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认知语法研究动向_石毓智论文

汉语认知语法研究动向_石毓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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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365(2002)06-0051-07

一、认知语法研究简史

语言的认知研究从乔姆斯基就开始了,生成语法主张研究人类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过程,但他认为认知是天赋的、先验的,句法是一个自足的系统,由此后来引起了一场对乔姆斯基革命的反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认知语言学在吸收了语用学、生成语义学和认知科学诸多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其代表人物是Langacker、Lakoff、M.Johnson和Haiman等。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内容是认知语法(注:美国语言学家Langacker于1976年创立了“认知语法”,最初称为“空间语法”,80年代中期改为“认知语法”。本文的认知语法不限于Langacker的语法理论,而是指从认知角度研究语法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它基于经验主义的哲学观和语言观,认为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主张从人类的基本认知能力出发,通过人类在与外在现实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概念结构分析、解释语言结构。认知语法不同于以往对语言结构的原子分析和形式分析,它更注重语言结构的理据分析和解释,使语法研究更加走向深入。近年来,它的研究焦点是句法隐喻、概念结构、范畴化的原理理论、意象图式及句法象似性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认知语法已经成为欧美语法研究的大趋势,正在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它也逐渐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国内语法学界引进认知语法始于1988年,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引进阶段。1988年黄河和叶蜚声分别翻译了戴浩一的《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和《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介绍了认知功能语法的哲学观、语言观和诸多原则,从此国内开始重视认知语法。沈家煊、石毓智、赵艳芳、王勤学、林书武等学者发表了许多评介认知语法的文章,但此时很少涉及汉语具体问题。二是发展阶段。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张伯江、方梅、刘宁生、石毓智、沈家煊、袁毓林、张敏等一些学者借鉴认知语法的观念、方法来研究汉语的具体问题,如汉语里多项定语的排列次序、词的重叠、词类的本质特点、肯定与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名词配价的原因、领属构造中“的”字的隐现、方位表达等等,取得了重大成果。与此同时,出现了两本系统地介绍认知语言学的论著,最早的是张敏的《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他对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主张、经验基础,尤其是句法的象似性等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并运用句法的象似性解释了汉语的名词短语问题。另一本就是赵艳芳的《认知语言学概论》,对认知语言学作了综合介绍和阐释,尤其对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及其应用阐述得更为详细、深刻,但缺少汉语具体问题的分析。另外,外语学界也进行了大量的评介与研究工作,如胡壮麟、林书武、束定芳等关于隐喻的研究,徐盛桓的常规关系研究,王寅、王德春、文旭等关于语言符号象似性的讨论,等等。2001年首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围绕认知语言学基础理论、隐喻研究和认知语言学应用研究三个主题展开了讨论,程琪龙、林书武、石毓智、蒋严、徐盛桓和许余龙等学者分别作了“语言认知和隐喻”、“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及趋势”、“现代汉语的信息组织原则”、“论思维空间理论与话语语用分析的结合”、“常规关系认知化”、“语篇回指的认知语言学探索”的学术报告,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汉语认知语法研究的发展。

二、认知语法理论研究

2.1认知语法的归类

关于“认知语法”与“功能语言学”的关系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廖秋忠、张敏、马庆株等都把认知语法归为广义的功能语言学的范围,主张形式语法与功能语法两分。邵敬敏等主张形式语法、功能语法和认知语法三分。我们认为认知语法与功能语法都主张句法不是自主、自足的系统,而是由句法之外的因素形成的,都是解释性的,但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前者从认知角度解释语法规则,后者通过语境与功能解释语言规则。认知语法虽然还处于初创阶段,仍缺乏整齐划一的分析模式,但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认知语法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来解释汉语的各种语法现象,取得了许多成果。认知语法必将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二十一世纪汉语语法研究的主流。

2.2认知语法的理论意义

认知语法到底有哪些理论价值,袁毓林(1994)、张敏(1998)、沈家煊(2000)、石毓智(2001)等学者结合汉语实际进行了一些探讨。认知语法用于汉语研究,较之以前的形式语法和功能语法,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概括性。这是认知语法在解释语法现象时的一项承诺,即力图找出一些基本的认知原则对语言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存在的并行现象做出统一的解释,以收到以简驭繁的效果。比如由“正负颠倒”引起的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上的异常变化可以用“量级”进行统一的解释。(沈家煊,2000)

(2)认知性。认知原则符合已经得到验证的认知心理的规律,因此认知语法具有较强的可预测性和可验证性。石毓智(2001)由客观世界中的一条直观、明显的常理:“量大的事物能够长期存在,量小的容易消失”,抽象得出了判断词语肯定、否定用法的模型,即根据概念的语义程度,区分不同的量级,由0到1共七个量级,位于或逼近0的只用于或多用于否定结构,位于0.5的词语肯定和否定自由,位于或逼近1的词语只用于或多用于肯定结构。

(3)与汉语研究的适配性高。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认知语法重视经验事实的归纳,更容易取得独立的经验支持与验证;二是着重于意义和概念结构,注重句法里的隐喻结构及象似性特征,与汉语研究具有更强的亲和性。汉语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其句法结构比起形态丰富的语言来更加明显地倚重概念和象似的原则。(张敏,1998)

认知语法更具有解释性,因而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当然,认知语法也不是自主的,即并不是所有语法现象都能用认知来解释,语法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系统性。因此需要注意语法的认知性和系统性,努力探讨认知语法的研究体系,以规范它的研究。

2.3认知语法的研究取向

认知语法应以什么样的认知理论为指导,应确立什么样的研究导向,在研究中应以什么为突破口,研究途径是什么,应采用什么样的研究策略,众说纷纭。(陆险明)目前汉语认知语法研究的取向各有不同,有程琪龙(2001)的神经认知语言学、谢信一(1998)的组成认知语法,前者多是评介,后者也只是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两者都缺少对汉语语法现象的具体研究。目前已经初具规模、影响较大的认知语法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注:分类参照刘宁生(1997),他认为认知研究可以分成三个分支:与计算机结合的认知研究,与心理学结合的认知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结合的认知研究。):

第一种,与文化结合的认知功能语法研究,以戴浩一、张敏为代表;

第二种,与心理学结合的认知语法研究,以石毓智、沈家煊为代表;

第三种,与计算机结合的认知语法研究,以袁毓林为代表。

他们的共同点是:主张非客观主义的哲学观和语言观,认为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往往由句法之外的因素促动;重视人类认知机制对语言机制的作用。不同点有两个。一是指导理论和研究导向不同:第一种注重语言的信息传递功能,强调文化观念对语言的制约,力图用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解释汉语的结构原则;第二种主要借鉴了美国语言学家Langacker的认知语法,主要观点是语法形式和语义结构之间具有一一映射的关系,语法规则是现实规则通过认知在语言中的投影;第三种以基于信息加工观点的认知心理学为背景,以人工智能的语言信息处理为研究导向。二是研究策略不同:第一种通过揭示汉语表示时间和空间的句子的观念原则对汉语的结构规律进行解释,提出了时间顺序、时间范围、整体一部分、凸显、信息中心等原则;第二种以语义和概念为出发点观照它与形式的匹配,多关注句法象似性、意象图式和语法化等方面的研究,如数量特征、标记等对句法结构的对称与不对称的影响;第三种利用西方的语义网络、语义的扩散性激活和基于缺省的非单调逻辑思想对汉语句子结构进行解释,提出了一条信息处理的思路,即把一部分跟语言理解直接相关的常识化解为一种句法、语义知识,主要途径是名词的配价研究。

由于研究取向不同,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方法和解释也就不同。如对定语顺序问题,袁毓林(1999)用信息量和认知处理策略来解释,得出结论:信息量小的、容易加工的定语位于信息量大的、不容易加工的定语之前;张敏(1998)则用距离象似性来解释,认为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距离取决于它们所表达的概念之间的距离。二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汉语多项定语的顺序问题进行了解释。

三、认知语法专题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自觉地运用认知规则来解释语法现象,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句法象似性研究

句法象似性,又称“临摹性、具象性、类象性”,是认知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相对,指句法结构甚至句法规则是非任意的,是有理有据的,跟人的经验、概念结构之间有一种自然联系。这方面研究的大致情况如下。

(1)顺序象似性研究。戴浩一(1988)提出汉语语序遵循时间顺序原则和时间范围原则,如“他摔倒了”、“他在厨房里做饭”、“现在是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四点三十分”。这一原则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覆盖面广。但汉语仍有一些句子不能用它来解释,如“他高我一头”、“勇士们向山顶冲去”、“他出生在解放前”,等等。

(2)距离象似性研究。张敏(1998)认为领属构造中“的”字的隐现,与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概念距离大小有关,确认指标的定语与作为领有者的定语相比,与中心语之间的概念距离要小,因此可以说“他妹妹、我老乡、我们班”,而不能说“你手、我汽车”。他还发现这一规律相当系统地反映在多项定语的相对语序里,如数量成分可以反映物体是否具有[+可数]的属性,比只作用于概念外延的领属者距离中心语要近,因此数量成分位于领属者之后。最后他得出名词短语遵循距离象似性的规律,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说服力。

郭继懋、王红旗(2001)把距离象似性原则用于动词短语的研究上。汉语用粘合补语表示规约性结果,如“抬累了”,用组合补语表示偶发性结果,如“抬得我接下来这一个星期都直不起腰来”,这是因为规约性结果与原因的概念距离相近,结果蕴含在原因之中,所以表达这种因果关系的语言形式之间的距离也近,相反就远。他们的研究表明,名词短语与动词短语都要受到距离象似性这一认知原则的制约。可见,象似性原则确实反映了人类语言结构的一种主要的构造方式,它可为不少语言规律提供合理的解释。

(3)重叠象似性研究。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张敏(1997、2001),他提出多层语义模式来解释汉语重叠的形式与意义之间一对多的对应关系,他认为汉语的重叠形式是“同质概念元素在一定认知域里的复现”,高层模式在不同的认知域里体现为不同的具体模式,如再现模式、对称模式、等同模式、数量模式等,从而对重叠现象作了统一的解释,比以往的研究说服力更强。

(4)数量象似性研究。其主要代表是沈家煊(1995),他运用认知上的有界和无界概念统一解释与数量词制约作用有关的语法现象,如“盛碗里鱼”不能成立或不自由,是因为其中的有界动词跟后面的无界名词不匹配,“鱼”前面应加数量词。他还用有界和无界统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重要小类,说明划分词类的形式标准后面隐藏的概念或意义上的理据。“有界—无界”这对概念在句法结构的解释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类文章还有古川裕的《谈现象句与双宾语句的认知特点》等。

(5)意义临摹研究。石毓智(2000)认为句法规则与现实规则之间的象似性并不全是简单的对应关系,由于人们认知视点的不同,同样的现实规则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也会不同。他认为除成分和关系临摹外,还有意义临摹。意义临摹不仅包括对外界客观物质世界意义的临摹,还包括对人造自然(如知识系统、文化系统、语言自身等)的临摹。他的研究主要包括:一、运用认知上的数量特征对语法结构做出解释,如汉语重叠式表示基式的概念义定量比,因此重叠式动词不能再加动量词;二、汉语大音节词通过扩展语音形式表示行为变化的“重复”、“持续”;三、指示代词回指的语序是对汉语修饰语位于中心语之前的语法结构的临摹;四、数量越高于社会平均值的事物其认知凸显性越大,越容易进入语言交际。

3.2标记与不对称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石毓智和沈家煊。石毓智(2001)系统研究了汉语中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用数量特征统一解释了词语、句法结构和语义上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即用定量和非定量的概念解释肯定和否定的使用,用离散和连续的概念解释“不”、“没”的分工。他还引入了语义程度的概念,不足之处是语义程度高低的判定任意性较大。比如对动词的肯定否定用法的解释:定量动词“得、共计”,其后宾语有量的要求,如“这项任务得十个人”、“两件共计五十元钱”;非定量动词“看、上”,其后宾语的数量成分可以自由增删,如“他看了电影”、“他看了一场电影”,非定量动词加上数量宾语后就变成离散的量了,否定用“没”,如“他没看一场电影”。

沈家煊(1999)的贡献有二:一是提出用多分关联的标记理论来描写和解释语法中的种种不对称现象,如肯定和否定的不对称、主语和宾语的不对称、形式和意义的不对称、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的不对称等;二是用关联模式建立了形容词、名词与句法功能之间的联系,即性质形容词作定语用来形容类名词是无标记的,状态形容词作谓语用来形容个体名词也是无标记的,而统摄这个标记模式的是恒久性和临时性这对概念的对立。

3.3空间方位及参照点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成为一个热点。代表人物是刘宁生(1994、1995),他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1)用“目的物”和“参照物”的概念分析汉语表达物体空间关系的方式,如“画儿在桌子上面”,“画儿”是“目的物”,“桌子”是“参照物”;(2)目的物和参照物有自身的一系列伴随特征,制约了表达空间关系的语句的可接受性,如汉语习惯是倾向于把具有较大、固定、持久、复杂、已知等特征的名词性成分放在句子中表示处所意义的位置上;(3)方位词“上”、“里”的选择性归根到底是我们怎样看待名词所代表的物体的几何性质;(4)用方位参照的理论解释偏正结构的语序特征,即“修饰语”位于“中心语”的词序取决于汉语中“参照物”先于“目的物”的方位参照。

张伯江、方梅(1996)对名词和动词的词类活用现象进行了认知解释:名词具有空间性,典型表现形式是前加名量词,动词具有时间性,典型表现形式是后加时体成分,凡是偏离基本用法的,都可以看做功能游移。因此,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具有指称性,如“进行调查”,“调查”不能再加时体成分,却可以说“进行一项调查”,从意义和形式两方面看到了时间性的减弱和空间性的增强。

方经民(1999a、1999b)分析了汉语的空间方位参照,得出以下结论:(1)空间方位参照反映了语言社会对认知空间中方位关系的认知过程,是一种立体的、抽象的、深层的认知结构;(2)空间方位参照的认知过程涉及到观察点的确立、方位词的选用、方向参照点的确立和位置参照点的选择四个方面,有基本的认知策略,如“房间朝右”不能说,这是因为使用相对方位词“右”,其方向参照点必须在语境中确立。这类文章还有崔希亮的《空间方位关系及其泛化形式的认知解释》等。

3.4意象图式研究

意象图式是认知语法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人们在对事物之间基本关系的认知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结构。李宇明(1999)提出空间图式是一种能产性极强的认知图式,人们习惯于把空间的范畴和关系投射到非空间的范畴和关系上,如时间范畴和社会关系范畴,如用“上、下”来表达时间:上星期~下星期、上半月~下半月;用“上、下”来表达权势关系:上帝、上苍、上宾、下级、下属。

沈家煊(1999a)提出句式是一个“完形”,即一个整体结构。句式的整体意义的把握,受到一些基本认知原则,如顺序原则、包容原则、相邻原则、数量原则的支配,并解释了许多以前无法解释的语法现象。他用相邻原则解释了“我送给她一件毛衣”和“我送一件毛衣给她”两个句式的区别:前一句“一件毛衣”跟“她”挨得近,“送”和“给”两个字挨在一起,因此毛衣已经为“她”所有,“送”和“给”融合为一个过程,而后句相反。但是有些解释还是不能清楚地说明问题,如用包容原则说明“在黑板上我写了几个字”和“我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的区别:前句表示在某处所发生某事件,后句表示在某处所发生某动作。

张旺熹(2001)认为“把”字句是一个以空间位移为基础的意象图式及其隐喻系统,表现在:(1)典型的“把”字句凸显的是一个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空间位移的过程,如“把家从枣庄搬到山亭”;(2)空间位移不仅指物体在物理空间的位移,而且还指物体(包括抽象物体)在时间、人体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范围空间以及泛方向空间等不同空间层面上的位移,如“他把婚期推迟到第二年五月”表示的是时间层面的位移;(3)提出了“把”字句的四种变体图式:系联图式、等值图式、变化图式和结果图式,如“把一个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是一个变化图式。这一研究有较强的解释力,但仍有部分“把”字句无法说明。

3.5语法化研究

语法化主要研究实词如何虚化为语法成分,其中一个途径是从认知的角度考察。这方面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张伯江、方梅和石毓智。张伯江、方梅(1996)用“从空间概念发展为时间概念”的基本原则揭示了汉语口语中“这”和“那”从空间意义衍生出时间意义的新发展,如“这”由指示较近的事物虚化为表示程度,“亏你活了这大年纪”,还引申指“现在”,“这都几点了,还不起床”。

石毓智(1995、2001)认为介词的形成与时间的一维性有关:普通动词经常或只出现在次要动词的位置,退化掉与指示时间信息有关的句法特征而转化为介词,这是由于时间的一维性决定了发生在同一时间位置的行为动作,只能选取主要动词的时间信息,如“小王正跟他散着步呢”。

3.6其他方面的研究

范畴化方面的研究,袁毓林(1995)认为汉语词类是一种原型范畴,是人们根据词与词之间在分布上的家族相似性而聚集成类的,他用原型理论对汉语词类进行了分析,建立了一个基于原型理论的汉语词类系统。隐喻方面的研究有蓝纯的《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空间隐喻》(1999),他重点考察了“上”和“下”的隐喻义拓展,说明汉语中许多抽象概念是通过空间隐喻来构建的。此外还有周榕的《时间隐喻表征的跨文化研究》(2000),他用大量语料证实时间隐喻表征有着系统的内部结构的假想,并发现中英两种文化在时间隐喻概念结构上非常相似。转喻方面的研究有沈家煊的《转指和转喻》(1999b),他认为汉语“的”字结构转指中心语的现象本质上是一种“语法转喻”,并用认知框架和显著度两个概念分析得出了“的”字结构转指中心语的条件,还有王占华的《“吃食堂”的认知考察》(2000),认为“(吃)食堂”指“(吃)食堂的饭”,“食堂”既不是处所宾语,也不是方式宾语,而是受事宾语的转喻形式。

四、结语

十几年来,我国的认知语法研究在理论研究与专题研究上都取得了不少成绩,对汉语语法现象做出了更为深刻的解释,初步显示了这一理论方法的科学性和解释性。认知语法大大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大大推动了我们对汉语语法现象的探究。但目前的汉认知语法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对认知语法的一些基本概念与理论认识还不够,造成了理解与使用上的混乱,如对什么是认知,大家的看法就很不一样,以致语法研究的认知依据不够严密;二是研究还比较零散,多集中于对语序、词类的解释上,而没能对汉语句法结构、规则等做出系统的认知解释;三是研究范式也不够规范,有时只是流于追求时髦的效应。

今后汉语认知语法研究的目标:一是加强与汉语实际的结合,力求对汉语语法现象进行系统的认知研究;二是加大认知理论、方法的探索,使认知分析更具科学性和解释性;三是加强具体、个案的研究。我们重视认知研究,并不是割裂它与形式、功能研究的联系,而是主张多元并存、互相补充,主张在描写充分性的基础上做到解释的充分性。总之,认知语法研究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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