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企业所有权的观点与现代企业理论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代企业论文,所有权论文,观点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4）02-0009-05
一、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分与人力资本说
马克思首先定义了劳动力，他把劳动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0、194、196、197、193、235-236.），并指出“劳动力只有表现出来才能实现，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挥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0、194、196、197、193、235-236.）。然后马克思十分清楚地区分了劳动力和劳动，他指出“谁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象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0、194、196、197、193、235-236.），“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买者和卖者缔结契约时还没有实际上转到买者手中。它的使用价值只是在以后的力的表现中才实现。因此，力的让渡和力的实际表现即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在时间上是相互分开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0、194、196、197、193、235-236.）。
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是马克思对整个经济学的杰出贡献，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别于马克思之前的古典经济学，从而奠定了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而且对现代企业理论颇有启发。因为激励问题是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问题，而激励问题的根源是人力资本不同于财务资本或物质资本的产权属性，因此可以说现代企业理论是建立在对人力资本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人力资本天然属于其所有者”（注：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这个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命题与马克思的劳动力不等于劳动的观点一脉相承，甚至可以说是马克思观点的翻版，而正是从这个命题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人力资本只可激励不可压榨”（注：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并建立起关于激励的现代理论体系。
在区分了劳动力和劳动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力买卖契约事实上的不平等，并揭示了这种契约关系产生的前提条件，他说：“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会出现；而单就这一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0、194、196、197、193、235-236.）。从这个关于资本产生的前提条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虽然还没有系统的现代契约思想，但却已经具有了初步的契约环境思想，这是很可贵的。从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来看，正是有了对契约环境的准确揭示，马克思才能正确地描述一种在当时普遍存在（甚至现在也大量存在的）特殊契约，但是，由于马克思未能区分企业合约中的两种非对称性（注：企业合约中的第一种非对称性是由对企业中的要素的定价成本和风险成本不同引起的企业所有权配置的非对称性：企业合约中的第二种非对称性是由要素短缺方权力引起的企业所有权配置的非对称性。），所以他并没有全面和准确地揭示劳动力买卖契约中存在事实不平等的原因，他实际上是以企业合约中的第二种非对称性来定义企业所有权的。现代企业理论则更强调企业合约中的第一种非对称在配置企业所有权中的作用，根据两种非对称的思想，劳动力商品的自然属性“不卖出去就等于零”（注：西斯蒙弟.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并不是造成劳动力买卖合同不平等的最根本的原因和永恒理由，时代的发展最终昭示了异质性人力资本才是市场上真正的短缺方。
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与队生产分析方法的比较
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上起着不同的作用。产品的总价值超过产品的形成要素的价值总额而形成的余额，就是价值已经增殖的资本超过原预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额。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称为不变资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称为可变资本。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殖的过程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0、194、196、197、193、235-236.）。这样马克思说明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本身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所执行的不同职能。
进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是古典经济学分析现代生产方式的了不起的尝试，这种划分阐明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不同作用，从而从原理上正确揭示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个道理。这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比在他之前的包括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内的其他一切劳动价值论都更深刻、更接近科学。在缺乏现代分析工具的条件下，马克思以其天才和勤奋，将古典经济学推向了所能达到的最后和最高的高度。此外，划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边际分析思想的具体运用，而边际分析是现代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所以在方法论上马克思对现代经济学的启发很大。
然而，划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毕竟还只是是一种边际分析思想，由于时代的原因所造成的分析工具上的落后，和其他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样，马克思也缺乏系统的边际分析方法。所以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虽然简明但却过于简单，据此得出的有些结论就难免比较简单、粗糙。更重要的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实际上是边际分离的思想，而现代企业理论中队生产学说的基本思想是边际不可分，即由于测度成本的存在，要完全区分不同要素在队的产出中的贡献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把这一思想概括为监督悖论（注：监督悖论的含义是监督作为队生产中解决激励问题的基本手段，只能有限地接近而无法很好地达到其目的。），因此，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是不可分离的，最优的分配是对生产产生最大激励的分配（风险问题我们留到后面讨论）。所以从队生产理论的观点来看，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划分的方法来解释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虽然在原理上是正确的，但失之于简单；而当马克思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划分的方法来解释分配问题即他所说的“企业主收入”和“资本的权利”时，其结论就难免失之于偏颇、甚至是错误的了。
三、“资本所有权”与风险收益
关于资本收益，马克思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论述。马克思指出货币必须在运动中才能保存自己。他说：“货币所有者把货币让渡给第三者，它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它过一定时期流回到它的起点，已经实现了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84、415-416、424、423、413、422、431、433、435、427、438、436-437.）。”资本必须在运动中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即实现价值增殖的功能。他指出，利息最初表现为、最初是、并且实际上不外是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如果产业资本家或商人只使用自有的资本，利润的这种分割就不会发生。如果资本的所有者亲自把资本用于再生产过程，他们也就不会参与决定利息率的竞争。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创造出利息的范畴；并且，只有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创造出利息率。只要资本还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资本家以私人资格支配的，就不是资本本身，而只是他可以作为收入来花费的利润。只要他的资本已经贷出去，从而作为货币资本发生作用，它就会为他带来利息，即利润的一部分，但他不能支配本金。如果他把资本收回，他也必须不断重新把它贷出去，才能使资本对它发挥资本的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84、415-416、424、423、413、422、431、433、435、427、438、436-437.）。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中肯地批判了庸俗经济学的资本（货币）可以自行增殖的武断观点。他指出，如果象某些庸俗经济学家那样，把货币资本看作普遍现象，甚至把它当作利润的原因，那当然是荒谬的。全部资本都转化为货币资本，这当然是荒唐的。如果大部分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么，结果就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不可能靠利息生活，因而会被迫再变为产业资本家。（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84、415-416、424、423、413、422、431、433、435、427、438、436-437.）
但是，马克思也未能对资本（货币）所有者何以分享价值增殖进行有说服力的研究，而冠之以“资本所有权”并加以否定，所以现在轮到现代企业理论对他的这些观点进行批判的批判了。他说，从质的方面来看，利息是单纯的所有权提供的剩余价值，是资本自身提供的剩余价值，虽然资本的所有者一直处于再生产过程之外；从量的方面，利息率表现为在任何变动中都是固定的、一致的、明白的、总是既定的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84、415-416、424、423、413、422、431、433、435、427、438、436-437.）。一般利润率同确定的利息率相比，表现为模糊不清。利息率的大小固然也会变动，但因为它对所有借款人来说都一样地发生变动，所以它在他们面前总是表现为固定的、既定的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84、415-416、424、423、413、422、431、433、435、427、438、436-437.）在现代企业理论看来，将利息看作“单纯的所有权提供的剩余价值”而加以否定，原因在于没能看到资本收益后面的风险因素、监控风险的复杂劳动和信息收益；相机治理机制则使资本的所有者不可能“一直处于再生产过程之外”，并不得不直面风险；信贷配给模型（斯蒂格里兹和温斯，1981）能更好地回答利息率相对固定的问题（注：关于信贷配给模型的详细介绍请参考张维迎（1996）。）；风险和货币的时间价值可以解释资本在“它只为消费而借的时候都会提供利息这个事实”（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84、415-416、424、423、413、422、431、433、435、427、438、436-437.）。
下面阐述关于资本收益的风险观：一笔钱被消费了是不产生收益（注：注意不要把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效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所说的使用价值与这里所说的收益混同起来，效用和使用价值都是经济学中的概念而收益是财务上的概念。）也不产生风险的，而一旦进入生产过程，则产生收益，依据收益来源的不同分为时间价值和风险收益。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时间价值是生产系统中包括商业资本等在内的生产资本的平均增长率即无风险利率；从消费者效用的角度看，当期消费P与未来消费P′是等价的[P′=P（1+r[，0]，r[，0＞0，r[，0]即是生产资本的平均增长率或无风险利率或货币的时间价值]。如果没有任何风险和不进行任何监控风险的劳动，纯粹放贷人的收益就只是把当前消费推迟为未来消费的时间价值，而没有风险收益。但实际上资本无论以何种方式在生产中发挥作用，都是有风险的，与风险对应的收益称为风险收益，风险收益的背后是监控风险的劳动及其收入——如果作为股东（通过董事会）监督经理，是资本家在直接监控财务资本的风险；如果通过银行把钱贷出去即资本家把钱存入银行，则是借助银行专家间接监控财务资本的风险。假定
=r[，0]+r[，σ]（注：r[，0]是上面定义的无风险利率，r[，σ]＞0是资本的风险收益，r[，σ]等价于监控风险的劳动的收益即专家收益或企业家收益——在这里我们把能够通过自己的监控劳动降低财务资本风险的银行经理和工商企业经理等专家统称为企业家，是有风险状态下的资本收益。），在资本家直接监控财务资本风险的情况下，全部收益归资本家所有；在资本家通过银行经理和企业经理等专家间接监控财务资本风险的情况下，作为存款人的资本家比作为股东的资本家少获得的即下降的那部分收益转化为的专家收益或企业家收益，即作为存款人的资本家获得r[，0]，银行经理利企业经理的专家收益或企业家收益为r[，σ]。当然，也存在由于经营失败，作为股东的资本家的所得少于作为存款人的资本家的所得的存款利息、甚至作为股东的资本家亏本的可能性，不过在常态下，r[，0]＞0，r[，σ]＞0。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货币所有者，把货币让渡给第三者，…，当货币流回来时，已经实现了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用上述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就是货币寻找能力，从而使货币发挥生产力的过程。因为在某一时点上，社会的货币存量既定，货币所有者把货币让渡给不同能力的人经营，生产率显然是不一样的；换句话来说，即资本家以不同的方式贷出资本将面临不同的风险—收益匹配（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这种匹配是一种线性关系）：第一，如果资本家因为有特殊信息而不怎么费力地就找到了理想的经营者（注：张维迎（1995）曾指出，某些资本家低成本地找到了理想的经营者是因为他们通过特殊渠道获得了关于经营者能力的私人信息，比如通过经营者的朋友。），从而产生了一个与资本面临的风险相比更大的总收益r=+△r=r[，0]+r[，σ]+△r[，1]+△r[，2]（注：△r=△r[，1]+△r[，2]是资本家与经营者合作产生的总租金，△r[，1]＞0，是资本家获得的租金，△r[，2]＞0，是经营者获得的租金。），从而资本家的总收益也大于均衡状态下与他面临的风险相匹配的收益，他所获得的超过他承担的风险的收益为△r[，1]，这个看似与风险不匹配的收益△r[，1]实际上是资本家的信息租金，即△r[，1]是资本家曾经拥有的有价值的信息的资本化。而信息租金是与信息成本相对应，因为无论信息成本是不是由获得信息租金的资本家支付，它总是存在的。另一部分租金△r[，2]可以看作有能力的管理者幸运地遇到了为他提供资金的资本家而获得的能力租金，因为如果遇不到这样的资本家，他的能力可能就只能与更小规模的资本结合而产生不了这部分租金或者只能产生少得多的租金。第二，如果资本家是因为有胆量把资本贷给某个他并不是很了解的经营者而幸运地获得了更高的收益△r[，1]，这时候由于不存在信息租金，则他获得的这个△r[，1]仍然是风险收益，这时△r[，1]表明他曾经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并获得了回报，资本家的收益与风险是匹配的（注：关于这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杨瑞龙、杨其静（2001）的风险资本家与企业家合作产生创业租金的故事。）。第三，如果资本寻找能力的过程是通过银行实现的，正如前面说的那样，其中很大一部分收益就会归银行专家所有，资本家所获得的将是与有限的风险相对应的有限的收益（注：因为把钱存银行也有一定的风险，这个风险是系统风险。）再加上货币的时间价值。系统风险的存在表明纯粹贷款人也将面临某些风险，这时，企业家不能再独享r[，σ]，如果说r是银行贷出资本的平均价格，则可以
（0＜λ＜1）表示银行借入资本的平均价格也即纯粹贷款人的收益，且=r[，0]+rδ[，σ]（0＜δ＜1），即纯粹贷款人的收益由货币的时间价值r[，0]和与系统风险相对应的风险收益占δr[，σ]两部分组成，而企业家的收益为r[，σ]-δr[，σ]=δ（1-δ）r[，σ]。把前两种情况下的资本收益与第三种情况下的资本收益相比较，得出的结论就是积极的资本家获得剩余收益，消极的资本家获得合同规定的市场利率，而积极的资本家获得剩余收益就是财务资本所有权的一个简略表述。（注：关于财务资本所有权的一个比较新的见解是杨瑞龙和杨其静（2001）认为虽然企业的财务风险仍然由特定时点上资本家的集体共同承担，但发达的资本市场使得资本家在竞价购买企业股权的过程中自动显示自己对该股权的保留报酬信息，结果资本家表面上获得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但是实际上却只是一个不包含组织租金的保留收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被雇用者”。）
四、“企业主收益”与监督劳动
马克思对监督和指挥有精辟的见解，他指出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孤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84、415-416、424、423、413、422、431、433、435、427、438、436-437.）。
在现代企业理论看来，监督是一种为队生产提供充分激励和降低队生产风险的复杂的生产性劳动，在队生产中，计量+指挥+按计量结果支付报酬=监督，监督+经营=管理，指挥是监督的一项子功能。在这一理论看来，马克思对监督的理解还是比较狭隘的。并且由于时代的原因，马克思比较强调监督的对抗性质，他说：“不过它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这是一种生产劳动。另一方面，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就越大。”（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84、415-416、424、423、413、422、431、433、435、427、438、436-437.）。“指挥和监督劳动，只要它不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的特殊职能，而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这种由奴役直接生产者而产生的职能，经常地被人们用作替这种关系本身进行辩护的理由”（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84、415-416、424、423、413、422、431、433、435、427、438、436-437.）。这些观点虽然带有很强的时代烙印，但还是颇具启发性。马克思对监督的理解的致命问题在于他没有为监督找到“寄主”，他的监督是建立在空中而不是建立在地上的。所以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经多余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84、415-416、424、423、413、422、431、433、435、427、438、436-437.）。这表明他忽略了无论对监督进行怎样的细分并将诸如指挥等职能委托出去和无论经过多少次委托—代理，风险最终只能由资本家来承担，并且正因为此，才有了真正有效率的监督。为了在理论上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重温一下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霍姆斯特姆（1982）以及麦克阿菲和麦克米伦（1991）等的经典论述：只要想一想在另一种生产组织方式下即生产资料公有的方式下。由于不存在最终的风险承担者——资本家，从而没有来自于在资本家督导下的有效监督而导致的企业财务资本或物质资本被糟蹋一空和生产劳动者工作敷衍了事的情况，这个观点在实践上就比较容易被接受了。正是由于不理解资本家与监督的这种关系，所以马克思也不能理解他所说的企业主收入的真正来源并对之加以否定，他说：“资本家指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对生产劳动的剥削也要花费气力，在他看来，他的企业主收入是作为劳动者执行职能的结果。在资本家的脑袋里必然产生这样的观念：他的企业主收入本身就是一种工资，是监督工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84、415-416、424、423、413、422、431、433、435、427、438、436-437.）。出于同样的由于，马克思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在股份公司中资本所有权和指挥劳动的分离、职业经理阶层的形成，但他却不能理解股份公司内部的权利结构。因此他说：“股份公司，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他们的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84、415-416、424、423、413、422、431、433、435、427、438、436-437.）为了证明资本家、董事和监事之不必要，马克思还举了一个例子，“根据英国各工人合作工厂公布的帐目，在扣除经理的工资、支付了比私营工厂主更高的利息之后，利润大于平均利润，原因是不变资本的使用更节约。”（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84、415-416、424、423、413、422、431、433、435、427、438、436-437.）。我们认为，在阶级之间的激烈对抗成为生产率的主要障碍时，在小型劳动合作型企业中在短时间内这完全是可能的，但詹森和麦克林（1979）表明，一旦企业规模大了、时间长了劳动合作型企业一般是无效率的。
总之，由于马克思无法正确理解股东和债权人在现代生产方式中的作用，所以他将他们的风险收益和监督劳动收入名之为源于剥削的资本所有权和企业主收入而加以否定；毫无疑问现代企业理论绝不是为原始形态的资本和早期惟利是图的资本家辩护，而是在提倡一种可以保护企业各方参与者，尤其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利益的现代产权观。有趣的是马克思为了解决资本家的问题而诉诸于队生产，现代企业理论则为了解决队生产的问题而诉诸于资本家。
五、结论
从形式上看，与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相反，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理论虽然没有现代经济学理论那样的形式化表述，但其体系是高度内恰的。从内容上看，一方面，马克思的许多重要思想对现代企业理论启发至深，或者是现代企业理论的直接渊源，或者是现代企业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起点，这足见马克思的伟大——如果一个人在一百五十年以前的成就可以与一百五十年以后一群杰出人物的成就比肩，这个人的伟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而马克思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另一方面，从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关于企业所有权的某些观点过于简单、甚至是错误的，这些分歧来源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剩余价值”与现代企业理论的核心范畴“剩余”存在本质差别，剩余范畴包含着更先进的分析工具和经济思想——但这丝毫无损于马克思的伟大。现代企业理论借以建立的博弈论等先进分析工具和信息经济学等先进经济思想出现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百年，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超越时代，哪怕像马克思那样的天才加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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