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与世界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_世界历史论文

全球史与世界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_世界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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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6)05-0001-03

全球化已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地,世界经济已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有些学者比喻说,偌大的世界已变成“地球村”了。反映这一现实的思维观念——全球史观也相继被人们提出。那么,全球史观的内涵是什么?怎样运用全球史观考察、研究世界史?本文试就这些问题略抒己见。

一、全球史观:研究历史的视角和方法

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活生生的现实,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全球化浪潮正涤荡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它不仅改变着时代和世界的面貌,也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人类历史进程的全球视野和宏观历史思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史观是历史时代的产物”。[1] 因此,全球史观实际上是一种超地区、超民族的史学观念,即用全球的视角和宏观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考察、研究世界史。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按照“全球史观考察世界历史,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地球进行考察时所形成的观点”。[2]

全球史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即人们的意识对全球化现实的反映。但唯物史观与全球史观有所不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组成部分之一,“自身也是一个由极多专门领域有机地构成并分成若干层次的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3] 而全球史观则不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它是人们认识人类历史进程的全球视角和宏观研究历史的方法。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全球史观是在全球化作为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超地区、超民族的史学观念,是研究历史的宏观视角和方法。

世界史不是地区史和国别史的汇编。世界史主要是研究“世界怎样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因此,“世界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4] 齐世荣先生在如何研究世界现代史问题时也指出:“现代史又只用世界一体化的眼光才能认清它的实质和各种问题。”[4] 全球史观正是为人们提供了研究世界史,特别是世界现代史的全球视角和宏观的研究方法。

以全球的视角研究世界史,有其重要意义。因为只有用全球的视角研究世界史,才能高屋建瓴地解读世界史,就像在太空中用高清晰度的望远镜俯瞰地球,才能看清地球的全貌,也才能在比较中看清各地区及其它们之间的联系。

二、全球史观:注重“多样性”及其“多样性”之间联系的研究

用全球史观研究世界史,应注重对世界多样性的研究,特别是对“多样性”之间联系与互动的研究,这样才能从整体阐述世界史。

“多样性统一”是马克思于1857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书中提出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上的正确方法”。[5] 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6] 所谓“多样性统一”,主要是指“共性”与“个性”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正如罗荣渠先生在阐述“一元多线的历史观”时指出:“一元性是社会发展的共性,多线性是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两者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共性和特殊性的统一。”[7] 恩格斯在论述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时指出,强调多样性“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的规律支配的。”[8] 这正是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统一所在。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历史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统一的;历史不仅是统一的,而且是多样性的统一。”[9] 但是,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其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表现为世界的多样性。因此,多样性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和本质特征。正是这种多样性构成了世界五彩斑斓的画卷,孕育了人类社会的勃勃生机与活力。由于世界客观存在着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才促成各国之间、各种文化之间的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共同享有人类文明成果。可以说,没有多样性,就不称其为世界性。试想世界画卷用一种颜色的涂料来涂抹,那将会是什么样子。

全球化不是像有的人所想象的简单意义上的单一化,全球化并不排斥世界的多样性,全球化恰恰表现出多样性的相互依赖在日益加深。这种依赖性正是蕴含于世界多样性之中,并通过多样性表现出来。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由于各种新生事物的不断涌现,多样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正因为如此,我们应重视对“多样性”的研究,从对“多样性”的研究中加深对“共性”的认识。

用全球史观考察、研究世界史,应在加强研究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注重对“多样性”之间联系的研究,“考察一个地区的文明,对其他地区产生了什么影响?不同地区人类的不同生存方式除了它们各自的特点与发展逻辑外,是否还存在横向的互动?”[10] 以揭示人类的整体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

三、全球史观:摒弃“一个中心观”,重视对“中心”的研究

用全球史观研究世界史,即用多样性统一的历史观研究世界史,就是在纵观世界共性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的多样性,特别是各地区、各国家的特殊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有部分西方学者,仍抱着“欧洲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不放,如认为世界各地区、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只能走西欧美国现代化的道路,采用西方现代化的模式,进而得出现代化就是“西化”或“美国化”的结论。他们在探讨亚洲现代化的时候,“把它仍然当作‘西方案例’做主张,西方的经验仍然是他们了解现代化的唯一‘范畴’”,[11] 对新出现的东亚奇迹、东亚模式持否定态度,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与西方模式并存的东亚模式或亚洲模式。[12]“欧洲中心论”这种思维定势,其本质就在于只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心,否定多中心和世界多样性。这种不变的一个中心论,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而且也被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所否定。

首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就不是长期只存在一个或一种文明。在古代就有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近代以来,虽然欧洲文明异军突起,但中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创造了世人瞩目的“东亚奇迹”。中国经济在和平中的崛起,令世界震惊。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断言:“今天,全球大趋势迫使西方人接受一个事实:东方在崛起。东方人和西方人已经开始明白,我们正迈向一个亚洲化的世界,操纵世界的轴心已从西方转向东方,亚洲曾经是世界的中心,现在它将重振昔日风采。”[13]

其次,“一个中心论”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它是建立在保守的、狭隘的民族偏见上的思维方式,即种族优越论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在批判“德国中心论”时指出,“德国中心论”是建立在“凌驾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带有更多的民族局限性。他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事件是历史的”。[14] 把“德国中心论”推广为“普遍主义”是以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14] 马克思还在反对“一个中心论”、论述世界多样性时特别说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一把打开所有民族资本主义起源道路的万能钥匙,即使极为相似的事件,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不同的结果。他特意告诫,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5]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表明,即使是极为相似的事件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把一个或几个民族发展道路上升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视之为其他民族的发展过程必须遵循的范式,夸大为一把万能钥匙,有悖于丰富多彩的世界历史。

“欧洲中心论”又是一种僵化的思维定势,用这种思维定势去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的历史既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且是极为有害的。在战后初期,东南亚有些国家曾试图按西方现代化的模式,进行现代化建设,但都因不适合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文化传统,遭到了挫折,这就是有力的证明。我们反对“欧洲中心论”,不是否定欧洲在近代以来所发挥的作用,而是反对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势,反对以这种思维定势来否定世界的多样性,反对以“欧美中心论”来宣扬种族优越论。我们反对用似乎是永恒的“一个中心观”去考察人类的历史,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确实存在不同的发展中心,而且不同时期的“中心”,对那个时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主导作用。因此,我们运用全球史观研究世界史时,应注重对“中心”的研究,特别是要注重研究“中心”对整个世界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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