国间的政策法规间隙寻求“避税天堂”。税基收缩导致国家初次调控的影响力亦大为缩水。
③即使这仅是暂时结论。事实上，发达国家纵然有别的选项，它们也常愿意选择利用目前仍很强大的政治资源霸权、资本霸权、金融霸权、军事霸权等诸多有利要素间的互补性作用维持巩固自己在剩余价值分配中的统治地位，以实现己方利益最大化。
④全球化利益受损方。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国民陷入收入困境和失业漩涡。特别是欧洲诸国对外域难民的接受更加剧了国家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降低了政府改善国内矛盾的能力，而由难民演变的新国民由于缺乏必要技能，很容易成为(甚至乐于成为)中低收入群体接受救济，反过来抵制曾经给他们带来新生的全球化运动。
本次在整个灌浆处理措施前未进行钻孔弹模测试，仅在复合灌浆前和灌浆后分别进行了3个孔和5个孔共50多点的测试。鉴于该水道系统的最大作用水头，最大工程压力取6 MPa，变形模量计算取2 MPa～6 MPa压力对应的模量。
⑤如关贸总协定第18条提出对处于发展初期的缔约国提供额外便利;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也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授权条款”，实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欧家自主实行如准入免税免配额待遇、零关税等最惠国待遇。
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与各传统大国或组织的所谓“势力范围”有着明显交集。这一新框架的搭建，特别是组织机构和规则制度由经济领域扩散至全领域，是传统大国所忌惮的。
⑦特朗普政府在此轮贸易战中多次强调要实现国际贸易的绝对收支平衡，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担负完全一致的国际责任，完全无视各国发展阶段、模式和现实状态的差异，事实上是以一种扭曲的“公平”思维粉饰自己在国际利益分配上绝对强势地位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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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071(2019)04－0058－10
* [收稿日期] 2019－05－27
[作者简介] 汪亚青(1991—)，男，江苏南京人，经济学硕士，任职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向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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