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胸襟与文化磨合——来自中国合拍电影风景线的报告（下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下篇论文,合拍论文,胸襟论文,风景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中国合拍电影的文化剖析与历史反思
在当今世界趋于文化多元对话的现代格局中，电影已成为衡量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合拍电影事业起步伊始，就十分注重以开放的文化胸襟，通过合作拍片展开与世界不同国度、不同地域（如港、台）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它从一个侧面，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时代塑形及其文化风采。
现今国际上一般合拍电影的策划与运作，固然与电影市场扩张的诱因密切相关，但更深刻的潜在文化诱因，实出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化对话的需要。一部合拍电影的艺术生命力及其对市场的占有率，从根本上说恰恰是被这一或显在、或潜在的文化创意的前提所决定的；同时，这又是与人类现代文化演变的进程和人文精神的融汇，默默契合的。
人们不禁要问，合拍电影这一新兴的事业，缘何在中国这方热土上，八面来风，佳作频出？中国作为东方历史文明的古老大国之一，在合拍题材的人文资源上，可谓无比丰厚并独具魅力，令西方富于文化卓识的电影制片家和创作者由衷倾慕并心向往之。1981年，中制公司委托北影协助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第一电视台拍摄的历史巨片《马可·波罗》，意方投资高达2500万美元，中方参与协拍的演员、工作人员前后不下几千人。在当时中、西方媒体上成为众目关注、轰动一时的焦点。1982年11月22日在威尼斯举行了由意大利总统贝尔蒂尼亲自出席的首映式。该片电视版全长8小时，先后在70多个国家播映，观众超过10亿人次，并于当年荣获意大利最高电视长剧奖和美国电视年度艾米尔奖，可谓独揽荣耀、无限风光，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桩盛举。该片由具有左派进步倾向的意大利著名导演朱安里诺·蒙塔尔多执导，他说，拍这部片子的钱够盖一座大学或一所设备齐全的医院，可见责任重大，必须全力以赴，以期拍出一部“有益于全世界人民互相了解的片子”。影片以马可·波罗在狱中写作游记作为贯穿线索，用大跨度的历史长卷，描述马可17岁离开家乡威尼斯，历30载艰辛颠波而来到中国，并在元世祖忽必烈朝中任职17年，然后返回正处于热那亚战乱中的祖国，被俘而入狱。他是冲破欧洲中世纪黑暗来到中国的第一个伟大探险家和友谊的使者，是他第一次将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和可做燃料的“黑石头”（煤）带到了欧洲，向西方展示了13世纪东方中国高度的文明。不妨说，这是在西方银幕上以十分罕见的、朴素而充沛着历史主义激情的笔墨所再现的中国形象，显示了创作者对历史的尊重、对历史所作出的富于文化深度的发掘。
1984年，又一部史诗巨片《末代皇帝》，由意、英两方与中制公司、北影签约合拍（仍用协拍方式），历时两年方告完成。该片于1987年在世界各国上映，引起巨大反响；1988年荣获美国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九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等奖项），继又赢得法国该年度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与《马可·波罗》朴实无华的历史叙事风格截然不同，曾师从“诗电影”大师帕索里尼、以现代派影像叙事而斐声影坛的贝尔托鲁奇，藉着中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富于传奇性的生平，以欧洲式的潇洒——忠实于历史精神却不拘泥于历史的细节真实，而着力于人性深层的开掘以及他一向擅长的哲理、心理内涵的发现，鞭辟入里地揭示了“东方式皇权至上综合症”的悲剧。据贝氏称，影片所要阐明的主题是：“中国怎样把一个战犯皇帝教育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公民”。事实上，贝氏所剖析的，远不是历史上某一个具体实指的“末代皇帝”，而是在亚细亚式的文明中远未绝迹的“皇权至上”的历史幽灵。写的是“末代”而题旨恰恰在“并非末代”。这样，到影片结局，诗意提升，迭出绝响。一处是“文革”灾变，红卫兵唱着“造反歌”走上街头，已当了园林工人的溥仪却推着自行车作局外观，甚至还走近造反派“小将”，为当年曾给自己以再教育、此刻却被游斗的前战犯管理所所长进行辩白；另一处，年老的溥仪作为游客重入故宫，在金銮殿里欲登丹陛，却被一个系着红领巾的孩子（自称是故宫“看门人”的儿子）所喝止。为了证明自己从前是这里的皇帝，他居然从龙座后面取出当年登极时所藏的那个蝈蝈罐，而罐里的蝈蝈时过六十年却依然活着，还爬出了罐沿，俨然神话！这两处，诚然并不符合具体的历史真实，但却是一种充溢着诗情和历史寓意的艺术概括。作为欧洲人的贝氏，显然并未将中国作为被观看的“神秘的东方”的“他者”，他所再现的恰恰是又一种富于历史批判性的中国形象：皇权及其最后在现代中国的崩溃。在还原历史本质真实的意义上，贝氏创造了一部具有黑色幽默的中国诗剧、中国神话。
在合拍片初兴的头十年间，跨国度的合拍、协拍片，多半皆属历史题材，如中、加合拍的传记片《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从人性的深度上真实地再现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成长道路，并富于诗意地描绘了他对中国人民革命所作出的无私奉献；而中、日间一系列的合拍作品，如史诗片《天平之甍》、《空海》、《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后来的《敦煌》，都是从中、日间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交往中发现题材，开掘题材，塑造出众多感人并富于历史底蕴的艺术形象来的。由日本著名导演熊井启执导的《天平之甍》，以8世纪中国盛唐时代为背景，当时日本为要建立一个强盛的国家，欲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从唐朝发达的文明得到补益，九次派出遣唐使率数百人，冒死渡海取经；作为叙事的重点段落，该片更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享有盛名的中国鉴真法师东渡日本的始末，谱写了一曲中日文化交流的赞歌。该片名列日本1980年十大卖座片之一。而由佐藤纯弥执导的《敦煌》，则是根据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的《敦煌》和司马辽太郎的《山坡上的云》作为文学原型改编而成的，影片在11世纪中国北宋、西夏的历史背景上，以抒情的笔致表现了日本人民对中国古代文明和敦煌艺术的倾慕，并揭示出日中文化交流的深厚渊源。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由佐藤纯弥和中方段吉顺联合执导、由中国著名演员孙道临和日本著名演员三国连太郎联袂主演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通过中、日两位围棋手及双方家庭命运的变迁，以严峻的历史真实，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带给两国人民的痛苦与灾难。该片曾荣获1983年第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并赢得该年度加拿大第7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
当中国合拍电影事业进入第二个10年，与西方的跨国度合作惭惭零落，而在大陆、香港、台湾三地之间跨地域的合拍则方兴未艾。应当充分肯定的是，港资、台资先后进入大陆，既有力地推动了内地电影机制向市场的转型；同时，又为促进海峡两岸三地之间电影文化的交融与整合，做出了深具历史意义而不容低估的贡献。但是，事物往往又存在着被掩盖的另一面，人们同样不应忽略港台资金在合拍中引出的若干负面效应。集中地说，在如何塑造中国形象的文化课题上，有些被推到合拍第一线的电影创作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制造中国新民俗和东方奇观的角色。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一片中所表现的挂灯以示“驾幸”，捶脚以勾起情欲等情节，全都属于空穴来风的杜撰，中国并不存在此类“性风俗”；而在《风月》里，描写了发生在江南古镇庞氏家族深宅大院里的一干男男女女之间的性爱战争或游戏，并有上海“拆白党”式的角色专司勾引女人、拨乱其间，将所谓“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宅院中国”推向了极致，显得十分造作、矫情，缺乏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的底气和意蕴。事实上，在这些作品里所描绘的“中国形象”，恰恰是被扭曲、被异化了的，创作者为了取悦西方人的口味，或迎合某些国际电影节的评奖趋向，将“中国”作为西方世界想象中的、被观看的“他者”，从而陷于主体失落的尴尬处境。或许，这正是“后殖民”语境中一种独有的文化的尴尬。
伴随着港台合拍片一度成为市场的主流，一些武打、警匪、惊险、喜剧等类型影片风行，某些将历史化为调侃、戏说的电影、电视剧也十分走俏，一时间甚而成为流行的、青春少男少女追逐的时尚。在这些合拍片中，混杂着相当数量文化格调低俗、以感官刺激为能事的平庸之作，譬如《新火烧红莲寺》、《五鼠闹东京》、《唐伯虎点秋香》等港台合拍片，既败坏了观众口味，败坏了电影市场，败坏了电影艺术的风气，同时还冲击着中国电影整体的文化生态环境，将“中国形象”作了恶性的扭曲，这是应当引起人们深思和警戒的。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事业，从破土草创到初具规模，弹指已届20年。20年虽只是历史的一瞬，但留给我们的文化启示（含负面因素），却是值得珍视并耐人寻味的。依笔者所思所虑，本文仅就其荦荦大者，提出如下几点认识：
其一，关于现代中国形象及其人文精神的提升。
合拍电影的真正优势在哪里？作为数学上的一种“和数”，这是可见的、可供实际操作的、可以计算现实功利的层面，也即双方资本、经济实力的聚合。无论跨国度或跨地域的合拍伙伴，都必须在双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前提下方能促成默契无间的合作，而那种仅提供劳务“协作”的合拍，或许是一种低级形态的合作，是在某一方经济实力不足条件下的一种权宜之计。例如，当《末代皇帝》在世界发行赢得市场高额回报时，则仅提供劳务“协作”的中方，未免就有悔不当初之“憾”了；另一种，是作为数学上的“积数”，这是隐在性的、具有清醒历史理性的、超越于现实功利而富于文化建树意味的层面，也即合作制片的文化共识。从现代理性精神来看，电影合拍所实现的，既是一种“超级商品”，更是一种跨国度、跨地域文化杂交而诞生的艺术作品。成功的合拍电影（非一般短视的平庸之作），其优势、其魅力，恰恰在于这种文化的杂交，这种在现代意义上对于文化的重构。20世纪最后20年间的中国合拍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的实验，一种艺术的创造，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并与当代世界文化重开平等而富于民族尊严的对话的时代背景和特定文化土壤上开放出来的艺术花朵，它们十分鲜明地呈现出来自“东方中国”历史、文化的首创精神。其间自然得失交错，成败兼有。这里，作为历史、文化理性审视的一个焦点是：如何在涉及以中国历史、现实为题材的合拍电影里，以现代人文精神为依归，重构现代性的“中国形象”，不是去迎合西方，而是富于独立民族文化创意地将一种不同于西方世界文化的“中国／主体”，作为形象的底气和内蕴。由是出发，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艺术的文本。不论是由西方人拍的《末代皇帝》，或是由中国人拍的《秋菊打官司》，都是卓具现代文化魅力的艺术文本／作品。
其二，关于市场与文化双赢。
这其实是电影合拍人的一种梦想，或称理想境界。
以现代理性精神来说，这恰恰是一种“文化的悖论”，离开了市场的功利，则任何电影的再生产将丧失其可能性；但若仅仅局囿于市场功利的计较而不具有文化建树性的创意，则断难摆脱趋世媚俗之嫌。《秋菊打官司》的“度”，则是兼顾到当下东、西方交融的时代语境，十分富于艺术智慧地以秋菊“三告状”之后，面对四周环护的群山（文化封闭的象喻）而陷于一片茫然的特写“定格”，作为全片的终结。这里，一种中国电影中罕有所见的黑色幽默，给予人们留下了几分苦涩而绵长不绝的文化的沉思：对于中国古老乡土社会的礼制秩序和现代社会的法治秩序，秋菊所作的选择仿佛是双重性的、自相矛盾的，就质的意义上言说，这就是至今尚未走出这群山环护的山乡的秋菊们的矛盾心态，也即秋菊们的“悖论”。
其三，关于合拍电影向国际化、规模化推进以及在海峡两岸三地间跨地域电影制片合作中实现良性的“文化整合”。
作为开放的中国，在与世界多元文化（特别是与美国、欧洲第一世界文化）展开平等而具有独立文化尊严的对话及其电影合作制片实践中，应当具有一种从“内守型”（接纳外方合拍电影的文化创意）到“外攻型”（引进式、招标式地向外方提出合拍电影的文化创意）的文化气度和胸襟，只是限于当下资金、经济实力尚感不足，此事宜从容地、逐步地促其实现；而更具现实的可操作意义的，则是内地与港台之间跨地域的制片合作。鉴于香港已经回归，又是一国两制，进一步开放，包括剧本审定、立项以及给予指标配额等。而目前在合拍片具体实务性操作层面上所规定的诸多条条框框、繁文缛节，实应大刀阔斧地予以革除。又鉴于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现代理性的目光审度之，与台湾的制片合作，则需要制定相应的新的优惠政策，来展开“招商引资”并推进海峡两岸间富于建设性和前瞻性的文化交流。在制片合作的务实性方面，则不应相互关门、划地为牢，更不应只着意于“生意经”和“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而应具有长远性文化投入的胸怀和气魄，不宜持己所“长”而傲人所“短”，以达于文化优势互补，实现在更高一级层次上的文化整合。
在海峡两岸暨香港三地电影文化的整合中，值得提出的一个重要文化性课题是：如何在中国现代人文精神圣火的照耀下，开拓中国电影学派在新世纪文化全球化大格局中的新生面，将三地各自的地域文化优势凝聚、凝聚、再凝聚，不是蹈袭合作制片初期的所谓“台湾资金实力、香港制片智力、大陆人文景地及平价劳力”那种狭隘而短视的“三合一”模式，而是以面向新世纪的文化视野和前瞻襟怀，以“有容乃大”的兼容气度，在合拍电影中，既博采世界各民族众家之所长，又能真正凸现出富于独特的中国人文精神亮点、独有的东方美学风采和独家民族个性之魅力，从而创造出中国电影学派百舸争流、百川汇海的博大气派和境界来。
四、展望：新世纪与中国合拍电影的文化趋势
新世纪之始，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电影业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双重挑战。但就推进跨国度、跨地域的电影合拍事业而言，由于无可回避的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无疑可谓天赐良机。经济全球化必然随之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在文化上出现趋同的现象，它模糊了原有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如今大陆电影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所谓“与‘狼’共舞”，此狼非那狼，即指当今控制全球电影市场80%以上份额的美国好莱坞电影霸权。好莱坞霸权已成了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渗透到欧洲，乃至其他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趋同”之“源”，为了不做好莱坞的文化俘虏及“被边缘化”，唯一的出路就是毫不含糊地肯定自己民族文化的身份，张扬本土化、民族化情结，也就是张扬自身民族文化的尊严及其不可替代的现代民族个性。依笔者所见，抗日战争打了八年而高奏凯歌，新千禧之初，“与‘狼’共舞”，也即与好莱坞相搏击，还要与无序、非良性、非文化性的电影市场相搏击，至少尚需打一个新的“八年抗战”，以期迎来海峡两岸三地电影真正平等地被纳入在总体文化层面上与世界对话的新格局。所谓八年，并非实指的年数，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持久战”；操之过切，则难免跌入更沉重的失望而一蹶不振。
当今这世界，在亚洲，可堪与好莱坞相对峙、相抗衡的电影，或许除印度外，只有正处在大文化整合中的中国海峡两岸暨香港三地的电影。其理由有四：首先，中国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热点”，势将带动起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新的繁荣；其二，我们民族历史、文化悠久，现实生活被变革的时代大潮所激荡、所推动而异彩纷呈，电影题材资源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三，电影人才资源及潜力无限，新人辈出，十分喜人；其四，拥有“吉尼斯”纪录而为世界各国所羡慕的大电影市场（近12亿人）。
大海有潮汐之变，日、月、星辰、地球，乃互为有节律的对应，由斯乃有大河不舍昼夜的奔流和万物的生态平衡。电影概莫能外，中国合拍电影在新世纪之初的文化大趋势及其前景，于兹不难见出端倪。又何需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