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旅游开发阶段民族村寨民族文化保护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贵州省肇兴侗寨和三宝侗寨为例
徐 燕， 石秀莲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摘要 通过对旅游开发程度不同的肇兴侗寨和三宝侗寨的问卷调查和田野调查，分析了两地的旅游开发、民族文化保护现状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肇兴侗寨的语言文化、服饰文化、歌舞文化、建筑文化、精神文化比三宝侗寨保存的更好；区位条件、旅游开发阶段、政策措施是主要影响因素；旅游开发必然会对民族文化产生影响，不同民族村寨应该选择不同的旅游开发模式。
关键词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民族文化保护；肇兴侗寨；三宝侗寨
少数民族村寨是当地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利用大自然进行长期生产生活而聚集形成的聚落，当地少数民族文化是民族村寨区别于其他旅游资源的根本。民族文化以其神秘性、原始性、奇特性极大地满足了旅游者休闲、求异、求知的精神享受和心理需求，使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为可能[1]。民族文化是民族村寨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民族文化要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就需要“后继有人”和合理的保护，面对旅游这把“双刃剑”，如何找到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的平衡点，不被这把剑所伤害，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现阶段对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主要方向有旅游开发影响、发展模式、社区参与旅游、文化保护与传承、旅游扶贫等方面[1-13]。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同旅游开发阶段的民族村寨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现状和影响因素不同，需进一步研究。
笔者以比较法作为切入点，选择旅游发展程度不同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肇兴侗寨和榕江三宝侗寨作为研究点，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运用旅游学、文化学、民族学等相关的理论，从旅游开发程度与民族保护及传承设计了相关的调查问卷，对肇兴侗寨和三宝侗寨进行了实地调研。于2016年8月11—14日、2017年1月5—10日在肇兴侗寨和三宝侗寨发放问卷150份，回收问卷为146份，回收率为97.3%；有效问卷共为143份，回收率为95.3%，(肇兴侗寨73份，三宝侗寨70份)。由于2个村寨的回收的问卷数量不一，笔者用肇兴侗寨的70份问卷和三宝侗寨的70份问卷进行了对比分析。
1 黎平肇兴侗寨和榕江三宝侗寨概况及旅游开发比较
黎平肇兴侗寨和榕江三宝侗寨同为侗族村寨，其旅游开发程度和开发背景却有着一定的差别，表1是2个村寨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文化背景、旅游资源、旅游开发模式等旅游开发背景的对比。
塔河油田勘探开发的一个个“世界级难题”，变成了年轻科研人员快速成长的磨刀石。他们带着科研课题深入油田第一线，埋头钻研创新。有的在大漠戈壁深处一待就是几个月，实现了一项又一项突破。
由表1可知，同为侗族村寨的黎平肇兴侗寨和榕江三宝侗寨具有一定的相似点：首先，两地同处于侗族民族较为聚集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周围侗族村寨较多，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所处的少数民族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相似性；其次，都是侗族村寨，具有相似的语言、服饰、建筑等社会文化环境和侗族发展历史；最后，2个侗族村寨的人数都超过了3 000人，住户700～800户，是规模较大的侗族聚集村寨。以上相似的地理环境、社会文化背景、规模大小等条件形成了2个村寨可比性的基础。但由于旅游发展历史和发展阶段不同，2个村寨的经营模式、旅游收入以及旅游接待能力等旅游开发状况具有差异性，处于旅游发展初期的三宝侗寨旅游发展程度不如肇兴侗寨。
2 黎平肇兴侗寨和榕江三宝侗寨民族文化保护现状比较
民族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劳动生产、生活中所创造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1]。侗族民族文化是植根于地域、产生于特殊族群的地方性知识，是民族发展的内涵所在，是支撑民族旅游的灵魂，民族村寨旅游以民族文化作为基点，将民族文化从原生环境中作为“商品”搬上旅游舞台[4]。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得侗族文化传承的深度和广度、本族人对自身文化的态度、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等情况悄然地发生着一些变化。下面从语言文化、服饰文化、歌舞文化、建筑文化、精神文化方面调查、分析、比较两地的异同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表1 黎平肇兴侗寨和榕江三宝侗寨旅游开发及背景对比分析
Table 1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background comparison analysis of Zhaoxing Dong minority village in Liping and Sanbao Dong minority village in Rongjiang
2.1 语言文化比较分析 侗语是侗族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传播、记录本民族文化的重要工具。侗族语言可分为南北两大支系，该研究2个侗族村寨属于南方支系。在调查中对于“你会说侗族语言吗？”这一问题，2个村寨约90%以上的侗族都会说侗族语言，其中肇兴侗寨30.77%的村民主要用侗话交流，63.46%的村民可以用侗话和汉话交流；在榕江三宝侗寨，24.14%的村民主要用侗话交流，65.52%的村民可以用汉话和侗话交流，数据表明，2个村寨的侗族语言文化传承和保留的情况较好。
对于“你认为在当地一些风俗和礼仪上还遵守侗族原来的传统习俗吗？”这一问题，肇兴侗寨32.69%的人认为严格遵守原来的风俗，65.38%的人认为基本上遵守原来的风俗；三宝侗寨这2项的比例分别为22.41%、63.79%。从数据中可知，作为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比物质文化的保护传承情况更好，原因在于，相对物质文化而言，精神文化一经形成，具有一定的地域民族性和持久性，不易于改变。在马晓冬等[8]构建的旅游文化资源的系统结构中，文化风情属于旅游文化资源的核心层，一般来说，越核心的文化越不容易被改变，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形成“文化堕距”，不易被改变[9]。
4.乡镇级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按照全区统一规划，乡镇设置劳动保障事务所或劳动保障服务中心，主要提供社会保险相关服务。
2.2 服饰文化比较分析 服饰最原始的作用是保温和御寒，在满足前者的条件后，人们会更加注重服饰的装饰作用，以带有艺术美感的目的来制作服饰。侗族服饰按照穿着的场合来分，可以分为盛装和便装两大类，便装以纯色的青色、白色或蓝色布料为主，少刺绣和挑花，无金银配饰；盛装多刺绣、配银饰，制作工艺复杂耗时长。调查结果显示服饰文化具有年龄、性别、日期和村寨间的差异。
2.5 精神文化比较分析 精神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育化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创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和精神活动[5]。侗族文化精神最直观的体现是在民族节日、风俗习惯以及其信仰方面，不同地区的侗族过的侗族节日也有一定的差异，总的来说侗族节日有“萨玛节”、侗年、七月半、六月六、花炮节等，习俗主要婚俗、葬礼、祭祀、禁忌等。不同的节日和祭祀活动中带着本民族特有的神秘色彩，其背后体现的是本民族人民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神灵的敬仰，一些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在侗族人的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不可冒犯。
2.2.2 侗族服饰制作手艺呈现“后备力量不足”，且具有年龄上的差异。对于“你会制作侗族服饰吗？”这一问题中，肇兴铜寨会制作侗族服饰的占15.8%，三宝侗寨占10.34%，并其以40多岁的妇女居多，继承后备力量不足。出现服饰制作手艺继承较为欠缺的原因在于：一是在调查者中有女性也有男性，在我国“男耕女织”传统农耕方式下，男性几乎都不会制作服饰，性别影响数据比例；二是面对制作流程的繁琐，人们更加愿意买方便的汉族服装；三是根据“供求原理”来分析，年轻人与外界接触频繁，受外界强势文化的影响，少穿本民族服装，需求减少，服装的制作手艺继承也随之减少；四是经济条件和重男轻女的观念不同，以前女孩常在家干家务，有时间学习制作侗族服饰，如今男女都有同等受教育的机会，学习占据了大量时间，使学习制作侗族服装的闲暇时间减少。侗族精湛的服饰手艺需要“后续有人”。
实验课程：寓能力培养于学生独立实践之中，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实验习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方式和创新设计技法。熟悉和掌握实验仪器设备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培养学生的实验设计、实验分析与数据处理的能力。
服饰文化在村寨间的差异中，表现最明显的是节日着装差异，如图1所示，在“节日盛典穿着侗族服装”的比例中，肇兴侗寨为75%，比三宝侗寨的29.3%高出很多，这与旅游开发阶段有关。民族服饰作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比较，更加具有可观赏性，其自制的布料、精湛的刺绣、耀眼的银饰等构成了侗族华丽的盛装，成为吸引游客眼球的“卖点”，所以在旅游开发状况较好的肇兴侗寨，由于地方政府的组织引导、旅游市场的需求、经济效益的产生等增强了当地居民节日着装的意识，促生了在节日盛典穿着盛装的行为。反之，在旅游开发还未正式进入“正轨”的三宝侗寨，从旅游活动中获益少，参与旅游的动机少，节日着装意识不够高。正如陈志永所说的：“现代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社区居民是否参与旅游开发活动取决于参与行动所带来的效用”[6]。
图1 肇兴侗寨和三宝侗寨居民穿侗服的比例
Fig.1 Proportion of residents wearing Dong costumes in Zhaoxing Dong minority village and Sanbao Dong minority village
所有肾小球疾病的共同最终途径是足细胞消失、肾小球硬化[15]。足细胞是终末分化的细胞，不能依赖于新细胞的补充，其凋亡是导致数量减少的主要因素[16-18]。足细胞的凋亡和缺失导致滤过屏障结构的破坏，从而引起蛋白尿的发生。研究表明足细胞损伤和丢失是肾小球疾病包括局灶阶段性肾小球硬化、糖尿病肾病（DN）、微小病变和膜性肾小球病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19]。保护足细胞，抑制其凋亡可能为治疗慢性肾病提供新的方向。
3.2 旅游开发阶段不同 黎平肇兴侗寨旅游开发历史较三宝侗寨长，旅游开发程度较高，游客多。“政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能把当地村民纳入到旅游链接中来，村民可通过开旅馆、饭店、卖旅游商品等社区参与的形式从旅游中获益，游客量的增加，村民的收益也会增加。从旅游中，村民们意识到游客的到来是依赖于当地别样的建筑风格、奇特又华丽的民族服装、异域的民族风俗等侗族文化，村民能从旅游中感受到自身文化的重要性，增加文化保护的意识。同时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使得政府高度重视，特别是对于当地建筑方面，政府会管控当地的建筑样式，力求保持侗族村寨该有的风貌，所以在文化保护方面特别是建筑方面体现出黎平肇兴侗寨远大于榕江三宝侗寨。
根据对村民“是否会唱侗歌”的调查发现，在肇兴26.90%的村民会唱大部分侗歌，59.62%会唱简单侗歌，13.48%不会唱侗歌；在榕江三宝侗寨18.97%会唱大部分侗歌，60.43%会唱简单侗歌，20.60%不会唱侗歌。从数据中得到两地的差距不大，80%以上都会唱侗歌，说明两地的侗族歌曲保护得较好。主要原因在于：首先，2个村寨都是规模较大的侗族村寨，且周围的侗族村寨较多，所处环境有利于侗族歌曲的传承；其次，与服饰文化不同的是，语言文化和歌曲文化都以口口相传的传承方式为主，不需要太繁杂的技能和过多的工具，传承条件更为简易，易于传承；并且由于旅游市场的需求，两地政府会组织居民在节假日进行歌舞表演，增添节日气氛，吸引游客，达到获得经济利益的目的。政府的组织与引导和旅游开发有利于民族歌曲文化的传承。
本文将后抛式离心抛撒子弹弹道和落点散布分析结合在一起,研究某型号子母弹子弹抛撒过程的弹道理论和计算方法。
2.4 建筑文化比较分析 侗族大歌、风雨桥、鼓楼被人们称为侗族的“三宝”，其中建筑类占了 “两宝”，其作为侗族文化的外显性标志，除了具有建筑原本的功能之外，更反映了深层次的侗族精湛建筑文化。侗族的建筑都是以杉木作为建筑材料，以独特的木椿穿插的建筑方法，不用一钉一铆造就了一座座精美的楼房。鼓楼是宝塔形结构，鼓楼是由于侗族村寨氏族议事制度和侗款制度需要而修建的，人们在鼓楼里祭祀、仪事、唱歌、迎宾，甚至集结用于防御外侵[7]。风雨桥由桥、塔、亭组成，桥顶盖瓦，塔和亭建立在木质的桥面上，桥面两旁设有栏杆、长凳形成长廊式走道，风雨桥除了有桥梁本身过河的功能之外，还能给行人提供避雨休息的场所。除了风雨桥和鼓楼之外，以杉木作为原材料的干栏式吊脚楼也是侗族具有特色的建筑，一座座木质楼房展现出了侗族建筑文化的独特韵味。
黎平肇兴侗寨63.46%的村民认为当地的传统建筑还能保持原样，23.08%的认为外观没有变，内置变化大，11.54%的认为外观和内置都有变化。这3项在三宝侗寨的比例分别为24.14%、 36.21%、32.76%。从调查结果的对比图和笔者对两地的感知表明，黎平肇兴侗寨建筑的保护比三宝侗寨做得更好。这是由于政策保护力度的不同，肇兴侗寨旅游开发较为良好，政府为了旅游区的建设和保护当地的建筑文化，出台了相关的建房管理规定，管控建筑样式，保持以传统杉木干栏式的木质楼房为主，所以走在肇兴侗寨中，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的木质楼。但通过调查发现，楼房的外观虽然没有改变，其内部设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楼房中有无线网络、热水器等现代设备，在询问旅馆店家时，店家说到：“这是为了满足游客住宿条件的需要，和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需要而增加的，就如现在有热水器，洗澡等都很方便，不像以前还要烧柴火热水来洗澡。”而处于初步旅游开发阶段的榕江三宝侗寨，景区建设管理的条例还未那么完善，建筑外观未能统一。
图2 肇兴侗寨和三宝侗寨居民认为侗族建筑保存情况比例
Fig.2 Residents believe that the proportion of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Dong nationality in Zhaoxing Dong minority village and Sanbao Dong minority village
2.2.1 着装呈现出性别差异、年龄差异、节日差异和村寨间差异。2个侗寨中穿侗族服装的以女性居多，男装只在演出人员的身上和民族展览馆看到，男女着装数量产生性别差异。同时，调查发现平时穿侗族服装为主的村民88%的年龄在45岁以上，呈现年龄差异。平时以穿侗族服装为主的居民肇兴侗寨占9.62%，三宝侗寨占15.52%。这表明服饰着装文化遇到一定的挑战，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旅游开发，处于弱势文化的侗族文化，在和外界汉族强势文化的碰撞时，侗族文化更易被其涵化，当地人的意识、着装跟着改变；再者是由于现代化的影响，外出务工人员、读书的学生，受到现代文化影响，赶潮流，不愿穿着本民族服装。访谈中有个高中生说到：“自己在家穿侗族服装，到县城读书的话就不会穿，感觉挺不好意思的”。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分析，因为2个侗族村寨都是人数超过3 000人的村寨，处于这样较具规模的侗族村寨中，侗语是在村寨中与他人沟通的基本技能，使语言文化成为了文化继承类别的首选，因此侗族语言在该大环境中保留得较为完善。从现代教育的角度来分析，虽然2个侗寨都有进行双语教学(汉语+侗语)，但实际教学中以普通话教学为主，具有系统性、规模性的教育使年轻一代人都会汉族语言；此外，外出务工的人员也为了满足外界交流的需要而学习汉语。从旅游开发的角度分析，这是由于当地居民为了更好地满足与外地游客交流的需要，学习汉语的结果。所以，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2个侗族村寨45岁以下的众多居民都可以进行汉语和侗语的双语交流。2个侗族村寨汉族语言应用广泛，这是该民族适应社会发展和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现象，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阶段。
3 文化保护差异影响因素
3.1 区位条件不同 在贵广高铁和夏蓉高速开通之前，黎平肇兴侗寨坐落在距离县城71 km的山谷深处，从省城贵阳坐车需要20多小时，交通闭塞。地理环境成为了肇兴侗寨文化保护的一个天然屏障，在一定程度上与外界隔离，减少了与外来人口接触的机会，相应的减少了外界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并且高铁和高速开通前肇兴侗寨已开发为景区，所以侗族文化保持较好。榕江三宝侗族处于“车江大坝”(古州盆地)地区，地形较为开阔，其距离县城仅5 km，交通便利，与外界交流密切，虽然其开发的历史短于黎平肇兴侗寨，但未开发之前，其受到了外界文化的影响就更大，紧挨县城的三宝侗寨现代化气息更加浓些，侗族文化保护程度略低。
2.3 歌舞文化比较分析 侗族歌舞是侗族人民在劳动之余表达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侗歌可分 “单声歌”和“多声歌”，按照内容不同又可分为叙事歌、礼仪习俗歌、戏曲歌等。侗族地区“侗族大歌”是人们所熟知的侗歌类型，其以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的古老奇特的演唱方式倾倒了国内外无数观众，三宝侗寨以琵琶歌有名。侗族舞蹈主要有芦笙舞、多耶舞等，当重要的节日来临或是有重要客人到来，亦或是喜庆时刻，侗族村民就会载歌载舞进行欢庆。
整体来看，美丽乡村建设应由政府主导，但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包办一切，还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行为激励等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
榕江三宝侗寨处于旅游初级开发阶段，游客稀少且具有时段性，集中于国庆节等节假日，非旅游高峰期几乎没有游客，笔者去景区时无人售票，也没有看到游客。同是依赖于民族文化开发的旅游村寨，黎平肇兴侗寨的规模、知名度、旅游价值和基础设施等都高于三宝侗寨，两者对比，想要体验和感知侗族民族风情的游客更加愿意去黎平肇兴侗寨。游客稀少，三宝侗寨村民能从旅游开发中获益较少，旅游未能达到促进当地自主保护本民族文化的阶段，居民的民族文化保护意识不强。
④从图3中可以看出双子叶杂草和单子叶农作物哪个对生长素更为敏感？要除去单子叶农作物中的双子叶杂草，你有何妙招？
旅游开发有利于当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但深一步探究发现，许多民族文化的“保护良好”大多只存在于表面，文化面临“商品化”的危机[10]，例如肇兴侗寨的歌舞表演每天定时进行。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相互互动、影响、交融也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即使在许多没有旅游开发的地区，由于交通的改善、地域交流、媒体传播、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其民族文化也会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着变化[4]，例如三宝侗寨部分建筑由过去的实木建筑转为现在的砖木建筑。相对物质文化而言，肇兴侗寨和三宝侗寨的精神文化都能得到更好的保留。
3.3 政策保护力度不同 政府作为地方主导机构，其能够集合社会的财力、人力、物力做好一件事情，同时政府执政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出台的相关文件具有制约性，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的职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从肇兴侗寨旅游开发以来，黎平县政府和肇兴乡政府都高度重视，积极向上级申报旅游国债项目，引进贵阳世纪风华旅游公司进行投资；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提升交通的通达度、扶持居民开设旅馆、工艺品店等。2005年，黎平县政府出台了《肇兴景区重点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确定重地建设项目49个，2006年启动了项目18个，完成8个，完成投资额394万元[12]。2013年6月，政府成立了肇兴景区管理委员会，为景区进行具体的管理。在传承方面，培养了文化传承的人才，在黎平县民中，进行侗族大歌传承培训，由老师和业余爱好者组成；学校进行双语教学，在学生中还成立侗族传承歌队；肇兴当地培养了4支数百人的侗族歌舞表演队为游客演出[12]。这些政府措施，在努力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侗族文化的保护。由于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方面工作做得较好，2016年第二届“中国传统村落·黔东南峰会”在肇兴召开。2018年中央电视台春晚分会场设在肇兴侗寨，进一步提高其知名度，吸引了大量游客。
在榕江，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县文化馆在2010年面向农村开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班和农村文艺骨干培训班，目前已有5人被评为省级优秀传承人、3人被评为国家级优秀传承人。近期还实施了《榕江县三宝侗寨景区建设项目房屋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对景区进行建设。榕江三宝侗寨政府虽然也在加强侗族文化的保护，但目前未能引进旅游公司进行投资建设，资金投入不够，景区管理条例也不够完善，而且村民参与保护的意识也不够强，所以总体上三宝侗寨对旅游村寨和民族文化保护的力度和广度不如肇兴侗寨，文化传承的效果略低于肇兴侗寨。
4 讨论与结论
4.1 两侗寨的民族文化产生不同程度演绎，肇兴侗寨比三宝侗寨保存的更好 在语言文化上，肇兴侗寨94.23%的居民会侗话，三宝侗寨89.66%的居民会侗话；服饰文化上，肇兴侗寨有84.62%的居民在节日盛典时穿侗装，三宝侗寨为44.83%；歌舞文化肇兴侗寨居民86.54%会唱侗歌，三宝侗寨居民为79.40%；建筑文化上，肇兴侗寨63.46%居民认为当地的传统建筑还能保持原样，三宝侗寨只有24.14%；从民族节日、风俗习惯以及其信仰方面的精神文化上看，肇兴侗寨 98.07%的居民认为能遵守原来的风俗；榕江三宝侗寨为86.2%。肇兴侗寨和三宝侗寨两地的精神文化内涵都保留较为完好，精神文化内核都得以传承。而物质文化主要对应于吃、穿、住、用、行等满足生存需要，具有功用性的工具理性行动，遵循工具理性运行逻辑[9]。在建筑文化和服饰文化这样的物质文化上，肇兴侗寨比三宝侗寨保存的更好。
4.2 区位条件、旅游开发阶段、政策措施为两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主要影响因素 两寨区位条件不同，特别在贵广高铁和夏蓉高速开通之前，黎平肇兴侗寨交通闭塞，远离大城市的地理位置使其更好的保存了侗族文化；而三宝侗寨靠近县城的区位条件，使其文化更容易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旅游开发阶段不同，居民对旅游的理解和参与不同，自我文化保护意识产生差异。在处于旅游发展初期的榕江三宝侗寨，居民未能从旅游中获得“经济利益”，未能形成居民对支持旅游发展和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民族自我认同度较低；而旅游发展阶段进入更高一层次的肇兴侗寨，在政府的组织、旅游市场的需求等外动力的推动，以及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侗族居民意识到本民族“被需要”，自身的民族文化认同度提高，形成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内生动力。在民族内外动力的结合下，使肇兴当地民族文化继承状况更为良好。在民族文化传承中，民族传承的内在动力是根本动力，侗族人民作为侗族文化的传承人，其传承意识起到最关键的作用。
4.3 旅游开发必然会对民族文化产生影响，不同民族村寨应该选择不同的旅游开发模式 旅游开发必然会对民族文化产生影响，政府的系统性组织、政策的强制性保护，当地居民从旅游中获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形成保护侗族文化的意识和行为，良好的旅游开发有利于当地侗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人们应该正确看待民族文化的变化，变化是本民族适应社会生活的一种需要，同时也是其自身发展的一个表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是否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每个村寨的旅游开发情况不一，需要具体分析，选择适合自己的旅游开发模式。例如肇兴侗寨具有的浓郁民族风情，可开发为景区型旅游地；三宝侗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则可开发为休闲度假型旅游地。其他的民族村寨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旅游开发模式。
参考文献
[1] 文红，刘芳.从“丽江模式”看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以通道侗族为例[J].怀化学院学报，2006，25(10)：8-11.
[2] 徐燕，吴再英，陆仙梅，等.民族村寨乡村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肇兴侗寨为例[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30(4)：53-58.
[3] 吴浩.中国侗族村寨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201-202.
[4] 张谨.民族旅游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与红瑶妇女生计变迁：以广西龙胜县黄洛瑶寨为例[J].旅游学刊，2011，26(8)：72-79.
[5] 周尚意，孔翔，朱竑.文化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176-177.
[6] 陈志永，李乐京，梁玉华.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多维价值及完善建议：以贵州安顺天龙屯堡文化村为个案研究[J].旅游学刊，2007，22(7)：40-46.
[7] 王先琼，傅安辉.《黔东南侗族文化大典》总序[J].凯里学院学报，2015，33(4)：21-23.
[8] 马晓冬，翟仁祥.论旅游文化资源及其开发：以苏北地区为例[J].人文地理，2011，16(6)：89-92.
[9] 陈丽坤.离析现代化与旅游对民族社区的文化影响：西双版纳三个傣寨的研究[J].旅游学刊，2011，26(11)：58-64.
[10] 曹端波.旅游发展中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J].贵州社会科学，2008(1)：73-75.
[11] 杨振之.前台、帷幕、后台：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新模式探索[J].民族研究，2006(2)：39-46.
[12] 吴昌良，陈志永，欧正霞.影响民族村寨旅游业持续发展因素综合分析：以黎平肇兴侗寨为例[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19(3)：48-53.
[13] 朱宝莉，刘晓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内生机制构建：以黔东南岜沙苗寨为例[J].生态经济，2018，34(9)：139-144.
—A Case of Zhaoxing Dong Village and Sanbao Dong Village in Guizhou Province
XU Yan ,SHI Xiu -lian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Abstract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and field surveys in Zhaoxing Dong Village and Sanbao Dong Villag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we analyzed the statu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ong language culture, costume culture, architectur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 in Zhaoxing Dong Village are better preserved than those in Sanbao Dong Village.Location conditions, stag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olicy measures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Tourism development will inevitably have an impact on national culture. Different ethnic villages should choose different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s.
Key words National villages;Tourism development;Prote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Zhaoxing Dong minority village;Sanbao Dong minority village
中图分类号 F 30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9)15-0119-05
doi ：10.3969/j.issn.0517-6611.2019.15.03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thnic Culture Prot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thnic Villag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基金项目 贵州民委联合基金“贵州省民族传统节日与旅游区域合作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61032)。
作者简介 徐燕(1973—)，女，江西上饶人，教授，硕士，从事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区域经济研究。
鸣 谢 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得到肇兴管理委员会主任、肇兴当地村民，榕江旅游办主任、三宝侗寨村民的大力帮助，由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收稿日期 2019-02-19
标签：民族村寨论文; 旅游开发论文; 民族文化保护论文; 肇兴侗寨论文; 三宝侗寨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