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及其对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教育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很多：（1 ）招生规模扩张而教学硬软件却远远跟不上；（2）注重专业包装而师资配备、 教材建设等无变化或无多大变化，专业设置雷同化、职业化、功能化；（3 ）高校教师社会兼职、第二职业现象严重，已有喧宾夺主之势；（4 ）高校学生忙于追求尽可能多的证书和热门副修课程，而对该修的专业敷衍了事，等等。这一切，难免使教育质量有所下降，但其主要原因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高教管理秩序尚未建立。比如，在强调学校办学主体地位的同时，对高校办学的监督却在弱化；在高校与社会结合日益紧密，教师行为选择空间日益增大的形势下，教师的激励机制不能从教育教学本身得到充分地体现，等等。笔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改革高等教育管理秩序，从建立教育评估机构、教育评估制度以及教学评估制度入手，通过分析学校、教师和学生行为的“成本—收益”等因素，引导后者自觉地、理性地提高教育质量。
一、衡量教育质量水平及其变动的简单分析框架
如何从静态角度衡量教育水平以及从动态角度考察教育质量变动，这着实是一项重大课题。本文主要从教育活动的参与主体行为（微观角度）来考察教育质量水平及其变动情况。我们假定，教育活动的微观参与主体主要有学校、教师和学生。我们考察的视角进一步集中，可主要从招生规模（记为S[,c] ）和专业设置（主要考虑专业教育教学的硬软件配置，记为S[,b]）两方面讨论高校对教育质量的影响， 从教师在教书育人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记为T[,t]） 来讨论教师对教育质量的影响；从学生在专业学习和能力培养上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记为S[,i] ）来讨论学生对教育质量的影响。于是，教育质量（记为Q）则是S[,c]，S[,b]，T[,t]，S[,t]的函数。
假定教育活动参与者是理性的，即在现存制度允许的框架下，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把S[,b]，T[,t]，S[,t] 看作是参与主体的教育活动投入，可以在“质量（Q）－收益（E）－投入（C ）”建立一种联系：教育质量取决于各参与主体的投入，而投入多少取决于其投入收益。在某一时点静态地考察，教育质量水平可以用教育产出与教育投入之比来衡量（记为Q＝P／C）， 其含义是教育产出中所蕴含的各种教育投入的多寡；教育投入取决于参与者“成本—收益”的计算，参与者最优行动满足边际收益等于零（dE／dC＝0）。动态地考察， 参与者不同时点的最优行动（dE／dC＝0）构成一条最优行动轨迹，同样表达了P与C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P和C变化是同向的，即教育投入增加， 教育产出也增加。对教育质量变动情况的考察关键在于P和C的变化速度的比较：如果产出的增加速度低于投入的增加速度，则表现为教育质量上升；如果产出的增加速度高于投入的增加速度，则表现为教育质量下降；如果产出的增加速度等于投入的增加速度，则表现为教育质量保持不变。
二、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表现及其原因分析
（一）高校行为
1.招生规模。一般来说，办学规模在一定范围内，办学成本的增加速度低于办学收益增加速度；当招生超过一定的规模，办学成本的增加速度则会超过办学收益增加速度；如果招生超过边际收益等于零的临界点（dE／dS[,c]＝0），办学收益与办学成本则成反向关系， 即规模增加，收益减少。所以，如有可能，学校都力图将招生规模扩张到由临界点所确定的规模水平。招生规模扩张的结果是教育产出的增加。当规模扩张的速度快于教育投入增加的速度时，教育质量表现为下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和大批在职人员对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表现出规模大且具一定的强制性两大特点，再加之上大学收费制度的确立，使得高校招生规模扩张收益的增加速度加快。但是，高校办学的硬软件却很难同步地或更快地发展。如果办学的硬软件发展速度低于招生规模的扩张速度，就是牺牲质量来追求速度。短期来看，有利可图，但是最终连速度、效益都会失去。
2.专业设置和建设。不同专业对学校收益的边际贡献率是不同的，学校总是按各专业边际贡献率从大到小的顺序分配财力。一般来说，设置新的专业和改造老的专业都是由于这些专业的预期边际贡献率较高，学校可能的行为是优先发展这些专业。各专业为了争取更多的学校投入，必须提高自己的边际贡献率及其位次。如何提高呢？事实上，许多专业利用偷工减料的措施。比如，把追求专业名称的外部包装和广告效应作为最省力的一招：或是直接的更名易姓，把“图书馆系”改为“信息管理系”等；或在专业之前或之后加一些诱人的词语，如“国际”、“商务”、“管理”、“应用”等；或增设一些与本学科有些联系（即使牵强附会）的热门专业，如“汉语文学专业”加注的专业方向有“文学创造”、“影视文学”、“中英文秘书”、“经济文秘”等，“哲学专业”加注有“设计装潢美学”、“现代管理哲学”等。
利用偷工减料方式来提高专业的边际贡献率及其位次，消极后果不仅仅是教育质量让人怀疑，而且使学校专业边际贡献率的排序紊乱，改变了学校财力的安排顺序，使得学校优势不优，整体办学质量下降。此种办学，悲矣！
所以，希求高校自身来解决专业设置和建设上的这些问题是不现实的。
（二）教师行为
1.教师行为选择。教师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在教育教学工作和非教育教学工作上的分配结构取决于两项工作边际收益率及其变化速度的比较。一般地，教师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分配于边际收益率高的工作。
目前高校教师从事第二职业，或兼职，或承接某个项目，已是习以为常。高校教师的非教育教学工作的收益率提高，而且机会也大大增加。虽然高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的绝对收益有所提高，但收益率却相对降低了，并且教育教学工作的边际收益率也相对小些。理性地计算，教师自然地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地分配于非教育教学工作。
当然，教师从事第二职业，从一定程度上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符合人尽其才、多劳多得的社会分配原则，另外非教育教学工作也有可能促进教育教学工作，但是，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教师在忙于第二职业时，不可避免会压缩在教学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时甚至本末倒置。更为可怕的是，使得未从事第二职业的教师军心不稳，左顾右盼，无心教学。
2.精英教师和一般教师的行为选择。如果把教师简单地分成精英和一般两类，事实告诉我们，精英们教育教学工作和非教育教学工作的边际收益率均高于一般教师。在同类教师中，非教育教学工作的边际收益率强于教育教学工作的收益率，并且以精英教师尤为显著。因此：
（1 ）精英教师不但更易于将时间和精力更多地配置于非教育教学工作，而且也最易显性流失。
（2 ）教师教育教学工作和非教育教学工作的收益率及其边际收益率实质上表达了教师的“用手投票”（发言权）和“用脚投票”（退出权）的权力。显然，精英教师的这两项权力均强于一般教师，并且“用脚投票”权尤甚。“用脚投票”权强化了精英教师的“用手投票”权。教师行为的理性选择是，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提高自己的“用脚投票”权。
（3）我们设想存在着一个可投机的市场， 非教育教学工作边际收益率大大高于教育教学工作边际收益率的教师可以付费请别的教师（也可请学生）来为其承担教育教学工作。事实上，这类现象已不罕见，比如一些教师忙于办公司而请人代课、评上教授却日渐疏远讲台、名教师名家的课由于其开会多出差多而不能正常进行等等。
（三）学生行为
假定某大学生的总时间一定，他把时间分为三个部分：本专业过关的最低时间（记为T[,0]），再用于本专业学习的时间（记为T[,1]），用于其他专业学习的时间，如为获得一些证书的时间（记为T[,2]），其收益是T[,0]，T[,1]，T[,2]的函数。由于T[,0]具有一定的刚性，所以有限时间的分配顺序以及最后的比重取决于T[,1]边际收益率与T[,2]边际收益率大小的比较。事实上，如今大学校园的学生忙忙碌碌，不得清闲。学了这样学那样，尤其是本专业不太“好”的，总是想尽办法副修些热门的专业，获得尽量多的证书，以便于毕业分配时推销自己。
应该说大学生追求证书、副修其他专业不是件坏事，但是证书背后隐藏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其一，有些大学生刻意追求证书的数量，忽视了证书的份量与质量。其二，证书大多是通过考试（主要是笔试）而获得，而且大多是知识考试。大学生们为了获得证书，整日忙于各种考试，而忽视了基本能力的训练。其三，冷门专业（如师范、地矿农林等）的学生为了准备日后的“跳槽”，整天疲于奔命，忙于挣证书，装门面，自己应该学的本专业方面知识却未能掌握，可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三、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对策分析
我们得到了一对矛盾：一方面，教育活动的参与主体均按自身收益最大化原则行动，另一方面，总体教育质量却有所下降。为什么局部最优而总体不优呢？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单靠市场来引导参与主体的行为远远不能达到教育活动的总体目标。这一事实不仅仅在教育活动，在国民经济运行和管理上也有反映。200多年前，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鼓吹最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经济体制就是让人们自由劳动、自由交换、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然而，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却不停地带来经济危机，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John M.Keynes ）给经济危机一个巧妙的解释，他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个人因“合成谬误”（意指从个体角度看合情合理的行为而从整体看却会使人人遭殃的行为——作者注）的理性行为导致整体经济灾难。这些合理的个体行为产生于不可遏制的市场机制，看来光靠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达不到资源最优配置的。
使各个活动主体行为符合集体目标，基本途径有三条：一是用行政命令或强制性计划来统一各主体行为。这条途径的本质是否定活动主体的独立主体地位，不但规定了活动主体“干什么”，甚至规定了“怎样干”。二是用市场机制来统一各主体行为。这条途径的本质是肯定并确立活动主体的独立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集体对活动主体行为不予干预或尽可能少干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三是用集体秩序来统一各主体行为。这条途径的本质是肯定并确立活动主体的独立主体地位，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通过集体秩序来引导活动主体行为朝向集体目标运行。很显然，这种集体秩序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或强制性计划，而是通过改变各主体“成本—收益”曲线的影响因素，来诱导各主体自觉地、理性地朝向集体目标行动。
那么，如何解决本文所提出的这对矛盾呢？很显然，用行政命令或强制性计划手段，表面上提高了集体行动的统一性和效率，但成本是极其高昂的——泯灭活动主体的个性、积极性，把活动主体当作奴隶来奴役。最终使所谓效益荡然无存。过分强调自我主体、自由竞争，我们共同生活的基础将不存在或极不稳定。马克思说得精辟：“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尤其像教育，具有不同于商业活动的显著特点，看来完全靠市场机制无法协调好各活动主体的行为，从而达成集体目标。本文研究认为，第三条途径是现实的选择。
用教育管理秩序来引导学校、教师和学生自觉地、理性地提高教育质量，本质有三点：一是肯定和确立学校、教师和学生的独立主体地位，对自己行动有自主决策权；二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强调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三是教育管理当局必须大力建设教育管理秩序，通过改变学校、教师和学生行为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影响因素，引导他们自觉地、理性地提高教育质量。具体措施有如下几点。
第一，大力建设教育评估机构，建立健全教育评估制度。这是我国教育管理秩序改革的首要任务。在建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必须改革原有的行政命令或强制性计划的管理模式。通过教育评估，指导高校的招生行为、专业建设等等。
教育评估机构根据教育评估体系对各高校进行跟踪评估，主要指标有教师队伍、课程设置、课程教师安排、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图书资料、科研成果、社会反映、校舍等等。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学校的招生规模、专业设置及其建设的具体计划指导。评估一方面改变了高校的招生、专业设置等收益，限定了为满足市场需求盲目地扩大招生、增加和改造专业等行为；另一方面，监督高校加强教育教学的硬软件建设，从而提高办学投入。
第二，学校管理当局要大力建设教学评估制度和办法，并成立教学评估办公室，加大对教师教育教学的监督和奖惩力度。首先，跟踪评估专司教师的教育教学情况，为精英的选择、教师的激励、教育教学奖惩与监督等提供依据。要做到学生评、自我评、系评和评估办公室评“四评”结合。其次，加大教师从事非教育教学工作的成本，加大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收益，两方面结合，尽可能地使得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边际收益率高于非教育教学工作的边际收益率，从而引导教师将时间和精力尽可能多地配置于教育教学工作。
第三，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调整改革学科专业体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按“科学、规范、拓宽”原则，对原有的学科专业进行了大力度的调整和改革，基本确立了适应新形势的学科体系。目的是将“规模适度、结构合理、质量较高”的学科体系带入21世纪。
第四，在提倡学用结合的同时，重视学生的基本能力和基本素质的培养和训练。目前，许多高校开设全校公选或院系必修的基础课程，并聘请优秀教师主讲，这是非常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