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教科书中的德国形象探讨教科书编写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教科书论文,历史教科书论文,原则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在教科书中撰写异国的历史是一个有趣而值得探讨的题材。在冷战时期，苏联教科书中写道：在美国，至今还有人贩卖黑奴；而美国的教材，则把共产主义描绘成魔鬼，还绘声绘色地说，在苏联，甚至连奶牛也没有自由，从不允许在野外吃草。
笔者认为，不带偏见，实事求是地向学生介绍异国情况，是教科书编写的基本原则，史实不是任人打扮的少女，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为了个别人或政党的利益而美化或丑化它。
在某些国家，例如美国和法国，国家机构对教科书的审查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市场需求，即此书是否有人买。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初起，我国对教学体制实行全面的调整，在教材编写领域内，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首先，40多年来的传统的统编教材体制被彻底打破了，我国数千万中学生使用同一本教材的年代已成为历史，按国家教委制定的教学大纲，不少省市各自编写了切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新教材，至今，全国共有8套历史教科书。鉴于各省市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的地理、历史、文化背景，教科书编写内容和方法也相应地有了差异。于是，教科书的多样性产生了。这一起步虽小，但其意义决非寻常。
笔者通过对6本历史教科书中以下德国内容的分析和新旧教材对比，试图探讨教科书编写的基本原则。
——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
——1848/49年革命
——1918年十一月革命
——世界经济危机和希特勒上台
——帝国国会大厦纵火案
——慕尼黑协定和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
该6书分别为：
1.世界历史：上下册，青岛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五·四”学制教材总编辑委员会，青岛，1992年。
2.世界历史：沿海版，上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沿海版九年义务教育实验教材编写委员会，北京，1992年。
3.世界历史：内地版，上下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内地版）编写委员会，重庆，1992年。
4.社会：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义务教育教材编委会，杭州，1992年。
5.世界历史：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年。
6.世界历史：上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81年（统编教材）
1.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
所有历史教科书均把宗教改革称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1号教科书中写道：“德国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尝试……”（上册，第135页）。3号教科书也作出类似的结论：“宗教改革实际上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封建斗争……”（上册，第78页）。2号教科书则把马丁·路德称为“资产阶级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上册，第104页）。
与此相比，所有历史教科书对农民战争明显都有溢美之嫌，尤其是对托马斯·闵采尔的评价显然言过其实：“1524—1525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震撼了德意志的封建秩序，更猛烈地打击了天主教会的势力，成了德意志历史上的英雄年代。”（3号教科书，上册，第80页）。“托马斯·闵采尔是农民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天主教神甫，又是人民的宗教改革家”。（2号教科书，上册，第105页）。1、3、4、6号教科书中均有类似提法。
在所有教科书中，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均自成一节，极受重视。此节在各书中所占平均篇幅为5页，其中农民战争3页，宗教改革2页。以比重恰等于平均数的3号教科书为例（上册，第76-81页），农民战争部分附有3张图：闵采尔的肖像、起义农民的插图和农民战争形势图；而宗教改革部分既无马丁·路德的肖像，又无新教传播的地图和路德在教堂门口张贴95条论纲的插图。
众所周知，宗教改革不仅对德国，而且对整个欧洲历史进程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农民战争仅仅是16世纪20年代发生在德意志局部地区的一桩历史事件，对后来的德国和欧洲历史发展影响显然不大。1524/25年是否因农民战争而成为德国历史上的英雄年代，与被简单地称作“资产阶级宗教改革家”的马丁·路德相比，被誉为“人民的宗教改革家”的闵采尔是否真有如此丰功伟绩，值得人们大书特书，这些问题均有待我们认真商榷。
与1981年版的统编教材，即6号教科书相比，新教科书取得了很大进步。6号教科书长达5页的这节中，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几乎没有提及，有关路德仅有两行字：“……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马丁·路德在1517年起来反对免罪符，倡仪宗教改革，得到广泛的响应。”（上册，第129页）。1、2、3号教科书中有关马丁·路德的报导则各占1页（约25行）。令人欣慰的是，在1号教科书中还有一幅路德的肖像，而闵采尔的肖像、农民战争形势图和起义农民的插图均已消失。
2.1848/49年革命
在大多数教科书中，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三月革命被编入“1848年欧洲革命”这一章节中，但自成一节。3号教科书却与众不同，三月革命未能独自成节，所花笔墨甚少，只有三行草草收场。（上册，第147页）。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3号教科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革命实践浓墨重彩的渲染。对此描述的篇幅竟达半页以上，约14行字（上册，第148页）。3号教科书既不讲革命原因，也不叙述革命经过，而只是一味宣传马、恩的革命实践，以至学生无法得到有关三月革命的完整知识。
至于与三月革命有关的17、18世纪欧洲和德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1806年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德意志人民反抗拿破仑外来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1814/15年的维也纳会议、德意志同盟以及哈布斯堡帝国和普鲁士的崛起几乎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及，而对巴黎公社——欧洲历史上一件并不十分显眼的事件——却大书特书。4号教科书对宗教改革和三月革命只字未提，却用了整整6页描绘巴黎公社（第4册，第49-55页）。其原因在于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自己的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第4册，第54页）。人们不禁要问，巴黎公社难道比以上列举的18世纪欧洲和德国的所有历史事件更重要？但无论如何，比起统编教材6号教科书来，1、2、3、5号教科书还是有很大进步。6号教科书中“1848年欧洲革命”这一章引言的第一句是：“1848年初，《共产党宣言》问世的前夕，欧洲大陆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下册，第1页）。所有教科书均把此句删去了。6号教科书只用寥寥8行字描述三月革命（下册，第1页），评述马、恩革命活动却达整整1页，24行字（下册，第7页）。介绍巴黎公社的篇幅则更多，竟用了14页半（下册，第47-61页）。相形之下，新教材政治说教程度明显锐减。
3.1918年十一月革命
新教科书均把十一月革命视为战争结果，描述十一月革命的基本模式如下：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革命形势影响
——十一月革命的导火线：基尔水兵起义
——社会民主党左、右两派为建立苏维埃制度还是议会——民主制展开的斗争
——谴责以艾伯特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府出卖十一月革命和镇压工人运动
——歌颂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英雄事迹（各附肖像）
新教科书对十一月革命作了不同的评估。3号教科书认为十一月革命是一场彻底失败的革命：“……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很快成立了临时政府。它宣布保障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苏维埃制度，拒绝实行土地改革，着手恢复旧军官的职权，解除起义工人的武装，对外则与协约帝国主义一起共同反抗苏俄，……德国无产阶级的优秀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惨遭杀害……至此，德国从1918年11月开始的革命由于没有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敌人的疯狂镇压而失败了。”（下册，第69-71页）。1号教科书也有类似的描述（下册，第87页）。4号教科书则把十一月革命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第四册，第165页）。至于十一月革命的成果，1、3、4号教科书均未提及。这种明显带有倾向性的报道模式给人的感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艾伯特、谢德曼等都是血腥的独裁者，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2号教科书则独树一帜，以两页的篇幅较为客观地评估了十一月革命：“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德国工人阶级曾经争取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没有成功，革命只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但是十一月革命是16世纪农民战争以来，德国最大的一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它推翻了君主制度，成立了共和国。魏玛宪法废除了德皇和23个王公诸侯。在法律上肯定了八小时工作制、普选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权。这次革命还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所以，德国十一月革命还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下册，第107页）。
总之，对十一月革命在德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十一月革命的实质和对它的评估目前尚无定论。但笔者以为新教科书中的以下论点似乎急待重新审核：
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即右派领袖艾伯特和谢德曼等人是反革命份子和叛徒（1号：下册，第85页；2号：下册，第106页；3号：下册，第69页；4号：165页）。
至于艾伯特等人究竟为什么成了“反革命”，教科书上没有讲。实际上，艾伯特等人反对的只是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式的革命。长期以来，在我国史学界形成了一种僵化的观点：苏联＝革命＝社会主义。谁反对苏联，就是反对革命，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以这一标准去评估国内外发生的一切事件和人物，艾伯特自然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艾伯特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社会革命家。他对推翻封建君主制，建立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魏玛共和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生为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和议会民主制度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由于他领导十一月革命，建立共和国，被希特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共和国敌人曾试图将他送上审判台。对这样一个功不可没的历史人物，怎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棍打杀？
4.经济危机和希特勒上台
所有新教科书都对希特勒上台的原因作了较详细的分析：世界经济危机、凡尔赛和约、打着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旗号的蛊惑人心的宣传、种族主义、垄断资本的扶植和支持等。但只有3号教科书指出，德国工人运动的分裂，给希特勒上台提供了机缘：“当时，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反对国家法西斯化的英勇斗争。但是，由于整个德国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状态，没有采取统一行动来抗击法西斯，以致在紧要关头未能挫败法西斯的进攻”。（下册，第95页）。
2号教科书突出了德国共产党与法西斯作斗争的英勇事迹：“……德共领导劳动人民为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并且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下册，第140页）。事实上，在莫斯科错误指示下，德国共产党并没有把斗争主要矛头对准纳粹党，而是对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代表的魏玛共和国。对此，所有新教科书均保持沉默。此外，教科书均未提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使人产生这样的错觉，魏玛共和国时期，只存在两大党，即德国共产党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因此，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只有德国共产党一家。
在描述世界经济危机的章节中，教科书的政治倾向尤为明显：“……在危机期间，垄断资本家为了稳住价格，保持自己的利润，大量地销毁农产品和工业生产设备，美国资本家把大量的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用大麦和玉米代替煤炭作为燃料……英、美、德等国还大量地拆高炉、炼钢炉等设备……”（2号：下册，第121页）。与此同时，教科书高度赞扬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30年代，正当苏联轰轰烈烈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严重经济危机……”（2号：下册，第102页）。
读到这里，学生的眼前自然浮现出两幅栩栩如生的画面：一边是万众一心、热火朝天的建设图，一边却是牛奶倒进河，小麦当柴烧，哭声震天，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有意夸张，明眼人看了自是嗤之以鼻。但用来教育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恐怕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1号教科书谈到希特勒上台时，这样写道：“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起了深刻的政治危机，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挽救他们的统治，决定在德国建立法西斯专政。1933年1月3日，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纳粹头子希特勒为总理……”（下册，第124页）。2号教科书也有类似的描述：“……德国垄断资本家十分害怕日益高涨的群众革命运动，支持纳粹上台。1933年初，在垄断资本家的授意下，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下册，第141页）。几本教科书均未提及在1932年的国会竞选斗争中，希特勒纳粹党是所有参加竞选政党中得票最多的第一大党。在这一前提下，兴登堡才能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教科书的片面描述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似乎兴登堡有权任命任何一个受垄断资本家青睐的人当选总理。
5.帝国国会大厦纵火案
所有教科书都断言，是纳粹党在帝国国会大厦纵火，然后嫁祸于德共。1号教科书写道：“……1993年2月，纳粹党另一头目戈林，指使其爪牙在国会大厦放火，然后诬告共产党是纵火犯……”（下册，第124页）。其余教科书几乎都持相似的观点（2号：下册，第141页；3号下册，第95页；4号：第179页；5号：第153页；6号：下册，第234页）。与此相比，德国教科书对国会大厦纵火案报道，反而谨慎得多：“……至今，还不能断定，是个别人，例如因此而被判刑的荷兰人马里努斯·封·德·卢勃，还是纳粹党人自己纵的火。但有一点是确认无疑的：纳粹党以国会大厦纵火为借口，当夜逮捕了许多共产党人和他们的追随者。”（法尔克·平格尔等人：《人和历史（事实和文献）》第四册，科尔内森一希尔施格拉本出版社，柏林，1988年，第124页）。
6.慕尼黑协定和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慕尼黑协定在所有教科书中都自成一节，其标题是“慕尼黑阴谋”。1号教科书强调慕尼黑协定是西方国家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一大阴谋：“对法西斯德国的侵略行径，英、法仍然采取纵容的政策。它们的企图是，‘绥靖’德国，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推动德国向东去进攻社会主义苏联……”（下册，第137页）。其它教科书也有类似观点（3号：下册，第110页；4号：第183页；5号：第160页；6号：下册，第249页）。总之，教科书对苏倾向性十分明显，可见50年代以来，我国沿袭的苏联教科书编写模式至今尚未被完全抛弃。
在评判慕尼黑协定时，如果编者能够使用中立的语气，比如把上文改为：“西方国家没有邀请苏联参加慕尼黑会议，以及其它一些迹象使后者怀疑‘绥靖’政策的企图是把法西斯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并且分别援引西方国家和苏联发表的官方资料和文献，让学生面对大相径庭的原始资料进行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做，对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会有更好的效果？
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一节中，教科书编写的苏联模式更是淋漓尽致。1号教科书把此条约说成是对西方绥靖政策的有力反击和苏联外交政策的胜利：“为了打击英法‘绥靖’德国的阴谋，1939年8月23日，苏联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下册，第139页）。其它教科书也均为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作了类似的辩护（2号：下册，第160页；5号：第160页；6号：第252页）。
1939年8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属议定书”，这是德苏条约的核心部分。但对这重要的历史事件，所有教科书都闭口不谈。“秘密附属议定书”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是瓜分波兰和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宣言书。当波兰军民对德国侵略作最后抵抗时，苏联出兵波兰，占领其东部领土，这一举动早在“秘密附属议定书”中就得到确认。如果从另一角度看问题，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其“秘密附属议书”消除了希特勒两线作战的顾虑，为他发动战争铺平了道路。1939—1941年，正当西方国家与希特勒展开生死搏斗时，斯大林不仅幸灾乐祸，袖手旁观，而且还向希特勒提供战争物资。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把史实告诉学生。如果说，以前由于某种原因掌握的史料不足，那末现在应是时候了。
7.战争进程
对于苏联的战争功绩，所有教科书均作了高度评价；而对西方国家的战争贡献，各书则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贬低。现以北非战役为例：“斯大林格勒战役影响了北非战场……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败北之后，希特勒便把北非的德军调到德苏战场，这就改变了北非战场的形势。1943年5月，北非的德意军队投降……”（2号：下册，第177页）。显然，编者力图使人相信，英国军队在北非战场取得的胜利应归功于斯大林格勒战役。事实上，1942年夏，英国坦克师在蒙哥马利元帅的英明指挥下与“沙漠之狐”隆美尔率领的德国精锐部队于阿拉曼展开殊死血战，几经周折，蒙哥马利元帅终于击败沙漠之狐，取得了决定性胜利。2号教科书只字不提英国军队的辉煌战绩，却把功劳记在斯大林的身上，这未免显得有失公平。除此之外，2号教科书还把盟军阿登战役的胜利也记在苏联红军的功劳簿上：“……1944年12月希特勒集中25个师的兵力，在西线的阿登突然袭击美军的4个师。英美军队一度陷入窘境，后撤100公多里。应英美盟军的要求，苏军在东线提前发动强大的攻势，迫使德军增援东线。西线盟军得以继续进攻齐格菲防线。”（下册，第180页）。而事实上，当苏联红军于1945年1月12日提前发动强大攻势时，美军依靠自己的军事实力基本上已击溃了德军的攻势，取得了战役的胜利。编写教科书的最基本原则是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对还不清楚的历史事件，用词尽可能谨慎小心，并采取探索求实的态度。对一时难辩是非的人和事，尽可能采取客观态度，如实报导事件的经过，多采用不同观点的原始资料，少加或不加评语。
1号教科书贬低了西方国家为建立反希特勒联盟所起的作用：“……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号召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相互支援，英、美统治集团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打败法西斯，也决定与苏联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结成联盟”。（下册，第148页）。对此，2号教科书倒是力排众议，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苏联和美国相继参战后，反法西斯联盟就逐步形成。苏德战争爆发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表示：英国将联合苏联对德作战……”（下册，第173页）。
总的来说，与旧教科书相比，新教科书在报导西方开辟第二战场和评述战争性质方面，有所进步。例如，对西方开辟第二战场，6号教科书完全持否定的态度：“在苏军不断向西推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美、英统治者为了争夺胜利的果实，急忙着手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下册，第272页）。而1号教科书对此措辞较为谨慎：“在苏军节节取胜向西挺进的情况下，美、英加紧着手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下册，第154页），删去了用于贬低西方国家的评语。但尽管如此，透过字里行间，编者的倾向依然清晰可见。而2号和3号教科书则删去了所有贬意词句，比较客观、公正地描述了西方国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经过（2号：下册，第178页；3号：下册，第121页）。
6号教科书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帝国主义战争”，原文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阶段，英、法集团和德、意、日集团，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战，因此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的人民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因此战争还带有反法西斯的解放性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参战，加强了这一性质……组成了强大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英、美国家也不得不参加进来，为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作出贡献……”（下册，第264页）。而新教科书则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反法西斯战争”，1号教科书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下册，第162页）。持相同观点的有2号（下册，第184页）、3号（下册，第128页）、4号（第200页）。总之，与6号教科书相比，新教科书均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对西方国家的贬意词句，并修改了对苏联不切实际的赞语。
8.历史教科书编写原则
从总体上看，新教科书的编写是成功的，但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正如前文已多次指出的那样，教科书的政治说教极大地损害了史学的独立性。史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史实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科学性是史学的生命。但长期以来，史学一直陷入所谓的阶级性的误区不能自拔。在我国史学界，“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种种观点争论不休，至今尚无定论。以笔者愚见，还是遵循“论从史出”的原则为好。“以论带史”的弊病甚多，例如，有人坚持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历史纯粹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试问大千世界，变幻莫测，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宗教斗争、民族问题、人类学（婚姻、生育）、经济学，林林总总，一个“阶级斗争”怎能全盘概括？在学术研究的领域内，如果把某一理论或学说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就等于把自己的思想预先禁锢起来，在碰到还需进一步探讨研究的复杂问题时，就会不假思索地用现成的模子去套。例如，凡农民起义均是阶级斗争激化所致；凡主张议会斗争均是修正主义；凡反对苏联，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凡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均是反革命；凡属封建、资本主义范畴，均是糟粕……这种明显公式化的论点在教科书中屡见不鲜。
总之，对于任何历史事件，都应先作具体的研究、分析，然后再下结论。教科书应尽量多写史实，让史料自己说话，不要让或少让观点说话。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应成为撰写历史教科书的最基本原则。因此，我衷心希望，教科书编写者能解放思想，抛弃数年来某些钳制人们思想的桎梏，尤其是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对教科书重新进行审阅和修改，写出具有时代气息的中国人自己的教科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