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守庄农作”型外庄与“合种”制经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农作论文,型外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6)06-0074-08
唐长孺先生在《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所见的课田与庄田》等大著中[1](P125～128)，论述了北朝周齐以降的地产形式和农业生产者依附形态，长孺先生的“庄田”一说，对认识敦煌文书中的“守庄农作”型庄田，深有启发。
池田温先生于1999年发表的《围绕东亚中古庄园之一考察——莊与庄等词的起源》，分析了中国唐至明清、朝鲜半岛之新罗、高丽、李朝，日本从大化以降庄园、田庄等词语的使用[2]。
段文杰先生曾根据敦煌文书论述了“平都渠庄园”和齐周之“庄”，并指出“一个大寺院就是一个独立于官府之外，享有种种特权的地主庄园”[3][P117～118]。
拙稿《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研究了《戌年诸寺丁口役部》，研究了寺户及寺庄结构，认识到9-10世纪的敦煌“寺院经济从寺户劳役为支柱的闭锁寺庄经济结构，让位与以高利贷、租佃制及出租加工业相结合的寺院经济体制”[4][P343]。
以近代观念和比较史方法研究唐宋庄园问题，要追溯到著名的法制史家中田熏氏1909年《日本庄园之系统》，该文详论了“中国唐代的庄园”[5][P19-41]，嗣后有加藤繁诸氏的讨论[6]。
60至80年代，我国学者就唐宋庄园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①。本文暂不使用我国学者尚未作出定论的“庄园制”和“封建庄园”等术语，一般也不涉及英国中世纪史上的manor和日本史上用日本汉字表述的“庄园制”，而是遵循唐长孺先生《山居存稿》一书使用的有关术语，来论述敦煌的有关史实。本文初稿写于1989年，自那时以来，时有修改.今为庆贺《敦煌研究》百期，特重订并送呈发表。
本文着重讨论“庄田”用语在敦煌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及其变革。
一 沙洲“百姓多悉居城”与“为客”“常遣守庄农作”
归义军时期，均田制已衰落，虽有某种请射田制度的存在，但已有明显的“势家”与“单贫”的分化。
P.2595《赤心乡百姓令狐宜宜等状》有云：
1.赤心乡百姓令孤（狐）宜令、汜贤集等
2.右宜マ等，总是单身，差着烽子，应看忙时，不与
3.贴户，数咨乡官。至与虚户，总是势家，取近不敢，屈告
4.至甚，免济单贫，伏请处分。
在“势家”与“单贫”分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把这种城外庄田即“庄野”地产称为“守庄农作”型庄田。
大谷文书2835号《武周长安三年(703)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文书略云：
2.……以田水稍宽，百姓多
3.悉居城，庄野少人执作。沙洲力田为务，
4.小大咸解农功。逃进投诣他州，例被招
5.携安置。常遣守庄农作，抚恤类若家
6.僮。好即薄酬其傭，恶乃横生构架。为
7.客脚危，岂能论当。（后略）
此客非部曲奴婢，而是类似田客的庄客，如大谷文书2836号有“（富）家奴客须着”，奴、客连用，此客即田客。以上2件参见池田温先生《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342～343页。
围绕着大谷文书2835号，我们试提出以下几个需要解释的问题：
(1)如何理解“居城”和“庄野”、“执作”的“对立”？“庄野”可否也理解为“居城”之外的地区或地产？
(2)如何理解“为客脚危”中所说的“客”的身份，从“抚恤类若家僮”一语可否推知此地所说的“客”近于六朝以来的“田客”？
(3)从“沙洲力田为务，小大咸解农功。逃进投诣他州，例被招携安置”，能否解释为逃户和新的依附关系产生的一种途径。
(4)“常遣守庄农作”，“好即薄酬其傭，恶乃横生构架”，所记为“为客”者的剥削形式及农田经营形式，这种形式是否可与《隋书·食货志》所记“佃谷与大家量分”及宋代流行的火客分种制相比较？
以下的论述，就围绕着上述问题的解释进行。
二 敦煌的“庄园”与“城外庄田”
唐五代宋敦煌法律文书分家文书及分家遗书样文中，在举出“物业”的名称中，有与“庄园”、“庄田”有关的词语。
1.“庄园”诸义
S.4374《分书样文》：
1.“兄某告弟某甲，□□忠孝，千代同居。
2.今时浅狭，难立始终。□□子孙乖角，不守
3.父条。或有兄弟参商，不□大体，既欲分荆
4.截树，难制颓波，□领分原，任从来意。家
5.资产业，对面分张。地舍园林，人收半分。
6.分枝各别，具执文凭，不许他年更相斗
7.讼。乡原体例，今亦同尘，反目憎嫉，仍须禁
8.制。骨肉情分，汝勿违之，兄友弟恭，尤须
9.转厚。今对六亲，商量底定，始立分书，
10.既无偏坡，将为后验。人各一本，不许重
11.论。
12.某物 某物 某物 某物 某物
13.车 牛羊 驼 马驼畜 奴婢
14.庄园 舍宅 田地 乡籍 渠道四至
15.右件家产，并以平量，更无偏党丝发
16.差殊。如立分书之后，再有喧悖，请科重罪，
17.名目入官，虚者伏法。年月日
18亲见
19亲见
20亲见
21兄
22□
23□
24妹
本件14行有“庄园”字样。此件是一件存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是反映“乡原体例”（习惯法）和“名目入官，虚者伏法”（王法）的正式契约。此件中的“庄园”是家产物业的一种，有别于舍宅、田地。从前述“地舍园林，人收半分”一句可知，地＝田地、舍＝舍宅、园林＝庄园（14行）。
因此，狭义的庄园指园林或别墅。又，S.6537《遗书一道》：“房资产业庄园舍宅一一各收分数”。同号文书又有：“今则兄厶乙弟厶甲……分割城外庄田，城内屋舍……”。
敦煌文书中的“园”有菜园、果园、园林多种涵义，园的特点是垒有院墙及园门，其中多植林木。如：
僧法原园（P.3394《大中六年僧张月光博地契》）
智通园(P.3394)
“园林舍宅田地”、“园舍田地主僧张月光”，“又月光园内有大小树子少多，园墙壁及井水开道功直解出买（卖）与僧吕智通”(P.3394)
“园中菜茄瓜果”(S.1398)
“景家园”(S.2174)
“乙卯年四月一日，佛堂修园众社破除名目如后……垒园”(S.6186)等等。
广义的庄园指舍宅田地，包括地产园林，在敦煌文书中，“庄园”二字连用又常指地产或地产经营，如S.2103《酉年十二月沙州灌近渠百姓李进评等牒》：
7.……今见前件沙淤空闲地，拟欲启畔耕
8.犁，将填还刘屯子渠道地替既灌得一渠百姓
9.田地不废，庄园今拟开耕，恐后无
10.凭，乞给公验处分。
2.城外庄田
城外庄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S.0343分家文书：
4.……所是
5.城外庄田、城内屋舍家活产业等，畜牧什物，恐后或有
6.不亭争论、偏并，或有无智，满说异端，遂令亲眷相憎，骨
7.肉相毁，便是吾不了事。今吾惺（醒）悟之时，所有家产、田
8.庄、畜牧什物等，已上并以分配，当自脚下，谨录如后。
此件中有“城外庄田”，是指相对于城内屋舍的外庄，包括田地、庄舍和畜牧什物，故文中有“所有家产、田庄、畜牧什物等”字样。
这一解释可在其他卷子中得到证明。如“城外庄田”一语又见于S.5647，该卷有云：“兼与城外庄田车牛驼马家资什物等，一物已上分为两分”。此语还见于S.6537，卷云：“今则兄厶乙、弟厶甲，今对枝亲村邻，针量分割。城外庄田，城内屋舍，家资什物及羊牛畜牧等，分为厶分为凭”。
敦煌文书的“庄”字可有3种意义。
A.庄，即庄园，即别墅、园林。
B.庄，即庄田，城外的庄舍田产。
C.庄，即村落或聚居区的名称。
中田熏氏着重讨论庄的含义时，十分重视“城外”这一定语，中田熏指出：“盖庄之一语元来意为田间屋舍，然至唐其原义已转，意为城外存在的私有土地，特别是大地主以经济上的目的而拥有的土地”。
中田熏氏看出唐代的庄，是指“城外存在的私有土地”，这不能不说是一卓识。敦煌的法律文书证明，庄园是城外别墅、别业。而庄田是城外的地产，包括土地及守庄人、劳作者居住的屋舍。
中田熏氏又云，唐代自什么年代起庄之一语始采取前记的意义，尚不能正确判定。我们所知唐代法令意义中此意义上的庄之一语，最早出现者为上元元年诏书中……由此推知庄之一语在中国用于一般私有地的称呼，应该可以说是唐初或隋代。
城外庄田又可简称为“外庄”，的确，唐初武德间道宣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中，已有“检校外庄”之称，所反映为隋及唐初事。《道教灵验记》卷14又有“以隋尚书苏威庄二百顷赐观（楼观，陕西终南山）”。
敦煌文书对理解“庄”的与地产相关联的用法所提供的最重要的证词是，庄原指城外别墅或城外地产。
“城外”这个限制词非常重要，它与中国传统的城乡结构及地主性格有关。先前“国野”、“都鄙”的对立，说明城居的统治者与乡居的被统治者对立起源很早。中古以降，西北所见的“坞”是设防城堡，至唐西州亦有称“庄坞”者。地主居住在设防城中，而田庄置在郊外。至唐宋，官僚地主在职时多城居，而地产却在郊外，由于中国中古“城”是官僚地主聚居区，遂有别于西欧中世纪行会自治城市。如果说西方有一些庄园领主的农村和行会城市的城乡对立，中国则是官僚地主聚居的城市和其所统治的乡村间的对峙。因而西方人认为这种结构是一种“城乡连续体”。
敦煌的例子亦可说明城居的地主在城外经营农业的情形。S.1438文书有云：
右件贼，今月十一日四更蓦火城入子城，煞却监使判咄等数人……复百姓收刈之时，尽在城外。
又：“及至天明，厶出招集所由，分头下堡，收令不散，誓救诸官”。这就说明在吐蕃时期，地主城居，在城外有经营农业的庄，城外还有设防的堡。
在西北地区，唐代设防的城外庄又称为“庄坞”，TM509《庚年未详（八世纪前期）高昌县为申修堤堰人牒》有：“取当县群牧、庄坞、庄店及夷胡户”，庄店是指城市的旅店邸店，庄坞则是指置有土围子的地产。
沙州城外地产中又有归义军使衙庄田与官庄。
P.2629钤有“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因而此件可拟为《归义军节度使衙酒破历》其中记有：
七月：“三日，城西庄苅麦酒壹瓮”。
“四日，支太子庄麦酒壹瓮”。
“十二日，南沙刈麦酒壹瓮”。
“廿日，官圈苅麦酒壹瓮，千渠射羖酒半瓮”。
“行官酒一斛。庄客酒贰斛”。
八月：“五日，城南庄看夫人酒壹瓮，支远田苅黄麻酒壹瓮”。
“十四日”“支远田纳麦车家酒壹斛。”。
廿九日，支牧子酒壹斛。
十月：“十日，支葱户纳葱酒壹瓮”。
由本件得知归义军地产分布在城西庄、太子庄、南沙（庄）、官圈、城南庄。这些庄都是归义军节度使官有土地。此“城南庄”又见于S.5571《酒户邓福定牒》。
如前所述文书中，“庄”有时也用指一种作为村落、村庄的居民点。又如P.2932《甲子乙丑二年某寺所收便豆帐》记有：
“二月二日，孟受庄，大歌善支便斗两硕至秋叁硕。口承人衍鸡
久頺”，
又有：
“二月，九日，捌尺庄有人‘便豆壹硕’。”
宜秋渠“邓家庄”（P.3234背《牧羊人贺保定牒》）
北府庄(P.4907)
索僧正庄(S.1519)
都是居民点的名称。僧正系僧官名，说明僧官与称为“庄”的房舍或居民点有关连。
三 大族及其他世俗地主庄田
P.2005《沙洲都督府图经残卷》：
28.……州城四面水
29.渠侧，流觞曲水，花草菓园，豪族士流，家
30.家自足……
沙洲大族有索氏、阴氏、张氏、马氏、李氏、曹氏诸家，大族占有“山庄”、“田园”。大族庄田分布在州城四面水渠侧。如窦夫子撰《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有云：
蕃朝，改授得前沙洲道门亲表部落大使……六亲当五秉之饶，一家蠲十一之税。复旧来之井赋，乐已忘亡，利新益之园池，光流竟岁。
又：更有山庄四所，桑杏万株。瓠颗篱头，馈饮消遥之客；葛罗樛木，因缘得道之人。
阴氏为沙洲大族，“有山庄四所”，这是一宗庞大的地产。
《右军卫十将使孔公浮图功德铭并序》：
谨选得敦煌郡南三里孟受渠界，负郭良畴，厥田上上。凭原施砌，揆日开基，树仙菓百株，建浮图一所。
又：厥有从兄厶甲，专心产业，务本农桑，灌园得其浮沈，凿井行歌而自逸。财丰数箧，廪积百钟。
“廪积百钟”显示了孔氏的巨大地租收入。大族地产往往是继承先祖而来，文书中有先祖庄，如P.3268墓志铭背录有《孟受中界先祖庄西口口兰若功德记》。
我们试将齐周之庄园作为一典型来分析。P.3774《沙州僧龙藏牒》：
关于齐周的庄园经营
54.齐周所是（事）家中修造舍宅，树立
庄园心犁铧锹钁、车
55.乘钏锏，靴鞋，家中少小什物等，并是齐周营造，自尔
56.已来，用何功直，一一请说。据池田先生研究，敦煌莫高窟144窟有供养人题名“管内释门都判官任龙兴寺上座龙藏□修先代功德，永为供养”。同壁有题名“叔索□□一心供养”。则龙藏出自索氏。
龙藏父亲任吐蕃管辖时期部落大使，约在796年，龙藏本人任将头，790-809年间，其家财应有很大增长，810-834年间又耕种官田。
1)齐周地产
七十亩（得利刈价70亩）
三十亩（计功年别卅驮）
牛八具，种涧渠地，收得麦一十七车。
官种田处年得三车，寅卯辰三年。
（巳年）两支种得麦三车
估计在一顷以上，有私种地及“官种田处”。
2)畜牧产业
丑年羊满三百
小牛驴共卅头已上
耕牛十头
（贼去后）
羊一百卅口
牛驴共十一头
牛五头
3)酒店 酒本 粟卅石
年得利：刈价七十亩柴十车麦一百卅石
我们试将沙州僧张月光兄弟所有之“平都渠庄园”作为另一典型来分析。P.3744《吐蕃年次未详（约840)沙洲僧张月光兄弟分书》：
31.平都渠庄园田地林木等，其年七月
四日，就庄
32.对邻人宋良昇取平分割，故立斯文为记。
33.兄僧月光取舍西分壹半居住，又取舍西园
34.从门道直北至西园北墙，东至治谷场，西墙直
35.北已西为定，其场西分壹半，口分地取刘家道
36.西参畦共贰拾亩
从文书中又可以考见：兄刘家道西叁畦 20亩
坑地壹畦 10亩
舍南2亩
东涧舍坑东叁畦 7亩
孟授陆畦 15亩
东涧头生荒地（各取一半）
弟 七女道东叁畦 20亩
舍南两畦 7亩
阴家门前 4亩
园后地2亩
东涧 7亩
孟授 15亩
东涧头生荒地各取一半
在大地产中，一般有“家客”等“守庄农作”。
四 庄客、家客庄夫与“守庄农作”
S.1366《归义军衙内麵油破用历》有云：
“支远田圈犁牛家及人户胡饼七十枚，用麵三斗五升。”
远田圈或指城外庄田，庄上生产者或称“犁牛家及人户”。又有城北庄，其中多有庄客。S.1398《酒破历》
“城北庄酒壹斗（押），三月四日，城北口
”
“廿四日支八尺丑儿大歌灌”
“四月九日，庄客卧□”
“廿八日，八尺西修庄酒”
“十八日，八尺泥舍”
“月一日，庄客下柴，酒半瓮”。
此件涉及城北庄及八尺庄，庄客担负“下柴”等役。说明庄客除耕作，还完成田种打柴砍树之类的力役。
S．3873《［咸］通某年索淇请施入水磴园田家客重建报恩寺状》有云：
“上代水硙三所园田家”
“两所水硙园田家客，施入供养……三宝不绝愿心”。
这里，我们又看到庄中之庄客又称为“园田家客”，诸家庄客随诸家车牛应官役。
S.4453文书有云：
“使 帖寿昌都头张萨、罗赞副使翟
哈丹等
右奉处分，今者官中车牛载白
檉去，令都知将头随车防援，急疾到
县日准旧看侍，设乐支供粮料，
其都知安永成一人，准亲事例给料看
侍。又，车牛
料并庄客，亦依旧例。
偏支兵马羊壹口，酒壹瓮，面五斗，仍
仰准此指撝者。淳化二年十月八日帖。
又报诸家车牛等，吾有帘
子茨萁，仰汝等每车搭载
一两束将来，仰都知安永成管领
者。（押）都知。
本件是公元991年归义军节度使衙征集民间车牛运输白檉的帖文。规定随车都知将头的酒肉待遇，同时反映出各家被征车牛要自带饲料（料）及配备庄客，各家赶车及运输的人夫，在此即被称为“庄客”。
“守庄农作”者类若家僮，但却不是家僮，不少文书中可见庄夫与厮儿的区别，如：P.3412V《壬午年渠人转帖》：
渠人 转帖 索法律 张延住 吴 富员 龙长盈。
已上渠人，今缘水次逼近，要通 河口，人各锹钁
壹事，白刺壹束，檉一束，栓壹茎，须得庄夫，不
用厮儿，帖至，限今十六日卯时于皆和口头取齐。
捉二人后到，决丈十一，全不来，官有重责。其帖各自
示名违过者。
壬午年正月十五 王录事帖
“厮儿”即奴僮、奴婢，是奴隶。庄夫是类若家僮的依附农。依附农之外又有又称作“作儿”的雇农。以上，我们见到庄客、家客、庄夫等守庄农作的直接生产者。
五 敦煌文书所见之合种制度的比较研究
以上，我们据大谷文书2835号，“沙州力田为务，小大咸解农功”，把沙州即敦煌的外庄称为“守庄农作”型外庄。
从这种外庄的生产者身份上考查，“抚恤类若家僮”“为客脚危”，可与唐律中之部曲与明律之雇工人比较，其实质是一种“客”，即田客或家客，或大谷文书2336号“富家奴客”之“客”。
从这种外庄生产都的经营形式上考查，从“抚恤类若家僮，好即薄酬其傭，恶乃横生构架”来看，这种“薄酬其傭”不是后世雇农或佣工之佣，从“恶乃乃横生构架”即发生重大争议推知，此种经营方式可与宋元以后“火客分种”相比较。
在敦煌文书中，我们检视到两件合种契，其中一件是P.3451：
1.“洪润乡百姓汜庆子
2.伏以庆子去癸已年于远田为犁牛主，共人户唐奴子合种，秋
3.收之时，先量地子，后总停分，一无升合交迦，堤
4.他急慢不纳地税。王宅官夺将庆子家资刀一口，
5.追寻不得，理当有屈，枉勒贫流。伏望
6.郎鸿慈详照检劫之理，伏请口
7.五日
本件为《张淮深变文》卷子后之托裱纸品，其癸巳年当为933年或993年。“郎”当是“太保阿郎”之郎。
从本件得知，地主为唐奴子，有远田若干亩，洪润乡百姓汜庆子为犁牛主，即提供牛犁，与之“合种”。收获之时，先将应纳地税量出，然后再将扣除地税以外的收获物对半分成，但地主唐奴子却未交地税，王宅官却将“合种”一方之“犁牛主”汜庆子的家资刀一口没收，以克抵“地税”，汜庆子请归义军节度使裁决此案。
总上两件可将五代末至宋初敦煌所见的合种制归纳如下：
1.“合种”一方为地主，另一方则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自带牛犁，称“犁牛主”，担负一应农作。另一种情形则不见自带牛犁，称农家担负种、收、管、水利等一应农活。
2.“合种”双方对地税的交纳立有协议，如汜庆子，状中即讲明是“先量地子，后总亭分”。“亭分”即对半分。
3.“合种”双方在收获后按一定比例分成。
4.“合种”用契约形式记录，“两共对面平章”，翻悔有违约罚条款。
现在问题是，这类合种制度是一种互换劳力的经营形式，还是一种地主经营形式？
现在可以举出前述两件合种契中之另一件
P.3277Vb合种契内容为：
1.“乙丑二月廿四日立契，龙［勒］乡百姓祝骨子，为缘家中地亩窄
2.狭，遂于莫高百姓徐保子面上，合种地柒拾亩。莫抛直
3.深，好生堆剁、种事濠知，浇管收苅，渠河口作，农种家祗当。
4.唱之，两共对面平章，不喜（许）翻悔者。罚上羊壹口，恐人
5.无信，雇（故）立私契，用为后凭。
本件前行有“显德六年岁次甲子十一月六日”字样，其公元年代为964年。此件乙丑当为其次年之965年。其时已为宋太祖乾德三年。
此件系契约。契中地主为徐保子，“合种”户为“家中地亩窄狭”的龙勒乡百姓祝骨子，“合种”中之耕种户在契中称为“农家”。农家的义务是种、管、收、水利维修等全部农活。本件契文是“地主”徐保子与“农家”祝骨子“合种”契文。一方提供土地，一方提供劳力，实际是一种地主经营的方式，但契文省略了收获分成及地税负担的成法，这种成法则在另一件契文中有反映。
我们无意说上述两件敦煌合种契约直接来自外庄的庄客庄夫。我们想说的是，它们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土地经营形式，使我们认识到敦煌前述的庄客或庄夫不是奴婢，但却是“抚恤类若家僮”而自有农具的依附性的分种者。唐长孺先生早在《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节引用了《隋书·食货志》“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一语，指出：“这里明确地显示了‘客’的私属地位。其中佃客是用以耕种的，法令上规定‘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大家即主人，土地上的生产品应该和主人分取，佃客对主人承担义务，同时他们有私有经济。这种佃客属于封建的互分农性质”[7][P81～82]。这种情形在宋代火客分种制中也有反映。“合种”一词多见于宋代文献，草野靖先生《中国地主经济——分种制》[8][P357.372.530]对宋代合种有十分详赡的论述。早在1960年我初读吐鲁番文书《龙朔三年张海隆舍田契》颇有疑难，1973年有幸读到草野先生所著《宋代合种制补考》，深受启迪，经过那时以来的学习，初步认识到：说“合种”问题是理解中国租佃制或地主经济奥秘的一条重要线索[9][P95～101]，决不为过。“合种”又称“分种”[10]，P.3643为《唐咸通二年（公元八六一年）齐像奴与人分种土地契》，表明“分种”一语亦见于敦煌文书。
在《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一书中，我们已经把“寺庄”经营与分种制即合种制联系起来研究。在书结尾部分，笔者曾写道：“九至十世纪的沙州，不能视为我国西部一个僻远地带，相反，作为繁盛的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在经济发展上，确实反映了当时的一般甚至是先进的水平。不过，敦煌的这个例子，究竟是在多深多广的程度上反映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概貌，却有待于未来更加深入的研究作出回答”。
自那时以来，在前贤的启发下经过20年的研究和思考，同时，在参加《亚欧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比较研究》的写作时，有所讨论。今天，本文中我们把当时在寺庄中观察到的事实，进一步在世俗庄田中得到证实。
又记：本稿利用的有关敦煌文书参据四川人民出版社之《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之《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本文中的文书录文又曾分别参考池田温先生《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唐耕耦先生《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郝春文先生《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等。
收稿日期：2006-10-16
注释：
①邓广铭《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郑昌淦《论唐宋封建庄园的特征》，《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吴泰《论唐宋文献中的“庄园”》，《历史学》1979年第4期；陈振《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红运《敦煌文书所见的“庄”、“田庄”、“庄园”非封建庄园说》，《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