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学科理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音乐论文,学科论文,理论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百年来，随着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入侵和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我国传统音乐在人民的社会生活中仍在延续、繁衍，同时与中国传统音乐风格和体系有着很大差异的西方音乐进行了全方位渗透和大面积覆盖。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中国传统音乐的流变，形成了今天中国音乐由传统音乐延续和中西结合的新音乐共同组成的现实。面对这一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音乐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在这些看法中，客观、冷静者为数不多，而带有绝对化观念者不时产生，中国音乐的理论建设还或多或少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笔者在此对这些问题的存在作一归纳，不妥之处，敬请同行与专家们批评指正。
一、理论的绝对化
关于绝对化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有一部分学者在有关中西结合的问题上以绝对化的态度来对待；第二，还有一些学者在对待此问题时，从表面来看他们好象是持中和的态度，但在理论研究中往往又犯了绝对化的错误。
自匪石在1903年写的《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刊登于《浙江潮》后，中国音乐界便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如中国音乐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孰优孰劣，何以论优劣；西乐该不该引进，它与传统国乐的关系如何；传统音乐在历史和现实中究竟应占有怎样的位置等等。此后有关于中国原有音乐是否落后，中国音乐究竟如何发展，是“西化”还是“国粹”，总是存在着分歧。
早在20年代，郑觐文对西洋音乐的引进“忧之有年”，对“徒习外风，以移易国性”感到痛苦和惋惜，他认为要“发明雅乐之真理，提倡雅乐为宗旨，”“复兴雅乐，保存国粹。”（注：郑觐文：《雅乐新编初集·绪言》，1918年11月。）这种观点显然是缺乏科学的、冷静的头脑。他从根本上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音乐存在着落后的一面。近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举办的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出版暨二十世纪中国音乐学术研讨会，就刘靖之的《史论》及其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是世纪末中国音乐界对本世纪新音乐发展道路反思热潮的持续。从讨论会可知刘靖之史论的核心思想。他认为，新音乐是欧化的音乐，因此，中国音乐发展道路是错误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观点也是典型的“国粹”派。持此观点的还有不少人。这是犯了一种国粹主义的绝对化错误。
与此相对，欧漫郎早在三十年代就主张中国需要的“不是所谓‘国乐’，而是世界普遍优美的音乐，”“中国新音乐的建立，要‘全面西化’”（注：欧漫郎：《中国青年需要什么音乐》载《广州音乐》1935年第3卷第6期。）青主认为：“应该于国乐西乐之间择定一个，要国乐便不要西乐，要西乐便不要国乐。”（注：青主《音乐当作服务的艺术》载《音乐教育》1934年第2卷第4期。）他还认为：中国音乐是“一种向自然界的音声乞灵的音乐，”而“这样向自然界的音声乞灵的音乐，我们是不敢表情的。”（注：青主《乐话》，1930年1月22日。）当前，也有一部分学者主张中国音乐应当“全面西化”、“向西方乞灵”，他们的理由是中国音乐“绝对落后”。
在关于中西音乐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中，往往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有些学者对中西关系持客观、中和的态度，表面看去较为冷静地分析中西音乐结合的得失，然而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或对待实际中西结合的理论方法中往往又犯绝对化的错误，这种错误，具体体现在他们的著作或文论之中。例如有些学者在有关中西音乐关系的讨论会上说：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新音乐的出现和它的发展。在学习西方音乐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新音乐在本世纪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在新音乐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和中国过去的音乐教育有所不同的新的专业音乐教育体系，不应低估这一体系在中国音乐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这些话语里，可以看出其对待中西音乐关系的客观态度。然而，在其论文或著述中却又写道：“中西合璧”的办法，的确在概念上造成了许多混乱，同时也妨碍了我们理解中国音乐。这似乎是说，中西音乐的结合是一种错误。类似这种前后矛盾的现象在我国音乐学理论界时有发生，这只会对我国音乐学的学科研究和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
“毋庸讳言，与西方专业音乐相比，中国传统音乐是不够发达的。导致这种局面，除了众所周知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等原因以外，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软弱和贫乏也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注：周青青《靠科学态度弘扬优秀传统音乐文化》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然而，不同音乐间的比较，复杂而困难，要小心、 细致、实事求是，切忌轻率做出简单而绝对化的结论。
“中国传统音乐是一种线性的音乐，是一种极其讲究细致韵味的音乐，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音乐，不论中国音乐是由于偏重‘线’，而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色彩；还是因为中国音乐没有发展出强烈的色彩对比，而只能局限于‘线’的表现手法范围之中，总之，中国的传统音乐毕竟是在‘线性’的方面表现出了极其细致的多变。这种细致的多变使许多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人，为中国人民如此善于在局限中达到极致而感叹。”（注：周青青《靠科学态度弘扬优秀传统音乐文化》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而我国传统音乐从多声思维的角度，相比高度发展的欧洲专业音乐的确是滞后的。萧友梅早年在谈到中国音乐时也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音乐的根本缺陷便是没有和声”。赵元任也认为中国音乐不及外国的地方“关键就在和声方面”。当然他们在此所指的和声是欧洲专业音乐中相对完整、成体系的多声思维的理论和技法。其实，欧洲音乐在早期也是单声的线性音乐，“大约9世纪后， 奥尔加侬二声部‘平行进行’始，出现了多声思维。后经‘斜向进行’、‘反向进行’，至14世纪‘新艺术’的四声部对位，再经16世纪的帕列斯特里那对多声技巧的推进，直到巴洛克时期，巴赫成了集此前欧洲技巧之大成者。接着的古典时期，以和声进行为主的多声思维兴盛起来。”（注：魏廷格《分歧与出路》载《人民音乐》1999年第3期。 ）从此以后，主调音乐又与复调音乐并存，并以种种方式结合的形式应用于音乐作品中，形成了更加丰富、复杂的多声思维。它使音乐从平面的变为立体的，从单层的变为多层的，从单色的变为多色的，将音乐的表现可能性极大地扩展开来。多声思维是音乐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可将单声（线性）的音乐潜藏着的，但又无法同步表达的未表之情、未表之意同步地表达出来，它是单声思维的补充，丰富和深化。这是欧洲音乐的进化过程，它同样也适合于中国。只是由于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科学等原因，而影响了中国音乐的进程。
事实，中国音乐在强调自身的特点时，它无论是从音乐发展的或外部都有容纳欧洲音乐技术的要求，而并非是排他性的，这一点在魏廷格先生的《分歧与出路》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论证。今天我国的专业器乐大都以民族的传统音调结合欧洲音乐技术作曲法进行创作，并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它既发扬了我国民族音乐的优秀传统，又借鉴、融汇了欧洲音乐的先进技术，这是一条值得继续摸索、探讨的道路。音乐的实践证明，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的道路还是成功的，在中西音乐的结合中往往会碰到一些具体的困难，如首先中西分属不同的文化圈，因此有不同的审美趣味。其次技术理论的照搬必将会导致音乐艺术上的生硬。这些情况早被人们所熟知。因此，对于在中西音乐的结合之中有许多不够成功或不很成功之作，也就不感到奇怪，更没有否定中西音乐的结合之必要。在对待中西音乐的结合时，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持“国粹”的态度，否则只会作茧自缚，使自己误入歧途。
二、音乐与政治的关系
音乐学中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是一个极为复杂而深刻的哲学问题。在有关于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音乐学界的学者长期以来不断探索。在实际的音乐学研究中出现各家之说是正常的。
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是任何音乐学者所回避不了的问题，当前有些学者认为音乐应该独立，文化高于政治、重视文化自身的价值，音乐的理论建设应从人、人类出发，超越个人、民族、集团和国家，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并指出中国文化中与现代化相冲突的东西是政治权威高于一切，音乐文化从属于政治，因此使它不能独立发展。不打破原有的音乐文化论，就不可能使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以人权为核心的观念价值系统在中国生根。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音乐要为政治服务，脱离政治、学术独立的思想和做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音乐学的理论界对音乐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始终存在着左右偏摆的问题。对此，我认为音乐学的理论建设应采取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当前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文化精神生活方面也日益要求丰富多彩。因此，音乐艺术风格、形式、体裁、题材的多样性，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的客观需要。音乐艺术及其理论应该独立自由地发展，理论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辩。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一种风格、一种学派，只会有害于音乐艺术的发展。但是，音乐界自身思想僵化，不实事求是，更会影响音乐学理论建设的正常进行。
三、急功近利
急功近利是音乐学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有关于中西关系的问题，理论界争执不休、各抒己见。不过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中国音乐在接受西方音乐中所形成的新音乐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认识到我国音乐当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在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中对我国固有的传统音乐不够重视；对我国传统音乐学习不够，导致了对传统音乐教育的忽视甚至是歧视，从而影响了传统音乐的传承；在音乐创作中洋化的成份太多等。他们认为这些偏差如果不能很快地得到纠正，势必影响到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也会妨碍音乐院校体系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因此不少人在这些方面奋笔疾书，理论上给予客观的总结、引导，以致纠正以上的各种问题。在此，他们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我国的音乐创作、理论等方面逐渐走上了独立的发展道路。然而，也有一些人对于中国音乐的理论问题作简单化的处理，急于求成，认为“西方乐理”是导致学生对中国音乐不感兴趣和不能理解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们认为学生应按照他们自以为是“中国音乐的一套理论”作为教材进行学习便能“真正”地理解中国音乐。
我国的音乐学科理论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应该以冷静、科学的头脑去分析其原因所在。解决问题需要涉及诸多理论、实践之事，要鲜明地树立起专业音乐教育的战略观念。杨荫浏先生早年就明确地表示中国音乐的“充分发展，必须在与世界音乐经过极度融化之后，才能达到它应有的程度。”在谈到中西音乐的关系问题时，他指出：“拒绝中西交融，非但是不必要的事，而且也是目前充分发展的障碍。”但又指出：交融前各因素“准备工夫的充分与否”，“会”形成种种不同的交流结果。“他还为国乐准备工作特别设计了一个伟大而合理的计划。”从中可见，杨荫浏先生对中国音乐存在的问题多么中肯，并指出中国音乐中存在的问题要有“伟大而合理的计划”，才能逐步解决，并要有充分的准备工夫。而我们有些人对此问题认识是片面的，对中国音乐存在的问题采取简单化的解决办法。例如将自己感觉的东西草率成书，没有宏观而长远的计划；对于问题的处理主观而武断，不求实证，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方法等等。我们认为音乐理论研究应当采取科学的态度，认真地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和现实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与归纳，实事求是地探寻中国音乐发展之道，而不能以热情来随意地对待一门学科。
四、研究方法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方法是学科的标志和象征。作为一门学科，必然要寻与学科专业特性相适应的科学的最佳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系统方法，它能揭示客观物质世界新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它是衔接专门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不可少的桥梁。”（注：袁静芳《乐种学导言》载《音乐学文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1992版。）所谓系统，就是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若干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方法的特点，即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的方法。
当前，在音乐理论的建设中仍然存在着研究方法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用理论去“修正”事实；（2）将活着的音乐文化切片处理，分割而治；（3）关于音乐的比较方面。
存在决定意识，从物质到感觉和思想，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路线，在我们音乐学的研究中，要遵循这一科学的认识论的原则。以科学的精神对待学科的建设。科学精神要求知识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反映一定的规律，而不能只限于单纯的经验记录；要求严格的逻辑论证，完整的知识体系、正确的方法论，推论过程的严密和准确。科学精神重视理论被实践（实验）的验证，要求理论的建立须依靠大量事实的支撑。然而有些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理论去“修正”事实。学者们常常去找那些不具代表性的事例来片面地支撑自己的理论，结果这些理论的出现既没有概括性，也无具体可行性，甚至与事实背道而驰。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必须将理论“修正”事实的状况转变为事实修正理论，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我们还应该知道，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一种理论只是一个研究角度、一种认识方法。它常常是有局限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常常需要伴随着研究角度和认识方法的更换。
我国的音乐学科当前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更是令人可喜，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国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对现有传统音乐进行了大规模的采访搜集和普查，发现了不少前所未知的歌种乐种，音乐考古学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然而，在对我国传统音乐的考察、收集、整理、研究中也存在着“分割而治”的现象。所谓分割而治就是音乐研究者们在对民族民间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中，“把活生生的音乐文化切割成几类，每一类的切片又按行政区划归卷而不管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种文化，有些乐种只好支解了，有些对不上分类口径的只好舍弃了，工作的结果只能做出半成品，形成一个集切片标本之大成的资料库，而不能让我们对活生生音乐文化现象达到一种完整的把握。”（注：赵宋光《音乐文化的分区多层构成描述》载《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2期。 ）如果长期地用这种分割式的方法进行研究，必将延迟我们完整地认识和理解活生生的音乐文化现象。赵宋光先生在《音乐文化的分区多层构成描述》一文中对此问题提出了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区划的五种处理方案，以及对汉族音乐文化的区划方案，阐述全面，颇有新意，且具体可行。如照此将可解决长期以来“分割而治”的局面。
关于音乐的比较也是当前争论中西音乐关系的一个焦点。“比较”作为一种方法，各门学科都在运用。音乐中所运用的“比较”方法也是学科建设的深入，它是一种普遍联系的方法，在哲学上是有深层意义的。它意味着学科要从孤立走向综合，从封闭变为开放式的状态。有人提出在西方，“比较音乐学”正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那么，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有没有必要重建比较学，对此有些学者认为重建比较音乐学是必要的，比较的目的在于得到本质的、文化规律的东西，有些学者认为不要过多地作纯思辨层面的比较，而应当在具体基础的层面进行比较。我们认为音乐学研究基础方法还处于萌芽状态，对“什么是比较”和“如何比较”这样的学科之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基础工作，以及梳理和普及工作，同时还要进行大量的比较实践。今天我们依然要去做大量的“田野工作”，深入研究文化中的音乐和音乐中的文化。在作中西音乐比较时应坚持以我为主体的地位，塑造自己的主体性。当代人类学对民族音乐学的影响愈来愈大，应用人类学也发现“主体不可替代”的问题。“让各地区本土的人们自己研究自己。不论这种方法本身怎么样，它的主体意识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注：宋瑾《中西音乐比较方法研究读书会综述》载《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3期。 ）世纪初，人们在搬用西学时，未能有自己的理论，以致于用西学理论替代着中国没有的体系，造成用西乐标准来衡量或改造中国音乐的现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比较”不仅仅是方法，也是对话的观点，“方法”思维是重要的东西，方法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学科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