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倒萨”舆论的价值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舆论论文,价值论文,倒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不久，在15万多美军“保护”之下，伊拉克完成了新宪法全民公决，前总统萨达姆被推上了特别法庭的被告席。这意味着伊拉克战争果真要告一段落了。与此同时，驻伊美军伤亡不断，伊拉克政局不稳，社会陷于血腥动荡。眼前的一切又显然难以打上句号，甚至增添着新的变数。因此，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相关领域专家一致肯定的美国对伊舆论战，到底赢得了什么？是否也失去了什么？对此，回头细看，深入思考，可能比给出一个简单结论更加重要。
伊拉克战争前后，美国政府和美军作战机构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在其国内外实行信息轰炸、设定话题煽动民意，刻意引发、最终形成以反对萨达姆、推翻伊拉克政权为核心的一系列公众舆论。其内容除了“倒萨”，还包括“反对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解放伊拉克民众”、“向伊拉克传播民主和自由”等话题。但是，从重要性和从属关系来看，“倒萨”是这些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美国的核心目标。为了既能反映舆论的典型特征，又便于研究和阐述，我们将这一系列密切相关的舆论统称为美国“倒萨”舆论。
舆论主体预期中的正面效果
综观美方的“倒萨”舆论，由于其策划周密、实施得力，所以在战前和战中，表现出了对美方总体有利的社会效果。“倒萨”舆论的产生和形成，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舆论准备和民意基础。它在美国发动的对伊舆论战的系统工程中具有战略性地位和指导性意义。分而言之，其社会效果体现在以下方面：
1.对美国国内而言，“倒萨”宣传全面完成了国内的舆论动员。
虽然美伊两国积怨已久，但是美国政府知道在没有充分理由及可靠证据的情况下，要大量支出普通纳税人最为珍惜的美元和生命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武力打击，其民众是无论如何不会轻易答应的。 于是， 美国政府不断地设置话题引导舆论：2001年5月1日，布什谴责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无赖国家”进行核武器、生化武器的研制；2001年，“9·11”事件爆发，美国政府向恐怖主义宣战；2002年1月29日，布什在《国情咨文》中称伊拉克是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邪恶轴心”的一部分，并抛出了“萨达姆＝最大的恐怖分子”这一命题。通过这一系列话题引导，舆论的关键词完成了由“反恐”到“倒萨”的置换与转变。
正是一系列的议程设置和转化，美国政府通过媒体将萨达姆描绘成一个残暴的、支持恐怖主义、敌视民主世界的大独裁者，将其与人所皆知、臭名昭著的纳粹首领希特勒相提并论。此举果然收效显著，美国民众的“倒萨”情绪攀升到相当高的水平。2002年7月，世界舆论调查公司与CNN共同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67％赞同发动伊拉克战争。2003年2月13日，即开战前夕，有线新闻电视公司和《今日美国报》的民意测验显示，即便联合国始终没有通过决议授权美国发动对伊军事打击，但支持入侵伊拉克的美国民众仍然高达63％，是美国政府明确宣布要推翻萨达姆政权以来获得的最高支持率。这为政府做出军事打击的决策，并且付诸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国内舆论环境。
2.对国际社会而言，“倒萨”舆论成功地迫使国际社会关注伊拉克的所谓“拥有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巨大潜在威胁”问题，为美国开战做了必要的舆论铺垫。
著名学者B·C．库恩在考察报刊的国际报道的影响时曾指出：“在许多场合，报刊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时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是惊人的成功的。”[1]13 这一语道破了议程设置的巨大作用。只不过这句话并不完全适用于伊拉克战争明确揭示出的事实：在所谓的议程设置中，其实包括报刊在内的大众传媒主要还是一个工具，真正的“设定”者是其背后的权力。对于伊拉克的所谓谴责只不过是强大的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在民主、安全旗号下进行的牵引舆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而精心策划的战争手段与作战步骤。
伊拉克在经过国际社会10年的经济制裁之后，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早已元气大伤。再强硬的萨达姆也不会傻到在自己衰弱不堪时非要以卵击石、自寻死路。但是，在美国抛出了“伊拉克正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议题之后，国际社会被美国强大的宣传“喇叭”弄得头昏脑涨，不得不纷纷跟进，从而纷纷落入这个至今查无证据的陷阱之中。本来是美国政府提出的结论，自然应该由它提供证据，可是它偏偏给不出确凿的证据。但是，无理归无理，只要声音高，强权政治本来就“没商量”、不讲理。美国政府在跨国传媒公司强大的宣传机器的配合下，捕风捉影，强词夺理。更何况萨达姆本来就恶名在外。面对这样的形势，其他一些国家无意中成了这一媒介事件的冷眼看客或追随者。
3.对伊拉克而言，“倒萨”舆论迫使萨达姆政权在战略上陷于被动。
在被布什宣布为“邪恶轴心”成员之后，2002年2月，萨达姆政权四处救火，争取的国家甚至包括老对手伊朗和科威特，还请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2月4日代为转告联合国，愿意在“不加任何前提”的情况下，讨论陷入僵局的武器核查以及相关的经济制裁问题。2002年3 月在贝鲁特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伊拉克同意承认与科威特的边界划分，同时讨论寻找失踪的科威特战俘事宜，并安排会谈协商归还海湾战争中科威特丢失的国家档案。同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签订了经济协议，同伊朗讨论交换战俘，巩固同所有海湾国家的关系。此后，在联合国，伊拉克代表还与美国代表进行了一系列的辩论。但是，与美国预先有计划的战略进攻相比，伊拉克始终陷于被动，被美国牵着鼻子走。更何况在美国的强势舆论进攻面前，伊拉克的声音比较微弱，被迫左右招架，缺乏还手之力。2003年3月1日，俄罗斯媒体《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报道，普京要求萨达姆自动下台，以避免战争。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以及阿拉伯世界虽然不愿意看到战争，但在强大舆论压力下，都曾在公开场合暗示不会与美国对立。这表明，即使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愿意看到美国武力打击伊拉克的国家，也没有选择支持萨达姆，萨达姆在外交上完全陷于孤立状态。同时，伊拉克国内人民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族群对立，军心涣散，民意不一，已无统一意志可言。有传媒报道说，伊拉克一些高官已被联军收买。这些传闻和谣言真假难辨，但即时效应则极大地打击了伊拉克军民的士气。
舆论主体始所未料的负面效果
“倒萨”舆论帮助美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战后伊拉克的局势长期不稳，国际舆论纷纷表示质疑与谴责。此外，美军虐俘丑闻和伊拉克动荡的现状也告诉人们，“倒萨”舆论虽然在短时间内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长期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否则就会对“倒萨”舆论的价值评估产生偏颇。具体说来，其负面影响和作用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美国政府的利益实现仍旧面临很大障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美军出兵伊拉克，无论表面上是什么原因或借口是什么，最终一定是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出于利益考虑，美国希望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后，扶植一个亲美政权。但是，自布什在2003年5月1日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2]162 以来，伊拉克人民的反美情绪仍然高涨，绑架事件、自杀性袭击、游击战层出不穷，反美力量十分活跃，伊政局动荡不安，各派别相持不下，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的利益实现面临着很大的障碍。2005年9月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抨击布什的伊拉克战争破坏了美国的国家形象，指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已经导致一系列不幸，而这理应预见到。她说：“不仅没有赢得朋友，伊拉克战争毒化了美国与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3] 究其原因，当然首先在于战争的性质，但从“倒萨”舆论来看，最终未能对美国政府的利益实现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而是相反。师出无名，却要以谎言名之、编造借口；师出无理，却要以假象示人、强词夺理，终究难以服众。单说美国境内，梦后醒来者大有人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在其《帝国主义野心》一书中批评美国“侵略伊拉克的借口还不如希特勒当年的借口有说服力”[4]。 对照美国政府引导“倒萨”舆论时将萨达姆比作希特勒，不啻是个极大的讽刺。
其次，美国的国际形象受损，软实力受到严重挫伤。随着战争的结束，战前的情报决策和证据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媒体追逐的新焦点。美方自始至终未能提供确切的证据表明伊拉克存在违禁武器，加之西方媒介自摆乌龙捅出的情报门事件、虐俘事件，使得美国当初设置的议题越来越难以置信，知名媒体和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言论，谴责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和美国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极端做法。在联合国大会等公开场合，一些国家领导人纷纷表明了对美国的批评和不满，甚至其欧洲盟国也对美国强硬的单边外交表示失望。事实表明，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的国际声誉明显下降，国家形象受到损毁，国际社会对其不信任程度加深。这些都直接伤害了美国的软实力。
第三，美国政府和领导人的公信力和诚信度颇受质疑。由于在战争结束后也未能找到所谓的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美、英国内人民普遍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继而，由于媒体和公众对情报来源问题的关注，“情报门”事件的发生，两国的情报部门都明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英国国防部武器专家凯利之死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民众及国际舆论对美国政府和领导人的信任程度不断下降，政府声誉大受损伤。据美国几家媒体报道，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认为向伊派兵是错误的美国人达54％。仅2005年9月24日这一天，欧美就有9个城市掀起反战浪潮，其中包括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以及欧洲的伦敦、佛罗伦萨、罗马、巴黎及马德里等。华盛顿的游行队伍高举着“布什撒谎、成千死亡”、“停止占领”的标语，高呼“现在就和平”的口号，浩浩荡荡地走过白宫。
第四，美国媒体的影响力相对减弱。在现代战争中，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在伊拉克战争中有突出表现的美国媒体，其本身的立场和声誉也受到了质疑。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负有“把关人”责任的新闻媒体，在这次战争中未能捍卫真实性这一新闻的灵魂。英国《独立报》2003年7月13日列举了媒体上出现的20 个关于伊拉克的谎言，如伊拉克要为“9·11”恐怖袭击负责； 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瓜葛；伊拉克从非洲寻找铀以用于“重新制定”的核武器计划；伊拉克企图进口铝管研制核武器；伊拉克仍然拥有第一次海湾战争遗留下来的大量化学和生物武器；伊拉克的石油收入将用在伊拉克人身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被发现，等等。公信力大减的媒体，在下一场战争中，还会有多少人相信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由于客观、公正的报道而赢得了公信力，在世界传媒市场上也因此大受欢迎；而在海湾战争中出尽风头的CNN，因为在这次战争中缺乏客观立场， 不再受到观众的青睐。战后，世界舆论对于亲美的国际媒体在此次战争中完全偏向美国政府的立场纷纷进行反思和批判。不少专家学者著文批判这些媒体的不客观立场，分析美英媒体与国家权力机构关系的著作大量涌现。这表明，美英媒体平素的声誉已经自我毁伤，其公信力、影响力大大削弱。
“倒萨”舆论效果的综合判断及其启示
通过对美方“倒萨”舆论正负两方面的社会效果分析，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判断：一方面，美方“倒萨”舆论通过再次制造美军“高科技战争之神”的舆论形象给予对手以致命的软打击，促成了美军武装打击“小战而大胜”，甚至出现了局部战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满足了美国公众基于安全利益的民族主义的心理需求，帮助美国政府和军队成功地战胜了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的统治。另一方面，从长远和全局来看，随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结束，“倒萨”舆论的欺骗性逐渐暴露，美国政府逐渐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社会的批评和指责。这些负面影响，都直接损害着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民众的长远利益。换言之，“倒萨”舆论虽然帮助美国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综合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虽然部分地达成其国家利益目标，但是损害了美国的长远国家利益；虽然有着很强的军事价值，但是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被动；虽然有着良好的即时效果，但是导致了长远的负面影响。一言以蔽之，“倒萨”舆论为伊战军事打击立了头功，却为美国“政治主动”帮了倒忙！由此，对“倒萨”舆论的分析给我们带来了以下几点启示：
1.实施舆论战，必须找到舆论短期效果和长远效果、军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最佳结合点，从而实现舆论的最大价值。
“舆论价值是指舆论给舆论人带来的社会效益，表现为舆论满足舆论人需要的程度，维护舆论人切身利益的效果。”[5]442 换言之，社会效果是评判舆论价值的重要指数。刘建明在《基础舆论学》中认为，判断舆论价值的大小主要依据舆论从众人数的多少和社会效果的好坏，而社会效果则是主要标准。
社会效果有很多种。从持续时间来看，可分为长期社会效果和短期社会效果；从影响性质来看，可分为正面社会效果和负面社会效果；从接收对象或者影响面来看，可分为局部社会效果和整体社会效果。由于战争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利益指向，因此，舆论战不能简单地以是否能辅助军事战场的胜利为唯一衡量标准，必须结合其影响面大小、影响持续时间长短来分析其影响的性质和作用。这其中，影响持续时间的长短是个关键。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6]479 现代战争与传统战争相比，战争的时空观已被改写。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激烈竞争和较量。舆论战作为一种新的斗争方式，充分说明了战争所涉及的领域已经有了很大的延伸，夺取和维持政治主动是舆论战的主要目标之一。美国利用欺骗的手段引导了“倒萨”舆论并赢得了战争，但真相暴露之后，却输掉了民心和国际声誉。在战场上获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却输掉了道义，与政治诉求背道而驰。
2.综合考量并非折中考量，而是以综合利益为衡量标准。
通过综合考量舆论的社会效果，从而找到舆论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的最佳结合点，实现舆论的最大价值，并非简单、机械地在两者之间选取一个折中点，而是应该通过分析舆论的本质属性，选取合适的衡量标准。
舆论是群体性意见，反映了群体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的要求。考察舆论的效果和价值，显然要以舆论的实现情况——即舆论满足人们需求的状况为衡量标准。要注意的是，由于人具有非理性的一面，不仅要考察舆论是否满足了舆论人的主观需要，还要客观考察舆论最后产生的总体社会效果是否符合舆论人的根本利益。人们需要的和人们想要的，是不同的两个方面。只有综合这两个方面，才能全面地衡量舆论的价值。考察伊拉克战争中美方“倒萨”舆论的价值，也要综合这两方面来衡量。由此看来，对美国而言，“倒萨”舆论产生的社会效果中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美国由于过于注重舆论服务于军事的目的，因此，虽然在实现战争胜利方面“倒萨”舆论大有作为，但客观上带来的长期消极影响是美国所没有预料到的。
3.对舆论效果的综合考量应以国家利益为唯一标准。
以利益作为标准无可置疑。但是，现代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舆论战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参与人员也不仅仅限于职业军人。因此，其实施主体必须担负起协调平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任务。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只有清醒理智的军事家、政治家，才有这样的组织和协调能力更有效地统筹指挥舆论战。因为舆论战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舆论战中，对舆论效果的综合考量只能以国家利益为唯一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利益不是单一的利益，而是多种利益的冲突和协调的统一体。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社会精英和平民百姓、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他们的利益经过冲突和协调而形成的较为稳定一致的利益，才是国家利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由其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而导致的，部分普通民众被蒙蔽而充当“话筒”，其利益诉求并没有得到实现，因为伊拉克战争没有解决国内安全问题，反而在国际上招致更多的指责，国际形象不良，外部环境不佳，只有一些大公司获得了重建伊拉克的大额订单。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战后民众对美国政府的支持率呈下降趋势。
收稿日期：2005—1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GJ14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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