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全日制工作与妇女就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非全日制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9.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02)04-0068-05
标准就业一直是工业化国家的规范就业形式，并成为这些国家制定劳动法、合同法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框架基础。自从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尤其是70年代后，标准就业的比例开始下降，而“非标准就业”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并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就业形式之一。标准就业的工作安排往往是全日制的，永久性的，参与标准就业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劳资纠纷处理等方面都有较为明确的制度规定。非标准就业是一种灵活的工作形式，其就业关系具有不稳定性和临时性，劳动者不仅无固定的工作时间和／或工作场所，其享受的就业保障和福利程度也较低。非标准就业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非全日制工、临时工、季节工、随叫随到工、独立承包者、自雇就业者等，其中以非全日制工作的形式最为普遍，有时它与非标准就业的其它形式交叉存在（例如Casey〈1991〉发现，在他的英国样本中，有54%的临时工是非全日制工作）。
一、非全日制工作的兴起
所谓非全日制工作，是指工作时间比“正常”少的有规则的工资就业(Thurman & Trah 1990)。国际劳动组织对非全日制工作的定义是：非全日制工作是“雇主和雇员双方同意工作时间比常规短的、在有规则基础上进行的自愿工作”。对于非全日制工作的工作时间的界定各国不同，美国界定为一周不到35个小时，加拿大和英国通常以30个小时为非全日制工作的界限(Kahnet 1992)，法国把非全日制工作界定为低于法定时间至少20%（2000年1月1日为35个小时），德国是每周少于36个小时(Houseman 1995)。
非全日制工作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在20世纪中叶之前它在劳动市场上很少出现。1957年时，美国的非全日制工作的比例为13%(Tilly 1996)，到1961年，英国劳动力队伍中也只有9%从事非全日制工作(Hakim 1996,P166)。可是近半个世纪来，非全日制工作开始在发达工业国家大量出现。1993年美国已有近五分之一的就业人员从事非全日制工作(Tilly 1996)，欧洲的增长速度则更快，1981年许多欧洲国家的非全日制工作都达到了较高的比例，英国上升为15.4%，挪威达到了28.3%(Beechey & Perkins 1987:43)，荷兰和奥地利的非全日制工作自1985年以来分别增长了约65%和114%(Fagan 1999)。总之，西方国家劳动市场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各种新的灵活的就业形式正在出现，非全日制工作成为了西方国家新近快速发展的一种就业形式。
在所有这些工业化国家中，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力构成都具有明显的人口特征：
第一、非全日制工作以女性为主。根据对14个欧洲国家的统计，非全日制工作八成以上都是由女性从事的。如1981年时，这些国家非全日制工作的女性比例，最高的达到了94.3%（英国），最低的也有63%（希腊）(Beechey & Perkins 1987:43)。
第二、非全日制工作以已婚妇女为主。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妇女绝大部分是已婚妇女。根据英国1981年的人口调查，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妇女中有87%是已婚妇女(Beechey & Perkins 1987:43)。1989年，荷兰四分之三的已婚就业妇女是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Drew 1992)。这些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妇女主要是生育孩子中断就业后重返劳动市场的母亲，据联合国1994年对“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调查，1985年至1991年，欧共体的非全日制就业妇女中有55%是在25～49岁。
事实上，非全日制工作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已婚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市场而快速增长的，它与西方国家的经济重构和新增劳力的女性化有着密切关系。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女性劳力主要是未婚的年轻妇女。例如，1900年时，美国四分之三的女性劳力是年轻的单身妇女(Goldin 1990)。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纷纷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间，市场对女性劳力的需求迅速增加。由于单身妇女的就业率已接近男子的水平，大量已婚妇女便作为唯一未开发的后备力量进入劳动市场，这成为了西方国家妇女就业的一个新转折点。但是，劳动市场对于女性劳力的需求并没有改变妇女的家庭责任，为了兼顾有报酬的工作和家庭责任，非全日制就业成为了西方国家妇女的重要就业形式。
二、妇女非全日制工作的增长及其原因
20世纪中叶，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妇女就业率普遍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已婚妇女的加入和妇女非全日制就业的大量增长，有许多国家的妇女非全日制就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妇女总体就业率的增长速度。在1970～1990年的10年间，法国和英国妇女的就业率分别上升了5.05%和5.15%，日本妇女的就业率下降了2.3%，但在1973～1992年的9年间，这些国家妇女的非全日制就业都分别上升了13.3%、6.3%和17.5%。
西方国家妇女的非全日制就业的大量增长被认为是对战后繁荣时期劳力短缺的一个反应。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许多西方国家连续发生经济危机，高失业率取代了劳力短缺，可是经济危机并没有阻挡住妇女非全日制就业的增长，1971～1981年英国非全日制工业的妇女从185.1万增加到275.7(Beechey & Perkins 1987:24)，成为了英国经济就业领域中唯一重要的增长部分。1973年，荷兰妇女中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比例为15.5%(OECD 1980)，到1991年上升为59.8%，从事非全日制工作成为了荷兰妇女的主要就业形式。而早在1981年，挪威妇女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比例已超过了全日制工作的比例，达到了53.6%(Eurostat Labour Force Survey 1991)。可见，西方国家妇女非全日制工作的增长，不是应对劳力短缺的一种偶尔的临时现象，它有着更加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因素，对此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1.经济结构的变革引起了就业形势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西方国家纷纷进入经济重构和非工业化时期，其显著特点之一是服务部门的扩大。服务部门的扩大被认为推动了非全日制工作的增长，因为“与制造业相比，服务性工作更可能提供非全日制工作，……最明显的解释是服务性工作的时间安排一般比物质生产的工作时间表更为不规则和非连续性”(Garnsey,E.1989)。1989年，欧共体国家（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除外）的非全日制工作有70%是集中在服务行业。（注：Eileen Drew:The Part-Time Option?Women Studies Int.Forum,Vol.15,Nos.5/6,p608.）另一方面，服务性工作一直被认为是比较适合于妇女从事的工作。于是，随着服务部门的扩大，日益增多的妇女被吸收去从事非全日制工作。1978年，英国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妇女有84.5%是在服务部门。1985年，在服务部门工作的英国妇女中，非全日制工作的比例超过了全日制工作的比例(Beechey & Perkins 1987:39)。显然，服务部门的发展为妇女非全日制工作的增长提供了产业基础。
2.技术变迁改变了工作的性质，产生了许多非全日制工作。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原来曾是技能性的工作被非技能化了，如办公室工作的自动化、机械化和计算机化迅速扩大了对低层次办事员的劳力需求，通讯和信息系统的技术改进更促进了各种非标准就业形式的产生。与技能性工作相比，非技能性工作具有较大的可取代性，更可能采取非全日制工作的形式。在传统上，妇女从事的工作主要是非技能性的，随着技术变迁使技能性工作的非技能化，妇女获得了大量的非全日制工作的机会。
3.雇主的需求帮助产生了许多非全日制工作。由于全球化和产品使用周期的逐渐缩短，世界经济的变化增加了企业间的竞争和不确定性，不仅工作成了24小时的营生，企业不得不比以往任何时间都要灵活，而非全日制工作正具有了能提供较大灵活性的长处，雇主往往通过雇佣更多的非全日制工作的工人来满足市场需求量的快速变化和雇员配置的灵活需求。20世纪70年代起，非全日制工作从对于全日制工作的一种补充逐渐成了对于全日制工作的一种取代，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雇主对于劳力素质类型的要求发生了变化，雇主越来越寻求灵活的劳力。
雇主乐意用非全日制工作取代全日制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趋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非全日制工作的工人是一支廉价的劳动力队伍，其报酬普遍低于全日制工作的工人。此外，西方国家的一些立法，诸如1993年联邦政府的家庭和医疗假期法(Federal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等增加了雇佣全日制就业者的成本，这也促使了雇主转向雇佣非全日制工作的工人，这样雇主可因此减少雇用劳力的附带成本，如雇员的工作福利和有关税金等费用。在英国，雇主可免交周工资低于一定水平（90年代为56英镑）雇员的国家保险费(National Insurance)（约为工资成本的10%）。自从进入劳动市场起，妇女就是典型的廉价劳力，于是她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非全日制工作劳力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
4.政府在非全日制工作增长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促进就业，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在劳动力市场实行灵活政策，制定了有利于非全日制工作的一些有关政策。如挪威妇女非全日制工作的比例在西方国家中是最高的，这与挪威政府对于非全日制工作持积极的支持态度是分不开的。在挪威，社会权利完全独立于工作时间的多少，没有最低起步线，非全日制工作的工人与全日制工作的工人享受同等程度的社会保障。从80年代起，挪威的非全日制工作经历了“正规化”的过程：“非全日制工作的工作时间普遍增加，工作合同更有保障，而且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工人往往都是工会会员。”(Ellingsaeter,1992:32)挪威的非全日制工作受到高度的社会保护，国家把非全日制工作看成是，为了让妇女把照顾家庭和市场工作结合起来而向妇女提供的一揽子选择中的一部分。
此外，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本身成为了非全日制工作工人的最大雇主，尤其是在社会的福利服务部门。50年代，英国政府在医院、学校的行政部门创造了许多非全日制工作，60年代以来，又提供了许多公务员非全日制工作的机会，而在这以前，除了清洁工外，并不雇用非全日制工作的人。此后，非全日制工作的打字员、电话接线员和财会人员等日益增多，其中许多是妇女(Beechey & Perkins,1987:28)。从1984年到1993年，在英国政府部门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妇女从4%增加到14%，她们不只限于但任低层次的工作人员，其中已有一些人进入到了三级工作人员的队伍。（注：Gillian Shephard:The Future of Working Wome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1993,Vol.14,No.1,p7.）
5.妇女本身的选择也是非全日制工作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担任着繁重的家庭责任，他们往往通过选择非全日制工作把有报酬的工作与家庭责任结合起来，从而使她们能够跨出家门进入劳动市场。在英国的一个全国性劳力调查中，80%的非全日制工作的已婚妇女说，她们从事现在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她们不想从事全日制工作(Cromption,1997:34)。非全日制工作所提供的“灵活性”使妇女既可选择白天上班，以便与孩子的上学时间相对应，也可选择晚上、周末或节假日上班，以便让下班的丈夫照顾孩子，非全日制工作成为了西方国家家庭主妇的“理想”就业形式。据英国SCELI(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调查，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妇女对于工作的满意程度（8.6分）甚至高于全日制工作的妇女（8.3分）(Scott,1994,P227)。当然，妇女对于非全日制工作的这种偏爱受到了她们可能得到的选择条件的限制，但是妇女的这种“选择”客观上促进了非全日制工作的增长。非全日制工作被看成是雇主对劳力的需求和妇女“天生的”家庭责任之间的一种平衡。
三、非全日制工作对妇女就业的影响
从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非全日制工作越来越成为西方国家妇女的重要就业形式和已婚妇女的主要就业形式，并被认为是西方妇女就业的一个新的转折点。随着灵活的工作形式越来越受到现代人的青睐，对于非全日制工作与妇女就业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甚至有人提出对于当代西方妇女的研究不能不涉及非全日制工作，这些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和解释。
1.非全日制就业的扩大代表了资本主义的雇主与家庭父权制的一种妥协。二战后西方国家进入经济繁荣时期，出现了劳力短缺现象，已婚妇女是唯一未开发的劳动储备力量。“激活已婚妇女这支劳动后备力量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创造更多的非全日制工作”，“妇女不仅构成了我们劳力资源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一个不同的部分，因为大部分妇女的生活结构和生活性质在根本上是由他们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职责决定的”(Klein,1965:83)。非全日制工作代表了一种能使妇女把她们的家庭责任与有报酬工作结合起来，和“在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与经济需要之间取得平衡”(Hallaire,1965:37)的一个理想方法。1992年，英国劳动就业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对双方世界都是最好的》，认为非全日制工作有助于雇员的同时，也有助于雇主满足高峰期和低峰期的工作需求。英国女权主义者沃尔比指出，非全日制就业的扩大代表了资本主义的雇主与家庭父权制的一种妥协，雇主可以得到妇女的廉价而又驯服的劳力，同时也让妇女有时间从事家务劳动。显然，以上这些看法和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非全日制工作的构建都是与妇女“天生”是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这一假设联系在一起的。
2.非全日制工作是为雇主的利益而安排的。有人提出，妇女需要非全日制工作来与她们的家庭责任相适应，雇主只是对这种需求作出反应而已(Hakim,1996)。因此，大部分返回劳动市场的已婚妇女选择非全日制工作，而不愿意从事全日制工作。但也有的看法认为，非全日制工作所提供的“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雇主的利益而安排的。……是雇主的需要形成了对于非全日制工作和各种不同类型的非全日制工作的需求(Rubery,1994)。比奇和珀金斯(Beechey & Perkins 1987)指出，“在我们研究中出现的重要事实是，在工作性质方面并不存在什么内在的东西使工作成为全日制工作和非全日制工作。……工作被构成全日制工作和非全日制工作与性别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是雇主系统地设计和创造了由妇女来从事的“低下的非全日制工作”。非全日制工作的“灵活性”虽然使妇女能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把有报酬工作和家庭责任结合起来，但是她们却因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们不但不得不进入工作世界更边缘的部分并被降级使用，而且受到雇主的双重剥削（性别剥削和就业形式的剥削），她们的劳动被大大贬值。而雇主通过非全日制工作的“灵活性”，一方面获得了最廉价的劳力，同时还因此而减少了许多附加成本，把劳动力成本降低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通过灵活地调节雇员数和工作时间，最大程度地适应了需求量的波动，这些非全日制工作的妇女不仅容易召之即来，也容易挥之即去。非全日制工作使雇主成为最大的得益者。
3.非全日制工作降低了妇女的就业地位，增加了性别隔离和性别不平等。非全日制工作被认为在三个方面对妇女的就业地位产生了不利影响。第一，妇女的职业地位下降。与全日制工作妇女相比，非全日制工作减少了妇女在高层次的工作，增加了妇女在低层次的工作，从而使妇女的总体职业地位下降。第二，妇女被降级使用。雇主在雇用实践中对于年龄和工作经历的非连续性的歧视，使重返劳动市场的妇女被限制受雇于低于她们潜能的工作(Dex & Shaw,1986,Dex & Walters,1989)。在鲁贝里等人的研究中(Rubery 1994)，有一半以上非全日制工作的妇女认为，按照她们的资格条件可以从事比现在更好的工作，而在全日制工作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这样认为。英国SCELI的研究也表明，40%的非全日制工作妇女的资格条件超过了她们现在所从事工作的要求，而在全日制工作中，这一比例只有27～28%。第三，降级作用的永久性。妇女一旦中断工作后，一般很难找到全日制工作，大部分都转入非全日制工作，在英国最通常的情况是，原来从事白领工作的妇女去从事某种低层次的服务性工作，进入非全日制工作的妇女则很少有机会再回到全日制工作中去，往往只能终生从事非全日制工作，从而对妇女的就业地位产生永久性的降级作用。所以，非全日制工作不能被看作仅仅是妇女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进入或离开劳动市场以解决照顾孩子问题的一个过渡阶段(Dex & Shaw,1986,Dex & Walters,1989)。
非全日制工作也被认为增加了劳动市场上的性别隔离和性别不平等。首先，非全日制工作不但以女性为主，而且是以女性职业为主。在英国，女性职业聚集了四分之三的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力，五分之四以上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妇女集中在女性职业（在全日制工作内，只有三分之二的人是从事他或她自己性别的职业）(Hakim,1996:167)。随着非全日制工作的扩大，以女性占主导地位的非全日制工作和男以性占主导地位的全日制工作正在成为西方国家劳动市场上性别隔离的新特点。其次，非全日制工作妇女的报酬比全日制工作妇女的低，进一步拉大了原本已经存在的两性工资差别。需要指出的是，全日制工作和非全日制工作妇女的工资虽有差别（0.34英磅／小时），但没有大于全日制工作中的两性工资差别（1.06英磅／小时）。可见，全日制工作和非全日制工作的工作结构的分割与劳力供给的分割的相匹配，和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力主要是已婚妇女不是碰巧发生的事，而是社会性别被构入了劳动市场的结构之中。
4.非全日制工作促进了劳动市场中妇女的异质性和极化。西方劳动市场上存在着两类不同的女性群体，一类是事业型妇女，她们追求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向两性劳动分工和限制妇女职业选择的陈规陋习进行挑战，并在工作的连续性和全日制工作方面进行投资。另一类是“现代家庭主妇”型妇女，她们通过次要养家活口者的性别身份维持着传统的“家庭工资”模式，她们的工资工作只是其家庭主妇角色的延伸，而不是对它的取代，非全日制工作是这类妇女的重要工作特征。
在英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两个成鲜明对照的女性群体之间产生了一个清楚的分水岭。事业型妇女从事全日制工作，主要集中在男女混合型的职业和男性占支配地位的职业，具有较高的报酬；现代家庭主妇型妇女则从事非全日制工作，集中在女性职业中，具有较低的收入，当收入的离中趋势增强时，这两个群体就进一步两极分化。汉弗莱斯和鲁贝里(Humphries & Rubery,1992:251)对80年代英国妇女的就业和收入趋势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说，女性劳力正在两极分化，因此从80年代末开始，在分析劳动市场上的妇女地位时，区分这两个女性劳力群体几乎是必不可少的。
黑金(Hakim,1996:207)认为，女性的异质性不能再被忽视，因为它是增加女性劳力两极分化的根源，并会产生不受性别歧视立法影响的社会结果和经济结果。黑金(Hakim,1996)还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职业隔离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全日制工作劳力队伍中的职业隔离下降了，但出现了全日制工作和非全日制工作的职业隔离，这一新的职业隔离不仅程度较高并正在不断上升，它遮盖了前者的下降，因此职业隔离的总体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相反趋势互相抵消之和。
四、非全日制工作的发展趋势
英国劳动就业部部长谢泼(Rt Hon.Gillian Shephare)在一次会议上发表谈话说，灵活的工作不仅仅是对妇女而言的，它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英国男子的非全日制工作的增长速度已开始超过妇女，虽然他们在非全日制工作中仍然占绝对少数。他说，灵活的工作并不是对每一人都是全部的答案，重要的是它使人们（包括雇主和雇员）能够得到各种选择。政府的作用是确保人们能够得到真正的选择。
的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知识经济的出现，多样性和灵活性代表了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劳动力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则，工作形式将更加走向多元化。不仅发达国家如此，就是在我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正式提出了，要“采取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提倡自主就业”。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剑桥大学教授马蒂亚·森说：“非正式经济可能会进一步发展。它符合经济灵活性的需要，能使难以进入正式经济部门工作的人们找到工作，但不足之处是缺乏社会保障。”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无论从经济发展趋向还是从我国的妇女就业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市场的需求来说，进一步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以及如何减少灵活性工作在劳动市场上的隔离程度，提高其劳力队伍的就业地位和社会保障程度，让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能真正融入劳动市场的主流，在平等的基础上享受选择多样化工作形式的自由，将是我国就业领域中需要加以探索的新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