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主导地位与中国现代化_公有制论文

公有制主导地位与中国现代化_公有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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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尤其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涉及到国家政权的命运、社会制度的命运,因而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这样的经济问题也就是政治问题。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并讲得很清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就指出:“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1〕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 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搞经济建设、搞现代化必须有政治保证。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之初就提出来并讲得很清楚的。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 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并且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3〕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因此,坚持不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一个关系中国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推进跨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反复强调上述观点。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既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我们党始终将这一根本原则坚定地贯彻于改革开放实践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就多次提出,要用中国近代历史来教育人民,教育青年。其深刻意义就在于: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经过百年反复斗争,反复选择而来的。只有了解过去的历史,才能深刻认识今天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合理性。我们在纠正建国以来生产关系长期“左”的错误,鼓励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时,党中央又正确分析国情,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同右和“左”的错误倾向划清界限。正是基于此,我们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广大人民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了。”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作为一个关系中国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始终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战略的一个目标。80年代末,随东西方冷战的结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斗争的重点转向经济迅速发展的东方社会主义中国。他们首先针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论”,企图遏制这种发展势头。近几年又集中攻击国有经济,鼓吹取消公有制主体地位,以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扭转中国现代化道路。他们鼓吹“市场经济同公有制根本不容”,预言中国的改革“很可能成功”,“中国将加入世界强国行列”,但“这一成就的代价”是“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公有制国家”。

在上述背景的影响下,加上受传统体制的束缚,公有制企业的一些弊端暴露,国有企业出现较为严重的经营困难,而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较大上升,一些人心中泛起了对公有制前景的疑团,对经济体制转变中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了信心。一些人在政治上头脑不那么清醒,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分不清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在理论和实践上不自觉地为私有化推波助澜。

自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始,邓小平同志就预见到,围绕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这场斗争的要害是:只有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才能实现现代化,还是实现现代化必须抛弃公有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4 〕因此,对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这一重大政治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对公有制主体地位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要深入研究。

二、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实现中国现代化不可动摇的基础

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客观上要求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解放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当然,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必须通过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来实现。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现代化的特点和发展道路作出过科学的分析。他说,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我们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明确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5〕这正是基于国情得出的结论。

为什么说,中国的国情首先决定了公有制主体地位是中国现代化不可动摇的基础。

1.它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继续维护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要求。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首先产生和发展于少数欧美国家,“先发达”和“后发展”一直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格局。但是“先发达”和“后发展”并不是时间上先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而是发展过程中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和垄断资本主义初期,中国和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样,是宗主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和经济掠夺的对象。战后,一批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取得了政治独立,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却没有能在经济上摆脱西方的控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中,成为国际资本循环中发达国家资本增殖的环节,经济一体化成为南北两极分化的过程。西方是经济一体化的受益者,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陷于“依附性”、“边缘性”和“停滞性衰退”。这表明,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以来,国际经济关系虽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面临的不平等国际环境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并形成日趋严重的南北矛盾。

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增殖运动中,资本的国际大循环是战后西方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又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促进世界经济和政治关系朝着平等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而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障碍。这就是西方战略家为什么实行“分化”和“西化”中国战略,把控制中国作为保持其继续繁荣的先决条件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天的中国仍然有一个继续维护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问题。

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实现现代化是何等重要。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近代中国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争取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同样,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继续维护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并推进世界经济和政治关系朝着平等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6〕

2.它是中国现代化政治保证的经济基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建设成果也会失掉。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状况都表明,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荟集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创造一个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稳定的政治局面。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政治保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后者也反过来极大地影响前者。因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保持我们党执政地位的经济基础,二者是须臾不能分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7〕有些人援引西方国家的经验,主张除垄断行业、公益事业外,其余 国有企业都可以非国有化。显然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西方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国有经济比重很小,对国家政权的存在并不构成威胁。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政权是建立在公有制占主体、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基础之上的。只要这个“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消失,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就会被瓦解,国家政权的性质就会蜕变,各种政治势力的纷争就会使社会混乱,现代化的中断就不可避免。

3.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些重大经济和社会矛盾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是:

第一,财富增长和共同富裕的矛盾。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私有制虽然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又是与社会的两极分化联系在一起的。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称,在过去的10多年中,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增长了4倍。 严重的社会分化已导致了许多国家社会矛盾激化、动荡不安,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民族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发展差距,利用有限的资源,通过现代化来提高12亿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且是中国对人类承担的责任。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只有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才能保证按劳分配占主体,实现经济增长与共同富裕的统一。邓小平同志说:“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也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问题。”〔8〕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 我们所要打破的只是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办法,而不是抛弃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制度。若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搞两极分化,我国的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都会激化,那就会动摇整个现代化事业。

第二,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战略选择。人类已有的经验告诉我们,贫困和社会分配的不平等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深刻社会原因。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来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资源分配两个方面的不平等:一是国际间的南北不平等。全球自然资源的绝大多数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并在资本主义掠夺式开发下,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浪费。发展中国家再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已不为自然资源和环境所允许。二是国内各阶层的不平等。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差距悬殊,导致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和贫穷,加速了资源的滥用。这说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难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可持续发展就其思维方式、组织要求和运行机制而言,内在要求以社会财富的公有为基础。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紧缺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把市场经济力量和公有制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利用资源,解决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

第三,私人资本和社会利益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竞争导致生产集中和私人垄断。这是生产社会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种历史形式。私人垄断资本的发展必然使少数人或集团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产生矛盾和冲突。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私人垄断操纵国计民生,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服务于少数人谋取自身利益的需要,整个社会的经济景气维系于少数私人大财团的利益。私人垄断利益与社会利益在目标上的冲突,还会使社会失去共同的理想和价值,削弱社会的凝聚力,不能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合理的制度模式。社会化生产要求社会的占有和管理。虽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多层次的,但社会化大生产毕竟占主体地位。因此,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提下,像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公有制主体尤其是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稳定社会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维护社会共同利益,解决私人资本与社会利益矛盾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第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矛盾。全面发展的社会和全面发展的人,是人类发展的理想境界。尽管在私有制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有许多进步的人们在寻求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途径,并且也能够取得一些效果,但最终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作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从生产力发展和共同富裕两方面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和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事业,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事业。要实现二者的统一,就必须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邓小平同志说,一方面“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优越性。 ”〔9〕另一方面“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0〕

三、中国实现现代化要有公有制自身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变迁过程,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领域,公有制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要靠公有制自身的现代化。80年代以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成就,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公有制自身的现代化决定着公有制的生存和发展,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

80年代初以来,邓小平同志针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逐步探索,科学地、精辟地、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为我们坚持公有制和完善公有制提供了科学依据。所谓公有制的现代化,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坚持公有制的同时,使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根据当代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际要求,根据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来确定,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以更理想地发挥。

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们在公有制的范围和程度上完善公有制关系,实现公有制自身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我们强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否定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的失误之一,就是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去谈论生产关系变革的作用,甚至靠“穷过渡”来提高社会的公有化程度,忽视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非公有制经济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符合我国总体生产力水平落后、多层次、不平衡的状况和发展要求的。尤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于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配合国有企业减员增效,解决城市再就业,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大局具有重要作用。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私营经济,又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不是要搞私有化。因此,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确定合理的所有制结构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在质和量的统一上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处理好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正确关系。这是区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重要界限,也是区别于传统“大而纯”的公有制的重要界限。

从国民经济宏观上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首先表现在,公有制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数量上占优势。只有公有制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才能确保公有制经济在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占优势。但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是一简单的数量多数,必须同时表现在质量上。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质,体现在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其他经济成分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说公有制主体地位是一个质和量统一的综合优势。从国民经济的地区和产业来看,由生产力水平及其产业特点不同所决定,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比例关系要有所差别。从国民经济发展来看,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应是一种平等竞争关系,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公有制经济要不断保持自己的综合优势,就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符合上述方面的要求,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才能动态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际要求,合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

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和完善,也是公有制自身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今日世界发展潮流的一个基本特点。为此,任何国家都必须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多年经验也表明,要发展生产力,加快现代化建设,靠过去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必须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适应这一根本转变,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要努力寻找与市场经济相融合,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现形式。

应当看到,否定公有制主体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之所以会有市场,除了有的人确实对私有化情有独钟、别有用心之外,不少是因为对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能否相容心生疑团,对扭转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缺乏信心。近年来,国有企业出现的生产经营困难,确实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对此要有一个正确认识。首先从实践来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时间毕竟不太长,尤其是与非公有制经济不同的是,国有经济背负着传统体制遗留给企业的巨大历史包袱,这些因素产生的经济效益低是暂时的,通过有效措施是可以消除的,不能归结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同时还应看到,国有经济承担着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社会责任,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微观效益。但是没有国有经济的这种奉献,就不会有良好的改革、发展、稳定的社会环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良好的基础。其次从理论上来看,市场和计划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所有制的性质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不同的。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是针对公有制的性质和市场经济作为调节手段的关系而言,并不是公有制的任何实现形式都能与市场经济相容或比较好地相容。今天国有企业的困难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传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后遗症。只要在坚持公有制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改革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就能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继续深化改革。

任何所有制都有其优越性,国有经济的优越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为国有经济固有的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发挥创造条件。国有经济是与较高水平的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公有制。国有经济固有的优势要体现在生产集中和社会化较高的产业中,体现在较高的规模经济效益上,体现在企业的先进技术上,体现在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责任感上。目前,制约国有经济活力,导致企业效益低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但集中反映在企业缺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缺乏国有经济的优势得以发挥的实现形式。现在的关键是,在改革思路上,在改革战略上,要继续沿着现代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着力建立起整个国有资本的循环增值机制。抓大放小,在放活小型国有企业的同时,集中力量搞好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具有先进技术、规模经济,处于行业排头兵的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要在理顺国有产权关系的基础上,下决心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竞争力较强的企业集团,并与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技术改造、加强经营管理相结合,建设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总之只要狠抓“三改一加强”措施的落实,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的时间毕竟不久。我们还缺乏按照公有制本质要求,科学地进行管理和发展的成熟经验,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公有制优势还是一个前人未涉及的艰难探索。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对抗性矛盾,尚且能通过生产关系的自我扬弃来不断扩大对生产力发展的空间,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没有理由对它进行责难。只要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努力寻找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通过公有制自身的现代化,就能把公有制的力量与市场经济的力量结合起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效率和更公平的财富分配,更快地实现我国的现代化。

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4、164页。

〔3〕〔4〕〔5〕〔6〕〔7〕〔8〕〔9〕〔10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9、204、229、311、242、207、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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