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吾土吾民的生命足迹——浅谈中国环境史的“问题”和“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谈论文,中国论文,足迹论文,主义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5)12-0003-07 作为一门新兴史学，目前中国环境史研究无疑还是相当稚嫩的，还有不少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虽然时下史学更重实证研究，不尚玄虚之论，但理论方法探讨对于初生的环境史还是相当重要的，同仁应该勇敢地开展一些讨论。笔者不才，愿意陈述几点谬论，供大家批判。 一、环境史学的思想转向 环境史家认为：历史不是由人类单独创造的，众多自然因素参与了其中。这种观念促使他们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解释体系，思想方法正在艰难地经历若干重要的转向： 一是尊重自然的历史价值，承认并且实证考察其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 在环境史的视野中，自然环境既是人类活动的舞台，也是人类历史的参与者。因此，不能仅仅在思想上承认自然世界及其变化对人类历史具有影响，而且在行动上实证地考察各种自然环境因素如何具体影响了人类的历史。在环境史的叙事中，不再只是抽象、静态和观念的存在，而是作为具体、变化和能动的历史角色，是所谓“自然进入历史”。① 二是重新定位人类的角色，考察其既受制于自然又改变自然的历史过程。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不断创造并运用文化适应和改变着自然界，在地球生态系统演化中担当渐趋重要的角色，直至成为地球故事的主角。特别是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人类改变自然环境的能力得到极大增强，成为“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和“生物圈中比生物圈力量更大的第一个居民”。②然而，地球并非人类独占并且可由他随意改变的家园，历史也不是人类挥袖独舞的戏剧。人类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一种特殊能力——创造并运用文化，因此自诩为万物之灵长，但终究亦只是地球上无数物种中的一员，不能脱离地球生物圈而生存，亦不能摆脱生态规律最终支配。在环境史叙事中，人类的角色甚至命运乃是通过他与自然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来判定。环境史学者回顾人类与自然交往的长期过程，特别是检讨农业时代以来人类活动的环境制约和环境影响，重新定位人类自身，是为“人类回归自然”。 三是超越简单因果律和机械决定论，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生态关系。 在环境史视野中，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是相互因应、协同演变的“此方”与“彼方”。环境史家首先承认人类是大自然中的一员，受自然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但人类又是一个具有文化自决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特殊物种，拥有按照自己的精神意志改变自然环境的强烈冲动和高超能力，因而人类历史进程并不完全由自然环境因素决定。人类社会现象与自然环境因素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生态关系，人与自然彼此因应、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化，常常互为因果，并非始终都是简单地由一方决定另外一方。这样一来，环境史研究者就应当超越简单因果律和机械决定论，回到历史的实际情境之中，具体考察环境与社会究竟是如何彼此作用、相互反馈，深入揭示人与自然如何往复因应、协同演化。 二、环境史的“问题”与“主义”困扰 近年来，随着环境史研究逐渐展开，我们深感学理建构之不足，愈来愈面临严重的困扰。这些困扰，既关乎“问题”，也关乎“主义”，有的似乎应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来做思维。若不能克服这些困扰，环境史恐怕不能成为一门成熟的学问。 “问题”的困扰主要关乎环境史的研究对象。近年来，环境史研究已呈如火如荼之势。然而，环境史应该重点探讨哪些“问题”，环境史所关注的“问题”与其他领域有何不同?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中外学人已经做过不少讨论，但似乎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在具体课题研究中，我们也许不必纠结，只要课题关涉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即可以被视为环境史。但一旦动手编纂一部中国环境史教材、一部断代环境史、甚至一部中国环境通史，困扰就发生了。作者需要反复思忖：这本书必须包括哪些基本内容才能得到学界首肯“这就是一部环境史”，而不是一部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史、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史……著作?从这个角度看，环境史需要研究哪些“问题”，既是一个学科框架问题，更直接的乃是一个历史编纂学问题。环境史研究者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历史编纂方法和话语体系，甚至要进行历史观念与知识的系统重构。 “主义”的困扰则关乎环境史观和价值判断。环境史研究应当奉行什么“主义”，基于怎样的历史观念进行“价值判断”?这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理论困扰。 我们知道：在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界)等领域，曾经多次发生“文化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的激烈争论，思想分歧至今并未完全消弭。在环境研究领域(如环境伦理学)，则发生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严重思想对抗。这些都必然对环境史观产生一定影响。 众所周知，摈弃“人类中心主义”而奉行“生态中心主义”，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核心主张。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环境保护运动密不可分，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我相信绝大多数环境史学者都同意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事物的存在价值，重视生态环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点，环境史学者试图重新认识许多历史现象、事件和人物，做出与以往相当不同的解说和评价。如果放弃这些方面的努力，环境史研究就不具备存在的“合法性”。 然而历史学家果真能够彻底地奉行“生态中心主义”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过去的历史观念是否可能被彻底颠覆?! 这种忧惧并非毫无根据。观察当今围绕环境问题而发生的种种争论甚至政治对抗，我们常常感到不知所从。环境保护人士对大自然的那种宗教式情怀，对“原生态”的那种顶礼膜拜式赞美，非常让人感动。有时我们很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当今中国环境生态形势如此严峻，我们确实需要“洗心革面”。但有时又觉得对立一方的许多观点更切合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并不可取。 在这种矛盾心理下研究环境史，我们的思想难免陷入混乱。一直以来，我们坚信：追求物质生活富足是“天赋的人权”。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毋庸置疑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然而，这些年的环境史论著总是在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文明进步与环境破坏始终相伴而行，这是全人类的普遍历史经验。如此一来，历史就变得极其吊诡：人类不断追求物质财富、发展物质文明，其实是在不断毁坏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 如何认识这一严重的吊诡现象?环境破坏是否就是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代价和结果?——如果是，人类一直追求“进步”，其实恰恰就是“反动”。那么，为了保护自然、保护环境，是否应当从现在开始就停止一切发展?如果不是，我们又应该如何评判历史上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所造成的环境改变?对于环境史研究来说，目前亟须形成一个正确的历史价值取向，以便评判以往的人类环境行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能形成理性的历史价值判断，提供正确的环境史观，环境史学者必将陷入历史悲观主义而不能自拔，成为“文明原罪论者”甚至“反文明论者”，而人类文明发展也将可能迷失方向。 拜读多年来的中国环境史论著，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相关研究中，采用经济史视角和采用文化史视角，所得出的结论似乎完全背道而驰：采用经济史视角的环境史研究，满篇都是讲先前环境是如何、如何好，由于经济开发，后来不断恶化了：森林没有了，野生动物没有了，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自然灾害不断加剧，社会经济也因此陷入了发展困境——这种“经济开发导致环境破坏，环境恶化导致经济衰落”的因果分析，看起来很清晰明了，但似乎完全否定了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合理性。采用文化史视角的环境史研究则不同，满篇都在讲述中国很早之前就有了这样、那样先进的环保制度和政策，古人很早就主张“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具有非常高明的生态思想智慧。有的甚至认为运用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智慧就可以拯救今天的地球。但持此论者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史实：几千年来，中国自然环境由于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是地球上被破坏得较严重的土地之一。既然中国那么早就有了那样先进的思想智慧，为什么生态环境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都怪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吗?我相信：这类困扰不只存在于环境史研究中，也存在于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生态人类学等等相关领域。 三、生命关怀应当成为环境史学的精神内核 “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是两个相反的思想立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调和的可能性?能否找到一个“中道”?最近几年我一直在苦苦求索，尚无满意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并不可取，没有人真的愿意为了保护环境而停止一切发展，除非他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等领域目前的主流观点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这个思想的形象表述是：没有保护的发展是“竭泽而渔”，没有发展的保护是“缘木求鱼”。中国“人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传统极其深厚，提出这种观念并不奇怪。再说，我们都是人，不可能大公无私到不“以人为本”。问题是：什么是“以人为本”?以什么人为本?以人的什么为本?以贪得无厌的人及其没有节制的物质欲望为本吗? 我曾试图将“以人为本”说得更明确一点，提出了“生命中心论”或“生命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主张以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本。③我认为：对环境问题——不论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进行好与坏、善与恶的判断，都应当基于一个核心：人类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种群延续。环境史研究应当以人的生物属性作为思想的起点，以人的生命活动作为主线来规划研究课题、展开历史叙事和进行价值判断。这或许有助于跳出目前的思想争论，回到历史实际和问题本质。 提出这个想法，既是基于人类特殊属性，也是基于生态学原理；既面对中国环境问题现实，又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具体想法有以下几点： 其一，人类兼具文化属性和生物属性。人类主要通过文化方式而非依靠本能来适应自然环境、发展经济生产、推动社会进步、满足物质需要，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但文化属性并不能使人类完全免除其生物属性，不能摆脱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拥有文化的人类并不能放弃对食物、空气、水……的需求，不能完全摆脱病毒、细菌、有害物质和其他不利自然因素的侵害。从理论上说，一切文化创造和经济活动首先都是为了保障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种群延续，但历史实际并非如此。特别是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过度张扬，由于资本利润私欲的极度膨胀，不少方面的人类活动强度逼近甚至超过了自然环境承受能力的极限，违背了自然生态规律，因而不断走向人类理想目标的反面，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匮乏了，食物有毒了，空气污染了，土地退化了，水体黑臭了……首先受到挑战的就是人的生物属性——作为一种生物，人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由于自己的认识错误和行为不当日益受到威胁，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这迫使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生物属性与历史地位，对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文明进行系统性历史反思。 其二，生命是生态学的问题和理论核心。许多学者主张：生态学是环境史的主要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什么是生态学?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一百多年来生态学发展出了很多分枝，但始终都是以“生命”为中心，对特定物种的生境进行“价值判断”，都是基于生境中的各种因素条件之于这一物种生存、繁衍的利弊而做出。环境史既以生态学作为理论基础，强调“生命”的中心意义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否有利于人类这个特殊生物类群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自当成为进行历史意义评估和价值判断的一个首要标准。 其三，环境危机的实质和要害是生命受到威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与根本保障。由于自然和社会两类驱动力量的交相作用，环境之中各种有机、无机，物理、化学、生物……要素之存在，既有其“时、空、量、构、序”规律，亦始终处在平衡与失衡的动态变化之中。各种要素严重失衡必然带来短缺匮乏、过量积聚、结构失当、时空失序等问题，导致人类生态系统乃至整个地球生物圈发生紊乱，进而威胁人和其他物种的生存、延续。成千上万年来，中华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认识和适应生态环境，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困苦，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明成果，也留了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史无前例，环境破坏的速率和程度亦是前所未有。饿死和冻死的人愈来愈少，这是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但因食物、空气和水的污染而受到严重影响的人数不断增多，这是环境破坏的后果。开宝马、喝脏水的荒谬悖论日益凸现，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名车的代价，是更多的人饮用愈来愈不洁净的水、食用愈来愈危险的食物、呼吸愈来愈难闻的空气。接连发生的恶性污染、中毒案例已经足以证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由此而频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则说明环境危机同时还是社会政治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这绝不是中国现代化所期望的结果，但显而易见是与之相伴随行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认真回顾历史，重新思考社会经济发展的方略、目的和意义：什么才是合理的发展?可以肯定的是：谋财害命和可能导致断子绝孙的发展决不合理!当今环境危机的实质和要害，正是盲目、过度等不合理发展造成诸多环境要素严重失衡，资源不断耗竭，生态系统发生紊乱，对物质供给、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日益巨大的威胁。这使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的前景感到焦虑、紧张甚至恐惧，也对环境问题日益关切，环境史研究应当重点回应这种关切。只有这样，才能明确自身的学术责任，透过历史为谋求合理发展提供思想资源。 其四，“生命关怀”是中华文明的价值核心。中国人都说“人命关天”，这是一种“生命至上”的精神。这种精神推己及人、由人及物，具有遍满天地万物的普遍意义。不论是儒家的“天地之大德曰生”“亲亲、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佛家的“慈悲”“护生”“众生平等”，道家的“乐生”“养生”和“万物等齐”，还是原始的“万物有灵”和后来的“万物有情”观念，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所固有的环境意识和生命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生命遍布于整个世界，不仅人和他们赖以生存的五谷六畜是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山川、土地、草木禽兽乃至一滴水也都是有生命的。关怀生命、与天地万物共存，是一种生命大爱精神。很遗憾，这种精神在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水平十分落后的时代，因贫穷、饥饿等各种生存压力，未能充分转化成为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力。在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中，曾经被严重地忽略，重污染、高能耗型产业结构和谋财害命式的生产经营，不断加剧了环境生态危机，必须进行最深刻的历史反思。 我承认自己提出“生命中心论”是基于人本主义立场，但不希望它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翻版。因为我们主张既要关怀人类自己的生命，同时还要关怀其他物种和整个环境的生命，因为人类与周围世界中的其他物种乃至非生物因素，是一个具有复杂生态关系的“生命共同体”。 对于如何理解历史学意义上的“环境”，如何认识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我还想基于“生命中心论”立场特别强调几个基本观念： 首先，“环境”是一个历时性的生命空间或者生命场域。地球是迄今人类所知的唯一有生命的星球，与人类直接对应的环境，则是这个星球提供给人类的生命活动场域。人类生存必须依托于一定空间，这个空间不是空虚的，它包括人类自身和众多有机与无机、生物和非生物因素(环境)，人类及其生存环境共同构成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亚系统即“人类生态系统”，人类是这个系统中的主导力量，因此必须承担起相应的道德责任。从时间过程看，有史以来的人类生命活动场域，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空间大小和结构性要素都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自进入“人类世”④以来，人类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如今几乎已经覆盖了地球的每个角落，影响力不断增强，地球生态系统演变在许多方面已由自然力量驱动转为人类行为主导。然而，人与自然是彼此作用、互相反馈的，人类活动日益广泛而深刻影响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也日益广泛而且强烈地反馈于人类生命活动。环境史研究主要考察人类不断扩张其生命活动场域的历史过程，以及人与自然在历史过程中的彼此作用和互相反馈。 其次，人类生命活动必须依托自然环境，同众多的物种休戚与共。我们所说的“环境”是人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中心来界定的，但人类不能脱离其他生物而独存，人类必须依赖于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包括生物和非生物、有机和无机的条件)，人类与众多生物乃至整个环境是彼此依存、休戚与共的统一整体。因此，环境史研究者比过去的历史学者更加重视人类生命活动的自然基础，更加重视各种生物和非生物的历史价值和意义，试图深入解说历史上人与其他生物以及非生物之间相互依存、彼此作用、协同演化的生态关系。 再次，人类文明发展是地球生命系统演变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是地球生物圈的一部分，虽可划分为许许多多个地理单元、社会聚落和文化类型，但总体上都从属于地球生命系统。人类文明史是一部特殊的生命演化史，也是一个广义的生态过程，归根结底是地球生命系统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在人类漫长的生命活动历程中，社会、经济、文明甚至人类自身都在不断适应并改变着地球，与之协同演化：社会可以理解为人类生命的存在形式和组织结构，经济可以理解为人类生命的物质能量供给系统，文化可以理解为人类生命活动的手段、方式和规则。我们追求“生态文明”，需要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全面变革，全力保护地球生态系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把人类生命活动推向一个更高级的阶段。环境史探讨不同文明系统和历史阶段众多社会文化因素与自然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协同演进的生态关系，正是为给生态文明理想之实现提供过往经验。 最后，物质能量支撑和健康安全防卫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两个基本方面。当我们回到历史起点进行思考，可以发现：人类自诞生的那天起，就一直主要围绕着生命的存在和延续而开展各种活动。毫无疑问，人类活动的目的和方式伴随着社会文化发展而不断复杂化，但获得物质能量以支撑生命系统的发展、延续，建立健康和安全防卫机制以应对各种天灾人祸和环境威胁，却始终处于基础地位。这两个方面，既是文化衍生的原始起点，也是文明演化的根本动力，同时还是人类与自然交往的主要目的和界面。因此，应当首先围绕生命的支撑与防卫、延续和发展去理解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凸显生命的价值，追寻生命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史(生态史)学乃是一种“生命史学”。 基于上述理念开展环境史研究，我们或可不再因为“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对抗而感到精神恍惚，并且可以标明环境史区别于历史地理、经济史、社会史等的学术目标、研究内容和解说方式。 四、环境史的研究维度和叙事主线 我反复主张：中国环境史研究应当紧扣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这条主线。假如我们坚持将“生命关怀”作为环境史学的精神内核，那么，环境史就应当回到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那些最基本问题，围绕这些问题考察不同时代人类社会与所在环境诸多因素之间的生态关系，梳理这些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从中既了解自然环境变化的历史，又重新认识人类自身的历史。其要旨在于关系分析。 如此一来，人类为了解决基本生存问题而采取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就成为环境史叙事的主体内容。从“生命中心论”的立场出发，我认为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和课题，应当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及其衍生内容： 其一，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命保障，人们如何认识、利用和改变自然条件，不断扩大能量生产，创造各种物质财富，同时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 其二，为了保证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人们如何应对和规避来自于环境的各种风险和威胁(包括有害的病毒和细菌、气候和地质灾害、人造的有害物质，以及自然界乃至人类内部的敌人)，并为之而不断改变环境? 其三，围绕上述两个方面，人们创造了怎样的技术工具、产业经济、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和思想知识体系? 围绕生命活动(包括生命支撑和防卫体系之建构)这个中心，对环境史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也许可以比较清晰，这两个方面自古至今的发展变化线索，便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线索。在实际操作中，一部综合性的环境史著作至少应当梳理下列维度的历史变化过程： 一是人口民族维度——中国大地是如何从“厥初生民”开始发展到后来的亿兆斯民?人口变化如何影响自然环境?不同人群分别采用了哪些不同方式同周遭的自然世界打交道? 二是地理空间维度——自古至今，中华民族是如何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命活动场域?以往史家所说的从“中原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的发展变化，其实就是将那些原先荒无人迹的地方不断改变为人类生存环境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如何逐步完成的? 三是物质能量维度——大大小小的社会，都是物质能量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系统，物质生产和能量转换水平是文明发展可测试的主要指标之一。自古以来，人类为了满足物质能量需求，不断利用自然环境条件开展劳动活动，在不断改变着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不断适应、利用和改变着所在的自然环境：食——从果蓏蠃蛤到转基因食品，衣——从裸身散发到衣冠华服，住——从山顶洞到城市“集装箱”，行——从服牛、乘马到高铁、飞机，一切发展变化都无不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和演变。人类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如何既依赖于环境又改变了环境?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尚有无数的研究课题等待开拓。 四是身体与性命维度——有史以来，生态环境是如何造成对人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影响，人们如何应对来自周遭环境(这里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威胁?这些看起来是医学史、灾害史研究应当考察的问题，因为密切关联着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及其变化，所以也是十分重要的环境史课题。从古代“岐黄之术”发展到现代医学，从远古消极承受、占卜祷告发展到现代高度复杂的科学防疫防灾体系，同样伴随着并反映了古今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系列复杂变化。 五是社会和政治维度——主要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特别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占有、管理等)如何伴随着自原始人群到现代国家(社会关系)的发展演变而不断改变。 六是知识、情感和观念维度——自古至今，人们关于自然环境的思想、知识、信仰和态度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中华民族是如何从“万物有灵”发展到“万物有情”?又是如何接受关于自然界的近现代科学知识和思想体系?这些发展变化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环境行为? 总而言之，采用“生命中心论”的立场，围绕生存、发展的主线来研究中国环境史，可以更加彰显环境史研究的特殊意义，更好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紧扣生存和发展的主线，围绕生命活动这个中心，有助于避免因为历史现象过于繁复、变化和扑朔迷离而陷入思想混乱；透过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的历史变化，可以更清楚地分梳出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主要环境问题，对多样化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环境行为和环境意识及其之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做出更具历史理性的价值判断，而避免以偏概全、以今律古。 本文原系在云南大学主办的“全球化视野下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环境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蒙《历史教学》不弃，稍作整理即予发表。一孔之见，远不成熟，敬请批评指正。 注释： ①“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是李根蟠先生对环境史意义的概括。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 ②[英]阿诺德·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③我最早初步提出这一概念是在2010年。见王利华：《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这里根据近年思考作进一步申论。 ④“人类世”(Anthropocene)是诺贝尔奖得主、大气化学家Crutzen和生态学家Stoermer等四位科学家在2000年正式提出的一个地球科学概念，这一概念用于“研究大约10000年以来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构成的地球系统的变化及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性”。参见刘东生：《开展“人类世”环境研究，做新时代地学的开拓者——纪念黄汲清先生的地学创新精神》，《第四纪研究》2004年第4期。标签：生态环境论文; 地球环境论文; 生态文化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物质文化论文; 安全文化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生态学论文; 环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