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与周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关系_民族问题论文

云南与周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关系_民族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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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云南省与缅甸、老挝、越南相互毗邻的地区均属有关各国的边疆民族地区,边境结合部具有山水相连、通道众多、民族相同、语言相通、边民往来密切等特点。这种特殊的地理、历史和人文条件,决定了云南与周边国家在民族和民族问题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加快沿边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扩大云南与东南亚经贸合作的形势下,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即对云南与周边国家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共同性、联系性、互动性及新形势下各国相互毗邻的边境民族地区的合作开发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首先应该看到,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原因,云南的民族情况、民族问题与周边国家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的多样性和民族的同一性。

在我国56个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大家庭中,云南是民族成分最多的一个省,人口在5000以上的就有26个民族,即汉、彝、白、哈尼、壮、傣、苗、傈僳、回、佤、拉祜、纳西、景颇、瑶、藏、布朗、普米、阿昌、怒、德昂、蒙古、基诺、布依、水、独龙、满等族。据1990年统计,全省少数民族共有1234.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3.4%,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1/7强。而云南周边的缅、老、越诸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民族博物馆”之称。缅甸有缅、克伦、掸、若开孟、克钦、钦、克耶、崩龙、佤、那加、高、拉祜、傈僳、勃欧、当罗等4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32%。越南官方公布,全国有54个民族,其中较大的有京、岱依、泰、华、高棉、芒、侬、赫蒙、瑶、嘉莱、埃地、巴拿、色当、格贺、占、赫耶等族。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12.5%。老挝官方宣布,老挝共有68个民族,分属于老龙、老听、老松三大族系,较大的民族有老、泰、克木、克比、吉蔑、克戈、巴鲁、达威、苗、瑶、拉祜等。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32.5%。

2 、 有关各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 且大部分海拔在500—1500米以上,民族、边疆、山区三位一体。

云南沿边一线的德宏、保山、怒江、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红河、文山8地州聚居着傣、景颇、傈僳、德昂、彝、哈尼、佤、壮、 苗等近20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750余万,占该区域总人口的48%, 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60%以上,是省内少数民族人口集中的地区。而缅、越、老与云南毗邻的地区也均是这些国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该区域总人口的50%以上。缅甸北部的掸邦和克钦邦聚居着掸、克钦、缅、崩龙、佤、拉祜等10余个民族;老挝北部与云南接壤的丰沙里、乌多姆塞、南塔3省分布着老、泰、克木、苗、瑶等10 多个民族;越南与云南接界的河江、莱州、老街3省居住着越、岱依、泰、 苗、瑶、侬、芒、热依、哈尼等近20个民族。缅、老、越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高原山区,故又常常被统称为“山地民族”。

3、在云南和周边国家相互接壤的边境地区, 许多民族是在国境线两侧相邻而居的同一民族,亦即跨境民族。这种民族的同一性,是云南与周边国家又一共同的民族现象。云南与周边国家共有16个跨境民族,即壮、傣、布依、苗、瑶、哈尼、景颇、傈僳、拉祜、怒、独龙、佤、布朗和德昂等族。其中一些民族的分布地域相当广阔,如苗、瑶、傣、哈尼、拉祜等族在相关4国都有分布的民族。而且, 虽然他们居住在不同的国家,但同一民族的分布区域基本上连成一片,保持着民族共同地域的分布格局,历史上形成的探亲访友、通婚互市、拜佛朝庙、过耕放牧、节日聚会等传统交往从未间断,相互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存在着较为稳固的民族认同心理和内聚力。这种源远流长超越时空的民族社会文化背景,形成了这一地区国际关系与民族关系、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互交织的错综复杂局面。

4、各民族社会发展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 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间经济文化方面的巨大差距构成了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

解放前或民主改革前,云南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是存在着从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农奴制直至封建地主制等有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解放后,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云南各民族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而且,这种不平衡并不单纯是一般意义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仍然表现为跨历史时代性的差异。跨时代不平衡状态下的贫困与落后,仍然是云南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基本现状和共同特征。以少数民族聚居的沿边8地州为例, 该区域国土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51.3%,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0.7%。1989年,工农业总产值仅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29%(其中农业产值占47.7%,工业产值占19.6%),国民收入占全省的28 %, 财政收入占14.6%。全省共有73个贫困县,其中23个在沿边地州。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有继续拉大之势。

实际上,各民族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云南周边的缅、越、老诸国也概莫能外。总的来说,这些国家的主体民族都居住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平原或河谷平坝地区,从事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定居农业,并正在向工业化迈进;而少数民族则大多分布在偏僻落后的高原山区或丘陵地带,从事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并不同程度地保留有封建制度、村社制度以及原始氏族制度的残余。在这些国家开始工业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明显,成为这些国家民族问题的症结所在。

周边各国与云南接壤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少、边、穷”为这一地区的基本特征,被其各自国家视为偏僻荒凉之地,在相关各国毗邻地区形成一个经济发展的“边沿迟缓带”。这一地区的基本特征是:民族众多、经济落后、社区封闭。在一个包括中、缅、越、老4个国家边境地区,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2500 万的大范围内,呈现出“富饶的贫困”的强烈反差。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是各国边疆民族地区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

由于云南与周边国家相互接壤的边境地区民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境内外民族之间不可避免地要相互产生影响。这种互动和影响又是由其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民族问题的走向所决定的,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从正面影响来看,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经济区域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大大改善,各国政府都先后制订了一系列加快对外开放与促进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政策。云南与周边国家彼此都十分珍惜广泛合作共同进步的大好机遇。云南提出了面向东南亚开放的方针政策,决心将以往封闭的“神经末梢”改变为开放的前沿、通道,积极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周边国家也相应加快了边境地区的开放步伐和经济建设,使云南与周边国家的边境民族地区出现了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局面。

云南以边境贸易为重点的沿边开放起到了“利国、富民、睦邻、安邦”的重大作用,已成为云南面向东南亚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力地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1979—1992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边境贸易进出口总值增长490倍, 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1倍,财政收入增长9.8倍,边贸成为德宏州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和持续增长源,促进了该州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由于边贸是双向的,德宏州的经济腾飞对与其接壤的缅甸掸邦、克钦邦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事实上,自1985年德宏州成为边贸区之后,也带来了缅甸对中国边贸的合法化及迅速发展。缅甸政府于1988年结束了长达26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其中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开放边境贸易,取消国内关卡。由于缅方放宽政策,使中缅边贸跃上一个新台阶。

随着中缅边境贸易的发展,木姐、九谷、南坎等过去破败不堪的边境城镇成为缅甸最繁荣的边境口岸,交通、通讯、市政建设等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第三产业迅速兴起,一片兴旺景象。在木姐、九谷和南坎,边贸进出口总额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70.8%。最近,缅甸政府在木姐规划了4平方公里的工业、贸易、旅游开发经济特区, 这也是缅甸第一个边境经济特区。还有一些缅甸商人在中国边境租借店铺长期经营,形成繁荣的“缅人街”。在生产方式方面,由于“示范效应”,境外民族也受到积极影响。如陇川、瑞丽许多景颇族群众因种甘蔗而致富,境外克钦族十分羡慕,一些人向邻近村寨的景颇族学习种甘蔗技术,发展甘蔗生产。缅方一些边民在中方亲戚带动下还开始种草果、八角、砂仁、药材、蔬菜等经济作物。

中越边境地区的情况也与此相似。1983年中国政府因势利导,开始在我方一侧有组织地兴建贸易市场,促进了边境贸易的恢复。在此形势推动下,越南政府从1988年开始,正式允许边民出入境经商贸易,从而加快了边贸的发展。 云南段中越边贸额从1988 年的4000 多万猛增到1994年的3亿多元。仅河口县1992年边贸进出口总额便达1.4亿元,地方财政收入比开展边贸前的1988年增长5倍多, 其中来自边贸的税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63%。与此同时,越南也对其边境地区尤其是老街、孟康、清水河等重要口岸展开大规模的投资建设,促进边境地区的发展。老街省1991—1995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9.3%, 高于全国同期年平均增长8.2%的水平。老街市也迅速发展为一个新兴的边境口岸城市, 一批批市政建设工程相继竣工,通讯、交通、水电、文教卫生等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随着中越关系的正常化,云南与越南老街省、莱州省、河江省等边境省份地方政府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也有了长足的发展。通过边贸从单纯贸易型向经贸结合、技贸结合型转换,推动了中国云南与越南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现在已初步形成边民互市、边境贸易、转口贸易、来料加工及经济技术合作等多种经济技术合作形式并存的新格局,双方边民的友好交往进一步密切,促进了双方边境地区的共同繁荣。

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随着开放度的增大,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特别是边境口岸地区的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人口流动率迅速提高,周边国家因民族问题、社会问题而产生的一些消极影响,也对云南,特别是边境民族地区,构成不可忽视的威胁与危害。

首当其冲的威胁来自云南境外的毒品祸源。位于缅甸、老挝、泰国三国交界地区的“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90年代以来该地区鸦片和海洛因的年产量分别为3000吨和200吨左右, 均占世界同类毒品总产量的70%。该地区是有关各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种植罂粟与民族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该地区民族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世界毒品狂潮的泛滥,少数不法分子便乘我国边境地区对外开放,边民往来日益频繁之机大肆进行跨国贩卖毒品活动,企图使云南成为向内地和港澳地区走私毒品的主要通道。过境贩毒使边境地区各族人民深受其害,一些人因染上毒瘾不仅身心受到极大损害,而且好逸恶劳、道德伦丧。当毒瘾发作而又没有支付来源时,就只有卖田、卖地、卖牛,有的甚至卖儿卖女。与此同时,境外一些丑恶现象逐渐向我境内蔓延,跨国贩卖枪支弹药、跨国拐卖妇女、赌博、卖淫嫖娼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也随之急剧增多,对民族的发展进步造成巨大危害,成为具有民族问题色彩的特殊的社会问题。其一是诱发各种犯罪,参与这些违法犯罪活动的人,为了获取钱财以满足吸毒、淫乱、挥霍的私欲,不惜以身试法,进行偷盗、抢劫、诈骗、贪污,甚至行凶杀人,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其二,这些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吸毒贩毒,毒害、摧残当地各族群众身心健康,尤其严重的是与吸毒伴生的爱滋病已在边境地区出现,并呈扩大蔓延之势。其三是影响少数民族正常的生产生活、家庭关系。其四,黄色录相、书刊、杂志等不健康东西从境外传入,传播了腐配思想,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目前,境外毒品祸水通过边境地区,不断向云南袭来。由于毒源在境外,而境外毒源的产生和发展又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这就决定了云南打击走私贩毒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境外民族社会问题对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影响除表现为以上具有民族色彩的社会问题外,对我边境地区的民族团结、政治稳定也有着潜在的影响。例如,长期活动于缅甸北部邻近云南边境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组织或武装曾提出建立该民族统一的“独立国家”的主张,如克钦独立组织、佤族民族联合军都是这样。这些民族均属跨境民族,在有的地段,国界从同一村寨中穿过,鸡犬之声相闻,边民常来常往,这种民族、历史、地缘因素的交织,为境外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向我方的渗透提供了可能。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如前所述,周边国家的民族和民族问题对云南边境地区有着直接的影响;由于居地相连、民族相同、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程度相近,在云南与缅、越、老相互毗邻的广大地区,民族问题在内容上和表现形式上又有着共同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该地区民族问题的解决、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有关各国的共同努力和合作。最典型的例子是毒品泛滥问题,单靠某一方的力量都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必须依靠国际合作综合治理。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云南与周边国家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加强经济合作,首先是通过沿边民族地区全面对外开放与邻国合作,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促发展,不仅能够彻底打破边疆民族地区的封闭落后格局,加速云南经济的振兴和发展,而且还将促进有关各国相互毗邻的边境民族地区的共同开发和共同发展,为这一地区民族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繁荣稳定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事实上,近年来云南与周边国家都十分重视边境民族地区的合作开发,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云南省沿边地区已形成全线开放的格局。现在全省属于边境贸易区的有沿边8 地州的27个县市,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700多万。边境地区已有一级(国家级)口岸10个、二级(省级)口岸8个和100多条边民互市通道,全省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91年的16.4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30.3亿元。云南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项目到1994年已突破100项。此外, 云南边境地州还与对方边境地方签订了数十个小型合作项目,内容涉及修筑边境公路、供电、程控电话安装、打井、修建小水电站、开矿、农业和第三产业建设等等。边境跨国旅游蓬勃发展。但总的来看,有关各国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还处在自发阶段,还没有建立一个健全的多边合作机制。国际贸易方式仍以边境贸易为主,而以现代贸易的标准来衡量,边贸贸易毕竟是低层次的贸易方式。其他经济技术合作虽已展开,但规模不大。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健全的合作机制,更好地抓住机遇,发挥优势,扩大合作,加快发展,是该区域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关系所必须解决的课题。

云南与缅、越、老毗邻边境民族地区合作开发的领域十分广泛,根据目前情况,可将联合开发的优先项目和重点按顺序排列如下:

1、以交通为先导的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不便是该地区合作开发的障碍。 现阶段当务之急是合作修通4条跨国公路:(1 )打洛(中国)——景栋(缅)——大其力(缅)——夜速(泰)国际公路;(2 )磨憨(中国)——南塔(老)——会晒(老)——清孔(泰)国际公路;(3 )大勐龙(中国)——孟帕亚(缅)——夜速(泰)国际公路;(4 )勐腊(中国)——玻勃拉邦(老)国际公路。水路方面,打通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使之成为纵贯中、老、缅、越、泰5国的水上交通大动脉。

2、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

在继续发展边境贸易的同时,开辟转口贸易、过境贸易渠道,拓宽市场。而在双边或多边接壤地带建立边境自由贸易区,突破现行边境贸易体制,是发展贸易的重要途径。

经济技术合作方面,要利用相关各国在经济技术和产业结构方面的梯度差进行合作,联合培育区域优势产业。现阶段该区域尚不具备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条件,经济技术合作主要侧重于中小型的实用性较强的项目,待条件成熟后逐步建立跨国界经济技术合作区,其发展顺序是:开发自由贸易区——形成区内市场——建立跨国界经济技术合作区。

3、电力合作开发。

水能资源是该区域内最丰富的自然资源,目前可以采取内外集资办电,或给予外资办电的特许权,合作开发电力。在水电联合开发启动阶段,宜把中小型水电站列为优先项目。因为一方面云南已具备生产中小型水力发电机的技术与资金能力,另一方面此类产品又为周边国家边境地区所急需,当地居民也有购买能力。与此同时,还可根据今后的用电需求,在统筹兼顾的情况下对某几个大型水电工程进行联合开发。

4、旅游资源是该区域的另一大优势,对之进行合作开发利用, 不仅能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和跨国经济互动,而且还能为有关各方经济振兴积累资金,增进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景点的设置、路线的规划,宜采取双边或多边的合作方式协调进行,力求既能突出各地特色又可达成整体优化组合,并对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进行共同防治。如果相关各方面能够协调一致,旅游业将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带动该区域内商品贸易、服务设施、消费品生产等行业的崛起,对区域内的投资合作及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5、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开发。

为充分利用该区域内的生物资源,宜采用实用技术进行开发、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如能将云南拥有的生物技术优势与该区域内的生物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就将创造出巨大的综合优势,给合作各方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对该区域内矿产资源的开发可根据各方意愿达成协议,在互利互惠的原则基础上进行联合开发。

6、人力资源开发。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力因素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各国边境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都比较落后,人的素质较低,普遍缺乏熟练劳动力和技术人员,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为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大力培养当地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可采用办培训班、相互交流专业技术人员等方式进行。同时,在合作区内设置科学技术咨询、转让和信息交流机构与网络,为联合开发服务。

7、加强国际禁毒合作,联合禁毒。

首先是加强云南与周边国家的禁毒合作,在平等互利原则下,推动境外毒源地的禁种改植工程的实施,利用经济作物替代罂粟种植,通过发展经济使当地群众摆脱对毒品的依赖,治本清源,最终达到消除毒品的目的。同时,还应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禁毒援助,吸引更多的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增加对毒源地治理的投入。另外,各国之间要改变缉毒各自为战的局面,互通信息,协调行动,加强国际缉毒合作,为跨国界经济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中国云南与周边国家毗邻民族地区的合作开发是一项跨世纪、跨国界的艰巨工程。只要有关各方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联合起来,协调一致,共同努力,推动实施,就能促成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边沿迟缓带”到21世纪的共同繁荣,促进这一地区民族问题朝好的方面发展,这对于有关各国边境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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