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州园林的生态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州论文,价值观论文,园林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12-0161-05
徽州园林的兴盛，功在徽商。崛起于南宋、盛极于明清的徽州商人是徽州园林的主要建造者。致富于都市的徽商把大量的商业利润回归山村故里，是徽州园林繁盛的主要原因。由此，充足的资金促成了徽州园林作为古典园林的辉煌成就，特有的地域特征却又成全了徽州园林的“这一个”独特风韵。徽州园林作为徽州人诗意栖居的载体，充分体现了农耕社会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价值观。
一、顺应自然的生态意识
人与自然的统一被中国古人概括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中。“天人合一”成为中国传统生态环境观的哲学基础，也是构成中国传统生态环境观的基本内容。它强调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作为“第二自然”的园林正力求做到顺应自然、亲近自然、师法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将这种传统生态环境观灌注其中。徽州园林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的这种生态哲学观，成功地演绎了中国古代生态环境观的内涵。
坐落在青山绿水中的徽州园林，呈现出与自然的和谐融通，印证着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传统生态观。作为不同于苏州、杭州、扬州等地城市园林的徽州园林，是山水大自然中的乡村园林，这主要得益于徽州得天独厚的大好河山。“东南山水之秀徽为最”(《祁门县志》卷四，道光七年刻本)，美丽的徽州山川成就了徽州园林，使之对自然风物招之即来，自然而然地将美丽的自然山川摄入园中，自然山川成了徽州园林主要的景观要素。无论是徽州这座巧借风景奇异的黄山、云缭雾绕的牯牛降和清凉峰、山水画廊的新安江的天然大公园，还是将远山近水、田园村舍连成一体的水口园林，甚而拘于一隅却能妙用因借、巧夺外景入内的庭园，都是置于自然山川之中，与大自然融成一体，与大自然共呼吸，峰峦林翳、岚霭云气、村溪山瀑使徽州园林与大化生机息息相通，演绎着与大自然的美妙对话，生机勃勃。这正是中国古代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生态观的实践。
徽州园林在实现游乐休憩、美化环境功能的同时，始终将实现园林的生态功能作为首要追求目标，正如朱永春在《徽州建筑》一书中所说：“从生成机理看，徽州园林以聚落整体景观生态为基点。在游乐休憩、美化环境、改善生态这三个园林主要用途中，改善生态在徽州造园活动中，始终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起着作用。创造一个有利于宗族发展的生态平衡的生活境域，常成为徽州园林的出发点和终极追求，这和以游憩为主的园林很不相同。”[1](P253)徽州村落园林的营造，着眼点就是遵循自然规律，充分利用自然山水，营造一个景观优美，尤其是生态环境良好的可居可游的空间。徽州水口园林的营造，更是以追求生态效益为首要目标，地处村头的水口园林，融远山近水、绿树亭阁、田园建筑于一体，在美化了村庄景观，为村民创造了游憩交往的空间环境的同时，更为村庄筑起了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具有防风吸尘、净化空气、涵养水源的生态功能。徽州庭院也能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通过矮墙、漏窗、门洞等与园外的溪山、田野等相通，更在园内种植树木、栽培花草、摆设盆景、引泉水入园、建水榭回廊，努力营造一个外接天地，内里宜人的小气候。尤其是庭院中的天井，首先沟通园内外，使园内人享受到自然的阳光，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与日月星辰、云霞雾霭相通相亲；其次，自然通风，形成相邻部分的空气交换，促进冷热空气的流动，宜于园内小气候；再次，排泄雨水，且通过天井地下蓄水池，调节园内温度，冬暖夏凉。
二、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观
中国古代认为自然是创造生命的本原。庄子曾指出“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庄子·知北游》)。这里是说人的一切包括身体、生命、禀赋、子孙都非人类自身所有，皆得之于天地自然。由此，人类必然要尊重天地万物，尊重每种有生命的生物，与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人居环境(村落、园林等)以泉(溪)水为血脉，以山体为骨架，以草木为毛发，自然环境中的山石草木都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人不能以自然界万物的主宰自居，而肆意过度地改造或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源于中国古代的这种尊重生命、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念，徽州园林在营建理念中高度重视节约土地、爱惜山林、珍爱水体，对自然表示出足够的尊重，且自觉地担负起保护的责任。
首先，徽州人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正确处理了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做到了适度取之自然，而非肆意掠夺自然。徽州山多而地少，“八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且土地贫瘠，粮食生产不足以自给。但是，“徽州地区在20世纪以前，植被面积几乎占了70%以上”[2](P45)。“直到今天，祁门、休宁、歙县等县份的用材林面积均在100万亩以上。据估计，休宁、祁门两县的森林蓄积量均在500万立方米以上，其他各县亦均超过100万立方米”，[3](P14)而且还有丰富的茶叶及各种土特产品，所以“邑中土不给事，大都以货殖为恒也”([明]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可贵的是，徽州人并没有过度地索取自然资源，只是适度取之自然，通过辛勤劳作来换取合理的利润，致富发家。更为可贵的是，一旦获取财富与维护生态环境产生矛盾，徽州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其次，珍惜土地，爱惜水体，爱护山林。徽州土地的金贵让人惊叹，“乡田有百金之亩，厘地有十金之步”(《歙县志》)，徽州人对土地的珍惜亦达相当的高度，“州县郡邑，下至村薄，保土、保栅乃至山居”(《宅经》)。建村一般都依山傍水，尽量少占或不占用耕地。建筑物密集，街巷狭长紧凑。为进一步节省土地，徽州“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犹无尺寸隙地”([明]谢肇涮《五杂俎》卷四)。徽州园林对水体的智慧利用和保护，更充分地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徽州村落园林几乎都是依水而建，单从一连串的徽州村落名就可见一斑：屯溪、花溪、碧溪、棉溪、昌溪、临溪、西溪南、东源、大源、竹源、泾川、五河、深渡、鱼梁、桃花潭等。水口园林的水更是被视为关系全村吉凶、凝气聚财的载体而大加经营。此外，他们还将溪水、泉水引入村落庭园内，家家有清水，园园得水景。徽州人更是“宁可食无鱼肉，不可居无好水”，视水为命脉，倍加爱惜。山林树木，是徽州园林的重要景观要素之一。生态良好的居住环境在景观上通常表现为“山川秀发”、“绿林阴翳”，宋代理学家程颐即说过：“何为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润，草木之茂盛，乃其验也。”(《河南二程全书》)繁盛茂密的山林、高大阴翳的风水林、庭园内和屋前宅后广植的树木花草，构成了徽州园林丰富多层次的景观。更为重要的是，徽州村落园林选址时往往将林木葱茏作为重要因素，如：黟县《尚书方氏族谱》卷三《荷村派基图小引》载其祖先选址时，“慕山水之胜而卜居焉，……阡陌纵横，山川灵秀，前有山峰耸然而峙立，后有幽谷窈然而深藏，左右河水回环，绿林阴翳。……”[4](P60)风水林更是神圣不可侵犯，严令保护。
再次，将爱护自然生物，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通过乡规民约等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强化对自然生态的尊重与保护。这方面的规定在徽州文献中比比皆是，如：祁门渚口村为倪氏宗族聚居地，为了保护山林，所有山场“只准鸟雀飞过，不准刀斧入山”。不论何人乱砍滥伐山林，一律严惩不贷。盗砍山林者，要给被砍山坡上的树木披红(即用红布缠树)，在盗砍树木的地方烧纸箔，读祭文，表示认罪；还要五花大绑，燃放爆竹，游街示众。[4](P230)这些乡规民约严格地制约了乱砍滥伐山林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培养了人们爱护山水树木的生态意识，促进人们积极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另外，徽州园林中我们还时时可见警示碑、养生池之类的设施对其加以宣传倡导。如：祁门渚口村水口立有“禁养水口”石碑，滩下村中心立有“封山禁碑”，至今尚存。黟县西递上村至今保存三块禁碑。这些警示碑将保护山水，禁止乱砍滥伐林木的规定勒碑刻石，加以警示。“放生池”、“养生池”、“养生溪”之类的设施，旨在培育人们的生态意识，促进人对自然生态的尊重与爱护。
三、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生态选址观
“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释名》)所以，“宅”的本意就是选择良好的环境。而园林作为人诗意栖居的“第二自然”，更要选择良好的环境而经营之。谈到中国古典园林的相地选址，就离不开风水。风水，剥离它的迷信的外衣，抛开它玄奥的解释体系，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环境设计理念，“不仅十分注意与居住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生态环境质量问题，也同样重视与视觉艺术有密切关系的景观质量问题”[5](P64)。而尤重风水之说的徽州人在营造园林时，更是将风水理论淋漓尽致地运用于园林的相地选址、设计营构，进而将风水理论中的生态环境观做了最好的注释。
“风水”，顾名思义，包括风和水，而风(亦即空气)和水是万物之源，是自然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即良好的人居环境要避风近水。由此，风水理论认为，最好的居住环境是背山面水、负阴抱阳。以山为依托，背后的靠山，一可阻挡冬季北来寒流的侵袭，二可生气、纳气、藏气，三可接纳阳光。面朝流水，一可迎接夏日掠过水面的习习凉风，二可享用舟楫、灌溉、养殖的便利，三可为花草树木的葱郁、空气的净化提供保证。周围茂盛的植被，一可涵养水源，二可保持水土，三则防沙降燥、吸尘保湿，调理小气候。可见，按照这种理论选出的人居环境生态功能突出，是极富生态学意义的，这是一种符合现代生态学要求的生态选址观，正如著名美国生态设计学专家托德所言：中国风水“具有鲜明的生态实用性”。徽州园林正是按照这种生态理念进行选址、构园的，从而在依据自然生态系统、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创造人工生态系统“第二自然”时，将山体、水源、林木，与田园、鱼鸟、畜牧纳入统一的生态系统中，实现着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平衡，即生态平衡。徽州园林依据风水理论的选址观，正如姚廷銮《阳宅集成》中所述：“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金积万金。关煞二方无障碍，光明正大旺门庭。”即理想的人居环境应是枕山、环水、面屏。如：徽州《湾里裴氏宗谱》载“鹤山之阳，黟北之胜地也，面亭子而朝印山，美景胜致，目不给赏，前有溪，清波环其室，后有树，葱茏荫其居，悠然而虚，渊然而静，……惟裴氏相其宜，度其原，卜筑于是，以为发祥之基”。可见其选址极为重视利用自然之势，严格按照枕山、环水、面屏的格局进行。
徽州园林在高度重视与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环境因素构造园林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的缺陷进行了合理的弥补与修复，当然这种弥补与修复也是在风水理论的框架下完成的。婺源江湾虽然前屏攸山，后靠龙山，面向梨园河，自然生态环境优越，但是北宋初年江氏祖先江文采依据南唐国师何令通的指点，对村落环境做了如下改造：将后龙山与笔尖之间的缺口填补上，以接通龙脉；然后再上接村外沿沿河修筑一条坚固的拦河坝，逼使河道南移北拐；最后在村的四周栽上五棵樟树呈梅花状，护守阳基吉地，并在村内开凿两口水井，以制服对岸山脊“火”峰。[4](P248)在众多改造环境的措施中，引水是最重要、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引水补基”源于风水中对水的重视，蒋平阶《水龙经》云：“水积如山脉之住，……水环流则气脉凝聚，……后有河兜，荣华之宅；前逢池沼，富贵之家。左右环抱有情，堆金积玉。”实际上，通过引水改善人居环境，一则解决人们生产生活所需水源，二则可以有效防火，三则更起到美化环境，调节小气候，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在徽州园林中，依据自然生态系统营造人工生态系统，最为成功的还是水口园林的营建。水口的作用是“藏风聚气”，水口园林大多充分利用天然山溪湖坡，再施以人工对自然的改造和补充，包括改造水系，广植乔木，巧置建筑物等，从而营造一个可为村落居民冬屏寒风，夏遮骄阳，涵养水源，吸附尘沙，净化空气的优美生态环境。尤其是在水口植树成林，称作水口林，有着“藏风得水”、“保护生气”的风水意义，事实上确实为村庄筑起了一道绿色屏障，使村庄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生机盎然。如龙川水口、唐模水口、雄村水口、昌溪水口等，都是利用自然条件，加以适当的人工改造而成。而像宏村水口、宅坦村水口，在有限利用周边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主要通过人工对自然的改造和补充而成。宏村水口完全利用人工水系，其月沼、南湖都是人工挖掘出来，然后再种植树木，修建祠堂、书院等。
四、天成自然的生态审美观
自然环境对人的审美观的生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山水奇秀，称于天下”的奇丽秀美的山水，陶冶了徽州人的性情，积淀塑造了徽州人富有生态意义的审美价值观，即自然素朴、宁静雅致。这种生态审美观又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徽州园林的营建，徽州园林处处印证着徽州人的审美观念。
首先，巧取自然山水，自然天成、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既为徽州园林意境创构灵感的源泉，也是徽州造园时唾手可得的景观要素，这是其他地区造园时难以企及的。奇峰、怪石、丘壑、幽洞、碧水、清泉、飞瀑、云海，成为徽州园林屡见不鲜的要素。[1](P282)自然界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霞霭雾气是徽州园林的生命，它有着与大自然相通的律动，弹奏着与大自然合拍的节奏与韵律。当然，徽州园林也是“第二自然”，只是在施以人工时，充分利用了优越的自然山水，使人工美顺应自然美，更好地再现自然美。这主要得力于“新安得造化而无须人为”以及“真山水”陶冶的徽州人自然淡雅的生活情调和审美态度。其次，园林为人营构的可居可游之处所，建筑是园林的中心。作为徽州园林中心构件的徽州建筑，以其独有的韵味和特具的美感融合于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之中，共同构成适宜居住的环境。粉墙、黛瓦、马头墙作为徽州建筑的基本要素以及围绕扁长形天井构成方形的布局，体现了徽州建筑的和谐统一的形式美。但是，因借山区独特的地理形式，因地制宜地建构与布局以及马头墙的交错起伏、跳跃变化又显示出徽州建筑的变化多样。黑、白、灰是徽州园林建筑的主色调，白粉墙、黑色小青瓦、清水砖、本色木料等材料的运用，酿造出徽州园林建筑纯朴自然而又高旷素雅的风致。这里，色俗尽去，黑与白的绝配以及岁月冲蚀形成的黑白间苔痕、光影、浪花波纹等，与青山绿水、田园庄稼、树林花卉融合在一起，真是一幅绝妙的图画。徽州园林建筑均就地取材，既快捷方便，又价廉物美，更能与徽州园林的整体风格协调一致。园林建筑集中体现了徽州园林的美，从中也清晰地透视出徽州人的审美价值观，这种自然素朴，清淡雅洁的审美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有徽州人在营建居住空间时适应山区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外部原因，更与自然山水的陶冶、桃花源里人家的生活熏陶而成的内心感知相关，当然也受到庄子“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朱熹“平淡自然”等传统文化观的影响。再次，植物构景，徽园得天独厚。徽州地区气候温润，适宜花草树木的生长。大量葱郁茂盛的山地树林可供借用，为徽州园林提供了独特的绿色背景；人工栽植的大片风水林，又为徽州园林筑起了一道绿色屏障；巧植的庭园花木更是净化、活化、美化了人居空间。村落园林、水口园林以乔木为骨干，如香樟、女贞、枫香、檀树、银杏、国槐、黄连木等，用于庭园的有梅、兰、竹、芭蕉、枇杷、石榴及其他小乔木、花灌木等。这些植物大都是当地乡土种类，用之造园，既节约成本，又适应徽州的自然环境，也彰显了徽州园林的地域特色和审美意蕴，更重要的是改善了小环境气候，维护了良好的生态。
五、自成自然的生态生活观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指出：“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人居环境研究以满足‘人类居住’需要为目的”、“人创造人居环境，人居环境又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6](P38-39)人是园林的主人，既是造园的主人，也是享用园林的主人。所以，不仅徽州人的生态观念对徽州园林起着制约作用，而且徽州人的生活方式亦对徽州园林有着重要的影响，一定意义上也是徽州园林生态观的重要体现。西方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曾说：“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徽州人采纳的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具备这里所说的“东方智慧”。
萌芽于唐宋、繁盛于明清的徽州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体现的是农业文明时期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价值观。占据中国农业社会几千年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既不如道家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和庄子希望的“与木石居，与鹿豕游”的原始状态，也不似现代社会以人为中心，对大自然进行掠夺性索取的暴发状态，而是“主张富民养民，丰衣足食，但在这方面是有一个限度的，即在人们的生活资料满足到一定程度后必转向道德修身和教化，而不以不断鼓励民众拓殖财富为能事”[7]。这种思想造成两种显著的影响：一是使几千年中国农业社会的经济发展受到控制，制约了它的快速发展；二是形成了人们知足常乐、淡泊宁静的生活观念，促使社会风俗淳美、上下相安。这两点都直接作用于中国农业社会的生态环境，前者使中国农业社会的生产模式与生态环境协同，后者让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模式与自然环境和谐。生活于农耕社会，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徽州人深谙其道。
在徽州这块风水宝地上，他们辛勤耕耘，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合理利用自然，适度改造自然，从大自然中获取满足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即使在徽商大力发展之时，徽州人也只是“充分利用水路交通的便捷有利条件，将山区的物产从长江上游运到下游，而将下游的食盐等物产带回到山区，互为补充、互通有无的经济贸易使得徽商们能在山水之间的辛勤劳作中获取合理的利润。这些也是结合地方生态资源的贸易，即以最小的运输成本和劳动投入获得最大的财富，又尽量不使自然山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没有将山区的林木砍伐殆尽，也没有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和物质条件来换取无休止的财富积累”[8](P84)。这种有限度的经济发展、适度的取自于自然，很好地保护了徽州的生态环境，形成了良性的生态系统，成就了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与此相应，徽州先民们丰衣足食而又知足常乐、朴实淡泊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体现了他们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孔子主张中庸之道，提倡忠恕之道，挈矩之道也都是讲要设身处地，将对象与自己置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共同和平地生存、交流与合作。而这样一种观念，不仅影响到古代中国人对人的态度，也影响到了人对待其他动物、其他生命的态度。”[7]儒家的思想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徽州人的生活观念，温、良、恭、俭、让，是徽州人恪守的做人准则，人们的一切思维和行为都遵循着中和可行的规矩运行。歙县东门许氏宗族《许氏家规》载，“君子无所争，言其恭逊，不与人争；争固不可，而况斗殴以争乎？”(《古歙城东许氏世谱》卷七《许氏家规》)。环山余氏宗族《余氏家规》亦规定，“邻里乡党，贵尚和睦，不可恃挟尚气，以启衅端”。此外，保土、惜水、节能、节俭、废弃物有效处理等，均反映出徽州人朴素自然的生态观。尤其是生活垃圾的有效自然循环，如沈福煦《中国古代建筑环境生态观》一书中所描述：“人吃粮食、蔬菜、鱼肉，最终成为粪便，回归到田地里，给庄稼做肥料，然后新的稻谷蔬菜又长出来了。竹园里养鸡，一举二得，不但可以吃鸡和鸡蛋，而且可以吃竹笋，又是环境绿化，而鸡粪则肥了竹子。”[9](P16)农业社会的徽州也是如此，有效地实现了生活废弃物的自然循环，保护了环境不受污染，还将村落的给水系统和排水系统分流，无毒的生活污水由污水池排入下水道，可流入田间地头浇灌田地，也可经过自然过滤流进较大的溪流，实现水的循环利用。
注释：
①转引自曹林娣.中国古典园林理想景观模式与生态智慧[EB/OL].网址，http://www.longquanzs/articledetail.php?id=19152，2011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