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之洞的留学教育思想与实践_张之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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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张之洞在清末教育改革中,形成了较系统的、有鲜明特点的留学教育思想,一认为留学功效最佳;二认为留学主要应去日本;三认为留学科目主要应设工、商、矿业、外交、军事和教育;四认为派遣留学生要积极,管理则要严格。同时,他又以洋务派“中体西用”的观念为指导,去努力实践其留学教育思想,促进了留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进步,培养了大批新型人才。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他是晚清后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改革家,被后人称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奠基人”①。他的留学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其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之洞在清末教育改革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留学教育。在其名著《劝学篇》中,把“游学”(留学)篇列于“设学”篇之前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在教育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较系统的、有鲜明特点的留学教育思想。时人评之:“游学一途,张氏极具兴趣,而且有特殊见地”②。归纳起来,有如下四点:

第一,关于留学的功效。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中国学堂三年”③,因此,“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④。他又认为:“学堂固宜速设矣,然而非多设不足以济用,欲多设则有二难,经费巨一也,教习少二也。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是则惟有赴外国游学一法……,成效最确”⑤。可见,张之洞把留学看成是尽快培养合格洋务人才的最佳途径,同时又是大规模兴办学校的先决条件,功效十分重要。

第二,关于留学的主要国家。张之洞明确提出:“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究其原因,一方面,张之洞总结了日本振兴的经验,“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学生也。愤其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法、德、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⑥。另一方面,张之洞又具体分析了留日的好处,“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方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通,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⑦。可见,张之洞一改以往清政府只注意留学欧美的做法,以日本为楷模,力主留日。

第三,关于留学科目的设置。张之洞指出:“学生出洋游学,文武两途及农工商专门之学,均须分门学习”⑧。“宜专派若干人入其师范学堂,专学师范,以备回国充各中小学普通教习,尤为要著”。“保送学生入日本各学堂,除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及文科、理科、医科各专门学科不限人数外,其政治、法律、武备三门,宜分别限定名数,每年只准保送若干名。武备一门,非官派不准保送”⑨。可见,张之洞从洋务运动的实际需要出发,主要强调农、工、商、矿业、外交、军事和教育,对于师范,因与其致力的兴学有直接关系,更是认为“尤为要著”,至于文史和政治,则不十分重视,并加以控制。

第四,关于留学生的派遣和管理方法。张之洞积极主张派遣公费和自费留学生。并且提出促进留学的积极、消极的措施:“给予优秀的自费留学生以进士、举人资格”,“即使具有进士、举人资格,如无留学经历,则不授官职”⑩。对于派遣留学生的标准,张之洞提出与以前不同的看法,认为:“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11)。对于留学生的管理,张之洞主张设立留学监督,对于“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派之报章”的留学生要“剀切诫谕,立即停辍”,“如有不遵,即行停学”。对于“循理守法”的学生,则给以举人、进士出身来拉拢和奖励(12)。并于1903年,专门上奏《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约束游学生章程》,为清政府提出管理留学生的办法。可见,张之洞一方面主张大力派遣留学生,以培养合格的洋务人才;另一方面又害怕留学生成为清王朝统治的叛逆力量,故千方百计地加强管理,不惜使用软硬两手来控制留学生。

上述四点,构成了张之洞关于留学教育思想的基本框架。即,提倡留学,力主留日,注重实用,加强管理,以培养合格的洋务人才,来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张之洞不仅有较系统的留学教育思想,亦积极地付诸行动。他可算是清政府封疆大吏中对留学教育最能身体力行的人。

1892年,他就选派10名工匠到比利时学习冶铁;1896年,派出戢翼翚公费留学日本,这是清政府首批13名官派留日学生之一。1898年,张之洞派姚锡光赴日考察教育,姚回国后写成调查报告《东瀛学校举要》,为大规模派遣留日学生提供了指南。张之洞响应光绪帝的“留日”国策,率先派遣志愿学习陆军者4人,又在浙江求是学堂选派5人学文科。各省总督也跟着派遣学生留学日本。张之洞应日驻华公使矢野雄函的请求,计划选“聪颖子弟,湖北一百人,湖南五十人,前往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艺,兼通各种专门术业”(13),但因“百日维新”失败,“留日”国策被废而告吹。1902年,张之洞又派30人赴日学师范,20人学警察。1904年,各省学生3000人赴日,“其中湖南省三百五十人,湖北省四百二三十人,皆属张之洞所派者”(14)。1905年,他又设立路矿学堂于日本,延请日本教师教育湖北留日学生(15)。据光绪三十三年统计,留日学生全国各省共计5400多名,湖北所派学生即有1360名,占其1/4,所以湖北当时有先进省之称”(16)。湖北之所以成为清末派遣留日学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派遣人数最多的省份,与长期任职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大力派遣是分不开的。

此外,他还通过废科举、兴学校,间接地促进留日运动的发展。1903年,他参考日本学制,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学制《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清政府下诏停止科举考试。以后,形成了自费留日的热潮。1906年留日学生总数达8000人。

张之洞在清末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下,在清末教育改革中,形成了较系统的关于留学教育的思想,并直接推动了清末留日运动的发展,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加以评价呢?

首先,张之洞的留学教育思想是地主阶级洋务派的教育改革思想。它是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在教育上的体现,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和卫道精神的色彩。

第一,“留日”是甲午战后内忧外患形势下的一种应变之举,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甲午战争,老大的中华帝国被东洋小国日本打败,这一残酷的事实给国人以前所未有的刺激,所谓“甲午丧师,举国震动”(17)。它使国人认识到,中国已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必须“改弦更张”。同时,日本的崛起又给国人树立了“自强”的楷模,向日本学习以求自强的心态逐渐形成。“自光绪二十年大败于日本,于是惊心动魄于东洋之文明,而谋所以输入之,乃有派东洋留学生之事”(18)。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促使张之洞思想发生转变,认识到自强必须进行教育改革,提倡留学教育。他指出:“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19)。在这千古未有的变局面前,必须树立“自强新政,报仇雪耻的发奋之心”(20),而要“自强新政”,必须培养新式人才,以便像日本那样,“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他认识到:“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21)。为此,他极端重视教育,认为:“有教育方有学术,有学术才能造人才,有人才才能维国势”(22)。以教育为一切的根本,重视教育改革,把留学和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并列为求“自强”的两大措施,提出:“派留学,多译西书,以开民智,增进知识,而挽危局”(23)。正是因为张之洞把留学看成是求“自强”的捷径,因此,甲午战后,每当外国侵略进一步加强时,张之洞都要大声疾呼留学。甲午战后第二年,张之洞上奏主张:“仿效西法,设立各种专门学堂,聘洋人为教习,三年毕业后,送赴外国学校、工厂、军队去实习或进修,返国后量才录用”(24)。当胶澳事件发生,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的形势下,张之洞更是极力主张留学日本,撰写《劝学篇》详细论述了留日的功效和优点,成为“留日运动的宣言书”(25)。庚子事变后,痛心于愚顽官员的误国,更强烈地疾呼“论今日育才强国之道,仅以多派士子出国游学为第一义”(26)。

以上可知,“留日”是张之洞在甲午战败后而开出的“自强”药方,是一种应变之举,体现着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

第二,“留日”的目的是为培养合格的洋务人才,维护清王朝反动统治,体现着强烈的卫道精神。作为地主阶级洋务派的张之洞,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对于他所提倡的“留日”教育亦不例外。他在《劝学篇》中明确提出“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保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27)。即要培养忠君的洋务人才,这就是他提倡“留日”的根本目的。为此,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可偏废”(28)。学西学就是为了“存中学”。他认为,留学必须派“学有初基,理已明,识已定”(29)的人,即选派已打好“中学”基础的人,以免易受西方政治和思想的影响。他在“留日”教育的课程设置上,重视农、工、商、师范等实用之学,极力反对和限制留学生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他主张用软硬两手控制学生,加强管理,反对学生宣传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这一切都是为防范留日学生成为清王朝统治的叛逆。

其次,张之洞的留学教育实践证明他是清末留日运动的开拓者之一,对于清末留日运动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充当了推进中国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自觉的工具。

清末“留日”运动开始于1896年,在首批13名留日生中,就有一名是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派,以后,张之洞连年大量选派留日生,使湖北成为“留日”先进省。上述情况在前文中已有叙述。更重要的是,张之洞是“留日”国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际制定人。

张之洞在1898年3月发表的《劝学篇》一文,被日本学者誉为“留日运动的宣言书”。《劝学篇》经光绪帝“详加批览”后,命各省督抚、学政“广为刊布,实力劝导”(30)。这样,《劝学篇》一文风行海内,“留日”号召也传遍全国。后人评说:“《劝学篇》经光绪帝批准,而变成全国性的教育及学术思想的最高指导原则”。1898年9月,光绪帝正式发布上谕:“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着即批订章程……”(31)。正式制定了“留日”国策。其上谕不仅主张,连字句都可见《劝学篇》一文对清“留日”国策的制定的影响。戊戌变法失败后,张之洞仍积极倡导“留日”。一方面,继续大量选派学生赴日,一方面,庚子事变后,与刘坤一合上《变法三疏》,“概论中国之弱之故,宜变者十二事,宜采取西法者十一事,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32)。清政府据此于同年9月下诏“各省须派学生留日,并须订立奖励及限制之法以督促之”(33)。

上述事实说明,张之洞对清末留日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有宣传、实行、促进、指导之功,是留日运动的开拓者之一,对留日运动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实现,一方面是其当时形势所致,一方面则是与张之洞本人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丰富的教育经验及“天下之望”的社会影响分不开的。

留日运动的发展,不仅培植了大批的洋务人才,而且客观上造就了不少具备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并志在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新型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革命者。很多的留日学生参加了同盟会等反清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有的成长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像黄兴、宋教仁、吴禄贞、陈天华、邹容、秋瑾等等。虽然他们的转变有种种因素,但留学日本,学习西学给予他们的熏陶和启迪,亦是不可否认的。同时,留日运动的发展还为中国培养了各种各样的人才,文学家、史学家、农学家、医生、教育家……,为以后中国社会的进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变的,虽然张之洞提倡和实行“留日”的动机是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是反动的,但客观上却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造就了大批人才,为清王朝的灭亡准备了自己的掘墓人。从而充当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

综上所述,张之洞的留学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其“中体西用”洋务观在教育改革中的应用,是面对甲午战败后出现的千古未有之局面而提出的一种应变措施。它促进了留日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从而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培养了大批的新型人才。总之,从张之洞的留学思想和实践来看,张之洞算是一位卓有见识的教育改革家,清末留日运动的开拓者。

注释:

①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102页。

②《张之洞传记资料》,第四卷,第14页。

③⑥⑦(11)(30)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

④张之洞《劝学篇·序》。

⑤(23)(24)《张之洞传记资料》,第一卷,第32、186页。

⑧⑨《张之洞传记资料》,第二卷,第187页。

⑩(29)张之洞《约束鼓励游学生及自费生立案章程》。

(12)张之洞,《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约束游学生章程》。

(13)《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132页。

(14)(25)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6、23页。

(15)(22)(26)(27)(28)《张之洞传记资料》,第三卷,第212-241页。

(16)陈青之《中国教育史》,第634页。

(1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61页。

(18)《外交报》,第99期(1904.12.1)。

(19)(20)(31)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第131-141页。

(21)《张文襄公年谱》。

(31)《德宗景皇帝实录》,第422卷。

(32)(33)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初集,第3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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