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时期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译介与论争*
葛静波 张昭军
〔摘要〕 1924年至1925年，李春蕃(后改名柯柏年)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前六章内容以《帝国主义》为题相继刊发在《民国日报·觉悟》上，继而以《帝国主义浅说》为名正式出版。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译介为时人理解“帝国主义”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中共的反帝方针特别是“世界革命论”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此同时，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译介引起了孟森与研究系对列宁帝国主义概念的质疑，更招致了国民党戴季陶等人对列宁学说与“世界革命论”的攻击。国民革命时期，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译介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道路，其论争也呈现了各界对于反帝问题的不同认识。
〔关键词〕 列宁；《帝国主义论》；李春蕃；世界革命；苏俄
列宁《帝国主义论》(1) 列宁《帝国主义论》(1917年出版)首先在1924年由李春蕃将书中第1章至第6章摘译并以《帝国主义》为题发表在当年5月的《民国日报·觉悟》，继而在1925年2月以《帝国主义浅说》为名出版了单行本。该书第一个全译本由刘楚平翻译，1929年6月在上海启智书局出版，书名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此后，该书相继以《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底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等为名出版。为方便行文，本文统一采用《帝国主义论》。 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各界研究近代帝国主义相关问题的重要参考，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广泛声誉并具有重要影响。多年来，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研究方面积累了丰硕成果(2) 如傅骊元：《〈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田玉峰：《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顾玉兰：《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价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姜安：《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但历史学界对列宁《帝国主义论》译介与论争方面的考察则略显薄弱。
学生一般对数学全息定义的学习普遍感到困难，如对数定义、函数单调性定义、函数极限的ε-δ定义等，虽然它们只有几十个字，但学生要想真正理解它们的内涵、熟练掌握它们的应用是相当不易的．在教学时应安排足够的时间，教师与学生都需要做好充分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并付出相当多的劳动．
关于列宁《帝国主义论》译介与论争的研究，石川祯浩指出，1920年5月前在中国译成汉语的列宁著作与演讲一共只有四篇，且都不是全译(3) 〔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笔者翻阅后发现当中提及“帝国主义”的只有1919年的《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该文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党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抗争态势，并指出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丑恶嘴脸。(4) 李宁著，金吕琴译：《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2号合册，1919年10月15日。 刘长军等人整理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译介与版本情况，但并未深入挖掘首次译介过程中的具体内容与相关论争(5) 刘长军、韩海涛、李惠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 。此外，毕玉华梳理了中共自成立至二战后对“帝国主义”概念的接受与调整过程；徐觉哉、邱少明、辛旭等人在各自著述中也都提及了1924年李春蕃翻译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情况(6) 毕玉华：《建构与调适：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中的“帝国主义”概念》，《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徐觉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早期的译文》，《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邱少明：《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博士学位论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年；辛旭：《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及传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8年。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早期的译文》误将李春蕃翻译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时间由“1924年”写成了“1914年”。 。
从图3可知，电压补偿器作为系统中用于接收和反馈信号的核心部件，位于辐射大厅，一端通过长约10 m的信号电缆与辐照晶体管连接，另一端则通过长约100 m屏蔽双绞电缆与测量间的测试系统相连，将VCC，VBB，VRB和VRC反馈至测试转接盒。为避免电阻直接受中子辐照引起性能下降，产生测量误差，将辐照板上的电阻RB，RC与晶体管分开，放置于电压补偿器中。
清末，帝国主义概念自日本传入中国，引起了国人的高度关注。此后历经一战、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国人在不断反思帝国主义侵略的基础上逐渐萌生近代反帝观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号召“反帝反军阀”革命，并在1922年、1923年的中共二大、三大上制定了夺取中国革命、世界革命胜利的反帝方针。1924年，当国共发起国民革命、中共反帝方针亟须理论支撑之际，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译介应运而生。1924年5月，列宁《帝国主义论》在《民国日报·觉悟》翻译出版后，不仅为中共反帝方针特别是“世界革命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更为社会各界认识与理解近代帝国主义概念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与学说。不过，列宁《帝国主义论》也引起了知识界、研究系对列宁帝国主义概念的质疑以及国共两党在反帝观念上的龃龉，体现了各界对于反帝问题的不同认识以及国共两党在“世界革命论”“苏俄”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20世纪初，霍布森、希法亭、列宁等人相继提出了所谓“经典帝国主义理论”(7) “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指霍布森《帝国主义》、希法亭《金融资本》、考茨基《帝国主义》、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等书。 。1916年春，列宁在苏黎世完成了论述帝国主义的专著，即通常所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列宁称其写作目的为“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他将“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8)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6—87页。
“五四”以降，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方兴未艾；中共对帝国主义制度、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反帝等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渐成熟完善。在此过程中，列宁《帝国主义论》起到了传播马列思想与指导中国国民革命以及中共反帝革命实践的重要作用。详细梳理列宁《帝国主义论》在近代中国的首次译介情况，分析其在传播过程中所引起的各方论争，有助于从思想史角度呈现国民革命时期各界对反帝问题的不同看法，揭示国共两党反帝观念的根本分歧。总之，列宁《帝国主义论》在译介、论争过程中对社会政治、思想氛围的影响，奠定了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一、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首次译介
五四运动后，国内有关马列主义的译著与文章数量不断增多。1920年11月《共产党》杂志创刊后在第一期登载了《列宁的著作一览表》，其中就提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末日》一书于1915年写成后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情况(9) 震寰译：《列宁的著作一览表》，《共产党》第1号，1920年11月7日。 。1921年，沈雁冰所译列宁《国家与革命》一文中还提到一战是一场因“列强竞争”所引发的“帝国主义的战争”(10) 列宁著，P生译：《国家与革命》，《共产党》第4号，1921年5月7日。 。1922年至1923年，中共在二大、三大会议上制定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方针。中共认为“打倒帝国主义”不仅意味着要实现中国革命胜利，而且更要彻底推翻统治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1923年中共在三大《宣言》中呼吁：“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66页。 为此，中共需要一套权威、完整的理论学说向社会证明其反帝方针及“世界革命论”的合理性与正确性。
文与画是相通的，阅读时需要借助图画来再现文章的情境，做到“一图穷千言”的效果。图画具有色彩鲜明、结构清晰的特点，这种从立体角度感知文章内容的方法，可以锻炼学生将图画转换成语言的能力，增强对形象的感受和文字的运用。例如，《圆明园的毁灭》这篇课文的学习，就需要老师展示当时的地图，让学生自行体会被侵占的领土面积，更加深刻的了解清政府的无能和侵略者的残暴。总之，图画展示这种直观形象的教学方法肯定会比老师口头教育更具说服力。
首先，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结论为中共的反帝方针特别是“世界革命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中共“世界革命论”的目标在于有步骤地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与世界资本主义统治，而列宁《帝国主义论》恰好论述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演变关系。《帝国主义》在“金融资本与金融贵族政治”一节写出了“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底握权—是资本主义之更进一步”(25) 《帝国主义》(十一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25日。 ；《帝国主义概论》则明确阐述了列宁强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底必然的结果”(26) 李春蕃：《帝国主义概论》，《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10月6日。 ，使读者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目了然。因此，读者通过了解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结论，进一步认识到推翻帝国主义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五卅运动后就有人表示“资本主义者，实为帝国主义之本原”，因此“欲明帝国主义则不可不自资本主义研究始”(27) 漆树芬：《循环式的内乱与帝国主义》，《长虹月刊》创刊号，1925年9月10日。 。结合列宁认为反帝的最有效方法是“联合世界一切弱小民族”的原则，中共以兼顾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为核心的反帝方针获得了权威且有力的理论指导。
1924年1月列宁病逝后，中国知识界亟须全面了解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相关内容。北大纪念列宁逝世活动的宣传词指出：“他(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解释及革命学说，充分解释，亦可使人格外明白。”(12) 静观：《纪北大遥祭列宁大会》，《申报》1924年1月29日。 1924年2月2日，《中国青年》杂志刊载的《列宁的政治主张》提到了列宁有关“国家论”“革命党的组织与训练”等理论，其中就包含“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内容(13) 庄鹏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到了敬云该篇文章的各节标题。参见庄鹏：《创办初期的〈中国青年〉研究(1923—1927)》，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 。文中列举了帝国主义形成的几点原因，如资本集中形成“托拉斯”“加特尔”；银行通过贷款扩大规模、大资本家凭借技术优势侵占弱小国家的土地与市场等等。“资本的帝国主义之意义”在于“外人由经济的侵略进而为政治的侵略，乃欲共管财政，监督政府，于是弱小国家即变为列强的殖民地”。不仅如此，因为要争夺原料与市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冲突逐步加剧，以至于“引起全球的革命运动”，最终导致帝国主义制度“崩坏”。(14) 敬云：《列宁的政治主张》，《中国青年》第1卷第16期，1924年2月2日。 《列宁的政治主张》应该是目前所见国内最早系统谈及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文章。
1924年5月，《民国日报·觉悟》以《帝国主义》为题，分16期连载了中共著名翻译家李春蕃在沪江大学根据列宁《帝国主义论》英文本的翻译内容，正式将列宁《帝国主义论》进行译介并推向全社会。李春蕃称翻译此书有三个目的，分别是证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底可能和必然”；解释“金融资本”与“外国之掠夺我国，是资本主义发达之必然结果”；欲救中国的唯一办法只能“联合世界一切弱小民族，起来推倒这个国际的资本主义”(15) 列宁原著，李春蕃翻译：《帝国主义》，《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12日。 。接下来，李春蕃介绍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前六章内容，依次是“工业集中与专利”(16) 《帝国主义》，《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14日；《帝国主义》(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15日；《帝国主义》(二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16日；《帝国主义》(三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17日。 、“银行底新地位”(17) 《帝国主义》(四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18日；《帝国主义》(五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19日；《帝国主义》(六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20日；《帝国主义》(七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21日。 、“金融资本与金融贵族政治”(18) 《帝国主义》(八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22日；《帝国主义》(九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23日；《帝国主义》(十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24日；《帝国主义》(十一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25日。 、“资本底输出”(19) 《帝国主义》(十二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26日。 、“资本家之分割世界”(20) 《帝国主义》(十三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27日；《帝国主义》(十四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28日。 、“列强之分割世界”(21) 《帝国主义》(十五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29日；《帝国主义》(十六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30日。 。从李春蕃的译介内容可以了解列宁《帝国主义论》中有关近代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的过程，以及经济因素在此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概括而言，因资本主义两个重要特质即“工业底非常的发达”与“生产极快地集中为天天加大的组织”，于是逐渐形成“工业集中与专利”(垄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脱胎于“专利”(垄断)而产生的组织“托拉斯”出现，成为“一切经济生活底基础”。此时资本主义变为帝国主义，或者亦可称作“从‘竞争当位’的旧资本主义到‘专利为王’的新资本主义”。在此期间，银行由“居间人”成为“专利的公司”并支配企业资本、生产与原料供给。随着银行扩大，又产生了金融资本与金融贵族政治。金融资本一方面不断伸入、控制其他资本领域，另一方面又因其掌握在少数金融贵族手中，反过来不断促进“专利”(垄断)的发展，所以资本家与金融贵族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此外，帝国主义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货物输出变成资本输出，以至于“工业未发达的国家，也被世界资本主义所掠夺”。在此背景下，列强既分割世界获得殖民地；又按照“权力”与“资本”互订条约，形成了“国际的托拉斯”。但随着殖民地渐渐瓜分完毕，列强间的冲突日趋激烈，潜藏的世界大战危机预示了帝国主义制度终将崩塌的结局。
不久，李春蕃坦言自己翻译的《帝国主义》一文“太专门”、翻译水平“拙劣”，所以让读者失去兴趣。为此他又专门参考了19本英文著作、3本中文著作，结合自己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解写出了《帝国主义概论》一文，连载在1924年10月的《民国日报·觉悟》上。李春蕃认为这样做既能“编为一比较浅易的论文，以贡献给国人”，又可以“使国人对于帝国主义都有相当的了解”(22) 李春蕃：《帝国主义概论》，《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10月6日。 。《帝国主义概论》分为八个部分，但《民国日报·觉悟》只刊载了前四个部分的内容。李春蕃在导言中概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底必然的结果，帝国主义所争的，是市场原料供给、和投资场所”。他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相关内容与自己的理解相结合，以直白易懂的形式重新概述了列宁学说，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帝国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来龙去脉。例如帝国主义的两个显著特征分别是“侵掠市场，以消纳过剩的生产品”；以及因自身所需原料增加而“不得不到他国取求”并“支配这供给原料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形成阶段，银行“一变为极有势力的独占的组织，支配着一切企业底资本”；同时“资本输出”更是“金融家要保持高利率，唯有想法将这些过剩的资本，投于工业后进国”。李春蕃强调当时世界“没有一时一刻不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帝国主义底影响”，所以他鼓励中国人努力了解帝国主义并“想法推翻之”。(23) 《帝国主义概论》(三)，《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10月9日；《帝国主义概论》(四)，《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10月12日；《帝国主义概论》(五)，《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10月13日；《帝国主义概论》(六)，《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10月16日；《帝国主义概论》(七)，《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10月17日。
1924年9月27日和10月4日，《中国青年》相继刊登了名为《帝国主义浅说》的文章。作者张若名表示是“根据列宁著的帝国主义一书”来解释“帝国主义的性质”。文中根据“专利”(垄断)、“财政资本与财政专制”、“殖货问题”、“国际资本家分割世界商场”、“列强因原料问题分割世界殖民地”等五方面论述了近代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强调由于没有“空地可分”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窥察弱小民族，乘机用经济侵略法，征服半殖民地，中国就是他们最注意的一个”。此外，该文还分别介绍了英、德、法、俄、意、日、美七个帝国主义国家情况，指出一战正是“帝国主义酝酿出来的一场空前的恶战”。张若名最后呼吁，只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弱小民族的国民革命”，才能“推倒国际帝国资本主义”。(24) 一峰：《帝国主义浅说》，《中国青年》第2卷第46期，1924年9月27日；一峰：《帝国主义浅说》(续)，《中国青年》第2卷第47期，1924年10月4日。
回顾1924年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译介情况，可以发现既有李春蕃的系统翻译与解读，也有他人的针对性介绍。李春蕃的工作尤为重要，其不仅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部分内容以《帝国主义》为题直接翻译刊出；而且又写出《帝国主义概论》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列宁学说。结合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状况，可以看出译介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两点重要意义。
学界通常以1924年李春蕃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的《帝国主义》为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国内译介的起始。实则当年《中国青年》所载《列宁的政治主张》与《帝国主义浅说》也都介绍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相关内容，特别是张若名的《帝国主义浅说》，更与李春蕃所译内容大体一致。
其次，列宁着重从经济角度揭示近代帝国主义发展过程的论述，有助于使并未完全陷入殖民地境遇的中国人更注意觉察和警惕列强的经济侵略，为国共两党号召的反帝废约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中国实行了政治、经济双重侵略。民众对于列强的政治侵略方式相对熟悉，也惯于从政治角度理解帝国主义概念。列宁《帝国主义论》被译介后，诸如“协定关税”“设立银行”“操纵金融”等经济侵略方式为读者所熟知，从经济角度解读帝国主义概念也逐渐成为主流。如有人称“帝国主义”已不是从前“拿兵力来征服弱小的国家”的“武力的帝国主义”，而是“以扩充吸收地盘，施其经济毒杀，使被吸收的民众永为他们的经济奴隶而不得翻身为目的”的“经济的帝国主义”。这种经济侵略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使得被侵略国家“麻木，衰颓，无丝毫能力以抵御”。(28) 《“帝国主义”的意义》，《共进》第67期，1924年8月10日。 此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成为国民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国共两党的废约号召也得到了有力贯彻。
总之，经由李春蕃的译介，中共等于正式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视作党内的反帝指导理论。列宁《帝国主义论》一方面为中共的反帝方针及“世界革命论”、废约等革命思想寻求了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为中共与各界论辩帝国主义相关问题提供了理论武器。
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正式出版与相关影响
1924年李春蕃将列宁《帝国主义论》翻译出版后，中共与社会各界在讨论“帝国主义”概念时都逐渐开始引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相关内容。如彭述之称：“帝国主义本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之必不可免的阶段。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在其本身上本已到了末日。所以列宁谓帝国主义为临死的资本主义。”(29) 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 邓中夏也表示：“自从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形式而变成帝国主义之后，人类社会便发生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民族两个很明显对抗的壁垒。”(30) 邓中夏：《中国青年应该与“少年国际”结合》，《中国青年》第2卷第44期，1924年9月13日。 各界对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结论也普遍持赞同态度。如《共进》杂志刊文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到最高的一种形式，他的性质是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猛烈的，多方面的作一个永久的经济剥削和占取。”(31) 山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式——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精神上》，《共进》第67期，1924年8月10日。 《学生杂志》也刊文指出：“帝国主义实在就是资本主义，或者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一种形式。”(32) 健夫：《九七国耻纪念与反帝国主义运动》，《学生杂志》第11卷第9号，1924年9月5日。
1925年1月，中共为了更系统地推广列宁学说，在四大上决定“中央编译委员会应努力于党内党外小册子之编译，尤其是关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常识的材料之编辑”。同时还宣布“列宁主义”就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唯一武器”。(3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77、397页。 党内刊物也不断宣传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相关内容。如《政治生活》主编赵世炎在介绍列宁生平时就提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最后阶段》对帝国主义概念的界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上的一段形相：其时资本垄断与财政资本的统治已经形成了；资本的输出，已估极重要的地位了；国际大托辣斯瓜分世界局势已开始了；资本主义瓜分地球上领土的局势已完成了。”(34) 士炎：《列宁的生平与教训》，《政治生活》第28期，1925年1月18日。 1925年2月，李春蕃将此前在《民国日报·觉悟》连载的《帝国主义》结集出版，取名《帝国主义浅说》。该书同样分为六章，即“工业集中与专利”“银行的新地位”“金融资本与金融贵族政治”“资本的输出”“资本家之分割世界”“列强之分割世界”(35) 列宁著，李春蕃译，沈泽民校订：《帝国主义浅说》，上海，1925年。 。书中除了省略李春蕃自己的写作意图外，其余全部沿用了《民国日报·觉悟》上的内容。
从戴季陶的言论可知，他其实并未明确论述“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的具体内容，只是为批驳列宁“帝国主义论”而不断强调国民党与社会主义者对帝国主义问题的不同认识。戴季陶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才能解决被社会主义者忽略的民族竞争问题，因此号召青年“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把振兴中国民族的责任担负起来，然后将来的世界上，才有中国民族的地位。在全世界种族大混合的大同时代里，中国民族的‘血统’才可以得到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57)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第72—73页。 。此外，为了抗衡苏俄、共产国际以及“世界革命论”，戴季陶还提出要成立所谓“民族国际”。他表示：“应该以中俄德奥十五个大主民族(原文如此——作者注)为基础，包容全世界一切的小民族之国民的政党而造成伟大的国际势力。一方面对抗帝国主义之纵继(断)的国际联盟，一方面与各个社会主义之横断的国际相提携。”(58) 戴季陶：《民族国际》，《大亚杂志》第36期，1925年10月。 戴季陶“民族国际论”的主旨迎合了国民党内一些人在强调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同时，避免把国民革命捆绑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车上的想法(59) 张文涛：《“新天下三分策”：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人的“民族国际”论》，《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
1926年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影响愈发广泛。国民党在二大闭幕后专门出版的《帝国主义大纲》一书中将列宁《帝国主义浅说》列为唯一的外国参考书目(41) 王懋廷编：《帝国主义大纲》，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1926年，第18页。 。持仇俄立场的国家主义派也称：“列宁是苏维埃政府的创造者，他对于帝国主义的研究，可算别有心得，据他的意见：‘帝国主义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而向外发展的，资本主义发达到最后的阶段，便形成了帝国主义’。这个解释，不独共产党徒奉为天经地义，即在我们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也认为很对。”(42) 胡国伟：《苏俄帝国主义与弱小民族》，《醒狮》第71号，1926年2月20日。 1927年北伐期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前往南昌途中路过万安县，看到县城城墙上都有白底黑字写成的列宁《帝国主义论》相关内容(43) 参见〔苏〕C.A.达林著，侯均初等译，李玉贞校：《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1年，第253页。 。学者常书林更认为：“(列宁)不外以独占为帝国主义发达的起源，以寄生主义为帝国主义将濒破灭的起因，论旨都中肯綮，是现今说明帝国主义最有价值的学说。”(44) 常书林：《帝国主义与中国》，世界书局，1927年，第16页。
2012年7月，汉中市西乡县突降暴雨，堰口镇元坝村利用村级预警广播紧急呼叫，同时利用手摇报警器、铜锣等发出紧急警报，居住在河边和低洼地带的500多人安全转移无一伤亡；白勉峡镇马家湾村主任邓兴华利用手机向预警广播发出预警信号，将在睡梦中的群众叫醒转移后不久，4户房屋即被山洪冲毁，多间房屋进水受损，避免了人员伤亡。类似的事例还有镇巴县三元镇、城固县橘园镇等。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汛期全省共紧急撤离转移人员9.3万余人，山洪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为近年来最少。
三、列宁《帝国主义论》引发的论争
(一)孟森与研究系对列宁帝国主义概念的质疑
1924年6月，就在《民国日报·觉悟》刊载列宁《帝国主义论》不久，孟森便提出对帝国主义概念的不同看法。6月22日，孟森在《申报》同样发表了题为《帝国主义》的文章。他在文中完全反驳了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解释，否认帝国主义是由近代资本主义演变而来。孟森强调“帝国主义”自古有之，而且就是有属地的国家。中国也可称为“帝国主义”，因为辛亥革命以前内地各省为“中国本部”，蒙藏等地为“藩属”，所以中国“合于世界帝国之体例”。他甚至引以为傲地称：“吾国有帝国主义者，古称秦皇汉武，后则唐太宗，最盛则元太祖，清一代康雍乾三世尚有可称，皆史册所谓光荣之事。”此外，孟森更认为国共发动“国民革命”无异于承认中国就是列强殖民地、矮化了中国地位：“若以他国之对我非理为帝国主义，他国尚未之敢承，岂我国民反承其为将以属地视我耶？”(46) 心史：《帝国主义》，《申报》1924年6月22日。 孟森的观点对刚刚被译介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形成了一定挑战。
萧楚女等人对孟森的观点作了回应。萧楚女从辨析“帝国主义”概念与解释中共反帝方针两个方面对孟森进行了反驳。他首先批评孟森“头脑陈腐，思想紊乱”，竟然把“帝国主义”理解为“纯政治的国土兼并政策”，以至于“不承认现在列强对于中国所用的是帝国主义”。接着，他表示近代帝国主义“已经由政治的实体‘名词’时代，转入于经济的抽象‘形容词’时代了”；并引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现在已是一个东西了！要反对帝国主义就不可不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在现在已是个世界的组织体，换句话说，便是资本主义已是个无国界的东西”。最后，萧楚女强调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除了“武力瓜分”，还有“经济上的剥削和协商式的共管”，所以中共的反帝方针就是推翻世界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统治；“世界革命”也“决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事；乃是一个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阶级的问题”。(47) 楚女：《驳心史君底〈帝国主义〉》，《中国青年》第2卷第37期，1924年6月28日。 沈泽民更是借列宁《帝国主义论》提醒孟森称：“列宁做了一部帝国主义，分量虽小，含义最富，假如不是白痴的人，看了一定没有不明白的。”(48) 泽民：《什么是帝国主义？—问申报特约记者心史》，《评论之评论》第15期，1924年6月29日。
在列宁《帝国主义论》刚被译介之际，萧楚女等人就运用其内容反驳孟森的观点，不但使各界更关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内涵，更新了对“帝国主义”概念的既有认识；而且通过论争的形式强调了近代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以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结论等重要内容。这次论争落幕后，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又刊出题为《反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文章。如果说孟森对帝国主义概念的解读是出于学理层面的探讨，那么研究系将帝国主义称作工业主义的说法则从政治层面更为直接地冲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教体艺厅[2000]1号）精神，湛江市霞山区于2013年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区”，并于2016年底顺利通过省级验收。
可见，1925年列宁《帝国主义浅说》的出版进一步扩大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影响。正如瞿秋白所言，列宁《帝国主义论》“成为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社会革命的原理，把世界革命里一切实际问题都汇合起来，找着政治上经济上策略上的总原则”(45) 瞿秋白：《列宁主义概论》，《新青年》第1号，1925年4月22日。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译介与传播为时人认识帝国主义概念、帝国主义侵略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帮助。不过，就在列宁《帝国主义论》风靡社会的同时，也引起了少数知识分子、研究系对列宁“帝国主义”概念的质疑；其所牵涉的“世界革命论”与苏俄问题更招致国民党戴季陶等人的攻击。
《反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核心在于割裂了列宁所言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而将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解释为工业主义：“帝国主义，就是工业主义，近世国家把工业主义横冲直撞，在国内利用机器，制成多量的生产品，同时又在国外寻找相当的市场，所谓帝国主义不过是他的保镖，所以除了工业主义，便无所谓帝国主义。因此单反对帝国主义，还不彻底，同时要必须反对工业主义。”该文还强调自清末中国人学习西方制度开始，便忽略了“工业主义”，以至于后来“制度越变，越吃其亏，不平等的条件，源源而来，大好的河山，也就断送不少”。所以如果喊出“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认真研究“工业主义”问题，才能彻底“反对和废除”；否则只不过“比之日人仇美略胜一筹罢了”。(49) 《反对帝国主义问题》，《时事新报》1924年7月23日。 仇视苏俄的研究系故意将“帝国主义”与时人追求的“工业主义”相联系，意在驳斥列宁学说，并在一定程度上贬低反帝革命、维护西方列强与资本主义制度。
1924年5月，中共适时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译介并推广，向社会展现了其对自身反帝方针的理论指导作用。列宁《帝国主义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逐渐成为时人研究帝国主义相关问题的重要参考。中共不仅一改此前各界习惯于从政治角度解读帝国主义概念的思维模式，将以蕴含经济内容为主的列宁学说推向社会，为国内废约等反帝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依靠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结论强化了“世界革命论”，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
研究系此番言论一出，译介列宁学说的李春蕃便亲自撰文回击。他首先从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结论出发，明确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工业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资本主义包有工业主义，但单是工业主义，不能成为资本主义”。换言之，工业主义不仅无法代表资本主义，更不能等同于帝国主义。李春蕃继而认为《时事新报》记者将帝国主义解释为工业主义的说法是为了掩盖其“主张帝国主义”和“君主专制”的立场。他最后呼吁：“反帝国主义的同志们！我们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底‘奴才底奴才’底话，应加以严重的攻击，使他们不能迷惑国人。同时，[整]齐我们底队伍，向帝国主义进攻！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努力地推翻帝国主义！努力——不断地努力”。(50) 春蕃：《评时事新报底社评〈反对帝国主义问题〉》，《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7月25日。 国民党的缪斌也认为：“说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尚且不妥，何况说帝国主义就是工业主义呢。”他同样运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原理指出“盲目生产”和“分配不均”并非“工业主义”的弊病，而是“把工业安置于现社会组织之下的缘故”。“现社会组织”就是资本主义，所以帝国主义“是以资本主义为社会组织基础之必然的结果”。缪斌判断研究系所言是为掩盖其想发展资本主义的想法，故而奉劝研究系不要心存侥幸，以为中国可以在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之下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即使真可移植到中国(我们只主张中国发展资本，即是发展工业，却不主张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他也太不明白国际形势和中国现状了！中国处于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不平等的关税条约，外人在中国境内可以自由竞争贸易，加之历年来外人助长我国内乱，战祸蔓延，至今不息。这都是中国工业不能振兴的根本原因，难道做那篇妙文的人全不知道吗？”(51) 缪斌：《驳时事新报底〈反对帝国主义问题〉》，《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7月25日。 《浙江周刊》更批评研究系所言无疑证明其就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同党：“研究系是躲在国际资本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后面的政党，那末研究系的寄生虫时事新报记者为国际资本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军阀而言，也是应有的报效！不过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时事新报记者当然也不敢冒大不韪来抵抗‘反对帝国主义者’，于是不得已遂有所谓‘反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发生。”(52) 猛济：《非“反对帝国主义问题”》，《浙江周刊》第8期，1924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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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党戴季陶等人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攻击
1924年1月国民党在一大制定了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反帝方针。王奇生认为国共与中国青年党在“世界革命”问题上分歧明显(53)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实际上，出于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排斥，国民党始终没有完全认同中共提出的所谓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世界革命论”。国民党为维系国共合作，习惯将“世界革命论”解读为“扶助弱小民族”和“联合世界上的革命民众”(54)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政策进行案》(1926年1月13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49—150页。 ，并未过多触碰“世界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制度问题。直到北伐前夕，国民党一再借“世界革命”宣扬三民主义的重要性，并要求中共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国共在“世界革命论”问题上的分歧也成为两党分裂的导火索之一。1924年至1925年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译介揭露了两党在“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上的矛盾看法；而源自苏俄的列宁学说也遭到了国民党内仇俄势力的攻击。
1925年7月，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提出“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用以批驳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戴季陶区分了国民党、社会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不同认识，并着重抨击了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在戴季陶看来，帝国主义者的对外侵略并非列宁所说的“经济侵略”，而是因为“人口的增加，使各国人民感觉土地缺乏。为安置增加的人口，便非扩张领土不可。所以在国民能力充实的国家，便不能不在国家主义之上，建设帝国主义”。社会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实质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即“帝国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最后的一个阶段，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冲破了国家的界线，便变成帝国主义了。所以帝国主义，只是资本家的掠夺术的最高发展”。接着，戴季陶将社会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分别形容为“食欲”和“性欲”，并着重批评社会主义者“只看见由食欲推衍出的经济的生活问题”，并不顾及“由性欲推衍出来的血统竞争”，即完全忽视了“为民族竞争基本的人口问题”。戴季陶实际是指责列宁所谓“解决了经济问题，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的理论“完全是错误的”；同时“认为全世界的经济组织变更了，资本主义消灭了，民族的差别，民族的生存竞争，便因此终结，全世界便能因此得到个永久的和平，也是一种妄想”。他表示社会主义者回避“人口问题”和“民族竞争”源于其大多是“强国的国民”；与之相反，中国的国情恰恰需要用“民族主义的精神”在世界上进行“民族竞争”，而没有必要“去将就一个强国的社会主义者的‘不完全的理论’”。(55)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明东书局，1925年，第69—72页。 戴季陶最后强调，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同时解决中国和世界革命问题的指导原则。他自诩国民党借助三民主义来认识帝国主义的方法“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不同”；中国不能仅凭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摆脱列强欺压，必须依靠三民主义来“了解民族的生存问题”，进而“认清楚中国人今天所应该走的道路”。(56)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第72页。
《帝国主义浅说》的出版进一步扩大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影响。陈独秀称赞：“在中国民族运动的现代，我们实有了解列宁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的必要。”(36) 陈独秀：《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新青年》季刊第1号，1925年4月22日。 马文彦表示：“帝国主义乃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新形式。他(列宁)给帝国主义的这个定义，是根据经济发展而来的，比较正确些，而他又是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学者，确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37) 马文彦：《何谓帝国主义》，《共进》第75期，1925年2月1日。 当时身为国立东南大学学生、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胡梦华在论述近代帝国主义成因时也引用了列宁的观点称：“李宁(列宁)谓帝国主义归源于工业发达，与资本过剩二者之结果，可见近世帝国主义之成因，谓为纯由经济之发展，实无不可。”(38) 胡梦华：《帝国主义之研究》，《东方杂志》第22卷第8号，1925年4月25日。 经济学者漆树芬认为，“列宁氏 Lenin 之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论”的最大特点，就是“以独占为‘帝国主义’发达之源，以‘寄生主义’为‘帝国主义’破灭之因，句句都中肯綮，而为现今说明‘帝国主义’最有价值之学说”(39) 树芬：《帝国主义底性质之研究》，《孤军》第2卷第11期，1925年4月。 。此外，连蒋介石也曾提到阅读过“列宁丛书第五章”，其中就涉及“帝国主义之破产原因”。他称赞列宁所著“甚细密也”(4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45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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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通过“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划清了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界线。在他看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仅内容上有欠缺，而且以此为理论基础的“世界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不符合中国国情。此后戴季陶更多次批判中共的“世界革命论”。如他在1927年6月公布的《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中谈到：“我们反抗帝国主义，我们中国的力量，只有用和平的手段，唤起世界民众的同情，和中国国民的觉悟和组织，不是马上要制造国际战争。但是照第三国际下的共产党的作法，两三年内就可以造出国际战争来，无智识、无组织、无训练、无交通制造设备的中国国民，岂不是悲惨到了极点了么？为国家争独立为民族争平等为民众求解放的中国国民党的方针，决不应该如此的。”(60) 戴季陶：《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续)》，《申报》1927年6月1日。 因此，戴季陶的“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正是为批驳中共拥护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背后指涉的“世界革命论”而来。
研究系误读帝国主义概念的言论遭到国共一致谴责。在论争过程中，李春蕃等人直接以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内容为理论武器，既驳斥了研究系的错误观点，也拆穿了其在反帝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孟森与研究系对帝国主义概念问题的发难被中共运用列宁“帝国主义论”成功抵挡；而国民党戴季陶等人对列宁学说的攻击成为中共要面对的棘手难题。
无水开门过程与无水关门过程中卧倒门受到载荷基本相同，其力矩平衡方程亦为式(4)所示。同样考虑2种风压情况。由于篇幅限制，不再详细列出。无水开门工况下单缸启闭机最大推力699.3 kN，出现在无水开门终了时；最大拉力为218.7 kN，出现在逆风无水开门初始时。
四方金矿、千家坪钒矿的实践表明，崩落法采矿的分层高度、进路间距是一对紧密联系的参数，它们决定了放矿椭球体的形态，直接影响着放矿效果。千家坪钒矿应用50 m中段高度及8 m进路间距时矿体放出率不超过25%，将中段高度改为25 m后矿体放出率仍不超过46%，建议开展分层高度12.5 m及进路间距8 m的现场放矿试验，力争大幅度提高矿体放出率。
与此同时，脱离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周佛海也仿效戴季陶的说法，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提出了批评。1925年7月，周佛海指出中共“以解决世界问题为手段，而解决中国问题”的做法完全错误(61) 周佛海：《五卅惨案与国民应有之觉悟》，《孤军》第3卷第2期，1925年7月25日。 。年底，周佛海又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含义分为两种，一种是“站在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立场所下的解释”，另一种则是“站在民族主义的国民革命的立场所下的解释”。依他所见，“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就是“要根本打倒帝国主义”以及“为帝国主义之基础的资本主义”；而“民族主义的国民革命”则要相对稳健，只需要“抵抗外国的侵略，排除外国的束缚，没有根本打倒帝国主义的必要，尤其是没有这种能力”。周佛海批评“世界革命”是“小题大做”，强调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民族的独立自由”。中国“只要向着民族的独立自由一目标努力，至于其余各国是否仍然采取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我们无暇过问”。他还特别提醒民众要区分各政党喊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背后的目的：“‘打倒帝国主义’一语，有两种解释。要划分谁主张根本打倒帝国主义，谁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在华一切势力，才知道谁主张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谁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革命。”(62) 周佛海：《释“打倒帝国主义”》，《革命导报》第1期，1925年12月26日。
周佛海刻意将“打倒帝国主义”分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与“民族主义的国民革命”的做法，无异于借国民党的反帝方针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分庭抗礼。同时他还诬蔑苏俄，强调以列宁“帝国主义论”为理论基础的“世界革命”只是牺牲中国的利益去帮助苏俄在世界称霸。周佛海最后还提醒中共必须放弃“好高骛远的高调”，首先确保“自己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努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势力”。(63) 周佛海：《释“打倒帝国主义”》，《革命导报》第1期，1925年12月26日。
从戴季陶、周佛海等人的言论可以看出，诸如“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等论述的核心并非在研究帝国主义理论上有所创建，而是刻意宣传国民党的民族主义革命，以此达到排挤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目的。戴季陶、周佛海等人的言论使得国共在“世界革命论”问题上的矛盾再次凸显。一方面，戴季陶等人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革命辩护，强调国民党并非排斥世界革命，只是更加注重反帝革命的步骤问题(即以民族主义为指导，全力专注于废约；等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再看时机解决世界革命问题)。另一方面，戴季陶等人虽表示认同反帝，却强行区分国共喊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背后的不同逻辑，刻意散播苏俄利用世界革命干涉、妨害中国利益的言论，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苏俄的在华形象。戴季陶等人攻击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言论制造了两党在反帝观念上的对立，更使得国民党内类似言论层出不穷。此后，国民党内还有人称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也是垂死阶段的说法与“今日继长增高的资本主义之事实相矛盾”，列宁所说只是为了将“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可与东方民族的革命运动联合为一条战线”(64) 刘霆：《列宁主义的弱点之暴露》，《中央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27年6月15日。 。30年代更有人提到列宁学说“只偏重经济方面，而忘却了政治方面，所以这个定义，顶多只能解释近代——二十世纪——之所谓资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主义，决不能解释资本主义发展之最初阶段和资本主义刚始兴盛的时期的资本帝国主义，更不能解释新兴俄帝国主义”(65) 刘重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讲义》，南京中山印书馆，1933年，第1页。 。
组织建立水土保持管理机构，做好水土保持日常运营以及维护工作，加强现代小型水库工程管理力度，应该定期组织水土保持技术培训考核，在提升员工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考核通过后方可持证上岗，以保证水保工程安全高效运行[3]。在小磨河水利工程项目中，主管部门对水土保持监督检查，结果存在几点问题：大磨河弃渣场有部分弃渣未治理，不符合水土保持要求。植物措施滞后。建设单位积极落实整改措施：一方面做到了全面防护大磨河渣场弃渣，另一方面整体工程完成了植物措施，并划分了责任区，明确了今后维护工作的责任区域。
面对戴季陶、周佛海攻击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言论，中共予以了强烈谴责。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提出不久，瞿秋白就指出其“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或者根本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瞿秋白认为“戴季陶的帝国主义观”有两个错误结论，一是资本主义被推翻以后民族竞争会持续，故而帝国主义也会继续存在；二是主张以三民主义来解决民族竞争问题。在瞿秋白看来，帝国主义国家人口有限，其对外侵略扩张是由于本国资产阶级势力膨胀所导致的“经济侵略”而非“人口侵略”，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后便能实现世界和平。另外，主张用三民主义参与世界民族竞争实质就是“把三民主义变成中国的帝国主义”。(66)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5—326页。 陈独秀则形容戴季陶是“新右派”，指出他们的中间态度“有时在客观上是帮助了反革命，有意的或无意的背叛了革命”(67) 陈独秀：《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向导》第148期，1926年4月3日。 。至于周佛海，瞿秋白批评他“嬗变”，其言论不代表国民党，只是“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孙中山主义的修正派”(68) 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第3号，1926年3月25日。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为了维系国共两党的反帝合作，在采取边缘化戴季陶、周佛海言论策略的同时，还不断强调列宁“帝国主义论”与“孙中山主义”的内在一致性。如李大钊在1926年的列宁逝世纪念日表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与策略。在理论上，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是可以联合成一贯，策略上也是能联贯一致的。所以，列宁主义者可说就是中山主义者；中山主义者也就是列宁主义者！他们的主义同是革命的主义。”(69) 健攻：《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纪事》，《政治生活》第66期，1926年1月27日。
综上所言，在1924年至1925年列宁《帝国主义论》被译介前后，社会各界针对列宁学说提出了对帝国主义概念的不同看法。孟森认为帝国主义并非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而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甚至古代中国也可称为“帝国主义”。研究系将“帝国主义”等同于“工业主义”，引导舆论反思反帝革命的正确性，一方面是为帝国主义列强辩护，另一方面则流露出其倾向资本主义的想法。国民党戴季陶等人则是指向列宁“帝国主义论”背后隐藏的国共在民族革命、世界革命问题上的矛盾。戴季陶所谓“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正是刻意利用三民主义的民族革命排挤中共的“世界革命论”。此外，出于对苏俄的仇视，周佛海更进一步指责“世界革命论”对中国的严重危害。如他所言，若按照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观点行事，那么中国只会成为苏俄世界革命战略中的牺牲品。可见列宁“帝国主义论”所引发的论争反映出国民革命时期各界对帝国主义相关问题的不同认识，更呈现了国共反帝方针中的理念分歧。在论争过程中，中共运用列宁“帝国主义论”不仅驳斥了各方质疑，扩大了列宁学说的社会影响力；而且进一步表明了自身的反帝立场与革命决心。不过，论争并没有实质消弭各界反帝观念的分歧，由此表现了国民革命时期反帝革命在思想层面的复杂性。
四、结 语
综合全文可知，列宁《帝国主义论》在1924年至1925年的译介与论争，不仅具有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史上的里程碑意义，扩大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影响力，而且为推动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革命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此后，列宁《帝国主义论》成为各界研究与讨论帝国主义相关问题的重要参考。梳理国民革命时期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译介与论争情况，可以深刻体会其对当时与后来历史发展的两点重要影响。
第一，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译介具有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逐渐兴盛。20年代中共提出“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方针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译介不仅为中国反帝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也为国人指明了反帝革命的正确道路。国民革命后，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学说以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的结论始终在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列宁《帝国主义论》不仅在全译本出版后被中共多次翻印，而且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如陈翰笙在研究帝国主义概念时提到“反帝国主义中首魁列宁(N.Lenin)对于帝国主义的界说”非常“完备”；对“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时期，即资本主义的末路”的结论更表示赞同(70) 陈翰笙：《什么是帝国主义？》，《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1927年1月。 。郭泰兴表示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精髓就是“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71) 郭泰兴：《帝国主义的特质和政策》，《现代青年》第148期，1927年7月14日。 。诸如这样的表述在国民革命后经常可见。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影响力从国民革命时期一直延续至今，可见其译介与传播称得上国民革命时期的一次重要思想革命。
第二，列宁《帝国主义论》为中共反帝方针特别是“世界革命论”提供了理论支撑，却也激化了各界特别是国共在反帝观念上的矛盾，预示了国共合作与反帝革命前途道路所要面临的曲折路径。在源自列宁《帝国主义论》影响下，中共不仅对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概念以及反帝等问题进行了深刻体认，而且也为中国革命特别是“世界革命论”寻找到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但对国民党而言，早年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周佛海等人极力反对列宁学说的主要原因正是国共在反帝方针、社会制度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国民党反帝方针的核心在于民族革命，即中国只要摆脱列强压迫即可，没有必要与列强持续为敌、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共提出“世界革命论”之后，国民党只将“世界革命”看作辅助中国民族革命成功的重要手段，回避了“世界革命”成功之后的社会制度选择问题。列宁《帝国主义论》以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结论的传播恰恰违背了国民党反帝方针的核心。因为如果“世界革命”成功，即意味着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这对于国民党许多人来说绝难接受。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内更大肆掀起了批判“世界革命”的浪潮，有人形容：“(中共)从曲解国民革命的名辞着手，硬将意尽于辞的‘国民革命’四个字，再行加冕穿靴，说国民革命虽是中国的革命，而中国的革命却就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他们既曲解了国民革命一名辞，于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就任意违背国民党的党纲，于国民革命的进程中，大做其世界革命的工作，务使中山式的革命，变成列宁式的革命”(72) 柏：《不要被共产党朦混了》，《国民党清党运动论文集》，1927年，第69—70页。 。此外，中共与孟森、研究系在帝国主义概念问题上的论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仇俄心态对列宁《帝国主义论》传播的影响。总之，国民革命时期有关列宁《帝国主义论》所引起的论争在实质上揭开了各界对于反帝革命的不同看法，也暗含了国共两党合作破裂的隐忧。
通过梳理国民革命时期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译介、传播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时人论争，有助于探究列宁《帝国主义论》自身的革命性、先进性特点，考察近代国人对帝国主义理论、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反帝等问题的不同看法，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近代中国有关政党斗争、思想变迁等问题的研究。国民革命时期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译介与论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既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道路，也不断启发着人们对于帝国主义相关问题的思考。
(本文作者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北京 100048；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5)
The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and Controversy about Lenin ’s “Theory of Imperial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Revolution
Ge Jingbo and Zhang Zhaojun
Abstract : From 1924 to 1925, Li Chunfan published the first six chapters of Lenin’s “Theory of Imperialism” in Awaken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Daily , under the title of “Imperialism,” and thereafter formally published it under the title of A Brief Talk on Imperialism .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to Lenin’s “Theory of Imperialism”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imperialism and it also provide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PC’s anti-imperialist policy, especially the “theory of world revolu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Lenin’s “theory of imperialism” motivated Meng Sen and the Constitutional Research Society to have doubts about Lenin’s imperialism and this led to an attack on Lenin’s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world revolution” by Dai Jitao and other Kuomintang members.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Revolutio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Lenin’s “theory of imperialism” pointed the way for the Chinese anti-imperi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controversy also presente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anti-imperialist issues.
〔中图分类号〕 D231；K2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15(2019)-09-0068-12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史学与中国形象的重构”(13JJD77000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薛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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