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与城市新移民的健康水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方式论文,新移民论文,水平论文,城市论文,健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91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6～1789(2015)05～0064～08 一、引言 健康是一个人人关注的话题，在学术研究中，健康不仅是医学研究的领域，也是社会学探讨的课题。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学者关注的重点是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普遍的观点认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在健康指标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其健康水平越高。[1]近年来，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备受学界的关注，有观点认为，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甚至在进城后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出现了恶化。[2]在我国广大劳动者中，城市白领阶层相对于蓝领阶层有更多的资本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不难推测蓝领阶层的健康状况要比白领阶层差。 然而在课题组的调查中，笔者发现，不同经济地位的被调查者对自身健康的评价与其身体健康情况时有偏离。农民工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的有76.6％，城市白领自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有74.8％；而在身体健康方面，13.57％的农民工患有慢性疾病或职业病，9.06％的城市白领患有慢性疾病或职业病。可见在身体健康方面，城市白领要优于农民工，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却要优于白领。上述调查数据基本证实了白领阶层的身体健康水平优于蓝领阶层，但是，在自评健康方面却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种主客观相背离的现象?为何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工，其自评却优于城市白领?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两者在自评健康与身体健康方面的差异?这些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诚然，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生活方式则在两者间扮演着中间角色，农民工与城市白领在主客观健康状况上的反差或许正是受两者不同生活方式的影响。王甫勤利用“社会综合调查”数据，阐释了生活方式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水平之间的中间效用，并以此解释了健康不平等的形成过程。[3]随后，黄洁萍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亦表明了生活方式存在的中间效用，不同的是该研究将健康状况拓展为自评健康与体态健康。[4]以上学者的研究为本项研究提供了思路，但其缺陷在于，对生活方式的测量局限于是否吸烟、喝酒等行为变量，忽视了生活方式在静态的居住及在观念、认知方面的表现，本文对生活方式进行了拓展，分析生活方式对蓝、白领阶层健康状况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生活方式与人口健康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影响人口健康的首要因素，其对人口健康的影响明显高于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等其他因素。有研究发现，生活方式与行为和大部分疾病的发生显著相关，其次才是环境、生物等因素。[5]具体来说，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选择，进而形成了健康生活方式的行动倾向，并影响其身体健康。[6]在生活方式中，饮食和体育活动对健康的影响大于其他因素的影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更少的体育活动，对健康的损害更为严重。[7]王甫勤认为，越是经常发生健康行为的人(即健康生活方式，这里指有助于产生或维持良好健康状况的行为，如运动健身等)，其健康状况越好；相反，不经常发生健康行为或经常发生健康损害行为的人(如吸烟、饮酒等)，其健康状况相对经常发生健康行为的人要差。[8]苑会娜的研究发现，饮食投入与营养状况呈现正相关性，良好的饮食习惯有益于健康，得出相似结论的还有Condliffe等。[9]Strand、Van、Stringhini等论证生活方式与死亡率的关系，结果却显示饮酒、饮食对于死亡率的影响是显著的，[10]但是吸烟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城市外来人口吸烟行为对患病死亡的影响更为显著。[11]然而有学者指出，虽然吸烟、饮酒和体育锻炼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大于对体态健康的影响，教育与职业才是影响生活方式和健康最重要的因素。[12] 众所周知，生活方式不单单指是否吸烟、喝酒等行为变量，还包括静态的居住方式、生活抗压能力等诸多方面。许多研究结果都证实了住房条件与健康和疾病(包括传染病、慢性病、营养不良、心理疾病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Ward等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和心理致病因素与建筑环境、住房类型等密切相关。住房的生物、化学、物理等方面的特征会直接影响个体健康状况，导致人们患有传染病、慢性病、营养不良、心理疾病等，[13]也可能通过社会心理机制间接地影响健康。除了客观的住房特征，一些主观变量如对住房的自豪感和满意度，室内空气质量评价等也被证实与自评健康状况有关。[14]但是，由于农民工受到户籍制度和生存状况的限制，享受不到一般城市居民的住房福利(住房补贴、购房贷款、基本住房设施等)以及“不能够”改善住房条件，他们正在不断充实着城市“住房弱势群体”的队伍。[15]因此一些农民工更多地聚集和居住在拥挤、脏、乱、差等环境较差的社区和建筑，很多缺乏必要的卫生、安全等设施，有的连基本的通风、透光条件都没有，加之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所从事工作的劳动强度大，卫生意识淡薄，这些不仅影响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健康，而且对城市居民的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病预防等方面存在潜在的危险。[16]有学者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当新移民(包括城市白领和农民工)无法有效应对压力时，就会产生失眠、焦虑、抑郁甚至失去信心的现象，如社会网络、就业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不满会使新移民感到失落并导致心理抑郁问题的发生；在压力情境下，那些拥有来自伴侣、朋友或家庭成员较高心理或物质支持的人比拥有较少支持的人身心更为健康。 上述研究表明，生活方式与农民工健康的关系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然而生活方式与健康之间关系的实质尚未得到很好的揭示，更远未达成普遍共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农民工还是白领，他们的命运都值得关注，与农民工健康状况的研究相比，针对生活方式与白领职工健康关系的独立研究较为匮乏，更缺乏两群体的比较研究。相对于数量庞大的蓝领工人而言，白领职员的生活状况也令人担忧，从当前白领新移民的成长现状来看，表面光鲜的背后是日益繁重的压力、焦虑与愤懑，而饮食不规律、熬夜加班等已成为白领的“家常便饭”，不少白领身不由己地沦为“白奴”，也使得这一群体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南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兰州大学联合课题组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该调查问卷根据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覆盖了我国东、中、西部的具代表性省市，主要包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哈尔滨、成都、兰州等7省市。本次调查对象是有正式工作的外来就业人口，这些人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内移民的主体，主要包括农民工和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 由于缺乏外来移民总体的抽样框，使得我们难以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开展调查，因此，我们首先根据七个城市政府部门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作为参数进行配额，控制了性别行业等指标进行抽样，为进一步提高样本分布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我们规定：企业规模在30人以下的，只做一份；企业规模在30～299人之间的可做三份；规模在300人以上的，则可做五份，多份问卷须选择不同性别、工种、年龄或来源地的外来移民，最大可能地扩大群体多样性。在寻找具体被访者时，我们采取的是一种类似滚雪球的抽样方式，我们给访问员较大的自主性，只要符合样本配额要求，他们可以通过私人关系网络寻找被访者，我们也要求被访者再帮我们介绍下一位被访者。问卷详细询问了被访者的个人基本特征、家庭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等问题。根据问卷设计以及本文研究的目的和需要，经过筛选，剔除缺乏相关变量的样本，最终选取的样本量2611人，其中农民工1717人，城市白领894人。 (二)变量的选取 本项研究的变量主要包括因变量、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因变量主要包括自评健康状况与体态健康状况；解释变量主要是生活方式；控制变量是人口特征变量、社会特征变量等，见表1。
自评健康：问卷中对样本个体的健康状况有较为详细的调查，这与我们的研究目的一致。现有许多文献将自评健康状况作为健康主要的衡量指标，本文也将自评健康状况作为主要的结果变量。我们根据问卷中自评健康状况量表的回答进行赋值，回答“很不健康”、“不太健康”、“一般”归为“不健康”，赋值为0；回答“比较健康”或“非常健康”归为“健康”，赋值为1。 体态健康：与自评健康不同，体态健康具有客观性，在问卷中采用慢性病情况来反映被调查者的体态健康状况。慢性病是使身体结构及功能改变，无法彻底治愈，需要长期治疗、护理及特殊康复训练的疾病。本文在考察被访者是否患有慢性疾病时，如果被访者未患有慢性病，赋值为0；患有慢性病赋值为1。 生活方式：我们认为，生活方式不单单指生活行为，还应包括生活状况以及观念、认知等生活态度。本文将生活方式进一步操作化为以下三类变量：(1)行为类变量，包括吸烟、喝酒、熬夜以及饮食规律等；(2)生活状态变量，包括住房类型和就餐地点；(3)认知类变量，包括住房满意度和生活压力等。生活压力变量是根据问卷中一个生活量表，询问被访者在过去一个月内是否出现过这种感觉以及频繁程度，选项分为从来没有、偶尔有、经常有及非常频繁，分别赋值为1～4，将七项得分相加构成了被访者的生活压力状况得分，得分越高表示生活压力越大。除了上述变量之外，我们还选取年龄、性别、婚姻、户籍等个人特征变量以及工作区域等社会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的构建 Logistic回归模型为概率型非线性回归模型，是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考察的是分类结果(Y)与若干影响因素(X)之间的关系。它的基本原理是用一组数据拟合logistic模型，揭示一些自变量(X)与一个因变量(Y)取值的关系，反映的是Y对X的依存关系。Logistic模型可以预测一个分类变量中每一分类所发生的概率，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分类或多分类(包括有序多分类和无序多分类)的情况。 本文旨在研究生活方式与城市新移民健康水平的关系，健康水平分为自评健康水平和体态健康水平，两者都是二分变量。参考伍德里奇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本研究拟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其中，式中P代表城市新移民自评健康或体态健康的概率，xi代表的是影响城市新移民健康水平的各自变量，ai代表的是各自变量对概率的反应系数，也即各自变量对健康水平影响的程度，ao则表示误差项，即一些其他的可能对城市新移民健康水平产生影响的因素。 四、结果与分析 为分析生活方式对蓝、白领职工自评健康与体态健康的差异，本文构建了六个基本模型，其中模型1a、2a为全样模型，主要用于检验蓝、白领职工在自评健康与体态健康方面的差异是否显著；模型1b、1c比较了生活方式对蓝、白领职工自评健康影响的差异；模型2b、2c比较了生活方式对蓝、白领职工体态健康影响的差异。在表2中，模型1a和模型2a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蓝、白领职工在自评健康与体态健康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而言，白领职员自评健康的发生比是蓝领工人的98％，白领职员患慢性病的发生比是蓝领工人的97％，可见在自评健康方面蓝领工人高于白领职员，而在体态健康方面白领职员患有慢性疾病的概率低于蓝领职员。由此可见，蓝、白领职工在自评健康与体态健康方面的主客观差异并非偶尔。
(一)生活方式与蓝、白领职工自评健康差异 生活方式对蓝、白领职工自评健康的影响不同。从全样本模型来看，在行为类变量中，熬夜与饮食规律对职工自评健康存在显著的影响。相比于不熬夜的职工，熬夜职工的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熬夜者自认为健康的发生比是不熬夜者的69％。从分群体模型来看，熬夜对白领职员的自评健康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对蓝领职工的影响不显著，在白领职员中熬夜者自认为健康的发生比是不熬夜者的53％。这说明是否熬夜对蓝、白领职工自评健康的作用机制不同，白领职员对熬夜的敏感度较高，当其存在熬夜现象时对自身健康的评价会降低，即该群体较为普遍地认为熬夜会损害自身健康；相反，蓝领职工对熬夜的敏感度较低，其并未认为熬夜会损害自身健康。事实上，由于职业与社会地位的不同，蓝、白领职工的工作与生活状态也不同，熬夜现象在蓝领职工中更为普遍或许已成为其生活常态，而白领职员则比较反感熬夜。 饮食均衡与职工自评健康呈显著的正相关性，饮食均衡职工自评健康的发生比是饮食不均衡者的1.31倍，这表明均衡的饮食对职工自评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分群体模型来看，饮食是否均衡对白领职员自评健康有显著影响，饮食均衡的白领职员自评健康的发生比是饮食不均衡的1.46倍；但是饮食均衡对蓝领工人自评健康没有显著影响。白领职员的工作时间更具规律性，也更加注重日常饮食规律，该群体较为普遍地认为不规律的饮食会损害自身健康；相反，蓝领职工尤其是农民工由于所从事的行业及岗位的特殊性，在日常生活中难以保证饮食的规律性，长此以往对饮食均衡的要求也降低了，因此饮食均衡对该群体自评健康的影响不再显著。此外，是否饮酒对全样本以及白领职员自评健康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喝酒对蓝领工人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喝酒的蓝领工人自评健康的发生比是不喝酒的1.30倍。有研究认为，饮酒对人健康的影响是双向的，饮酒可能会带来生理上的危害，但是也可能使人的心理得到满足。 在生活状态类变量中，就餐地点对职工自评健康存在显著影响，与就餐地点不在家的职工相比，就餐地点在家的职工自评健康状况较好，在家就餐的职员自认为健康的发生比是不在家就餐者的1.35倍。通过比较分析就餐地点对白领职员与蓝领工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发现，就餐地点对蓝领工人自评健康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白领职员自评健康没有显著影响，在家就餐的蓝领工人自评健康的发生比是不在家就餐者的1.35倍。可能的原因是白领职员如果在外就餐，由于其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高，一般会选择高档次的就餐地点，卫生和营养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所以城市白领无论是在家就餐还是在外就餐差别不明显。但是蓝领工人恰恰相反，由于收入水平低且一般都具有节俭的意识，如果在外就餐，一般选择流动性极强的摊贩，卫生和营养得不到保障；当蓝领工人在家就餐时，饮食质量、卫生能得到保障。 在观念与认知类变量中，住房满意度、生活压力对职工自评健康存在显著的影响。在全样本的模型中，对住房满意的职员自评健康的发生比是对住房不满意者的1.58倍，表明住房满意度与职员自评健康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从分群体模型来看，住房满意度对蓝、白领职工自评健康的作用方式不同，住房满意度对白领职员自评健康的影响更大，而对蓝领工人没有显著的影响。许多研究认为住房条件是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象征，由此我们推论，与蓝领工人相比，白领职员对住房条件要求更高，如果白领职员对住房条件更为满意，说明其身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感，也就不难理解住房满意度越高，白领职员自评健康越高的结论。 生活压力变量无论是在全样本模型中还是在分群体模型中，对城市新移民的自评健康都起到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生活压力对蓝、白领职员自评健康的影响机制相同，原因在于现代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高度紧张的工作生活节奏和过度的压力对蓝、白领职员自评健康产生负向影响。 (二)生活方式与蓝、白领职工体态健康差异 本文以是否患有慢性病来反映体态健康状况，患有慢性病的赋值为1，无慢性病的赋值为0，鉴于变量的二分性质，本文依然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生活方式对职工体态健康的影响。 就行为类变量而言，喝酒与熬夜行为对职工是否患有慢性病起到了显著的影响。在全样本模型中，喝酒与职工体态健康关系呈现负相关性，表明喝酒的职员身体健康状况更差，这就与自评健康得出的结论出现了悖论，可能的原因在于喝酒过多提高了职工患有慢性病的概率，使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熬夜行为与城市新移民患慢性病呈现显著负相关性，具体而言：在模型2a中，熬夜行为在1％的统计上显著，有熬夜行为的职员患慢性病的发生比是没熬夜职员的59％，熬夜行为与职员患慢性病呈现正相关；在模型2b和2c中，有熬夜行为的白领职员患慢性病的发生比是没有熬夜白领职员的40％，有熬夜行为的蓝领工人患慢性病的发生比是没有熬夜蓝领工人的69％。可见无论是白领职员还是蓝领工人，熬夜显著提高了其患有慢性病的概率，究其原因是，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不少人感到白天时间不够用，常利用晚上去干那些白天未干完的工作，甚至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殊不知熬夜大大减少睡眠时间，大脑和器官得不到休息调整，可使人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使机体器官受损而出现各种慢性疾病。在模型2c中，饮食均衡与蓝领工人慢性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即饮食均衡的蓝领工人患有慢性病的概率比较低，但饮食均衡对白领职员是否患慢性病没有显著影响。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白领职员群组内在膳食搭配和营养均衡方面差异很小。 在认知类变量中，生活压力变量与职员患慢性病呈显著正相关，即生活压力越大，职员患慢性疾病的概率越大。在模型2b与模型2c中，生活压力的回归系数符号为负，且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生活压力每提高1个百分点，白领职员与蓝领工人患慢性疾病的概率分别提高了10％与14％，可见无论是白领职员还是蓝领工人，生活压力都会提高其患有慢性病的概率。有学者指出，工作和生活压力是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至关重要因素之一，现代的人们生活快节奏、多变性，使人们的情感受挫机会增加；同时由于种种利益的冲突，人际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情感交流越来越少，久而久之，人的心理就容易出现偏差，进而使得身体机能衰退，增加患有慢性疾病的概率。 就控制变量而言，年龄与城市新移民自评健康和慢性病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城市新移民平均年龄为29.75岁，身体机能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不断衰退，身体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患病的概率也大大提高。在模型1a和模型1c中，收入越高，职工自评健康越好，两者呈显著的正相关；但是与务工地在西部城市的职工相比，在东部城市务工的职工自评健康状况较差，可见自评健康状况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五、结论与讨论 调查发现，城市白领的主观自评健康状况劣于蓝领工人，而蓝领工人患有慢性病的概率却高于白领职员。为深入分析这一颇具悖论性的现状，本文构建了生活方式对职工健康影响的分析模型，比较了生活方式对蓝、白领职工健康状况影响的差异。第一，生活方式在行为、状态、认知三个维度上对蓝、白领职工自评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行为维度上，生活方式对蓝、白领职工自评健康的影响不同，熬夜对白领职员自评健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蓝领职工的影响则不显著；饮食均衡对白领职员自评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蓝领职工的影响则不显著；喝酒对蓝领工人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白领职员则无显著影响。在状态维度上，生活方式对蓝、白领职工自评健康的影响亦存在不同，在家就餐对白领职工自评健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蓝领工人的影响则不显著。在认知维度上，住房满意度对白领职工自评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蓝领职工无显著影响，生活压力对蓝、白领职工均有显著负影响。第二，生活方式对蓝、白领职工体态健康的影响具有更多的共性。在行为维度上，仅饮食均衡一项对蓝、白领职工体态健康的影响不同，而熬夜、喝酒等变量对蓝、白领职工体态健康的影响方式相同。在状态维度与认知维度上，生活方式对蓝、白领职工体态健康的影响方式相同。第三，通过模型还发现，年龄与城市新移民自评健康和慢性病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收入水平与城市新移民自评健康状况呈显著的正相关；此外，城市新移民自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中东部区域的城市新移民自评健康水平高于西部。 上述研究的发现，有效解释了蓝、白领职工在自评健康与体态健康上的悖论性差异，通过对生活方式作行为、状态、认知三维度的划分后，可知生活方式对蓝、白领职工自评健康、体态健康的影响方式不同，在自评健康方面各维度变量的影响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在体态健康方面各维度变量的影响方式存在较大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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