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开发银行与全球经济治理：从世界银行到金砖国家银行_世界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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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及局限

      提到世界银行，人们常常会把它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联系。实际上，创建世界银行是奠定“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怀特计划的一部分。怀特计划背后的机理十分明确：由于当时美国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的黄金储备，美元的价值与黄金挂钩，而其他货币以美元作为“锚”，盯住美元以维护汇率的稳定，以此奠定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确立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建立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把美国商品输入欧洲等海外市场以支持美国的生产力，同时也重构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然而，由于欧洲受到战火的破坏，生产力急剧下降，无力购买美国商品，因而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作为中间桥梁，通过贷款援助西欧并使之有能力购买美国商品，由此支撑美国的生产力，同时西欧经济的恢复也可抑制该区域左翼势力的崛起。由上述美国创建世界银行的动因可知，世界银行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及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紧密相联，在某种意义上，其本身就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产物。

      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演化自“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一词。“二战”之后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美国以绝对的实力优势构建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奠定了美元本位制，并创建了分别统管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和发展援助问题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即三大支柱——IMF、关贸总协定（GATT，于1947年签订并设立了相应的机构，1995年为WTO所取代）和世界银行，为国际贸易与金融制定规则。经过历次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了新问题，需要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对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改进和完善。[1]也有观点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大多为低层次、非正式的合作，并非切实意义上的全球经济治理。而直到2008年下半年，随着由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峰会的召开，才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正式拉开序幕。[2]由此也可发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

      一般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全球宏观经济、金融、贸易、产业、会计准则体系的治理以及发展、减贫问题。[3]56-57全球经济治理针对的是国际公共产品，就经济学的意义而言，全球经济治理的本质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这其中就包括由主权国家构成、为国际发展援助提供平台的国际金融组织，如世界银行等。[4]作为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以及近来成立的金砖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主要功能是开发援助，负责减贫治理。就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而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不但包括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包括公民社会组织及跨国公司等私人部门。[3]54

      （一）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作为最早成立也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成败、得失值得同样具有全球性功能布局的金砖银行借鉴。

      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能可概括为“倡导扶贫助困，促进全球经济发展”[5]62与“协调经济关系，稳定世界经济秩序”。[5]67就扶贫济困、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方面而言，世界银行在全球设有120多个办事处，它不但向受援国提供优惠贷款，而且对援助项目进行策划、设计、监督，并协助受援国根据世界银行的要求及建议，创建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以达到获得世界银行贷款的条件。此外，世界银行并不鼓励受援国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倡导其应更注重经济发展。因此，世界银行十分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教育、妇幼保健、公共管理、环境保护等领域，并为低收入国家在上述各个领域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便利。

      世界银行还承担着协调者与稳定器的职能。双边援助常常会造成分散、混杂的局面，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较高的交易费用。而位于世界援助体系核心的世界银行恰恰可以利用自己的多边援助平台来集中管理资源和信息，降低援助的交易成本。此外，世界银行还积极协调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的债务问题，努力使双方达成共识。作为稳定器，世界银行的作用之一在于避免世界经济因国际突发事件而受到整体性的冲击。例如，海湾战争后，世界银行向受到影响的中低收入国家提供了近20亿美元的硬贷款，并采取了其他诸多措施以缓解由于海湾战争带来的消极影响，避免世界经济整体受到冲击。[5]69-70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各大洲也以世界银行为蓝本建立了区域性开发银行。目前，世界银行在许多区域已不是最大的贷款援助机构，但是因为其核心地位，世界银行实际还是起到了领导性、开创性、统筹性的作用。

      由于多边开发银行政策贷款始于世界银行，世界银行事实上具备了启动贷款资源的能力——贷款国与世界银行间开展积极的有关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的对话，不但能帮助贷款国获得来自于世界银行的资源，也有助于其获取其他来源渠道的援助资金，同时将促使巴黎俱乐部对该国进行债务减免。[6]当然，这也体现了世界银行在某种程度上对援助资金的垄断性。世界银行也引领了多边开发银行的发展方向，拓展了多边开发银行的职能——世界银行要求自身不仅是资金银行，同时也是“知识银行”。为此，世界银行向各国提供政策咨询服务，搜集国家或部门统计数据，并为发展中国家培训高级经济管理类人才和技术人才。目前，各大主要多边开发银行也均开展了区域经济社会调研、总结投资经验教训等活动，强化作为知识银行的职能。

      不可否认，作为多边开发性银行先驱的世界银行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扶贫济困、稳定世界经济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引领多边开发银行的职能拓展，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已拓展进入气候、环境管理和能源等全球治理领域。但是，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也必然具有局限性。

      （二）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局限

      作为全球性而非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治理结构的问题，而这其中的焦点在于投票权与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不相匹配。世界银行本质上是由发达国家主导，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偏好，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缺乏表达诉求的渠道等合法权利，也因此导致了一系列后续问题的产生。

      首先，世界银行的政治化倾向一直广受诟病。由于主导世界银行的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世界银行的政治化倾向无疑源自于发达国家的授意。世界银行作为美国体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不仅其制度架构、人事任命、总部所在地等悉数由美国所掌控，而且美国也借助世界银行这一多边机构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意图。有研究显示，世界银行的贷款决策受到美国利益的显著影响。[7]事实上，如若借款国与世界银行主要股东，尤其是与大股东美国发生冲突时，世界银行常常会借中断贷款的方式进行干预以支持后者。1989年，世界银行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干预以及1999年对俄罗斯车臣问题的干涉均反映了上述问题。[5]81-82

      其次，世界银行也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推动者。所谓华盛顿共识，概括而言就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IMF、世界银行与美国政府针对转轨国家提出的一系列有关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及主张，此后逐步演变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世界银行也借助有条件贷款的方式强力推行这一经济发展模式而无视各国的现实国情，要求借款国政府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同时创建一个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民主法治环境。而且，由于针对转轨国家以及推行华盛顿共识的需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把注意力更多地聚焦于公共管理、法律和司法部门领域。尽管华盛顿共识早已受到质疑并被修正，但是，在世界银行内，对公共管理、法律和司法部门领域的过度重视已演化为一种基调。目前，公共管理、法律和司法部门领域获得的贷款在世界银行贷款中占比是最大的，自2000年以来年均达到20%左右，峰值更是高达39%，②而这意味着对其他领域贷款项目的挤占。例如，世界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交通运输、水利设施以及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贷款援助。

      同时，投票权与经济总量的不匹配限制了在世界经济中已占据重要地位的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使得需要世界银行贷款及政策支持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由于发展阶段不同，西方经济学界更多聚焦于地产税、移民政策、妇女问题等后现代社会问题，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却是基础设施不足、医疗资源缺乏、城镇化的融资需求以及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等发展性问题。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话语权不足，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社会问题的关注点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等开发性投资的投入不足。

      二、金砖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金砖银行成立的主旨是为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融资支持，而且金砖银行是首家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全球布局的多边开发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世界银行”。与世界银行一样，金砖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具有实际作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以作为世界银行的有益补充，即经济意义；同时“发展中国家版的世界银行”的潜在角色也赋予金砖银行一定的政治象征意义。同为全球性多边开发银行的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的合作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由霸权主导迈入合作共治。

      （一）有助于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融资嫁接

      金砖银行为新兴经济体的巨额储蓄找到了投资方向，也为基础设施建设找到了融资渠道，嫁接起资金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的桥梁。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2014年-2015年》提供的数据显示，金砖国家仍然需要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极大的投入。在144个国家和地区中，金砖国家的基础设施质量总体排名靠后，巴西在总体基础设施质量上的排名更是在一百名开外，而印度则需在总体上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见表1）从全球范围来看，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更是亟待资金投入，尤其是在信息和通信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更是绝非一般的悬殊。例如，根据上述报告，2014年，在移动通信质量上排名首位的中国香港，其值高达238.7，而排名最末的缅甸，其值只有12.8；同样，在固定通信质量上，排名第一的中国台湾，其值为71.2，而排名最后的几内亚，其值竟然为零。

      

      与此同时，金砖国家中除巴西与南非外，中国、印度、俄罗斯三国的总储蓄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中国，近年来总储蓄率更是超过了50%。（见图1）如此规模巨大的储蓄无疑应当善加利用，而金砖银行的成立则既为巨额储蓄找到了投资方向，也为基础设施建设找到了融资渠道，架起资金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的桥梁。金砖银行可以在金砖国家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引导私人储蓄进入急需资金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项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砖银行可以在人民币市场发行债券，在为金砖银行项目找到资金来源的同时也可以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截至201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为38 430亿美元，南非外汇储备总计为491亿美元，其余三国的外汇储备皆在3 000亿美元以上。③目前来看，金砖国家巨额外汇储备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各国仍倾向于购买安全性高但收益率低的美国国债。金融危机后，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致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由平均3%-6%降到2%左右，因而购买低收益的美国国债，事实上使得新兴经济体在为发达国家服务，并为其提供廉价资金。[8]

      与对接私人储蓄和基础设施融资需求的职能相似，金砖银行可以成为资本输出的平台，为解决外汇储备的低收益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即输出巨额的外汇储备，投入蕴含更大收益机会的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及可持续发展项目等。例如，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金砖国家在将来近20年内的道路交通增长将占到全球的50%以上，在航空交通方面的增长则将占到40%以上。[9]毫无疑问，巨大的需求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当然，以外汇储备进行资本输出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巴西、印度、南非三国的国际收支并不稳定，因此，需要人民币及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的国际化，以增强资本输出的可持续性，并降低汇率风险。

      金砖银行的成立也将促进金砖国家的货币互通并扩大使用范围。通过在金砖国家金融市场上筹集项目所需资金以提升金砖国家本币的流动性，并借助金砖银行以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金砖国家货币来发放援助贷款，以扩大金砖国家货币的使用范围。[10]无疑，这将有利于人民币等金砖国家货币的准国际化和国际化。

      （二）有助于新兴经济体的技术输出和提升全球竞争力

      金砖银行的成立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技术输出，参与全球竞争，对接技术输出方与需求方。尽管世界银行采用国际竞争招标，实行公开招标、公平竞争的竞标程序，但是世界银行的借款国仍然时常抱怨它们的借款被用以购买西方国家公司的设备和技术，因此，资金最终仍回流到了西方国家，这其中或有西方国家设备技术较发展中国家先进的因素存在，也或有隐性歧视的缘故。而作为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金砖银行则可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提供与发达国家公司同台竞技的机会，实行公开、公平的国际招标，同时避免采购招标中的隐性歧视。实际上，金砖银行既与商业银行相似，在金融领域起到融资理财的功能，同时也为全球的技术性公司提供了新商机，对接起技术供给方与需求方。对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而言，如中国在基建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印度在IT领域的优势等都可以通过金砖银行这一平台进行有条件的对外技术输出。

      金砖银行的另一主营业务是可持续发展项目。历次金砖国家峰会宣言中曾多次提及金砖国家合作开发新能源。而参与可持续发展项目实质上也与世界银行相似，金砖银行也将参与气候和环境治理以及可持续能源等全球治理领域。目前，新能源行业的特点是技术创新与风险投资的结合，因而金融对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颇为重要。金砖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从表2中可以看出，五国的能源结构均以化石燃料为主，其中中国、印度和南非又严重依赖煤炭，而煤炭是产生温室气体最多的化石燃料。大量依靠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的能源消费结构既不可持续，也不利于缓解全球气候变暖。

      对俄罗斯来说，尽管含碳量较低、相对清洁的天然气在燃料消费中占据过半，但是由于俄罗斯市政设施老化，能源工业管理落后，能源价格低估等因素，其单位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5倍之多，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5倍。[11]目前，中国已在核能、水电、可再生能源领域加大投资，上述三项能源的发电量的增长率均领跑全球，但占比仍然很低。而就金砖国家整体来说，除水电外，可再生能源在发电额中的占比也无法与欧盟的17%相比。[12]金砖国家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都亟待能源结构转型，而能源结构的转型需要金融杠杆的有力支撑。金砖银行实际上也将在其中起到桥梁和金融杠杆的作用：把金融部门与能源部门结合起来，撬动资金投入能源部门，加快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能源结构转型，提高能源利用率，缓解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恶化，平衡发展与环境。举例来说，由于目前新能源以及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依赖于风险投资，金砖银行可专门设立相关的风险投资基金以支持中小科技企业，并设立科技奖励以激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高校及科研院所，促进产学研转化。

      

      正如金砖银行的成立协议中所言，金砖银行成立的目的是调动、盘活资源以支持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项目。因此，很显然，其主要职能之一是作为中介、平台对接资金、技术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在能源和气候合作领域，金砖银行则起到将金融部门与能源部门相结合，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能源结构转型、缓解气候变暖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金砖国家目前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多为双边合作，缺乏协调合作、资源共享的机制，而金砖银行可为金砖国家的能源、气候及其他科技合作创建新的平台。当今世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已不再局限于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包括跨国公司等私人部门及公民社会组织。因此，金砖银行自然也应参照世界银行的做法，积极开展与非政府组织的对话，听取它们对贫困治理、项目可行性等问题的意见。而在私人部门方面，金砖银行在协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公司技术、资本输出的同时，也通过引导它们参建基础设施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项目等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三）有助于满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金砖银行和紧随其后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拟将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同时也是对世界银行及其他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的有益补充，可弥补世界银行的缺陷，即因受华盛顿共识与发展阶段不同的影响而对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对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不足；也可通过不设附带政治条件的贷款倒逼世界银行的改革，同时突破对新兴经济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限制。

      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资金缺口高达1万亿美元，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步入正轨，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也将增大，但已有的多边开发机构只能提供约40%的融资，远远无法满足实际需求。[13]世界银行2014年报告显示，世界银行集团下属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2014年共提供贷款援助408.43亿美元。遗憾的是，世界银行年报中并未对基础设施建设单列一项进行贷款援助统计。仅依年报来看，2014年，世界银行贷款中约16%的贷款流向能源和采矿部门，约17%的贷款流向交通运输部门，约11%的贷款投入供水、环卫和防洪部门，而信息和通讯部门则仅占约1%。如若把以上四个部门近似比对为能源、交通、水和卫生设施以及通讯，则世界银行2014年对基础设施贷款的投入占比约为45%；而通过对世界银行贷款的比对可以发现，2000年以来，在所有贷款流向的部门中，公共管理、司法和法律一项一直是占比最大的。由此可见，世界银行更倾向于培育法治环境、公共部门治理能力等“软件设施”，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

      因此，同为全球性多边开发银行并致力于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融资支持的金砖银行，无疑是对世界银行全球业务的一个很好的补充。例如世界银行对信息和通讯部门的投入向来有所忽视，而这也是许多低收入国家在基础设施上尤为薄弱之处。中国和印度在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金砖银行恰恰可以此为重点投入部门，并作为中介引导中印两国的电信公司参与欠发达地区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产业升级需要对基础设施做出相应的改进，以降低交易费用和拓展市场广度，而这里的基础设施则包括公路、铁路、港口、通信、电力设施等硬性基础设施和规则、法律、价值观念等软性基础设施。[14]由此而言，发展经济应兼顾“软件”与“硬件”。而且，由于对经济发展关注点的不同，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实际可以达成相互补充的分工合作而不是摩擦对抗或非此即彼的取代关系。社会经济的发展既需对硬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也需对公共管理、法律等软性基础设施加大投入。所以，世界银行与金砖银行完全可以进行合作，分别侧重于软性和硬性基础设施建设，最终使得对两类基础设施的投入达到并重。

      有关经济发展的知识同样也是一种公共产品。虽然世界银行引领了多边开发银行向“知识银行”发展，但是在研究各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经验方面，世界银行一直被成员国批评不能吸取其他经济发展的经验。例如世界银行较为忽视日本提出的研究东亚发展模式的建议。[15]金砖银行由金砖五国共同筹建，五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也是既有成功亦有挫折。而且“知识银行”早已成为多边开发银行的主要职能，金砖银行无疑应当履行“知识银行”的职能，弥补世界银行对东亚、新兴经济体等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的不足，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指导、咨询顾问、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持。

      此外，世界银行提供的附带政治条件的贷款也时常遭受借款国和非政府组织的批评，金砖银行的成立则为借款国提供了“用脚投票”的机会。金砖银行的贷款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通过引导各国改向金砖银行、亚投行等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借款，反对布雷顿森林机构苛刻的贷款发放条件，来倒逼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而且对金砖国家来说，金砖银行的成立也使金砖国家突破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限制，另辟蹊径建立新的多边援助平台。表面上看，金砖银行的成立打破了发达国家的金融垄断，而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则暗含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

      三、金砖银行与国际经济新秩序

      世界银行成立的背后所包含的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动。而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全球主要多边开发银行成立的背后也蕴含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迁以及美国霸权下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动，其中不乏对美国的挑战与妥协，以及美国对自身利益的权衡。而金砖银行的成立则反映了欧、美、日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弱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一）金砖银行体现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变动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发展尤为迅猛，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直逼以G7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以官方汇率计量的名义GDP核算，2001年金砖国家这一概念首次提出时，金砖五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8.51%，而G7集团的经济总量则占到世界的65.11%。但是，仅十余年后，到2014年，金砖国家的名义GDP总量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1.81%，而G7的名义GDP总量占比已降至45.69%，详见图2。

      若以购买力平价GDP计算，则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大致与G7持平。2014年，金砖五国购买力平价的GDP已达33.1万亿现价国际元，而G7成员国为34.5万亿现价国际元，金砖国家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30.55%，G7经济总量则占到了世界的31.84%，两者近乎持平。

      而以国别来看，按照购买力平价的GDP计算，201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18万亿现价国际元的GDP位列第一，美国以17.4万亿现价国际元的GDP位列第二，同时印度以7.4万亿现价国际元的GDP名列第三，经济总量远高于以4.6万亿现价国际元位居第四的日本。④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看，尤当提出的是，在2009年发达经济体皆为负增长之时，世界经济增速几乎全部倚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此外，市场力量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也是不容忽视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认为，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成功实际反映的是公司所属国家的竞争策略的成功，即国家是否具有相应的要素、条件、产业和政府治理能力。[16]因此，我们认为，公司的实力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母国的经济实力，如产业支持力度和产业竞争力、技术工人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等。本文选取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公司进入世界500强榜单的数量来反映公司所属国家的实力，详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仅仅相隔十年，新兴经济体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榜单的数量便大幅增加。尤其是中国，2005年时进入世界500强榜单的企业只有18家，同期美国企业的数量接近中国的10倍；而10年后中国则猛增至106家，且其他多数新兴经济体也均有所增加。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均有减少。对比之下，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已然明了。

      

      当然，所谓崛起不仅是经济上的崛起，也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崛起。事实上，知识也是国家获得权力的重要来源，所以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各国也仍然为知识结构的领导权而竞争。以下，本文以居民专利申请数来反映金砖国家与G7成员国在科技领域的活跃度，详见表4。

      

      2008年以来，尽管遭受金融危机影响，但是金砖国家的专利申请数依然增势显著；相较而言，以G7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专利申请数量上呈现的则是增长疲态，尤其是2008年和2009年深陷金融危机之际，专利申请数更是呈负增长。至2013年，金砖国家居民专利申请数已超过G7成员国，虽然由于金砖国家专利申请方面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其中有一定的水分，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金砖国家在科技领域的活跃度，显示了金砖国家在科技、知识领域的崛起。

      

      （二）金砖银行是对世界银行的补充与完善

      世界银行的成立既具有实际作用，同时也极具政治意味：国际经济体系由此从英国体系转入美国体系。美国体系的特征是所谓的“嵌入性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即在保护国内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国际自由市场，使两者达成妥协。为了稳定这一新的国际经济体系，则必须使上述两者的妥协制度化，为此，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为金融、贸易制定规则。[17]由美国设想并主导建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关贸总协定一起作为战后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或平台，构成了美国体系的核心，以维护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运行。

      尽管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经济霸权相对衰弱，但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对全球经济治理需求的增大实际上巩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地位。[18]

      然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及由此决定的治理结构，导致了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局限性。一般而言，由于投票权的大小与认缴股份的数额成正比，对新兴经济体投票权的限定实际上也限制了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新兴经济体向国际经济组织增资，阻碍了国际经济组织以数额更大的股本资金利用金融杠杆撬动更多的金融资源进行减贫治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际经济组织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由于国际经济组织中各国的投票权与经济规模不匹配，尽管新兴经济体可以通过赠款的方式向国际经济组织增资，但是这种方式显然造成了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于2010年通过了增加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以及增资的决议，然而投票权不符合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问题仍然没有改观。

      本文以“投票权比重/GDP占世界比重”这一指标（记为“M”）来衡量金砖国家与G7成员国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与经济规模的匹配程度，若投票权与经济地位基本匹配，则M应接近于1；若M小于1，则显示了G7成员国在世界银行中的话语权受到制约，不足以反映其经济规模，反之则说明成员国话语权被高估，超出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⑤

      从表5可知，对金砖国家而言，尽管印度和南非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实际投票权被高估，但是中国和巴西的实际投票权却被远远低估了。而且，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对中国实际投票权的低估导致了金砖国家整体话语权的不足。相比较而言，在G7成员国内部，无论是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还是在国际开发协会，除美国的M值远低于1外，其余各国的M值或接近于1，或大于1。而且，虽然美国的M值小于1，但是其投票权比重却高于15%，而根据世界银行85%特定多数的投票规则，美国事实上拥有否决权。

      

      世界银行是由美国倚仗其绝对的实力优势设计建立的，长期由美国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所把持。这导致世界银行的业务范围、资金流向、组织架构及理念等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偏好，并由此引发了上文提及的治理问题。同时，世界银行内投票权与认缴股份挂钩部分占比过大、基础投票权占比过小，这也体现了一种经济实力决定权利的潜规则。随着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壮大，仅就上述由经济实力决定投票权的潜规则而论，世界银行便已面临着缺乏代表性与基于经济实力论权利的合法性，更遑论这种过于依赖经济实力、忽视民主与平等理念的潜规则本身的合法性就不足。

      我们认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要求世界银行投票权与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匹配，其实质是追求应得的权利，以促使世界银行的业务、制度乃至国际经济秩序等更具合理性、合法性。与此同时，金砖银行所采用的五国出资额均等、行长轮值制更是有别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展现出新兴经济体对更为民主平等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追求。

      从多边开发银行成立的背景来看，欧洲投资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之时，正是美国经济相对衰弱之际，其预示的是欧共体和日本在经济上日渐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但是，当时欧共体和日本对美国体系的冲击来自于美国体系的内部，而且欧共体和日本的安全主要依靠美国提供，对美国无法构成真正的威胁，美国也凭借美元本位制并控制石油、高新技术以及核武器而继续维持美国体系。

      自成为世界经济的霸权国家后，美国所受到的挑战一直未曾停息：首先是来自欧共体的挑战，接着是来自日本的挑战，近些年来的挑战则来自于新兴经济体（以金砖国家为代表）。与欧共体和日本对美国体系的冲击不同，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对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冲击并非来源于西方国家内部，而金砖银行的成立也被很多人误解为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颠覆，或另建一个平行的体系。

      我们认为，一方面，金砖银行以及其他新型多边开发机构是对世界银行等已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有益补充，金砖银行的成立本身是基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这一点上文已谈及；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也不容抹煞。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一些新的制度打破了基本上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如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召开，标志着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治理。同样，由新兴经济体主导的金砖银行也可以和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在发展减贫、维护世界经济秩序上合作，同时在业务改进、创新、拓展上展开竞争，构建合作治理与良性竞争兼具的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共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更为民主与平等的方向迈进。

      ①新兴经济体，又名新兴市场经济体，它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其主要特征是能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逐步实现由低端产业迈向高端产业，因而具有一定的对外技术输出的能力。同时，在金砖国家为成立金砖银行而签署的《成立新开发银行的协议》中把新兴经济体单列开来以区别于发展中国家。因而，本文基于上述依据分列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

      ②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2000至2014年历年年报计算。

      ③数据来源：《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2015）》。

      ④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⑤本文采用方法来源：潘庆中、李稻葵、冯明：《“新开发银行”新在何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的背景、意义与挑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第134-147，8页。

      ⑥世界银行一般指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与国际开发协会。本文主要考察金砖国家与G7成员国在上述两个机构中的投票权与经济规模的匹配程度。投票权比重为2014年7月的数值，来源于2014IBRD/IDA Management's Discussion & Analysis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M—国际复兴开发银行”“M—国际开发协会”分别表示各国在相应机构中投票权与经济规模匹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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