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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清代，新疆是中央行使权力的重要地区，但满文档案现已荡然无存。本文根据零散的资料对当时满语文使用情况做考证，叙述满语文在新疆近二百年期间使用的概况。
在清代，新疆是中央行使权力的一个重要地区，理应保存有相当数量的满文档案。但据目前所知，新疆地区的满文档案已荡然无存。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是否当时在新疆没有通行过满文？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当时满语文使用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本文根据零散的史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一
根据1990年人口统计，在新疆居住的满族有18，403人。他们分散在新疆各地，其中以居住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和乌鲁木齐市的比较多。据调查，他们大部分是清代从内地调入新疆驻防的八旗满营兵丁的后裔。
在历史上，满族大量进入新疆是从乾隆年间开始的。
1745年（乾隆十年）准噶尔封建贵族为争夺汗位，内部发生激烈斗争。1753年（乾隆十八年）准噶尔贵族达瓦齐消灭异己夺取了汗位，取得了准噶尔的统治权，进而从事分裂割据活动。清政府鉴于这种情况，决定出兵平叛。1755年（乾隆二十年）从巴里坤和乌里雅苏台分西、北两路，直捣叛军中心伊犁。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政府又平定了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的叛乱。因此，在1762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政机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之前，已经有满洲、索伦士兵在新疆出征和驻防。据有关资料记载，清乾隆期间，在新疆驻防的兵丁有三万多人，其中满营士兵有一万多人。满营士兵分驻防兵和换防兵，驻防兵占满营士兵的80%以上。他们长期驻守在一个地区并携带家眷。换防兵为短期防守、定期轮换。但即便是换防，兵丁也不离新疆，因为换防都是在新疆境内进行的。这些基本成员再加上到新疆任职的满族官员，流放发配到新疆的满族官吏以及到新疆谋生的满族人，就构成了新疆满族的基本部分。
1764年清政府为了加强新疆的边防，从盛京（今沈阳市）等17处，抽调锡伯族官兵一千多人派往新疆驻防，连同家属三千多人。他们到达新疆以后被安置在伊犁河南岸。锡伯族虽然不是满族，但他们使用的是满族的语言和文字。
以上这些人就构成了满语、满文在新疆使用的基础。
二
满族在入关以前都使用本民族语言。入关三十年以后才开始掌握汉语。到了康熙年间，能兼用满、汉两种语言但仍以满语为主。到了乾隆朝的后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丢弃了本族语言，转而使用汉语，能使用满语的已为少数。在满族发源的东北地区，由于汉族的大量涌入，这些地区的满族也逐渐掌握了汉语。到了光绪中叶能讲满语的人千人中仅有一、二，只有边远地区是例外。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满语文在新疆使用的情况，应该同全国其他地区相一致。但目前没有见到专门的记载。从现有的相关资料看，可以归纳出以下一些情况。
（一）清中央政府要求委派到新疆的满族高级官员、办事人员使用满语。
《高宗纯皇帝实录》698卷，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有如下的记载：[①a]
“谕，军机大臣等，素诚奏覆哈萨克前来叶尔羌贸易一摺内，清语不通。素诚系满洲奴仆，又在新疆办事，理宜勤学清语，摺内竟有不成话者，皆由素不熟习所致，著严加申饬，再各城驻扎办事之员俱系满洲大臣，一切文移应用清语，若清语不熟，致失满洲体制，必为回子哈萨克诸部所笑，朕从前屡经降旨训导，现在伊犁地方满洲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回子错处尤当以清语为要，著寄信明瑞及驻扎各城大臣黾勉肄习。”
又《高宗纯皇帝实录》727卷，乾隆三十年正月有如下记载：[②a]
“又谕，昨伊勒图来京召见，清语较前生疏，大员乃管辖官兵之人，矧驻扎伊犁，不但清语当熟练，即蒙古语，亦宜留心，乃伊勒图转不如前，想来伊犁大员，皆说汉语，全不以清语为事，夫清语乃满洲根本，即不会蒙古语，岂可不会清语，且现在陆续携眷，驻扎伊犁者多，尤其以娴习技勇、清语为要，明瑞系彼处将军，嗣后大员回事接谈之际，务禁止汉语，演习清语，经朕训谕后，倘由伊犁来之大臣等，仍前清语生疏，惟明瑞是问。”
这两件上谕是乾隆皇帝对清语不熟悉的满洲大员的训斥，这些训斥会促使这些官员在办理公务和彼此交谈中使用满语。
（二）调入新疆的满营士兵，大部分不熟习自己的民族语言，只在话里夹杂有满语词。
上文谈到，在新疆的满族士兵连同家属共约三万三千人。这些满族士兵是先后从凉州（今甘肃武威）、庄浪（今甘肃永登）、西安、宁夏、热河、北京等地调入的。例如，乌鲁木齐的满营，马步兵共3，400人，是1772年由凉洲、庄浪移驻来的。巴里坤的满营，兵丁1，000人是1772年由西安移驻来的。古城（今新疆奇台）的满营，有兵丁1，100人、绿营兵400人，是1775年由甘肃等地移驻来的。从这些地方来的满族兵丁，已经不使用本民族语言，他们分别讲原驻地区的汉语，只是有时在一句句的话里夹杂着满语词。[③a]
俄国人穆罗姆斯基在1906、1907—1908年两次到我国新疆伊犁进行科学考察。在他所写的考察报告中，也谈到他“在伊犁找到了已经失掉本民族语言而说汉语的满人。”[①b]
（三）满语是移居新疆的锡伯族使用的语言。
据有关史料记载，17世纪末锡伯族已经普遍地掌握了满语满文。1764年调入新疆的锡伯族他们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就是满语和满文。他们到达新疆以后，沿着伊犁河居住并没有分散，因此是使用满语文的成片地区，成了满语文使用的基地。
锡伯族官兵到达新疆伊犁地区以后，被编为锡伯营，是伊犁将军统辖的五个营之一。锡伯营下分8个牛录，一个牛录为一旗，有眷属同住。每个牛录筑有围墙，外人不得随意进入。在八旗军政生产合一的社会组织中，他们出则为兵，入则为农，平日耕猎，战时从征，经济上自给自足，成了一个与外界不大交往的独立社会单位。按当时锡伯营的规定，男子18岁就要参加旗下档房和总管档房的考试，其中满文就是一项。由于上述这些情况，使锡伯族使用的语言不仅没有丢失，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长期战乱，新疆地区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为了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清政府在新疆推行屯田政策。屯田的形式有民屯、兵屯、回屯、旗屯和犯屯。其中的旗屯是指八旗兵的屯田。锡伯营的屯田就在伊犁河南岸一带。他们自耕自食，不领朝廷口粮。1804年（嘉庆九年）伊犁将军松筠就提出八旗兵“应按照锡伯营屯制，按名给地，永为世业”，实行屯田。1812年清军机处在议伊犁八旗兵屯田一事提出“应按照驻防锡伯之制。养鸡畜豚，于生计大有裨益。”[②b]这种旗屯制度对于锡伯族保持自己使用的满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新疆锡伯族民间，流行一种念说文艺作品的习惯。在农闲时节的晚上，人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听善于朗读的人用本族语言念说文艺作品。日久天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艺形式——“念说”。由于“念说”成了人们喜爱的文艺活动，一些“念说”的爱好者能把像《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张良之歌》、《孟姜女》等作品全部背下来或大部分背下来。因此，锡伯族不仅使用满语而且使语言不断地得到发展。
（四）索伦族、达斡尔族同锡伯族交往时使用的交际工具。
从康熙二十九年开始，到乾隆二十年，在长达六、七十年的平叛过程中，清政府曾多次征调索伦、达斡尔来新疆作战。
乾隆二十八年，清政府根据伊犁边务情况，决定再次从东北抽调索伦、达斡尔携带家眷到伊犁服役。先后两批调来一千名兵丁及其家属，并安置在伊犁河北霍尔果斯，组成索伦营。后因天灾人祸，索伦人口两次锐减，兵员严重不足。嘉庆二年，保宁上奏：“伊犁索伦部落，长成闲散余丁甚少，不敷挑取马甲之用，请由锡伯部落拣选一百六十户，入于索伦部落，以备挑取马甲。”[③b]又，道光十三年十一月，上谕“特依顺保等奏……现在索伦部落之闲散余丁，俱属年幼，难以续挑马甲，著照所请，即由锡伯挑选一百名闲散余丁，并户移居索伦部落，以备挑选马甲……。”[④b]锡伯移入索伦营，促使索伦学习和使用满语。俄国人穆罗姆斯基1906年、1907—1908年到我国伊犁进行考察写的报告中也谈到，“锡伯人、翁科尔—索伦人和达斡尔人他们彼此间使用锡伯方言（按：指当时锡伯族使用的满语）。”[①c]
锡伯族使用的满语是带有自身特点的满语。穆罗姆斯基认为，“锡伯方言”有“下列脱离满语书面语的倾向”[②c]：
（1）识字的官吏讲的满语与满语书面语相近，而不识字的居民讲的满语则与书面语有不同。
（3）和满语书面语相比，有新的元音或元音不同；辅音有脱落的现象。
从上面谈到的，可见满语在新疆地区使用的一般情况，而西迁到新疆的锡伯族则是使用满语的主要成员。
三
满文是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创制的。1632年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形成了通常人们所说的这种满文。
早在清入关以前，新疆蒙古厄鲁特部在向明朝进贡的同时，就向关外的清政权进贡。1644年清入关以后，这种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653年（清顺治十年）清政府册封作为厄鲁特各部盟主的和硕特首领图鲁拜琥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赐给他的金册和金印，满文就是所用的3种文字（其他两种为蒙古文和汉文）之一。
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贵族达瓦齐的叛乱。乾隆皇帝为了表彰平叛的功绩，在现新疆昭苏县格登山上树立的纪功碑，满文就是碑上的4种文字（其他3种为汉文、蒙古文、藏文）之一。
但是满文作为在新疆通行的文字之一，还是伴随着清政府重新统一新疆建立了行政机构之后。在此期间，满文作为行使管理权力的文字成了在新疆地区通用的文字之一。
由于满文在清代是作为“国书”的文字。清代前期发布的诏、诰，大部分用的是满文。中央及地方各级的满蒙官员，特别是承办八旗事务、边疆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要用满文书写公文而不能用汉文，否则重者治罪，轻者训饬。清代的满族统治阶层，为了提高满文作为国书的地位，还专门制订了满族官员在官方文书中使用满文的若干规定。例如，（一）奉清字上谕，不准用汉字复奏；（二）满族大员补署各部院尚书及各省督、抚等缺，在京谢恩用清字摺；（三）旗员补放提镇奏谢，俱用清文；（四）满洲提镇于公事摺用清字；（五）西北两路将军、各陵守护大臣及奉宁、马兰两镇总兵，除地方公事用汉字奏摺外，其余谢恩、奏报雨雪等事，均用清字。[①d]这些规定对于新疆来讲同样具有一定的法令意义。
满文在新疆使用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于向中央的奏报、地方各级政府往来的公文。
从现在保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档案中可以看到当年清中央政府给新疆的指令、新疆写给中央政府的奏摺。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不少满文土尔扈特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辑的《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是研究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②d]《译编》所收的档案资料是从409件满文土尔扈特档和70件满文月摺档中选出的，共145件。这些档案起自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止于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四日，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土尔扈特蒙古返归祖国前后的情况。这145件大部分是清政府对新疆伊犁将军的谕示，少部分是新疆方面向中央政府呈报的奏摺。
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军机处满文月摺包及其编目》，里面有不少涉及新疆事务的文书档案。这些文件涉及的方面很广，有政法方面的，有财政方面的；有关于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阿克苏、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喀喇沙尔（今新疆和硕）等重镇要塞驻防八旗兵丁的挑选补充、裁汰解退、奖赏惩处、操演技艺、坐卡巡防、调遣出征等情况；有关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孳生牧场牲畜孳生繁殖、调拨使用、变价出售等情况；有关于新疆地区军台驿站的设置变更、转运物品、接送公差人员等情况；有关于新疆驻防官兵所驻城池、衙署、兵房的建造修缮等情况；有关于新疆等地旗学、官学的设置变更等情况；有关于新疆等地气候、河道水文、地图绘制等情况；有关于新疆等地僧俗人员前往西藏等佛教圣地朝拜、熬茶以及寺庙建造修缮等情况；有关维吾尔、哈萨克、布鲁特（今柯尔克孜）、锡伯首领官员的升遣调补、奖赏抚恤、纠参处分等情况以及平定准噶尔、平定大小和卓、土尔扈特回归祖国、乌什维吾尔起义等情况。[③d]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锡伯族档案史料》共三编。[④d]第三编题为“新疆锡伯族”。主要记载了1763—1911年（乾隆二十八年至宣统元年）之间，锡伯族移往伊犁，锡伯营的设立及逐步完善编制的经过；驻守伊犁河南大小八个军台卡伦、巡边放哨的情况；派兵到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今新疆英吉沙）等地换防当差的情况；牧放官场孳生马牛的情况；锡伯营兵丁从事耕耘情况；1797年（嘉庆二年）和1833年（道光十三年）先后两次拨补索伦营的情况；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设立塔城新满营时，从锡伯营、索伦营抽调一部分锡伯官兵补充的情况以及平定张格尔叛乱，锡伯营兵丁参战情况；反抗俄兵侵占伊犁协助清军收复的情况等等。这部分档案史料共298件，除几件以外，绝大部分是新疆往京都呈报的奏摺。最早的一件是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伊犁将军明瑞等奏派盛京锡伯官兵驻防伊犁地方摺。最后的一件是宣统元年九月十一日伊犁将军广福奏业陈泰等补放佐领等员摺。
《龙江述略》谈到，黑龙江“文书向以满文通行，即咨达京都亦然”。但是到了光绪初年，京都于满文“概不收阅，例行满文亦多发回，改行汉文”。[①e]但从《锡伯族档案史料》一书编译的文件看，迟至光绪三十四年仍然用满文一种文字书写奏摺。
新疆地区在使用满文方面虽比其他地区略强，但还是避免不了清代后期满文衰落的形势。
《文宗显皇帝实录》77卷，咸丰二年十一月下，有如下的记载：[②e]
“乌什办事大臣春熙奏。查阅卡伦军台等处官兵军械马匹。得旨。此等事件应用清字摺。满洲旧俗，岂可忽略。若遇紧要事件，可用汉字摺。汝清文生疏，亦不必拘泥。”
1986年7月5日《人民日报》在《大连发现清宫秘档揭开真相，曹雪芹父亲因骚扰驿站获罪》的报道中谈到“大连市图书馆存放有清宫总管内务府收存的清代诏令、奏章、外国表章、历代殿试试卷等二千零一十五件。内有顺治、康熙年间八百六十一件，皆满文；雍正、乾隆年间的一千一百九十件皆满汉合壁。”《锡伯族档案史料》第三编中，上面谈到的那份宣统元年的奏摺，就是满汉合壁的。
（二）用于教学
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就陆续设立了景山官学、咸安官学、八旗官学、宗室觉罗学等。各地驻防八旗也都设立官学或义学以教育八旗子弟，学校主要是学习满文兼习骑射。
据《新疆识略》卷四《伊犁城池解署》记载，清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将军明瑞以八旗随营子弟不能家自为学，令每旗各设清书学房一所，让八旗子弟学习满文。三十四年伊犁将军永贵认为新疆是一个多民族汇集的地区，掌握好满文、蒙古文、汉文才有利于执行公务，因此奏请“建立满、汉、蒙古官学各一所”。学校中教授满文所用的教材有“国语十二字头，暨四十条连珠集，十条七训、圣谕广训等”。学制是两年，如果到期没能毕业，则送回本佐领专门学习骑射，但年终考试一次，学习有成绩的“拨置汉、满、蒙古官学，授以小学四书，书经、潘氏总论、六部成语、八旗则例诸书，讲习翻译。”[③e]
永保在《总统伊犁事宜，惠远城满营档房应办事宜》中也谈及相应的情况：“乾隆三十四年，奏明设立义学一处，挑选满、汉、蒙古教习三名。……其学生，由八旗挑取。”三处学生共一百名。“嗣因八旗幼丁众多，诚恐有误习学，于五十四年……于各佐领下，又设立学房一所，教习一名。八岁以上幼丁，尽令习读……。”[④e]
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八旗子弟从小就要学习满文。满文在八旗设置的官学义学中是一门重要的课程。
锡伯兵丁移住伊犁以后，为了培养随营子弟，也兴建了学校。《伊江汇览》中谈到：“至移住之锡伯，……自（乾隆）三十四年领队大臣伊（勒图）振兴教育，各设官学于佐领中，其教习课读之规，尚与满营相埒耳。”[①f]
根据上文谈到的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将军明瑞的指令，乾隆三十二年，在当时的锡伯八旗总管档房驻地（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六牛录）建有一所书房，教习二人，招收的学生16—24名不等。另外，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有义学一所，也有几名锡伯子弟入学。嘉庆七年伊犁将军松筠在惠远城开办勤业官学，从各旗学童及惠远城义学中挑选优秀学生入学，选派满汉教授分司教读，同时宣讲《圣谕广训》。另外，各牛录还办了不少私塾。满语、满文都是这些学校和私塾授课的课程。
据有关资料，光绪八年，锡伯总管色布喜贤利用清政府补发伊犁被陷时多年未发的饷粮来兴办学校，在每个牛录都设立一所官办义学，招收锡伯儿童学习。义学的第一年学习满文字母和简单的语法，第二、三年学习八旗戒训和满文诗经、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后来色布喜贤调任索伦营领队大臣，进驻惠远城，他又在领队衙门内办了学校，招收锡伯、索伦子弟50余人，学校也教授满文。[②f]
辛亥革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新疆锡伯族仍沿袭清朝八旗制，学校教育仍有满文课程，所用课本则为满汉合壁的。
即使在维吾尔人中，也开设有满文学校，《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五十六年七月，有如下记载：
“谕，据佛住奏称，阿奇木伯克迈默特阿布都拉，呈请设立清文学校，选其子弟及众伯克之子弟内质可造就者，教司礼仪清语，可否准行，奏闻请旨等语。此诚美事，所请甚属可嘉，朕深欣悦，加恩赏给迈默特阿布都拉大缎一匹，著佛住即照其请，准设立清文学校。仍择通晓清文清语员弁，令其在学留心教授。”[③f]
（三）作为书面交际工具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应用
在新疆的满族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还用满文。在满营的官兵都要学习满汉两种文字。学好满文是考官和被挑选为马甲的一个条件。与此同时，这部分满人和锡伯人也把满文作为书面交际的工具以及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此外，索伦、达斡尔中一些熟悉满文的人也使用。但大约到了同治年间，这部分满营士兵就不用满文了。一般只会用满文写自己的姓名。[④f]满文在这方面的使用情况，远比用于公务和学校教学更具有活力，是这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正因为满文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它就更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四）用于创作和翻译
《庸言知旨》是一部为学习满语而编写的满汉合壁的话语材料，嘉庆七年（1802）刊行，共两卷两册。语言生动活泼，是一部难得的话语材料。撰者宜兴在序言中记述了这部书的编写情况：“予任巴里坤，政务多暇，检旧箧中，童时之所咨询于耆老，与夫承乏东省，采诸故乡人之口颊者，片楮之积若干，计此而任其凋零散佚，恐贻鸡肋之惜，严加考酌，什摭其二三，分次条缕，凡三百余则，编为一帙。”[①g]从这段叙述得知，《庸言知旨》这部书是在新疆巴里坤编成的。
《伊犁略志》是记叙乾隆中叶以后在伊犁驻防的满营、索伦营、锡伯营、厄鲁特营、绿营的建置驻防以及伊犁地区与中原贸易的情况。现存抄本，著者无从考察，成书年代未署。根据内容推测，为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之后的作品。
移驻到新疆的锡伯族在担负着戍边屯垦任务的同时也出现了自己的作家，创作了一些作品，现今留传下来的、比较著名的有以下一些：
《辉番卡伦来信》是一篇书信体的散文，作者何叶尔·文克津。文克津是伊犁锡伯营的一个卡伦侍卫，于咸丰初年奉命前往辉番卡伦换防。作者到达目的地以后，在信中记述了途中见闻、自然景色、卡伦生活和官兵心态。语言简练、优美生动，一直在锡伯族中传诵着。
《三国之歌》是一部不下千行的长诗，是无名诗人根据念说《三国演义》，把个别章节改编而成。大约成书于1765—1865年。
《离乡曲》原名《锡伯族由东北西移时之离乡曲》是一首共120行的长诗。作者锡笔臣，原名为锡济尔浑。是作者根据历史资料记述锡伯族从东北迁徙到西北边疆的历史。
《喀什噶尔之歌》是一首近千行的长诗。作者不详。诗中记述了清军平定张格尔叛乱的过程，创作约于1830年。
另外，流传下来的还有《萨满歌》是萨满尔喜抄录的。《萨满歌》共两册。第一册名为《祈告、祝赞、祷告神歌》，第二册为《治疗时送巫尔虎之神歌》。成书约为1884年。
锡伯族在创作自己的作品的同时还翻译了一些汉文的文学作品，对于丰富锡伯族的文化生活有很大的作用。翻译和作品有东周列国、西汉、三国、隋唐、五代、宋等朝代的演义小说：《开辟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石马记》、《薛仁贵征东》、《绿牡丹》、《罗家将》、《呼家将》、《秦家传》、《岳飞传》、《狄青传》、《水浒传》、《杨家将》、《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永庆升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等神话、传记、公案、武侠小说和诗歌。[②g]满文在新疆使用了一百多年，许多满文文献都已失散，现在留下的这些作品是非常珍贵的。
1947年锡伯族语文工作者在乌鲁木齐成立了“锡伯索伦文化协会”，对满文的一些字母做了改动。在锡伯族长期使用满语文的过程中，在语言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特点，最终形成了锡伯语和锡伯文。满语文被锡伯语文所代替。
注释：
①a 《清实录》第17册，高宗纯皇帝实录9，698卷，817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②a 《清实录》第16册，高宗纯皇帝实录8，727卷，10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③a 参阅《满族社会调查报告》第7辑，《新疆满族调查报告》，第23页。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3年。
①b 参阅胡增益译[苏]B·K·帕什科夫《俄国学者对满语文研究的贡献》，《民族译丛》，1983年第6期。
②b 转引自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1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4页。
③b 《清实录》第22册，高宗纯皇帝实录14，1497卷，中华书局，1986年，1048页。
④b 《清实录》第36册，宣宗成皇帝实录4，245卷，中华书局，1986年，695页。
①c 同37页注①。
②c 同37页注①。
①d 参阅步翼鹏《奏摺体例·国书》。
②d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
③d 参阅吴元丰《军机处满文月摺包及其整理编目》，载《中国民族古文字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④d 《锡伯族档案史料》，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
①e 《龙江述略》卷3，第101页。见《中国方志丛书》。
②e 《清实录》第40册，文宗显皇帝实录1，17卷，1008页。
③e 参阅《伊江汇览·学校》，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41—42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
④e 载同上书，190页。
①f 载《伊江汇览·学校》42页。
②f 参阅苏德善《解放前伊犁锡伯族的教育》，载《锡伯族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③f 《清实录》第26册，高宗纯皇帝实录18，1382卷，535页。
④f 同36页注③书，第23页。
①g 《庸言知旨》卷一，2页，据嘉庆二十四年刻本。
②g 参阅德林、郭基南《浅谈锡伯族的双语教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届锡伯族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论文，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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