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标准论文,生产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的我国的改革开放，始终伴随着逐步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我国改革开放的兴起，是以20年前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和支持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前奏的，此后，邓小平同志又相继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既是实践标准在理论上的不断深化，也是实践中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从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相继提出，反映出我国逐步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它也忠实地记录了2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思想解放历程与改革开放的道路。
（一）
实践标准的提出，缘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时党内主要领导人所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而根本上又是针对着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即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还是当作“包医百病”的教条。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和支持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罗网，掀起了一场历史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随着时间的延续，它所具有的深刻思想意义还将会继续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
实践标准的提出，它的意义首先在于中止了一条错误的路线，使党和国家在濒于崩溃的边缘上止住了脚步，使社会主义事业在处于危难的时刻“拨正了船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性抉择：是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仍旧沿着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巨大灾难的道路走下去，还是纠正这些错误，走出一条能够给中国带来希望与光明的社会主义新路。在这重大抉择的背后，关键又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然而，林彪、“四人帮”多年制造的严重个人迷信与法西斯高压政策，以及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的“两个凡是”，都给纠正这些错误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在这困难重重与危机难平的时刻，真理标准大讨论打响了冲破“两个凡是”障碍的枪声。这场大讨论重新确立起实践标准，它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崇尚“本本”，而是崇尚实践，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也是保持马克思主义生机与活力的源泉。这样就彻底地否定和驳倒了“两个凡是”，为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前提和历史契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这场大讨论，在关键的时刻避免了一场灾难的继续，从而挽救了党和国家，也挽救了社会主义。
实践标准的提出，它的意义又在于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教条与僵化对人们思想的禁锢，重新焕发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机与活力。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创伤最深的莫过于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在经过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人们的思想处于严重的封闭麻木状态，表现为：一是敬畏心态，把领袖视若神明敬而畏之，不敢提出问题，不敢思考问题；二是依赖心态，把本本、条条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逢事总要问书本上是怎么说的；三是盲从心态，只要是本本上说过的，就绝不能违反，句句照办；凡是与书本不符的，就视为异端。这种“唯书”、“唯上”的消极、僵化心态，严重地窒息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和创造精神，也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创新和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虽然实践标准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就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尽管这条基本的原则早已为许多人所熟知，但是在书本与实践的关系和选择上，长期的思想禁锢与传统思维的影响，使人们往往选择了书本与教条。真理标准大讨论把实践标准重新提出，否定了书本的最终权威，破除了对书本、偶像的迷信，打破了人们思想上的樊篱，使人们的思想豁然开朗，重新释放出人们独立思维的能力，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深刻而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恩格斯在叙述当年第一次看到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感受时这样说过：“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我们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只有亲身经历过这场大讨论的人，才能从内心深处体验到这种从未有过的思想解放。这场大讨论，为重新焕发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为再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辉煌提供了精神前提。
实践标准的提出，它的意义还在于重新确立起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曾经是我党的思想路线与优良作风。然而，在1978年以前的较长一段时间中，实事求是被逐渐扭曲了，代之以迷信僵化和教条主义，空话大话盛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的重要思想根源。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真理标准大讨论，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就是是要坚持实践第一、实事求是，还是要坚持“两个凡是”，教条主义，这反映出了两条截然相反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对立。坚持实践标准，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实践来检验理论，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理论，也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实践标准的提出，就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恢复的标志。邓小平同志在重新阐述这条思想路线时，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写入其中，突出强调了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和检验马克思主义，这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逐步产生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而开辟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因此，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实践标准的重新提出，是我国新的历史时代的开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我国2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一刻也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今后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依旧要依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
生产力标准的提出，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传统观念与“左”的思潮影响，使人们在思想上不免产生各种疑虑。为扫除形形色色的思想障碍，邓小平同志多次阐述过生产力标准的思想。他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4页）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对于破除人们头脑中传统观念的束缚，进一步推进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发挥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生产力标准的提出，是实践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继续和深化。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实践标准的运用，必须同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实践相联系。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生产实践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而建立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生产力则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最终动力。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就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一定历史阶段中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就成为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程度的天然指示器。因而，用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判别与社会发展有关的一切理论、思想、举措、模式的正确与否的尺度，其根据就是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的理论。
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又是同我国新时期的根本任务紧密相联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对于为什么要始终牢牢抓住这一中心不放，邓小平同志多次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巩固发展以及优越性的体现等方面作过充分的阐述。他指出：“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正因为发展生产力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巩固发展，要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要始终把握住这一中心任务，而要保证在实践中始终牢牢抓住和贯彻好这一中心任务，就必须始终坚持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来衡量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这样才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目标与尺度的一致。或者说，坚持生产力标准，是贯彻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的必然要求和逻辑结论。
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它的思想解放意义在于，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本标准，澄清了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许多不科学的认识，扫清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思想障碍。由于多年来传统的苏联模式的影响，以及在社会主义理论上许多不科学的理解，使不少人头脑中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条条框框，束缚着人们去正确地认识改革中的新举措、新思想、新事物。而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障碍背后，根本的又是由于人们持有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判别标准，而缺乏一种科学的统一的认识尺度。例如，在许多人的思想深处，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更多的是用理想和道德的尺度去衡量，把平等、平均的理想道德作为设立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依据和尺度。过去我们长期所追求的“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就是这种思维尺度的体现。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去追求社会主义理想与道德的实现，用理想和道德去裁剪社会主义的现实，那么只能落入空想社会主义的巢臼。又如，以前，片面强调“政治挂帅”，“政治决定一切”，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衡量一切。在改革开放中，这种“左”的余毒仍未消逝，一些人仍然用阶级斗争观念来看待改革开放中的新举措，过分地渲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与“和平演变”的现实，实际上把改革开放中的新事物等同于搞资本主义。这种“左”的思潮往往容易使人们产生犹疑和困惑，严重地干扰了改革开放。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它的思想意义在于摒弃了这些各式各样的道德标准和阶级斗争标准，而把人们的认识统一到生产力标准上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观念、理论、方针、政策，都要拿到生产实践中，经受生产力标准的检验。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所以，生产力标准的提出，继提出实践标准之后，引发了又一次深入的思想解放。这次思想解放，目标在于破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陈腐观念，树立起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崭新观念，它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显示出了巨大的理论指导和精神动力作用。
（三）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是生产力标准在理论与实践中的进一步深化。1992年，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发表，又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掀起，“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这一谈话中的重要内容，在这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着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姓“资”姓“社”的“左”的思潮的困扰。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的关键时刻，面对许多新的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和即将出台，“左”的思潮以弄清姓“资”姓“社”为由，阻挠着这些改革新举措的实施。所谓姓“资”姓“社”，说到底它是以是否符合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根本的标准，依据这种标准，凡事都要问一个是姓“资”还是姓“社”，凡是符合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都是好的；凡是不符合这种模式的，都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排斥。依据姓“资”姓“社”标准，他们把引进“外资”，搞“三资”企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因为这些新东西都不符合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左”的思潮束缚住了许多人的头脑，使人们在改革的新举措面前驻足不前，徘徊观望，生怕被带上“搞资本主义”的帽子。显然，如果不从思想上澄清是非，确立起正确的认识方法，清除这种“左”的思潮的影响，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子，甚至会中途夭折。正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巡谈话，他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不存在什么固定的、先验的模式，更不能用所谓“固有的模式”去框套当前的改革开放，框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并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完善的。要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离开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探索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因此，衡量改革开放的得失与社会主义的成败，不能用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作标准，而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框框，看它是否符合上述“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彻底解除了长期以来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从而掀起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高潮，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三个有利于”标准，把发展生产力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这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断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本质论断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社会主义是要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手段，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最终目标反映了社会历史进步的方向，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最终追求。“三个有利于”标准，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同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正是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断中最终追求与实现手段的高度统一。这就是说，发展生产力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给人民群众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为人的主体地位的提高提供越来越充足的物质与精神手段。这就使得生产力标准的价值取向更加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而更为全面，更为准确，更能凝聚人心，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三个有利于”标准，还把发展生产力同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联系在一起，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所谓综合国力，不仅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还包括科技力、教育力、文化力、国防力，以及社会的政治结构、思想文化发展水平等等。这就是说，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不仅要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还要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精神文明，它应当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不仅是指社会主义需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也是指要在这种强大的物质基础上，建立起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和高度发达的思想文化。两个文明协调一致地发展，才能够更加鲜明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综合国力，也不仅是指整个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发展，它还应当包括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自然环境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条件，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自然环境的破坏不仅是对生产力的破坏，更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威胁，因而也是同提高综合国力的目标相背离的。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而必须同自然界的自我更新能力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只着眼于眼前，而是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子孙后代，也就是不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而是要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把发展生产力同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联系在一起，正是体现了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总之，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再到“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在理论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反映了我国思想解放运动从兴起到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20年来的实践已经表明，没有从实践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上的不断深化，就没有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也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在当前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我们必须要继续以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为思想武器，进一步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自觉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开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