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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不仅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复兴的新长征中树起一座历史丰碑，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长河中树起一座理论丰碑。
江泽民同志代表第三代领导集体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做出了富有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六个重大理论创新。
第一大创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在新时期乃至新世纪的指导思想，这是十五大的灵魂，是贯穿整个大会的思想红线，也是对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最大理论创新。
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概念：“邓小平理论”。这个新概念的提出，至少表明以下四层涵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和首倡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不仅是政治家、实践家，而且是思想家、理论家；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论述包含着具有普遍性、长久性、指导性的科学理论。
报告对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作出了新概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就是说，邓小平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在局部问题上的具体运用，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崭新时代特征和中华民族特点的创造性结合，因而出现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观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还意味着，对于邓小平理论中的新观念、新思想、新观点，不能简单机械地用是否合乎“本本”来衡量，而必须用新的时代特点和国情特点来衡量。报告提出了邓小平理论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四点论据：一是在新鲜实践的基础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二是从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高度，重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三是提出了新的时代特征理论；四是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
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作用作了新估价。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飞跃，主要由毛泽东同志完成，凝结为“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二次飞跃，主要由邓小平同志完成，凝结为“邓小平理论”。“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是我们党基本理论建设上的历史轨迹，是我们党指导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两大结晶、两大升华。任何人从任何方面，企图在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制造所谓“矛盾”、“对立”，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十五大还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我们党的旗帜上，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增添了“邓小平理论”这金光闪闪的五个大字。
在怎样看待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政治报告有一个科学明确的新提法：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科学地揭示了三者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重在强调这一理论旗帜的整体一致性，这一思想接力的前后一贯性。
“邓小平身后的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国内国际举世瞩目的焦点问题。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更高地举起这面旗帜，从根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二大创新：重新阐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987年党的十三大完整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次十五大政治报告不仅重申这一理论，而且把它作为整个邓小平理论的主要立论基础，新时期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锐利思想武器，从而做出了重大理论创新。
立足新的实践基础。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第二个十年，特别是90年代，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在跨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既展现了新的发展前景，又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在新形势下，怎样把握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性质、发展阶段、未来方向？这些新鲜实践，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做出重新认识。
针对新形势下的“左”、右倾向。1992年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以来，出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种“左”的倾向认为，经济建设作为工作值得重新考虑，改革开放已经造成了私有化、两极分化，已经出现新生资产阶级，因而应当回过头来重新抓阶级斗争这根弦；另一极端的右的倾向则认为，中国生产力太落后，根本没基础、没资格搞社会主义，既然搞了市场经济，那么就意味着中国选择了西方式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是“儒家资本主义道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东方式的儒家文化”。两种倾向，各走极端，但有一点却又有共同的认识根源：都忽视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
总结新的历史经验。从八大到十五大，正好是“四十不惑之年”，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正好分为前后两个二十年。1957年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年中，“左”的偏向不断抬头，乃至占据上风，直至在十年动乱中走到极端，主要的历史教训和认识根源，首先在于脱离社会主义基本国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近20年的成功历史经验，首先在于我们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出发，既反对脱离国情，超越阶段的“左”的偏向，也反对根本否认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偏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的理论规定。为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由此决定的历史任务，坚定“百年不动摇”的理论信念，报告从九个方面作出理论规定。
突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路线的总体把握。从系统整体高度，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为出发点，以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点，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为内在统一的两个基本点这四大支点全都统一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建国大纲的系统制定。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的革命建国纲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纲领，经过这次十五大的初步总结，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纲领。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四化目标”。我们曾提过“农业、工业、科技、国防”现代化的四化目标，这次有一个经济发展的四化目标：“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是一个探索性的提法，值得深入研究。
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基本路线论、全面发展论”，熔铸为一块整钢，从而大大增强了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思想坚定性、理论自觉性、超前预见性和系统总体性。
第三大创新：在深化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制改革中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观念
十五大提出了经济领域两大转变、两大课题的统一性问题：第一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确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是保证中国经济转入可持续发展。这两大转变、两大目标的实现，都必须借助于一个共同的契机、共同的桥梁，那就是深化经济改革，深化到所有制层次，特别是深化到传统国有制形式这个层次。
十五大政治报告要求根本突破“一大二公三纯”的僵化社会主义模式，树立符合“三个有利于”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新型社会主义观。为了确立邓小平理论倡导的新型社会主义观，在“所有制、公有制、国有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这五个层面上，都提出了一系列新观念：
所有制总体结构上的新观念。这里考虑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立足点，不是意识形态上姓社姓资，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现有状态和发展需要，因而，我们决不能再追求单一的、清一色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而只能长期保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多层次经济结构。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新提法：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其他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型关系；二是把这种多层次所有制结构，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就从总体上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其中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与其他多种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长期并存，竞争合作，共同发展。
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新观念。在僵化模式和“左”的教条主义束缚下，过去往往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看得过于简单化、单一化、贫乏化，把“一大二公三纯”的传统国有制形式看成是唯一的、理想化的、最高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这次提出的一个新观念就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衡量标准不是向单一的国有制看齐，而是“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尺度。
深化国有制改革的新观念。以前的改革思路是，“外围先行，主体殿后”，有一定历史合理性，但也造成了国有制、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滞后的经济困境。这次十五大采取了对症下药的新方略，“深化改革，主体先行”。要根本革新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传统国有制形式，重新塑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国有制。
股份制工具论的新观念。以往的争论，多半集中在股份制是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上。这种抽象争论无益于改革深化。实际上，股份制这种形式是“资本私有化、资本社会化、劳动社会化”这个历史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其典型特点是具有共同占有与个人所有的二重性，究竟哪方面占主导，则需具体分析。这次十五大政治报告，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突出了股份制的工具性——它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关键要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这就使原来争论不休的理论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阻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疙瘩，也随之化解。
股份合作制可以在中国大发展的新观念。股份制与合作制原本是两种性质不同、泾渭分明的经济形式。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广大城乡劳动群众中，则出现了把股份制与合作制、资金合作与劳动合作结合在一起的新尝试、新探索、新创造。十五大政治报告要求对这种股份合作制的新型合作经济，予以热情支持，积极引导，正确规范。
这五个新观念汇总到一起，标志着社会主义观上的重大突破与重大创新，创造性地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观，标志着在社会主义观上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和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重大深化。
第四大创新：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国家提到中国跨世纪发展的重要日程上来
十五大政治报告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创新，是在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在跨世纪发展的崭新形势下，以显著地位重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新概念，要求与经济改革深化相配套、相适应，旨在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民主法治建设提出了一个总体构想和基本纲领。
这里富有新意的重要内容，主要是以下六个要点：
第一，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个新概念，作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改革目标。这个新概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基本范畴增添了更具体、更丰富的思想内涵，也使中国改革目标更加全面，改革思路更加开阔，改革进程更加深刻。
第二，强调中国政治改革的思想主旨，首先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考究的新概念、新提法。民主与法治，本来就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在轻重缓急上又可有不同侧重。在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在新型经济体制有待完善的过程中，加强法律规范、法律控制、法律秩序，对于防止经济秩序、金融秩序、社会秩序紊乱失控，具有迫切的意义。把建设法治国家突出出来，不失为立足国情的一项现实选择。“法治”与“法制”概念相比，不仅强调有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意在强调法律权威高于一切的法治精神。
第三，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三项标准：一是完善立法，国家民主管理的制度化、法律化，超越任何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二是遵法守法，一切政党和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内活动；三是把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法治国家，三者有机地融为一体。
第四，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采取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渐进可控改革方式，既积极又稳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防止社会动乱。
第五，突出了“民主监督”的概念，力图从根本上解决官僚腐败、滥用权力的问题。“民主监督”与“国家监察”，是两个思想内涵有差异的不同概念，在行为主体重点对象、权限范围上有很大不同。过去往往忽视了这种重大差异，并且偏重于使用“国家监察”概念。这次强调的重点则转向以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为主。在监督对象上，则针对官僚腐败，强调：“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脏枉法。”为此，这里还提出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新问题，就是如何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社会监督系统、人民监督系统，真正根治腐败。
第六，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与民主发展的一致性的新观念：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国内国际的历史经验表明，当代社会主义改革重点在经济体制改革，难点在政治体制改革。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问题很多，比经济体制改革复杂得多，难度也大得多。”
1980年和1987年准备十三大过程中，邓小平两次集中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过去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这次才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比起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中国政治体制有所配合，有所发展，但也有所滞后、有所曲折，至今尚未根本解决问题。
十五大将以重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纲领而载入史册，跨世纪的中国必将走上“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协调发展、双翼齐飞的新道路。
第五大创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领
十五大政治报告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和重大创新，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个重要范畴突出出来，提出了中国文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战略，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领，为中华文明在21世纪走向现代复兴，简要地勾画了一幅宏伟蓝图。
这个文化建设纲领中包括以下六个要点，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第一，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概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匹配。这个概念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是一致的，而在形式上还自有特点。这是一个内容广泛、视野广阔的大文化概念，比过去历史文献中常用的文化概念，具有更为深刻的理论内涵，值得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既有现代化时代精神又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型文明。
第二，总结继承了1986年和1996年两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思想成果，提出了一个十分简要而又比较系统全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领。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补充发展。
第三，继承发展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光辉思想，提出“三个面对”的新问题：面对科技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要从社会主义振兴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双重目标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
第四，在文化建设纲领中，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四项基本内容，或者叫四大基础工程：一是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全体人民，形成民族精神与共同理想；二是发展素质教育和科学事业，作为整个文化的基础建设；三是把握舆论导向，造就四有新人；四是广泛吸引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第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途径：立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继承发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面向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把主体性与开放性统一起来，综合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
第六，提出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遥望行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重新崛起在世界东方的，不仅是经济繁荣的中国，而且是文化繁荣的中国。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必将对人类文明的综合创新做出更大贡献！
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前夕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个文化建设高潮跚跚来迟。
十五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领，经济起飞、文化复兴，大势已成，不可逆转！
第六大创新：“经济、政治、文化”一体两翼式的中华腾飞纲领
为了使中国现代化起飞能够飞得更快、更高、更远，十五大提出了“一体两翼式”的跨世纪发展战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两翼，以保障中国在21世纪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寻求“经济、政治、文化”的系统改革和全面发展，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作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纲领，核心内容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消灭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作为一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纲领，核心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实行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另一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领，核心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南，以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为目标，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主旨，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十五大政治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大纲领，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构成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总体战略：“上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
经济建设纲领、政治建设纲领、文化建设纲领，之所以能够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主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们有共同的灵魂——邓小平理论；它们有共同的理论基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它们有共同的思想红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归根结底，这里有一面凝聚人心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旨的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这面伟大理论旗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奠定了坚固的基石，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革新确立了强大支柱，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源泉。
上述六大理论创新，表明了十五大在中国现代化理论求索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历史长河中，都高高地树立起了一座思想丰碑、理论丰碑、智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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