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与文化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文化转型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文化发展明显产生危机和断裂，同时又进行急遽的重组与更新，如西方的文艺复兴，中国的魏晋六朝时期和五四时期。文化发展总是通过“认同”和“离异”两种作用来进行。“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一致的阐释，是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的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开掘，同时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种种界限和规范，使之得以发达和凝聚。我国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于一尊”就是一例。“离异”则表现为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时期内，对主流文化否定和怀疑，打乱既成规范和界限，对被排斥的加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因而形成对主流文化的批判，乃至颠覆。这种“离异”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就是文化转型时期。在这种时期，人们要求“变古乱常”，在一定程度上中断纵向的聚合，而以横向开拓为特征。横向开拓也就是一种文化外求，外求的方向大致有三：第一是外求于他种文化，如文艺复兴时期西欧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借助；汉唐之际中国对印度、西域文化的吸收；第二是外求于同一文化地区的边缘文化（俗文化、亚文化、反文化），如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词、曲、白话小说的成长都是包容了俗文化的结果；第三，外求于他种学科，如弗洛伊德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对文学观念的刷新。
20世纪后半叶，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时期。30年来，世界的巨变是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电脑主宰了大工业生产，整个工业体系正在进行急遽的改组和更新，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电脑电讯、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正在极其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至生存方式；分割世界势力范围的殖民体系已经分崩离析，独立的亚、非、拉各民族国家构成了从未有过的、蓬勃发展的第三世界；作为20世纪前半叶帝国主义特征的垄断寡头经济被世界多元经济所代替，发达国家为了追求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市场，把他们的企业，包括技术、管理、名牌商标等等和平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获取更大利润，解救国内经济危机。他们需要的是没有罢工、没有动乱的稳定环境，因此，世界可能获得一段时间的和平，这就为人类文化的交流、转型、发展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20世纪前半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分别使人类对自然、对社会、对人本身都有了全新的认识。20世纪后半叶，人类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在逻辑学范式之外，现象学范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应用和普及。
逻辑学范式，是一种形式分析，通过“浓缩”，将具体内容抽空，概括为最简约的共同形式，最后归结为形而上的逻各斯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从这种范式出发，每一个概念都可以被简约为一个没有具体内容、没有实质、没有时间的纯粹的理想形式，一切叙述都可以简化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在这个固定的空间里，一切过程都体现着一种根本的结构形式。例如许多英雄神话的叙述都可归纳为：生——入世——退缩——考验——死——地狱——再生——神化这样一个结构。许多这样的叙述结构结合成一个有着同样结构的“大叙述”或“大文本”，体现着一定的规律、本质和必然性。
现象学范式与逻辑学范式不同，它研究的对象不是抽象的、概括的形式，而首先是具体的人，一个活生生地存在、行动，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人。现象学强调对自觉经验到的现象作直接的研究和描述，尽量排除未经验证的先入之见，强调“诉诸事物本身”，亦即对具体经验到的东西采取尽可能摆脱概念前提和用过去的知识进行理性分析的态度，“回到直觉和回到自身的洞察”。经过这一“还原”，一切已知的东西就成为感官中的现象，也就是通过直觉、想象等意识形式而被直接认识。这样的“还原”倒转了人们的认识方向，从面向客体转为面向意识。如果说过去逻辑学方式强调的是人对客观世界的种种现象和规律的认识，这些现象和规律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客观存在”，那么，现象学方式所研究的重点则在于客观世界是如何被主体所认识的。现象学范式首先从人的意识出发，在这个人的周围，没有什么绝对固定不变的客体，一切都不是固定的，都随着这个具体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心情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现象学研究的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几何学空间，而是不断因主体的激情、欲望、意志、思维方式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的拓扑学空间。从现象学范式出发，后现代主义将人们习惯的深度模式解构了：现象后面不一定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偶然性后面不一定有一个共同的必然性，“能指”后面也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所指”；中心被解构了：原先处于边缘的、零碎的、隐在的、被中心所掩盖的一切释放出新的能量；历史被解构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两个层面，事件被“目睹”的范围是很小的，我们多半只能通过叙述来了解历史，而叙述中材料的选择、详略、叙述角度和视野都不能不受主体的制约，所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当代人所诠释的历史。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逻辑学范式和现象学范式往往同时存在而运用于不同的领域，正如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可以运用于不同的领域一样。在文化研究的范围内，第二种范式起了消解中心，解放思想，逃离权威，发挥创造力等巨大作用，但它也导致了某种离散和互不相关，以至某种程度的社会解体。由于物质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的巨变，人们不能不重新思考百年来主流文化的弊端并转而寻求横向开拓，以致力于新的发展。在这样的新的认识高度，回首百年历史，人们不能不看到百年来，人类被屠杀的数字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不计其数的局部战争，使人类的自相残杀达到了空前的规模。高科技迅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给人类生活造成了严重威胁：据统计，本世纪原子能泄漏事件达27次之多，核试验、核废料污染不断；日本奥姆真理教集中了日本相当优秀的高科技力量，目的却在制造有最高杀伤力的毒气；能源枯竭，环境恶化就更不用提了。精神方面对人的残害也更远胜于中世纪，仅奥斯维新集中营，便虐杀了600万犹太人！ 俄国的古拉格群岛、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屈辱和迫害也都是空前的。这一切都说明文化转型的需要已迫在眉捷。
然而，20世纪末期毕竟是与过去不同了。瓜分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大战、核战争、冷战等等毕竟已是昨日梦魇。从目前情况来看，文化冲突（民族、宗教、权力、野心等）似乎已占引发战争因素之首位（西亚、非洲、中欧、俄罗斯、印度半岛皆不乏实例），于是有了亨廷顿教授（Samuel Huntington ）关于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冲突将引发世界大战的预言。这里对亨廷顿教授的预言先不置评，但他所提出的文化冲突问题的确是未来世纪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文化冲突首先起源于文化压制。亨廷顿先生之所以紧张，首先是因为他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感到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建制正在衰落，随着殖民制度的崩溃，各民族文化正在彰显自己。对任何不带偏见者来说，这种彰显十分重要，因为没有差异就不会有发展。保存并发扬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世界文化之幸，人类之幸。就举西方文化的发展为例，无论是非洲音乐对当代通俗音乐的影响、日本绘画对凡高、莫奈的影响、中国建筑对欧洲建筑的影响……都可以充分说明当代欧洲艺术的发展确实得益于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的文化差异。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就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 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注： 罗素（Bertrand Russeau）：《中西文化之比较》，转引自《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长春，1988，第8页。）。 不同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一个文化宝库，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性而导致革新。如果不再有这些差异，也就不再有激发人们灵感和创造性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在目前的文化转型时期，发掘不同文化（无论强弱）的特殊独创性，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使人类文化得到全面更新，这对于21世纪的人类命运实在太重要了！
然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确实正在受到多方面的威胁。最明显的威胁就是顽固存在的各种文化中心论，首先是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化界许多人总是顽强地认为西方文化是最优越的，包含最合理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最应普及于全世界。在比较文学学科领域内，这种西方中心论更为突出。自从188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H.M.Posnett）第一次用“比较文学”命名他的专著到1986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这一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几乎就是以泯灭亚、非、拉各民族文化特色为己任的历史。在比较文学极为兴盛的本世纪20年代末，著名的法国比较文学家洛里哀（Frederic Loliee ）就曾在他那部名著《比较文学史》中公开作出结论：
西方之智识上、道德上及实业上的势力业已遍及全世界。东部亚细亚除少数偏僻的区域外，业已无不开放。即使那极端守旧的地方也已渐渐容纳欧洲的风气……从此民族间的差别将渐被铲除，文化将继续它的进程，而地方的特色将归消灭。各种特殊的模型，各样特殊的气质必将随文化的进步而终至绝迹。到处的居民，将不复有特异于其他人类之处；游历家将不复有殊风异俗可以访寻，一切文学上的民族的特质也都将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总之，各民族将不复维持他们的传统，而从前一切种姓上的差别必将消灭在一个大混合体之内——这就是今后文学的趋势。（注：洛利哀（Frederic Lollice）：《比较文学史》，上海书店，1989，352页。）
不言而喻，作为核心， 统治这个“大混合体”的当然是欧洲（包括美国），而在他看来，实现这样的趋势，正是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现在看来，这样的主张自然是近乎天方夜谭，但在前半个世纪，认同这种思想的比较文学家恐怕也还不在少数；今天它也还蛰伏在许多西方学者的灵魂深处。要改变这种现象远非一朝一夕之事。意大利比较文学家——罗马知识大学的阿尔蒙多·尼兹（Armando.Gnisci ）教授把对西方中心思想的扬弃这一过程称为一种“苦修”。他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说：
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中解脱的方式。这并非虚言，条件是我们确实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后殖民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前殖民者应学会和前被殖民者一样生活、共存。我说的“学科”与西方学院体制的专业领域毫无关系，相反，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注：阿尔蒙多·尼兹（Armando Gnisci ）：《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罗恬译，《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第一期，5页。）
可见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已经觉悟到在后殖民时代抛弃西方“中心论”的必要和困难。
其实，也不仅是西方中心论，其他任何以另一种中心论来代替西方中心论的企图都是有悖于历史潮流，有害于世界文化发展的。例如有人企图用某些非西方经典来代替西方经典，其结果并不能解决过去的文化霸权问题，而只能是过去西方中心论话语模式的不断复制和新的霸权的出现。中国中心论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中国本来就有“中央之国”、“定于一尊”、“统一至上”的传统，一旦“阔”起来，就难免会陶醉于“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过去西风压倒东风，现在轮到了东风压倒西风”之类的好梦。
更有甚者，还有某些“政治家”公然以维护文化一元化，将本国文化中心论强加于人作为统治国家的首要决策。前面提到的亨廷顿教授最近就著文宣称：虽然“美国的流行文化和消费品席卷全世界，渗透到最边远和最抗拒的社会……在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技术和文化方面居于压倒优势”，但美国“要想重新唤起较强的国家特性感，还需要战胜美国存在的崇尚多样性及多文化主义的思想”，他甚至得出结论说：“如果多元文化盛行，如果对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道落进历史的垃圾堆”！为了维系这种“共识”，“增强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就必须制造一个“假想敌”。（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 美国《外交》杂志1997年10月号，译文见《参考消息》1997年10月16—18日第3版。）由此可见，要削弱各种“中心论”， 走向文化的多元化实在还有很长的路程。
危害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除了各种中心论之外，更其严重的是科学的挑战。勿庸讳言，高速发展的电脑电讯、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正在极其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至生存方式。如果说前一个世纪之交，科学把人类引入到一个以原子为核心的物理世界，那么，在眼前的世纪之交，科学正在把我们引入一个崭新的以“比特”（bit，信息的基本单位）为核心的信息世界。 信息网络使人们进入了一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一切都可化作数字，通过电脑进行运算。这种运算不仅是数值运算，而且也包括逻辑判断和思维推理，因而大大促进了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转化，并取代了大量人类的脑力劳动。据估计，全世界汽车马力的总和是人类体力的100倍， 而全球两亿台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则是全人类计算能力的33万倍！多媒体作为互联网的终端，融合了电话、电视、电脑三种主要传媒的功能于一体，用声音、图像、文字和数据以及活动影像等多种媒介来传送信息，为经济、政治、教育、文化、艺术、医疗、商务、金融、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提供服务，制约着人类的思考和判断。目前，国际互联网已联结全世界近一亿人口，并正以空前速度向前发展。（注：参阅孙晓礼、刘华杰在“未来十年这个和欧洲社会最关切的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即将发表）。）
信息交往首先要有双方都能解码的信息代码。目前网络上通行的是英文，首先是ASCII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Interchange），即“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 虽冠以“美国”二字，但实际上已是国际标准代码。这种以某种语言为主导的跨国信息流是否会压抑他种语言文字从而限制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呢？更严重的是信息的流向远非对等，而是多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信息、科技信息的流入，同时也会发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文化的“整体移入”，以至使其他国家民族原有的文化受到压抑，失去“活性”，最后使世界文化失去其多样性而“融为一体”！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文化吞并”、“文化一体化”的企图都只能带来灾难性的悲剧结局。这将是下一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重大危机，也是全人类在21世纪不得不面临的新问题。
世纪末文化危机的另一来源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本义是将事物和观念放到其自身的文化语境内去进行观照的一种方式，它赞赏文化的多元共存，反对用产生于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去评判另一文化体系；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而应受到尊重。正如文化相对主义的重要理论家赫斯科维奇所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注：赫斯科维奇（Melville J. Herkovits ）：《文化相对主义——多元文化观（Cultural Relativism,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Pluralism）》蓝多出版社（Random House）纽约，1972，32—33页。）
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差异是现阶段普遍存在的现实，正是这些差异赋予人类文化以多样性。事实上，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比照中进一步发现自己。正如苏轼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必须从外部，从另一种文化的陌生角度来观察自己，才能看到许多从内部无法看到的东西。近代社会，特别是以电脑电讯化为主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逐渐丰富，又由于帝国主义时代告终，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原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影响力相对减弱，各个新的独立国都在致力于寻回并发扬光大自身原有的文化，这些新的发展迫使原有的强势文化不能不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相对主义有了很大发展。文化相对主义相对于过去的文化征服（教化或毁灭）和文化掠夺来说，无疑是很大的进步，并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也显示了自身的矛盾和弱点。例如文化相对主义承认并保护不同文化的存在，反对用自身的是非善恶标准去判断另一种文化，这就有可能导致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忽略本文化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甚至采取文化上的隔绝和孤立政策；只强调本文化的“统一”而畏惧新的发展，甚至进而压制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结果是导致本文化的停滞，以致衰微。此外，完全认同文化相对主义，否认某些最基本的人类共同标准，就不能不导致对某些曾经给人类带来重大危害的负面文化现象也必须容忍的结论；例如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也曾是在某一时代、某些地区被广泛认同的一种文化现象。事实上，要完全否定人类普遍性的共同要求也是不可能的，如丰衣足食的普遍生理要求、寻求庇护所和安全感的共同需要等等；况且，人类大脑无论在哪里都具有相同的构造，并具有大体相同的能力，历史早就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吸收和渗透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最后，处于同一文化中的不同群体和个人对于事物的理解也都不尽相同，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与其不同的生活环境相联，忽略这种不同，只强调同一文化中的“统一”，显然与事实相悖。文化相对主义本身所包含的这些缺陷于是发展为世纪末另一方面的文化危机。
特别是由于文化多元发展遇到的种种阻碍和挫折及其远非乐观的前景，一部分有识之士感到自身民族文化被淹没以至消亡的可能，奋起突出彰显本民族文化，这对于保护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无疑具有极为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在这一潮流中，文化相对主义发展为封闭、孤立、倒退的文化孤立主义。文化孤立主义无视数百年来各民族文化交往，相互影响的历史，反对文化交往和沟通，要求返回并发掘“未受任何外来影响的”、“以本土话语阐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其实，这样的本土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我们说的不是“已成的”、不变的文化遗迹如青铜器、古建筑之类，而是不断发展和积累的文化传统，那就必然蕴涵着不同时代、受着各个层面的外来影响的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选择、保存和创造性诠释。企图排除历时性和并时性影响（超越时间和空间）去寻求本源，结果必然发现葱头剥到最后原来是空的。
文化孤立主义常常混迹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研究，但它们之间有根本的不同。后者是在后殖民主义众声喧哗、交互影响的文化语境中，从历史出发为自身的文化特点定位；文化孤立主义则是不顾历史的发展，不顾当前纵横交错的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只执着于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虚构自己的“文化原貌”。由此出发，就导致一种文化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忽略本文化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和沟通，惟恐受到“污染”；只强调本文化的“统一”而畏惧本文化内部的必然差异，特别是畏惧新的发展，以至对外采取文化上的隔绝和孤立政策，对内压制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结果是导致本文化的停滞，以至衰微。为保卫这种顽固的孤立和隔绝而引发战争也并非不可能。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类文化正面临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的文化转型时期，这一转型时期包含着多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各种文化中心论仍然有形无形地对他种文化进行压制，威胁文化的多元发展，使文化的多样性日益削弱，导致世界文化资源无可挽回地流失，这种压制必然引起文化冲突，乃至诱发战争；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所造成的文化孤立和隔绝不能不引起一种文化与他种文化的对抗，这种对抗同样有可能诱发战争，同时又引向自身文化的衰微以至绝灭；另外，自然科学作为人类已难于控制的一种力量也向未来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样一些严重问题，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研究人类历史和现状的人类学，研究人类心灵的文学，还有其他文化学、民族学等学科都应作出自己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