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近代教育的奠基人——陈宝琛教育思想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奠基人论文,福建论文,近代论文,思想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清末内阁学士陈宝琛被降职闲放福州家乡25年间,创办和领导了福建近代第一批大、中、小学,是福建近代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他在数十年的办学和为官历程中,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本文对陈宝琛崇尚实学,培养有用之才;提倡东西方文化交流,主张洋为中用;重视师范教育,强化教育管理等思想和业迹,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论述,同时也指出其教育思想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陈宝琛(1848—1935年),字伯潜,号庵、橘隐,晚号沧趣老人、听水老人、福建闽县(今福州市)螺洲人。
陈宝琛在咸丰十年(1860年)13岁时中秀才,同治四年(1865年)18岁中举人,同治七年21岁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十二年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光绪元年(1875年)擢为侍讲,光绪五年升任甘肃乡试正考官,光绪六年授右春坊右庶子,及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与功臣馆协修、纂修。光绪七年授侍讲学士,次年简放江西乡试正考官,不久转任江西学政。光绪九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陈宝琛自入翰林院后,与左庶子张之洞、侍讲张佩纶、侍郎宝廷交厚,四人意气相投,不避权贵,直言敢谏,时称“清流党”,又称“枢廷四谏官”。光绪十一年(1885年),陈宝琛因“荐人失察”,被降五级调用处分。适逢其母病逝,丁忧回籍,从此被闲放家乡25年之久。
陈宝琛在里居期间,先与乡绅合办陶南书院,后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出任福州鳌峰书院山长,从事办学活动。光绪二十二年,与陈璧、林纾等人合力创设苍霞精舍,这是福建最早开办的新式普通教育学堂。光绪二十四年,创办以学日文为主兼学汉文的福州东文学堂,这是福建在“戊戌变法”期间首设的新式中等专业学堂,陈宝琛任该学堂主理总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闽浙总督陈仰祈与陈宝琛商定把福州东文学堂改组扩充为全闽师范学堂,后又升格为福建优级师范学堂,陈宝琛首任学堂监督,这是福建第一所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师范学校。光绪三十一年,陈宝琛兼任福建高等学堂监督,这是福建第一所大学预科程度的学校。次年(1906年),福州官立商业学堂成立,陈被命为该学堂监督,这是福建近代第一所中等商业学校。同年,陈宝琛在全闽师范学堂附设女子师范传习所,后又在福州创办福建女子职业学堂,两校均由其妻王眉寿任监督,这是福建最早设立的官立女子职业学校。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宝琛等省绅认为,福建推行新学已三年有余,学务繁重,“不可无联合商榷之机关”,因而发起组织“闽省学会”,公推陈宝琛为会长。翌年,闽省学会改名福建教育总会,并在各厅、州、县成立分会16所,拥有会员六百余人。福建教育总会在陈宝琛的领导下,在福州创办初等小学堂和两等小学堂36所,并推动各分会在全省城乡举办初等教育。福建教育总会还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活动,以振兴福建的近代教育。如在福州开办法政讲习科和教育讲习科,培训政法人员和在职中小学师资;捐资设立全闽公学,接纳被教会学校迫害的退学学生;兴办幼稚园,开展学前教育,“是为闽省幼稚园之始”;设立宣讲所,组织通俗教育宣讲活动;设立调查部和全省小学教员会,对教育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学术探讨;定期召开全省教育联合会,交流办学经验,推动全省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宣统元年(1909年),陈宝琛奉召进京任幼帝傅仪的老师,但仍兼任福建教育总会会长职务,继续关心福建新学的进程。
由上述可知,陈宝琛的一生,从学生到考官,从学政到书院山长,从学堂监督到皇帝师傅,几乎没有脱离过教育。他在数十年的办学生涯和担任学官、考官、太傅的经历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一)主张“崇实学以励人才”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的卖国条约,失地赔款,国库空虚,民穷财尽。部分开明官僚和有识之士,主张学习西洋,改革社会和文化教育,振作自强,以御外侮。但谈论多年,情况依旧。原因何在呢?陈宝琛指出:“年年论自强,日日言御侮,而卒无一效者”,“其病在有名无实,有始无终”〔1〕。陈宝琛主张要讲求有用之学,反对空谈之风,提倡“行已以有耻为质,读书以有用为程”〔2〕。主张“崇实学以励人才”〔3〕。他指出:只要“屏黜空言”,就能“风气日开,人才辈出”〔4〕。这种反对空谈,主张实学,强调学以致用,培养有用人才的观点,对当时的科举取才和人事升迁制度,是个有力的批判。
同治、光绪年间,洋务派人士举办洋务教育,设立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等新式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并选拔其中的优秀学生到欧美日本留学,造就了一批近代化的人才。但这些学有专长的人才并不为各级政府所重用,连办理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也不用学堂毕业生,仍坚持由部院“保送”。而部院保送的官员,“半皆六部不得力之员,钻营保送,借为捷径,非独才不足言而品且有不可问者”〔5〕。为此,陈宝琛奏请停止部院保送,而“于曾经出洋之学生择其志趣方正能知大义者,于曾办洋务之府县各员择其品谊素端,通达才辨者”选送入京任事〔6〕,并提出在挑选人才时,要“勿拘品秩,勿限年资”〔7〕。陈宝琛反对清政府例行的官员保送制度,主张任用学有专攻的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选拔有洋务实践经验的府县工作人员,而且在选用时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这种有远见卓识的人才观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陈宝琛后来作为崇实学、重实用的罢职绅士,不但继续提出主张,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实践。他在被闲放家居期间,并非消沉颓废,一蹶不振,而是积极投身于办学活动,“务以培人才、广教育为职志”。〔8〕不但注重办普通中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还着力于办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不但加强全日制的学校教育,还重视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办学实践中,他特别强调要设立实用课程,加强教学实践环节,以培养有实际才能的人才。如要求普通中小学开设农工商业、会计、裁缝、手工等课程,师范学校设立附属中小学,职业学校设置实习工场和农场,等等。他以求实的办学作风和精干的组织才能,为福建省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有用之才。
(二)提倡中西文化交流
由于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长期熏陶,使陈宝琛具有了近代的务实精神。他虽然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不胜愤慨”,“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皆裂泣下”〔9〕。但他并不因此排斥西方的一切,对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还是采取欢迎和接纳的态度,这可从他应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之请,撰写的一副对联的内容上看出来,这副对联云:“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10〕。说明他主张东西方新旧文化应当互相补充,互相包容,兼收并蓄,通过相互交流,使双方都能得益。
陈宝琛认为,中国要自强,首先要了解“夷情”,“搜求各国史乘及私家著述,或出使游历诸人记载”,“于海外诸国土之广狭,形势之强弱,政教之张驰,风俗之浇朴,性情之诚伪,以及我中国数十年来办理之得失,一一先了然于胸中”〔11〕,然后在广泛搜集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编辑成书,让“朝野上下尽识夷情”,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还建议从每科进士中选派10余人出国考察,为期3年,轮流派出10余年后,就可以“明审”各国“情伪”。
清政府洋务派在筹办洋务时,陈宝琛抱积极支持的态度。他认为:“洋务至重也,办洋务至公也。以至公之心办至重之事,非遍天下人知之,合天下人谋之不可”〔12〕。他批评士大夫“以不谈洋务为名高”的偏见,主张积极办洋务。他认为,办洋务可以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移植到中国,发展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这是中国自强的捷径。他主张办洋务应以造铁路为先。早在光绪六年(1880年),他就在《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中提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13〕。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归田已20年的陈宝琛,勇于实践自己的主张,担任福建铁路公司总理,组织修筑了福建的第一条铁路。
办洋务,最重要的是办洋务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陈宝琛对洋务派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赞赏有加,对其毕业生的才干也十分欣赏。他称誉福建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严复“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匹也”〔14〕,曾多次向清政府举荐严复、萨镇冰堪当重任。陈宝琛虽不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但他倾向维新,在“百日维新”前后,亲自创办了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聘请10余位西方教师,开设全新的近代化课程。为了发展留学教育,还把全闽公学改办为游学预备学堂,“派师范、法政、商科、工科留日学生,先后毕业归,遂拓法政学堂,立商业学堂,遍设全省中小学堂,又请于官,规定欧、美留学生官费名额。凡所兴创,皆纲目张举,而需款之擘画,举事之层累曲折,心力瘁焉”〔15〕。可见陈宝琛对于兴办新学,派出留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是不遗余力的。
(三)注重培育“师范之才”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命令全面恢复旧制。但三年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又不得不实行“新政”。面对急剧变化的时局,陈宝琛认为“世变急,非兴学育才无以相济也”〔16〕。指出在时局多变、国家多难的时刻,只有通过办学校、育人才,才能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这与他在全闽师范学堂开学典礼演讲辞中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演讲辞说:“国家之盛衰强弱,全视国民之智愚贤否。学堂固所以造就人才,然必先使人人知义理,人人知爱护国家,人人能自立,而后国民之资格始备,而人才亦出乎其中”〔17〕。
陈宝琛提出的“兴学育才”是兴“新式之学”,育“有用之才”。但新学与旧式书院、儒学不同,必须开设算学、理化、史地、教育学等系列近代课程。这些课程是中国儒师们从未见过的知识,当然谈不上充任这些课程的教师了。所以,兴办新学的紧迫问题是培养新式教师,师资成了新学成败的关键。陈宝琛认为,“师资根基在于师范”,必须首先举办培养师资的师范学堂。这是他与闽浙总督陈仰祈讨论福建新学时,共同认识到的道理。这个道理在陈仰祈给清政府的奏折中说得很清楚:“因思造就高等学生,必先从小学、中学层延而上,庶几各生学术整齐,教授管理方能划一。然办理中小学堂,又必须先培初级、优级师范之才”〔18〕。
为了培养福建省的“师范之才”,陈宝琛把他任监督的福州东文学堂改组扩充为全闽师范学堂。在全闽师范学堂开学之际,他亲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温故知新,可以为师”的训联,作为全闽师范学堂的办学宗旨。随后,发表《开学告诫文》,指出:“诸生今日来学师范,后来即为国家担当教育责任。自治其性情,而后能治人之性情;自励其志节,而后能励人以志节。吾闽数年后之学风,方于诸生券之,谁谓皋比非事业耶”〔19〕。这说明陈宝琛办师范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能为国家担当教育责任的师资。这种师资应以“化民成俗”为己任,既要“温”中国传统文化之“故”,又要学西方近代知识之“新”;这种师资还必须“能治人之性情”,“能励人以志节”,通过他们去开启福建省的民智,移风易俗,形成新的学风。
由于闽省师资紧缺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为了给全省各地中、小学和幼稚园输送新式师资,促进福建初、中等教育的发展,陈宝琛采取了多种学制、多种形式办师范的灵活办学措施。他先后在全闽师范学堂设置三年制师范特科、四、五年制的师范完全科、一年制的师范简易科、体操专修科和音乐专修科、三年制的女子师范传习所,及具有大专程度的三年制优级师范选科和四年制优级师范本科。此外,还设立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和附属幼稚园,以作为各级师范生的实习基地。他熔初、中、高级师范于一炉,除了培养全省需要的幼稚园、小学、中学各级师资,甚至还“意在培养师范、政治、实业、翻译各项人才”〔20〕。使全闽师范学堂及其后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成为福建省各级各类学校师资的摇篮,为福建省培育了千余名大、中、小学教师。这些教师分别在省内外和南洋各地“生根发芽”,为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陈懋复在《诰授光禄大夫晋赠太师特谥文忠太傅先府君行述》中所记述的:“三十年来,闽省内外南北仕学有名绩者,大率先君所种植长养者也”〔21〕。
(四)刻意加强学校管理
陈宝琛在创办福建新学时,科举未废,学子皆憧憬通过科考而入仕,对新式学堂不大信任。多数学生人在学堂,心在科考,无心向学。加以大、中、小学堂全面兴办,经费无着,师资奇缺,给办学造成极大困难。如何渡过难关,办出成绩,陈宝琛主要从健全机制、筹措经费、组建队伍、严格学风等四方面入手。
1、健全学校管理机制。陈宝琛创设或主持的各级各类学堂, 借鉴日本的办学模式,按近代学校要求健全学校管理机制。他所领导的学堂均采用学堂监督负责制,在监督之下设教务长、庶务长和斋务长。教务长分管课程开设、教材教法、学习安排;庶务长分管图书仪器设备的购置、校舍的建筑维修和后勤服务等工作;斋务长分管学生品行的考察和学生宿舍的管理。此外还配置监学、稽查委员、文案、会计员、干事员、编译员、杂务员、校医等职位。各类人员各就各位,分工负责;各部门厘定制度,严格执行。从而使学校各项工作忙而不乱,井井有条。
2、多方筹措办学经费。陈宝琛主持的福州东文学堂,“创始无持久之费,公举无责任之责,束修所入,尚不及出款十分之二”〔22〕。全闽师范学堂虽为公办,但政府所拨之款,也远远不敷学校支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成为办好学堂的“要项”。陈宝琛采取多种渠道筹措的办法,绝不单纯依赖政府。早在福州东文学堂时期,他就亲自出马向绅士、商贾及其他殷实之家募捐。全闽师范学堂规模大,花费甚巨。省提学司每年只划拨给经常费1万至4万余两,其余费用全靠社会捐助。该学堂先后接受林庆纶、郑誉锦、张鸣歧、陈郑氏等捐款近10万两,关务处特别增筹5万两,此外还有校士馆余款,原书院院产收入及加收少数自费生的学费,总算得以填补赤字,维持学堂发展对经费的需求。
3、组建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中等以上学堂初建时,大部份课程必须请外籍教师任教。陈宝琛领导的学校,仅全闽师范学堂就聘请了10位日本教师。但请外国人任教,终非长远之计。陈宝琛在办学之初,就着力于组建自己的师资队伍,他先后采取了四项果断措施:一是派本校优秀生出国留学。全闽师范学堂仅1904年至1905年,就派出21名学生到日本留学,1906年有22名留学生回闽任教;二是选派本校毕业生到北京高等学校进修;三是在国内大学选用优秀毕业生;四是对一些特殊学科,如英语,就近从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福建船政学堂和外国教会办的福州英华鹤龄中学堂,聘任成绩特优的毕业生来校任教。由于从多种渠道培养和选聘教师,使组建一支较高水平师资队伍的计划得以落实。
4、严格厉行校规校纪。陈宝琛领导的各类学堂,均制订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仅全闽师范学堂就制订了34种规定办法,对学生的上课、作息、作事、交际、出游、言语、举止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如要求学生“授课之时均宜端坐静听,其未能明晓者‘起立从容’请质,不得傲慢呼问。盛暑亦宜着衣,以昭肃敬”;“讲堂内不得吃水旱烟”;“诵习时不得串房,致扰他人功课”;“定时安睡,不得聚谈”;“遇堂中各员,得立正致敬””;“学生外出向教习告假,得准到监院处领签,按时填记”;“学生劝惰分出席劝惰薄,由教习调制;舍间劝惰薄,由监学调制,月终汇缴教务长、斋务长调查综核”等等。至于功课和品行的考核,均规定以100分为满分。“请假按日扣1分”,“上课迟到每3次扣1分”,“不到即缺席者一次扣5分”。“小过扣10分,大过扣20分”,“全年无扣分者,记功优奖加20分”。凡功课或品行不满60分者,均予退学处理〔23〕。由于学规严谨,纪律严明,所以优等生辈出,为福建培养了众多品学兼优的人才。
综上所述,可知陈宝琛在洋务运动时期,赞成办洋务,提倡东西方文化交流,主张崇实学以励人才。在戊戌维新和晚清新政时期,倾向维新,支持新政。虽被免官在家,仍热心于家乡的教育事业,创办并领导了福建省第一批新式学堂,为福建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其为官和办学活动中,形成了与近代化的时代潮流基本合拍、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教育思想。但由于陈宝琛一生“以忠孝自厉”,所办的新学也“均以忠孝为本”,极力灌输忠君思想,培养忠于清王朝的人才。所以,他虽然创办新学,但又拘泥于封建陈规,禁锢学生思想,束缚学生言行。在其所办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读经讲经》、《人伦道德》、《群经源流》等符合封建制度需要的课程,时数最多,所占比例最大。这说明陈宝琛的思想倾向有明显的两面性和复杂性:即有开拓革新的一面,又有封建保守的一面,是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
注释:
〔1〕〔2〕〔3〕陈宝琛《沧趣楼奏议》卷下,第36、28、26页。
〔4〕〔5〕〔6〕〔12〕陈宝琛《沧趣楼奏议》卷上,第45、43、44、45页。
〔7〕〔9〕〔11〕〔13〕《陈文忠公奏议》,第73、4、102~103、13页。
〔8〕〔15〕〔16〕〔21〕《辛亥人物碑传集》,第660、615、616、615页。
〔10〕此联至今还挂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会议室。
〔14〕《沧趣楼文存》卷下,第21页。
〔17〕〔18〕〔19〕〔20〕〔23〕《福建师范学堂一览》,宣统元年版,第10、9、15、7、21页。
〔22〕《福州东文学堂三年报告汇编》(手抄本)存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