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术在大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学术论文,作用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1)02-0126-08
一、大学发展的要素及其功能
影响大学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以及内部自主性因素。这三个主要因素在大学发展中的存在及其功能的发挥决定了大学的发展。
1.政治因素与政治的功能
政治是国家的一种特性，它最初是贵族与特权的一种象征。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政治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多，人们对政治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都可纳入其中”[1](P54)。大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注定了它的政治特性。最初政治对大学实行垄断，即直接为当政者培养统治人才，或把大学看作是选拔与培养统治人才的最有效的场所。到了近代随着人文主义教育与民主化教育思潮的兴起，理性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一种力量。大学在理性与传统，民主与专制的对峙中，从高度垄断的政治标的中解放出来，在培养对象与目的上开始出现了公众化的转向，即由国家转向社会，由贵族转向民众。因此，大学已经不是单独的、或直接的为当政者培养统治人才，而是培养带有一定政治化色彩的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统治阶级对大学实行的政治垄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学教育的对象（大学教育的特权），大学管理的权限，大学教育的目的，大学课程的设置，大学经费的使用，等等。在政治因素垄断的过程中，大学不仅容易在发展上丧失自主选择的权力，而且要求在大学课堂上宣讲的知识内容不能与政治纲领相悖。由政治存在而决定的大学政治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显的功能。即为当政者培养“为政治而生存”[1](P63)的忠实的效忠者。使统治阶级成为精神上的领袖或成为受天职召唤的人（注：“受天职召唤的人”意指具有超凡魅力秉赋的人，这里强调统治阶级为自己所树立的政治权威。）。二是内隐的功能。即为社会培养代表先进发展方向的坚定的革命者。统治阶级就是在这两难的境地中寄予大学发展以厚望的。最终使得一切代表人民群众利益以及先进社会发展方向的统治者为此而自豪。只有那些代表落后与保守势力，违背人民群众利益，逆历史潮流而为者才会在这种进步呼声中感到恐慌。
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人类的解放从一定程度而言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期待相伴随的。因为统治阶级通过大学在培养人的效忠性的同时，随着教育对象生存空间与视域的扩大，也培养了人的反叛性。“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意识也会在这种反叛呼声中得到进一步的彰显，社会公平也会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2.经济因素与经济的功能
经济是社会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经济是基础，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在一般意义上理解，是个人与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大学发展过程中同样也有经济因素的存在，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办学经费的筹措与使用问题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问题。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尽管教育是人类社会的公共产品（注：目前，学术界对教育性质的认识存在着很多的争议，有的人认为教育是人类社会的公共产品，有的人认为教育不完全是人类社会的公共产品。还有的人认为教育属于人类社会的准公共产品。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形式的变化，某些领域的教育性质可能会发生转变，但是这不能改变教育的基本性质，即教育的公共性。），但在大学中也有市场。现阶段，大学必然要面对市场运行机制的挑战：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任何一所大学如果不能很好的正视市场的因素，那么将很难获得生存与发展。同时在大学中也有计划，又不能完全靠“看不见的手”来调节，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否则，就很难处理好教育的长期性、迟效性与市场短期行为之间的矛盾。大学中的经济存在还表现为外在的制约性。即是说大学的发展规模、速度与水平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由于大学发展外在经济制约性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大学发展的自主权，因此使得许多有先见的学人对于大学发展问题的探讨，只能处在乌托邦的世界中寻找自我满足后的快感与无力于现实的慨叹。现实主义者之于发展问题的探讨有些过于现实，以致于在个体的观念中有时还存在着保守与落后的腔调。大学的经济功能之于教育的经济功能有些狭隘，但是更为直接。一般来说，表现以下几个方面：(1)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的传递与创新的功能；(2)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功能；(3)无形资本潜在的创收与增效的功能；等等。
3.自主性因素与自主性功能
自主性应该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指使其成为独立存在的存在，即自主存在的要素，由教师、学生、教育规律与管理规律等因素构成。另一方面是指对自身的存在所应具有的由外部系统赋予的支配权力，即自主存在权。自主存在要素与自主存在权的关系常常受制于两种相互作用的系统：发展的外部系统，由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构成，它既为大学的发展提供支持，又对大学自主性的发展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发展的内部系统，又叫自主性系统，包括自主存在的要素与自主存在权两个方面。其中，自主存在要素是核心，它与外部系统的互动与制衡，在一定的程度上反应了自主存在权的大小。
教师与学生是自主存在系统中两个不可缺少的要素，由二者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教学过程对大学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学校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教学活动进行的。在教学过程中所形成的教育规律与管理规律，深深地扎根于教育系统内部，不易被外部系统尤其是执政系统所认知。因此，教师与学生的意志常常与当政者——大学领导者的长官意志发生冲突。冲突解决的结果或违背了教师与学生的意愿，或是不符合当政者的意愿。这两者意愿的协调以及与对规律（主要指教育规律与管理规律）的认同的程度，使得大学在管理上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态势：协调促进的态势与冲突内耗的态势。大学自主性功能的发挥就是建立在协调促进态势的基础之上的，它不仅表现在内外部系统相互作用时大学拥有更大程度的自主权，而且表现在内部系统相互作用的各个要素中，教师与学生拥有的对学校教育教学的选择权，以及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学校管理权。当然，这种选择权与管理权在教师与学生、学校系统、外部系统三个层面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上会表现出长期压抑着觉醒意识的谦逊与温和的态度，以致于教育常常滞后于社会其他系统的发展。这是因为，教育的内部压力与紧张状态本身“还不足以激起教育结构的变化”，“外部压力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坚强有力”，“未来行动的主要方向主要从外部因素推演出来”[2](P126)。同时也正是这种压抑使得在教师、学生与学校系统的两个层面上常常发生理性的觉醒与改革的企盼，使得着眼于社会未来发展的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们不得不关注这两个层面。
高等教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精英（英才）阶段、大众化阶段以及普及化阶段。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内部自主性因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精英阶段，政治的因素起着主要作用，大学的功能是培养学术精英与统治阶层。大众化阶段，经济的因素起着主要作用，大学的功能是培养更广泛的精英，包括所有技术和经济组织的领导阶层，重点是技术英才。普及化阶段，内部自主性因素起主要作用，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大多数人做准备。[3](P86)
二、大学发展要素的秩序与误区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以一定的秩序方式存在着，大学的发展也不例外。我们只有承认大学发展要素秩序的存在，才能更好地认识与促进大学的发展。因为大学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形态“……并不是那些‘无力阐明的知识’在发生作用，期间发生更大作用的则是在人们的理性的自负下持续不断的阐明着的社会知识……”[4](P2)
在影响大学发展的三种存在要素中，政治的因素对大学的发展起着政策导向作用，大学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大学具有怎样的社会功能与服务功能，都是由大学发展中所存在的政治因素决定的。经济的因素对大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大学的发展规模与水平，以及大学发展的速度都是由经济的因素决定的。自主存在的因素是大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只给大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空间与可能性，大学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以及发展的程度如何最终决定于大学发展的内部自主性因素（教师、学生、管理者以及教育规律与管理规律）。因此，大学能否获得更好的发展，关键在于大学自治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大学发展内外系统相互作用的关系上，外部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不应该过多的干预大学内部系统的管理。“国家要谨记，不能，也不应该做大学应该做的工作，无论何时对大学进行的干预都将阻碍大学工作的开展。”[5]这是大学获得有序发展的根本性前提。其次，在大学内部管理系统中，要坚持以学术为主，行政为辅的原则。学术是第一性的，行政是第二性的。只有坚持以学术为主，才能使大学真正实现自主性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大学自治的合理性，否则就容易陷入以下两方面的误区：
1.行政的因素干扰过多
大学发展的特性就是在于它的文化性与自律性。因此，大学的领导者与管理者要懂得大学发展与学术发展的关系与规律，大学的管理应该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的为学术发展服务。大学的文化性主要表现在知识的传递与生产两个方面，“大学的工作是赋予信息以时代意义，也就是说创造与传授知识。”[6]大学是生产知识的重要场所，许多科学领域中的重大成就都是在大学的实验室中发明的。因为大学相对于其他领域来说，享有更加自由的空间，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必受长官意志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群体“学术规范”的制约，以及对公众结论的顺从。因此，大学的教授与研究人员首先要享有在学术领域中的言论自由，这样才能真正的体现大学的文化性。自律性实际上是指大学领导者与教师在大学管理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自主性是大学管理规律特殊性的重要体现，对大学的管理无论何时都必须按照它内在的特有规律进行。因此，大学的领导者与教师之间不应该是一种强制性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而应该是以尊重平等、自由为前提，以学术发展规律与教育发展规律为要约的平等互动关系。而事实上，由于大学领导者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常常会戴着有色的眼镜看问题，导致了“长官”的意志与行为的发生，从而抹杀大学管理与政府机构管理之间的差异性。这样必然会出现学者的意志与大学领导者“长官意志”的对立，在这场对立中，学者的意志常常是以不甘失败的失败而告终，因为它常常是不符合当政者现实的利益。在大学发展过程中行政的因素干预过多，常常导致行政的作用力大于学术的作用力。使得学术为行政服务，而不是行政为学术服务，人治大于法治、无视与歪曲事实。在行政因素干扰过多的大学里，每个人都在为着自己的集体命运担扰的同时，又不得不保持价值中立与情感的依附，从而导致行政群体矛盾重重，学术群体士气低落。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不甘落后而又无力与行政抵抗的学术精英纷纷外流，使整个学校的发展处于涣散的状态。
2.办学经费的使用与分配不合理
办学经费是制约着大学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许多大学都面临着办学经费短缺的问题。而事实上，办学经费是永远不会跟上大学发展步伐的，因为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在大学发展的实践中，为了缓解资金短缺的矛盾我们应该同时做出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要积极地筹措基金，增加办学经费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合理的、有效的利用与分配现有的资金。前者是外在的、他控的因素，如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政府部门的决策，学校的性质与特点等等。后者是内在的、自控的因素。对学校办学经费如何利用，关键在于学校的领导阶层如何进行决策。大学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样，也应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一手抓大学发展的硬件建设，如改善办学条件、引进先进的教学仪器、设备，运用现代化的办公手段等等。它指向于物，旨在提高物的现代化。另一手要抓大学发展的软件建设，包括了学风、工作作风建设等等。它指向于人，是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核心而形成的长期性、系统性工程，旨在提高人的现代化。在大学管理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办学经费使用与分配不合理的现象：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建设；重短期效益，忽视了教育的长期效益；用于行政事务的开销过多，用于学术事务的开支过少。同样的经费使用不同的分配方案，其使用的效能是不一样的。大学经费的使用与分配应遵循增源节支的原则（即合理的使用与聚合资源的原则）。经费的使用与分配要向学术倾斜，要“把财务的责任与解释的义务下放给学术一级负责重大决策的单位。”[7]办学经费的使用与分配不合理，常常伴有“挥霍”现象的发生，使办学经费常常成为人际关系的奴婢，缺少公正感以及事物发展属性的定位感。教育的长效性与迟效性体现不出来，若干年以后，觉醒的人们开始抱怨当时的执政者“没有把钱花在刀刃上”的错误抉择。亡羊补牢，后悔晚矣。
三、大学发展要素的整合与治校理念的分析
不同的大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同一大学在同一历史时期，由于内外系统因素的变化，整合的状态都会有所不同，并通过不同的整合机制显现出来。
1.外部系统的整合机制
学校的发展是和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学作为社会发展大背景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进步观念的产生密切联系。大学发展就是外部系统（政治、经济、文化）与内部系统整合的结果。这种整合表现为三种方式：一是外部系统的作用力大于内部系统的作用力（外力大于内力）。表现为大学顺从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制约，被动的适应社会的发展。其二，是外部系统的作用力小于内部系统的作用力。其突出表现是把大学的功能扩大化，把大学的发展置于乌托邦的世界之中，从而严重的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实际。其三，是外部系统与内部系统的制衡。表现为大学能够主动的适应于社会发展，并与外部的政治、经济系统之间相互配合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
大学的发展就是在自主性前提的基础之上与社会的各个系统之间保持互动协调的过程。否则，超前会导致人才浪费，供过于求。滞后会导致人才质量下降，供不应求，供不适求。
2.内部系统的整合机制
在内部系统的作用机制中，支配大学发展的有两种主要力量形式：一种是行政张力，另外一种是学术张力。学术张力与行政张力的大小主要受以下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学校自主权及其权力运行机制。这主要受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等因素制约。二是学校领导体制与领导群体智能结构。领导群体的观念特征、学校组织机构的形式、规章制度的约束性等都会影响学术与行政之间的作用方式与权力分配关系。三是学校的学术传统与文化传统。学术传统与文化传统对于大学学术权力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通过对外部系统的渗透或与外部系统的对抗，保证了学术在大学管理的中心地位，以及学术功能的有效发挥。
在学校内部系统的作用机制中，行政张力与学术张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一种是行政张力大于学术张力，二是行政张力小于学术张力。不同的作用结果，实际上是不同的治校理念的反应，即学术治校理念与行政治校理念的反应。（注：“治”亦有“管”之意，但两者不能完全等同。“治”一般限于宏观的理念层面，而“管”多指微观的操作层面。因此，本文的“行政治校”与“学术治校”并无“管理之本”的含义。此外，在大学管理的过程中，不存在“学术治校”与“行政治校”的绝对形式，两者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本文强调学术在大学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是由大学管理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高等学校的管理者必须坚持树立学术治校的理念。）不同的治校理念通过不同的权力运作方式影响与推动大学的发展。学术治校理念强调以学术权力为中心。行政治校理念强调以行政权力为中心。具体来说，两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追求的模式不同 学术治校理念追求的是以效益为主兼顾效率的模式。在大学管理的实践过程中，能够依据教育规律与管理规律指导学校的各项工作，落实学术管理的中心地位，突出大学管理的文化性与学术性，考虑学校发展的长远利益。而行政治校理念追求的是以效率为主兼顾效益的模式。（注：效率的模式是以效率为主兼顾效益的模式，而效益的模式是以效益为主兼顾效率的模式。因此，不能把效益与效益看作是截然分开的两个概念。效率与效益之间一般存在以下四种关系：高效率，高效益；高效率，低效益；低效率，高效益；低效率，低效益。）忽视学术在大学管理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只考虑大学发展的现实利益与当政者利益。
(2)动力系统不同 学术治校理念试图建立以学术（包括教学、科研、信息服务等）为中心，以社会效益与长期效益作为培养人才质量与学校工作质量的评价标准，推动大学发展的动力系统。学术与学校的工作质量之间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同一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学校的学术水平高，那么这所学校的工作质量以及培养人才的质量就会好。相反，如果一个学校的学术水平低，那么这所学校就很难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来。学术是一所大学的生命力，在科学技术日益高速发展的今天，学术在大学管理中的地位显得日益重要。当然，这里的学术绝不仅仅只限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科研水平或能力。除此之外，还包括与学校的学术声望、工作质量密切相关的教学、信息服务等其他领域。行政治校理念试图建立以权力与制度为核心，以现实利益与人际关系为调节中枢的工作动力系统。行政工作的好坏与人才的培养质量以及学校工作质量之间不能构成一种必然关系。一个学校的行政工作开展得好，并不意味着这个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就好，学术声望就高。反之亦然。行政只是提高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提高学校学术声望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大学管理的实践中，一些学校的领导者往往倒置了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把学术当作手段，而把行政当作了目的。其后果必然是为了达到行政的目的，而不惜以牺牲学术质量为代价，严重违背了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阻碍了学校的发展。当然，行政与学术之间也具有统一性，但是这种统一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治校理念的基础上。
(3)群体的士气不同 学术治校理念注重学校的学术声望建设，注重发挥学术在大学管理中的作用。学校的领导与师生员工都能爱惜学校的声誉，努力营造学校良好的学术氛围，群体士气高涨（教师潜心于教学与科研）。在学术运行机制上注重发挥学术带头人、教授团体、教师团体的作用，保护与支持教师所确立的学术地位，并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与适当的生活关怀。个人在群体中行为的约束力不是来源于命令、制度，而是来源于无形的非制度化、自我约束的学术运行机制作用的发挥。在用人的标准上，以事业留人，以事业用人。在工作方式上，努力增大学校工作的透明度，避免暗箱操作对群体士气的影响。行政治校理念由于降低了学术在大学管理中的地位，因此教师在无形中有一种被压抑的感觉。再加上学术与行政分离后，学校的权力偏离了学术运行的轨道。有学术威望之人得不到相应的尊重，教师的学术研究得不到相应的肯定与支持。长期下去就会蛀蚀学校的学术空气，教师群体的士气也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治校理念驱动下，当政者所做的决策，往往容易陷入现实主义与权威主义的误区，一切从维护其现实的利益出发，时刻注重学人眼里毫不值钱的，又处于对当政者怜悯的那种权威意识，以行政对抗学术。此时，群体的成员所付出的努力不是从集体的公众利益以及自身正当的合理利益出发，而是从明哲保身出发，出于对当政者的惧怕、利益妥协而表现出来一种外在的、一时性的积极状态。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隐藏着对当政者的抱怨与集体命运的担忧。
四、确立学术治校理念，加强学术在大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学术在大学管理中的地位是任何其他的事物不可替代的。一所大学如果忽视了学术在大学管理中的中心地位，这所大学的管理必然要失败。这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管理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的规律。学术是大学管理中的一种最高的理念。行政应服从于学术的意志，为学术服务。“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8](P42)学术是教育思想的核心成分，是大学管理中的最高境界。在阐述行政与学术的关系时，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领导世界著名的帕夫雷实验中学的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我竭力做到使居于我这个校长首位的，不是事务性问题。”[9](P42)由此可见，学术在大学管理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为确保学术作用的发挥，在大学管理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作为学校领导应该树立正确的学术治校理念。治校的理念是对大学进行管理的重要前提。一所大学办得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领导群体与管理群体树立治校理念的正确与否。如果领导群体树立了学术治校的正确理念，那么就会有效促进大学的发展。如果学校领导群体树立的是行政治校的错误理念，那么就会阻碍大学的发展。
其次，要在体系与制度的层面上确立学术的权威性。在管理制度上不能搞大一统的行政划一的模式。应该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把行政与学术区分开来。建立明晰的行之有效的学术运行机制，当行政与学术发生冲突时，行政应该服从于学术。为此要充分的发挥大学中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的作用，在评聘的制度上要保证合理、公正、客观，体现以学术为主，学术第一性的原则。
再次，在学术管理制度与行政人事制度上，要崇尚学术自由、学术权威，建立学者来去自由的流动机制。在我国大学管理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学术管理制度，还是行政人事制度，都统得有些过死，对人才管得过严。从而容易助长领导人的行政权威，以行政压制人，以制度束缚人。使得许多教师虽有不愿，但无力与行政制度抵抗，只能在无声中叹息与消沉。学术制度与行政人事制度作用发挥不合理，容易窒息学术空气。同时也不利于实现平等竞争与提高领导人的行政业绩。人才的动力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另一方面在合理的限度内要确保学术自由，崇尚学术权威。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首先是指教师自主选择的机制。学校要通过合理制度的建立确保教师有选择学校、选举领导的自由。学校与教师之间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命令服从关系，而应该形成一种有利于实现双方地位平等的一种选择关系。这样既有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又可避免学校领导以制度压服人的可能性。其次是指学校领导的保障机制。学校领导也应该享有选择教师的权力与自由。学校领导对不符合学校工作要求，不履行协议者，享有解聘教师的权力与自由。这样才能使双方的地位平等与自主选择得以真正的实现。学术自由是学术发展的生命力，没有自由为前提学术很难获得发展。所谓的学术自由是指“在不会丧失工作或机构特权的情况下，在法律领域享有提出问题的自由，检验知识的自由，提出新的有争议的思想或不受欢迎观点的自由。”[5]
大学作为学术机构与教育机构是以自由为价值前提的。[10]自19世纪洪堡创立了柏林大学，创设了“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三大基本原则后，使大学的自治行为逐渐的从行政依附、经济决定的状态中觉醒，使得大学在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中赢得了有利于大学自身发展的空间与向度。这种外部的行政权力关系的变化必然给内部的行政权力关系的变化带来深刻的影响。外部的行政管理权力的下放，符合了大学自主性的要求，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会激发大学的整体的活力，有利于提高学校的行政工作业绩。内部权力的分配，符合了大学教育的文化性、公益性的要求，是大学的当政者不得不在社会与时代发展的要求中被迫提高自己的行政业绩时所做出的一种选择。
当今社会，知识经济已经初露端倪。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突出知识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重要价值。这就对肩负着培养高级人才的高等院校——大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今大学能否适应这一挑战，就是要看其在管理理念、制度层面、人才的动力机制上是否建立起学术的权威性，是否真正的建立起学术治校的理念，是否真正的崇尚“学术自由”的原则，真正的发挥大学所具有的生产力的功效。因此，加强学术在大学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已经成为了时代不可逆转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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