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党的群众工作需处理好五对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众论文,关系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3)09－0015－04
党的群众工作，是指党为完成自身历史使命、维护和实现群众利益而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和教育群众的工作，其本质是做人的工作。现时代，在社会转型和公民意识、“消费者意识”迅速成长的新环境下，党的群众工作呈现出诸多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把党的群众工作理解为党政干部与群众的互动，忽略了普通党员与群众、群众与群众之间的互动，忽略了“社工”、“义工”等在群众工作中的角色与作用，以至于“谁来做群众工作”成为问题；群众工作中，不顾群众的意愿和承受能力，盲目蛮干，“代民做主”，命令主义盛行。部分党员干部害怕群众，不敢与群众打交道，甚至一味迁就思想觉悟较为落后群众的意见，工作缺少开拓性主动性，做了尾巴主义的俘虏；群众工作组织平台老化、缺失，传统的党建模式和党组织联系群众的方式及渠道不能充分发挥团结、凝聚、服务最广大群众的作用。阶层分化严重，阶层之间对话困难，以农民工为主要代表的流动人口在群众工作合力系统中处于无为状态；撇开群众切身利益抽象宣扬真理的价值、崇高的理想和正确的政治，群众工作的高调门宣传与低效率执行的矛盾凸现出来；群众工作的体系、方式、资源、载体、手段、机制等与群众工作的本质要求不相适应，群众工作中出现了“本领恐慌”和“能力不足的危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面对上述问题，为提高群众工作实效，需处理好如下五对关系：
一、少数与多数的关系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基于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正确处理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始终坚持依靠多数、争取团结少数的原则，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分别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奠定了党的群众工作的一项基本经验。当前，在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党如何正确处理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始终注重与最广大群众密切联系并善于抓住少数关键性群体，是深化党的群众工作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问题。
现时代，群众工作中正确处理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一是群众工作的价值导向上，坚持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如列宁所说，“群众的人数有千百万，——政策应当是从千百万人着眼，而不是从几千人着眼。只有从千百万人着眼，才会有实事求是的政策。”[1](P87)同时，运用统筹兼顾原则进行利益整合，既防止多数人损害属于少数的一部分特殊群体如艾滋病感染者、乙肝患者等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也防止少数既得利益群体侵害多数人的利益。二是群众工作的主体选择上，既要善于调动属于少数的专业党务、政务工作者的主动性，属于少数的“群众领袖”的引领、示范作用，又要发动属于多数的普通群众如一般党员、“社工”、“义工”等的积极性。三是群众工作格局上，改变单纯以党组织为主、党内循环的“一元主体”的单向封闭运作格局，实现“一元为主、多方参与”的互动开放格局，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群众工作中的缓冲、疏导、减压作用。
二、做群众的学生与当群众的先生的关系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史上，曾经存在一种屡屡发生的命令主义倾向，就是党的干部以群众的先生自居，自认为自己的觉悟、知识、思想、能力等高于群众，因而在群众工作中主观臆断、强行蛮干、简单粗暴、强迫命令。为此，毛泽东深刻指出：“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2](P809)命令主义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个大敌，“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2](P1095)。同时，也曾出现过迁就群众中少数人的不正确意见，采取“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放任态度，结果导致极大的混乱。尾巴主义则是群众工作的另一个大敌，“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2](P1095)。在毛泽东的提醒和忠告下，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注意反对尾巴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两个大敌，解决好做群众的学生与当群众的先生的关系，“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3](P1310)群众工作成效明显，党群关系犹如鱼水关系。
在社会、政党转型的背景下，要有效应对党员干部群众工作“能力不足的危险”和出现的“本领恐慌”，必须继续妥善解决好做群众的学生与当群众的先生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也是党的力量源泉。“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4](P324)“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5](P218－219)因而，群众工作中必须坚持、深化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当然，甘当学生、深入群众是为了正确决策、顺利开展工作掌握第一手资料，决不能就此止步，变成尾巴主义。还需要“到群众中去”，对群众的意见加以搜集、分析、整合、系统化，以寻求解决群众问题的办法并做出决策，这就是“做群众的先生”的过程。经过这种过程，党的方针政策既源自群众又高于群众，实现了“做群众的学生”与“当群众的先生”的有机统一。
当前，关键是要解决党员领导干部如何做群众的学生的问题。首先，态度要认真。如毛泽东所说，党员领导干部“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2](P790)。没有时间学要挤，看不懂的要攻，攻不破的要钻。其次，要尊重群众，不能摆官架子，必须“谦恭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最后，端正学习目的。“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3](P933)唯此，人民群众才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三、组织建设与发挥个人作用的关系
组织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抓手。列宁曾指出：“把千百万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胜利最深的泉源。”[6](P69)民主革命时期，党高度重视组织建设尤其是党支部建设。党支部成为党联系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员；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支部。党支部遍布各地各领域，正是依靠严密的组织系统，党的群众工作才得以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同时，党派遣大批党员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工会、共青团、妇联、农协、学联等群众性组织，借此来团结工农大众，形成了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这些组织大大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合，起到了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
发挥作为个体的党员干部、“群众领袖”、“社工”、“义工”等的作用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前提和重要保证。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卓有成效，亦是与党员勇于牺牲、甘于奉献、大公无私的人格力量和先进性作用紧紧相连的。正是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工农群众从党员的所作所为来认识到党的先进性，从而有效引导群众跟党走，最终赢得革命胜利。
针对当前群众工作组织机制不健全、群众工作主体力量不足等现状，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必须处理好组织建设与发挥个人作用的关系。就组织建设而言：一方面，大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把维护好、协调好群众利益作为党支部的重要职责。改进和完善基层选举方式，普遍采取党员群众推荐和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扩大党支部书记“直选”范围，把那些有服务群众意愿、有做群众工作能力的干部选进基层党组织班子中来，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堡垒作用；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加快非公经济中党组织的建设；组织服务队伍、搭建服务载体、创新服务项目，建立健全服务群众的体系；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严格教育和管理，改变一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局面，保持和增强党员的先进性；基层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社会化，把群众思想工作与各种服务活动、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发挥众多非政府、非营利的社团组织、中介组织和民间组织等新型社会组织的沟通、协调与缓冲作用。这些组织既有别于政府，又有别于传统的工会、妇联、团委等群众团体，以其民间性、非营利性、参与性、民主性等特点吸引着大量的群众，有柔性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社会化运作的工作优势。党应充分为这些组织的发展搭建平台，加强监督规范，不断扩大群众工作的覆盖面，形成党委领导、政府引导、市场推动、民间组织合作、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群众工作新格局。
党的群众工作中，“喊破嗓子，不如做出个样子”。深化群众工作，就发挥个人作用而言：首先，发挥党员干部的先进性作用。基层党员干部处于群众工作的第一线，其素质、工作理念、作风、态度和能力等直接关涉群众工作的实效。如何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解决他们做群众工作的动力问题？需要在树立先进典型、加强思想教育、增强党性修养的基础上，从群众路线的制度供给创新入手，变“要我去做群众工作”为“我要去做群众工作”：一是在干部选拔环节切实体现“群众公认”的原则；二是在干部评价环节克服单一评价主体的局限性，以群众为评价主体，把群众满意度作为重要评价标准；三是在干部监督环节创造性地使来自群众的监督成为对党员干部的品德、行为、政策决策和工作业绩的一种有效的监督。其次，充分发挥、尊重普通群众如“社工”、“义工”的作用。不管在城市社区还是在农村村庄建立一支支工作热情高、工作能力强的志愿者队伍，形成“群众做群众工作”、“多数人做少数人工作”的群众工作局面。
四、价值引导与利益实现的关系
党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领导者有用先进思想、先进文化、正确的舆论去引导、影响、启发群众，提高他们思想觉悟和境界的重要使命。民主革命时期，党用各种形式、途径和生动活泼的语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召唤群众、引导群众和武装群众，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极大地增强了群众对党的认同和支持。价值引导不仅包括对群众的价值引导，也包括对各级党员干部的价值引导。帮助党员领导干部树立“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7](P361)的权力价值观，亦至为重要。同时，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党对广大群众的教育、引导，不仅要靠真理的召唤，更要靠对群众切身利益的满足。群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追求、维护自身利益就是他们的现实性诉求。这个要求是正当的、必要的，也是必须给予满足的。毛泽东对此讲得很深刻：“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8](P138－139)民主革命时期，党是那样做的。凡是有关群众疾苦的事情，党都去关心；凡是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党都努力创造条件去解决，从而极大地赢得了广大贫苦农民对革命的支持。
当前，党实现价值引导和群众利益的难度愈来愈大。首先，群众基础发生了诸多变化：一是代际更迭，新一代的群众维权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显著增强，对党的认同从革命时期的感情认同转变为法理认同和利益认同，而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削弱了群众对党的法理认同和利益认同；二是阶层分化，作为整体的群众划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其利益诉求多元化、碎片化，利益认同难度加大，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这种群众工作方式难以奏效。其次，群众工作的主体——诸多党政部门及其党员干部，价值取向呈现功利性、自利性，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的现象增多，甚至出现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生活腐化等腐败现象，导致群众对党的理想目标的价值认同大为降低。再次，群众工作中“无私奉献”、“公而忘私”、“集体主义”等传统价值观的宣扬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失去共识，群众的价值观多元乃至相互冲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没有真正形成或得到各方认同。面对上述变化和现状，不改变群众工作中撇开群众切身利益，抽象谈论真理的价值和正确的政治的不好的趋向，必然导致群众工作脱离实际。正如马克思警告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9](P103)。
为此，一方面，加强价值引导。首先，改变对群众的价值引导策略。党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不仅要有大道理，更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党的理论与官方语言通过多环节的层层转换，转化成能够回答各类现实问题的小道理，来解除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困惑；群众是很实际的，党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必须结合实现群众利益需求与争取美好生活愿望的政策措施来引导，防止简单地用政治口号替代群众的实际思想、用政绩工程替代群众的实际需求。其次，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权力价值观的引导。以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为本，重视作为个体的群众特别是弱者的基本利益；以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非权力性权威为重点，以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影响群众，解决做好群众工作的道德支撑问题；“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10](P296)。改变党员干部对群众空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崇高理想、价值的传统的宣传教育方式，把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作为群众工作的重要任务，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矛盾，用利益杠杆激发不同群体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把民心、民意、民生放在干部考核的重要位置，促使干部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为当前当地的群众排忧解难，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使群众真正享受到实际利益。
另一方面，保障最广大群众基本利益的实现。当前，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少，部分群众生活困难，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利益也很可能事关全家生计。因而，群众工作必须直面现实，必须与群众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温家宝强调的，“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11]因而，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多做解民忧的好事，勤做暖民心的实事，甘做听民声的小事，这就是最有效的群众工作。
五、群众工作形式与实质的关系
民主革命时期，党通过千百条线索和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妇女等群众联系起来，通过各种工作方式把千百万群众组织起来，目的就是要调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为推翻三座大山而努力奋斗。1961年，邓小平阐述过群众工作形式与实质的关系。他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的形式，但是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我们甚至做一件事情可以不登报也能搞好。禁鸦片烟，不登报，完成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不登报，完成了。这就是靠家喻户晓。所谓家喻户晓，就是一种又是热闹的事情，又是极端细致的事情。……我们要把大量的工作放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一块生活，一块活动，一块说笑话，一块下棋，然后去做工作。”[5](P288－289)
当前，群众工作的实质就是尊重群众意愿、维护实现群众利益。通过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便是“有用”。“有用”比“有道理”更重要，群众在实践中发现“有用”，则会认同党的群众工作。因而，“有用”才能体现群众工作的实质。这意味着，群众工作不能“空对空”，必须“实打实”。这个“实”就体现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坚持这个“实”字，要求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正确看待和有效化解大量‘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报喜不报忧。要着力提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和水平，及时有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
群众工作形式上“有趣”，群众爱听，也听得进。这要求群众工作的语言、形式、载体和方法上都要创新。群众工作语言要接地气。对老百姓而言，听得懂是关键。不断吸收来自基层群众的大众化、通俗化、口诀化的语言和个性化、形象化、诙谐性的网络语言，把官方宣传话语与群众语言实行对接，形成社会共同认同的话语系统；群众工作形式要多样。既有显性的，又有隐性的，既有规定动作，又有自选动作。深入总结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兴趣沙龙、心理咨询、行为矫正等群众工作的新探索、新实践；群众工作载体要有创新。善于利用微博、微信、博客、论坛、贴吧等新型网络载体与群众打交道，在各种信息“洪流”中把握舆情引导的制高点与主动权；针对不同群众的心理特点、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确立以人文关怀为主要内容的、人性化的工作方式。善用平等交流、民主协商的方法调节利益关系、化解利益矛盾。善用以情感人、以理服人。
［收稿日期］2013－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