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简要回顾与分析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要论文,体制改革论文,财政论文,评价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以往财政体制的演变和“分灶吃饭”后的主要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40余年间，财政体制经过了多次调整变化，在90年代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前，比较大的变动至少有下列10次：
在建国之初的1950年，改变长期革命战争中财经工作分散管理的局面，实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
1954年前后，在1951～1953年提出分级管理、“高度集中”已有所松动的基础上，实行收入分类分成（即将财政收入划为中央、地方的固定收入与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中央调剂收入）、支出按隶属关系列预算、地方预算每年由中央核定的“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体制。
1958年随下放企业下放财权，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财政管理体制，规定地方可在五年内，按照收入情况自行安排支出。但由于经济出现问题，这一体制只执行了一年。
1961年，以自1959年开始实行的“总额分成，一年一变”体制为格式，与调整时期上划企业等措施相配合，重新将财权向中央集中，扩大中央固定收入，基建支出全归中央专案拨款。这一体制在1965年之后，做过一些旨在“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小改进，除了在“文革”动乱的非常时期（1968年）暂时实行“收支两条线”（即收入全部上缴，支出由中央分配）外，一直执行到1970年。
1971年再次下放企业，下放财权，实行“收支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扩大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按核定的绝对数包干，超收全部留归地方。
1974年，在经济受“文革”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包干”体制已执行不下去，改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体制，简称“旱涝保收”体制。
1976年，为解决固定比例留成体制收支不挂钩、不能体现地方财政权责关系的问题，再次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管理体制。1978年，还在部分省市试行了“增收分成”办法。
1980年，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又一次下放财权，并按照经济管理体制规定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灶吃饭”体制。
1985年，在第二步利改税基础上，将“分灶吃饭”的具体形式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即按照税种和企业隶属关系，确定中央、地方各自的固定收入（所得税、调节税等），另有共享收入（产品税等）；支出仍按隶属关系划分。
1988年，在1985年体制的基础上，对收入上解比重较大的17个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实行了“收入递增包干”和“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等几种不同形式的包干办法，简称“地方包干”。
建国以来财政体制的频繁变动，是与国家整体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财权在“放”与“收”、“集中”与“分散”之间屡经周折，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持续、反复进行的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更有活力地发展”的探索。
在实行“分灶吃饭”之后，财政体制改革除预算管理体制方面的数度调整之外，还取得了如下一系列进展：
——调整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扩大企业留利和更新改造资金规模。经过80年代初的利润留成，1983年和1984年的两步“利改税”，1987年后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探索和90年代后逐步确立“税利分流”方向，形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大思路和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方针，在扩大企业财权之后，又将企业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的法人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地位，逐渐引上轨道。
——改革税制。初步形成了多税种配合发挥作用的复合税制，适应市场取向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使税收在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大大加强。
——改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办法。80年代曾有“拨改贷”的探索，并在一些建设项目中试行投资包干办法和对工程进行招标、投标承包的经济责任制。从1988年开始，对中央级基本建设投资实行基金制办法。90年代，终于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的国际惯例接轨、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合的企业注册资本金制度。
——改革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与财务制度，强化支出约束机制。从1980年开始，对行政事业单位实行预算包干办法，有条件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对有收入和经济偿还能力的文教科研事业单位实行周转金制度，并建立科技成果有偿转让制度，等等。
虽然80年代以来财政改革有上述进展，但直至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前，普遍实行的“分灶吃饭”框架内的财政包干制，却始终未能消除传统体制弊病的症结，主要问题表现在：
——仍然束缚企业活力的发挥。各级政府“条块分割”地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控制企业，是传统体制的根本弊病所在。在改革之后实行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中，由于是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组织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因而这一弊病于政府财力分配中以体制因素形式得到延续，只不过在行政性分权格局中，行政隶属关系控制总体而言从“条条为主”变为“块块为主”，由行政部门单一的指令变为指令加上企业实际很难违拗的“商量”和暗示。相应而来的，是各级政府始终热衷于尽力多办“自己的企业”和对“自己的企业”过多干预与过多关照，“放权”难以真正放到企业——尽管国家“减税让利”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多数国有企业仍然迟迟不能“搞活”。搞不“活”的另一面是搞不“死”，企业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照样由政府搭救，基本上不存在规范的优胜劣汰、存量重组的机制，《破产法》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形同一纸空文。也正是与行政隶属关系控制网络紧密相联，国营企业的行政级别，始终是对企业行为十分重大的影响因素，其厂长经理，总是作为行政系统“官本位”阶梯中某个台阶（级别）上的一员，这一身份与市场经济要求他们扮演的企业家身份，在不断地发生冲突。因为这两种身份必然要接受不同的信号导向，追求不同的目标，前者为行政系统的信号和官阶升迁的目标，而后者为市场的信号和企业长远赢利的目标。结果必然是企业的所谓“双重依赖”问题，而且在前述体制环境中，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对于上级行政主管的依赖（或跟从），必然是更为主导性的和“荣辱攸关”的。于是，企业自主经营仍步履维艰，大量的行政性直接控制或变相的行政控制，以及各种老的、新的“大锅饭”，难以有效消除。
——强化地方封锁、地区分割的“诸侯经济”倾向，客观上助长了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投资膨胀。“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与过去的“总额分成”体制相比，固然提高了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但这种积极性在增加本级收入动机和扭曲的市场价格信号的导向下，必然地倾向于多办“自己的企业”，多搞那些生产高税产品和预期价高利大产品的项目。因而地方政府热衷于大上基建，兴办一般赢利性的项目，特别是加工工业项目，不惜大搞低水平的重复建厂，不顾规模经济效益和技术更新换代的要求，并且对本地生产的优质原料向其他地区实行封锁，对“自己的企业”生产的质次价高产品强行在本地安排销售和阻止其他地区的优质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国家对烟、酒等产品规定高税率，本来是要达到限制其生产、消费的“寓禁于征”的政策意图，但在这种体制下，高税率却成了地方政府多办小烟厂、小酒厂以增加本级收入的刺激因素，发生了明显的“逆调节”。遍地开花的“小纺织”、“小轧钢”、“小汽车（装配）”等等项目均与体制因素有关。收入上解比重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还有明显的“藏富于企业”倾向，即对组织财政收入不积极，有意让企业多留利之后，再通过收费摊派等手段满足本级财力膨胀、加剧结构失调的因素，对构建统一市场、提高整体效益、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并阻碍地方政府职能从注重于一般赢利性企业，向注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发展第三产业的方面转变。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仍缺乏规范性和稳定性。各级财政支配的财力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上解、中央补助或共享分成的比例和基数的高低，而对其核定又缺乏充分的客观性，难以避免种种“讨价还价”因素，各地都倾向于增加支出基数，压缩收入基数，提高分成比例。同时，预算支出虽“分级包干”，但在许多具体事项上并不能划清范围，结果“包而不干”，最后矛盾集中反映为中央财政“打破了统收，却实际并未打破统支”的困难局面；中央日子过不去，又反过来向地方财政寻求财力，“分灶”之后调整基数和让地方“做贡献”的做法屡屡发生。
——国家财力分散，“两个比重”过低；地方缺少必要的设税权和稳定财源，中央缺乏必要的宏观调控主动权。由于在体制上不能保证政府财力必要的集中程度和中央地方间合理的分配关系，一方面，在各行其是的减税让利超过合理数量界限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不包括内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9年的28.4%滑落到1993年的12.6%；另一方面，随地方分权，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下降为1993年31.6%。就财力分配关系而言，地方、中央各有突出问题：地方政府财权虽比改革前有所扩大，但却没有从本地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地方税种的权力。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十分显著的大国，地方无设税权，不利于因地制宜地筹措财力和形成地方性的稳定财源。与此同时，就总体而言，中央财政本级组织的收入不能满足本级支出的需要，因而必须依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来平衡中央级收支，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是极罕见的，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央政府调控能力的弱化和中央财政的被动局面，宏观政策意图的贯彻难以得到充分的财力保证。
总而言之，“分灶吃饭”代表的财力分配的行政性分权，还没有能够跳出传统体制把企业禁锢于“条块分割”行政隶属关系之中的基本格局，也未找到处理中央、地方关系的比较合理、稳定、规范的形式，因而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如果仅仅停留于这种体制，深化改革将遇到无法逾越的阻碍，必须跳出行政性分权思路，寻求实质性推进改革的新方向。
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从整体配套的角度考虑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应是使财政体制的目标模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定性，具备如下几方面的体制功能：
第一，有效地维护企业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法人主体地位和企业之间开展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贯彻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国有财产收益权和国有企业经营权实行分离的原则，从而一方面使企业得到自主经营、发挥活力的广阔天地，另一方面使国家掌握必要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应有的国有资产权益。
第二，正确地体现政府职能和正确地处理中央与地方间以及不同区域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建立起稳定的财权与事权统一协调的分级财政，从而使各级政府合理而有效地履行自身职责。
第三，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财政资金的筹集、使用过程进入“生财有道，聚财有度，用财有方”的轨道，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资金的效益，从而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国家财力“取”与“予”的良性循环，卓有成效地为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社会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服务。
符合上述要求的财政体制形式，是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
所谓分税制，其真正的含义在于作为财政收支来源的各个税种，原则上要分别划定为国税或地方税，企业均按照法律规定，既向中央政府缴纳国税，又向地方政府缴纳地方税。在这一格局中，各级政府可以主要根据以本级税收为主的收入，相应安排其支出，相对独立地组织本级预算平衡，做到“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同时，中央应保持必要的自上而下作转移支付的调控能力。
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的关键内容和特点在于，一方面，它可以有效地淡化过去一向实行的各级政府对企业的“条块分割”式的行政隶属关系控制，企业将不再把税款只缴给作为自己行政主管的特定一级政府（再由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分成），而是分别地把不同的税，缴给不同的各级政府，从而有助于消除政府对“自己的企业”的过多干预和过多关照，促使各企业自主经营，充分地展开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它可以清晰地划开中央、地方间的财源和财政收入，稳定地规范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分配关系，在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形成各级预算各行其道的真正的分级财政。为了更为具体地描述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列举这一体制的要点如下：
——不再按照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按照税种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自的收入，企业不分大小，不论级别，依法向中央、地方政府分别纳税，自主经营、公平竞争。
——中央、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对经济实行的分级调控管理，将主要运用税收、债券、贴息等经济手段和调整企业外部条件的措施。同时，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按产权规范，以适当方式（如授权委托）管理、运营企业中的国有资产。
——在中央、地方间划分税种的同时，各级政府要调整和明确各自的事权，重新核定各级财政支出范围。与保证中央集中财力和实现全国性的经济调节关系密切的税种，应划为中央收入；有利于地方发挥征管优势、宜于由地方掌握的税种，应划为地方收入。除中央政府要承担一些大型、长周期、跨地区的重点建设项目投资外，大量的一般赢利性项目，应交给企业和企业联合体去办，地方财政则基本上不再承担赢利项目的直接投资任务，而把支出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方面。
——中央财政承担调节各地区间差异的责任，主要方式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实行对地方政府的财力补助。各地具体补助数额的确定方法，要改传统的基数法为比较客观、严密的因素计分法。
——在各种配套条件基本到位之后，应使地方政府具有从本地实际出发设立、开征某些地方税种的权力，因地制宜地为地区非赢利设施建设和各项公共服务、事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来源。
——以上述几方面为基础，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离，形成相对独立、自求平衡的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中央预算中要掌握足够的转移支付资金。各级财政都要以法律形式强化其内部、外部的制度约束和责任约束。
总之，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可以处理好国家（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它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应成为财政改革与中长期整体改革相配套的轴心。
三、1994年改革提供了转折点
中国财政体制初步进入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轨道，是以1994年里程碑式的财政、税收配套改革为标志的。这种配套改革的理论与政策探讨，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展开；其操作设计的先声，一直可以追溯到1986年各方面准备了一年而夭折于最后关头的“价、税、财连动”改革方案；其付诸实践的试验探索，开始于1992～1993年若干省、市、自治区的分税制试点；但其能够在1993年中央针对经济过热而加强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从快准备、迅速出台，除了前述这些理论、经验、政策的准备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依仗于决策层的极大决心和魄力，以及审时度势加以掌握的“渐进式”改革路径。
在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反复研讨的基础上，90年代初期，中央及财政部门在改革思路方面已明确了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的导向，并于1992～1993年先后在辽宁、浙江、天津、重庆、武汉、沈阳、大连、青岛、新疆等省、市、区进行了分税制的试点。1993年6月前后， 党中央、国务院针对经济过热、结构失调、泡沫经济滋长和金融秩序紊乱等问题而明确提出实行“加强宏观调控”的方针，同时，也做出了于下一年度出台财政、税收及外汇等方面重大改革措施的决策。当时所剩的准备时间只有半年，有关部门抓紧进行了复杂的方案研究和设计、测算，以及相关各项实际工作事宜的筹备，包括与各地磋商，吸收意见建议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并使地方同志对中央思路达成共识与认同。
1994年1月1日，财税改革方案如期出台。开始的三四个月中，企业与社会上有关单位反映意见较多的，主要是增值税及取消原优惠政策等方面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国家财税部门和国务院有关机构在约100 天的时间里，先后发出80余份文件，做出补充规定或加以微调，解决急迫的或突出的问题，其后，新体制运行渐趋平稳。
1994年新体制的基本内容，按照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根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确定相应的财政支出范围。中央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中央统管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央直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费、地质勘探费等，国防费，武警经费，外交和援外支出，中央级行政管理费和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费支出，以及应由中央负担的国内外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地方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地方统筹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经费，支农支出，城市维护和建设经费，地方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价格补贴支出以及其他支出。
第二，按税种划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收入。基本原则是，将一些关系到国家大局和实施宏观调控的税种划归中央，把一些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密切以及适合于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归地方，同时把收入稳定、数额较大、具有中性特征的增值税等划作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中央固定收入主要包括：关税，消费税，海关代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中央企业所得税，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收入等。地方固定收入主要包括：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耕地占用税，农牧业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的农业税，契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证券交易税（中央和地方各分享50%）和资源税（其中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后，要相应分设中央和地方税务机构。中央税种和共享税种由中央税务机构负责征收，共享税按比例分给地方。地方税种由地方税务机构征收。
第三，实行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税收返还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转移支付，是年年都有的经常性收入返还。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后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情况，合理确定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并以此作为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保证1993年地方既得财力。1994年以后，税收返还额在1993年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即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0.3%。
几年来的情况表明，1994年的重大改革这一在有限准备时间和诸多制约条件下，以极大魄力和决心推出的宏观调控层次上的配套改革，虽然难免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达到了基本目标，实现了来之不易的成功转变：
——在中央优化全局产业结构导向的大框架下，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理财、抓效益、抓收入的积极性，各地顺应分税制要求，都将精力和财力用在对自己有利的新财源的培育上来，千方百计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普遍提高了对于第三产业和投资环境的重视，而对于第二产业一般赢利性项目的重复建设，热度已有所降低。
——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方面，于全国范围内打开了一个淡化“条块分割”式行政隶属关系的新局面，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开始走上不再按照企业行政隶属关系，而是按照税种组织财政收入的新轨道。这一点对于今后实质性深化整体配套改革意义很大，它标志着我国的改革终于走过了由“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转折点，把企业放到了在税法面前一律平等的地位上，不论大小、所有制和“行政级别”，该缴国税的缴国税，该缴地方税的缴地方税，税后红利按产权规范分配。因此，这是使企业真正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展开公平竞争的新开端。
——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大大提高了财力分配的透明度和规范性，规则全国一律，谁都会算账，有利于长期行为的形成，并促使地方政府转变理财思路，实现规范管理——如减少税收的随意减免，狠抓非税收入和预算外资金管理，注意自我发展中的自我约束，强化支出管理等等。
与财政管理体制的分税制改革相配套，1994年同时出台了税制自身的重大改革方案。
按照国务院1993年12月25日批转的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1994年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方式，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这一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流转税制度。流转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增值税制的改革。改变了按产品分设税目、分税目制定差别税率的传统做法，确立了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普遍征收增值税并实行价外计税的办法。增值税实行两档基本税率（13%和17%）。明确规定了允许扣除的增值税范围和建立了凭专用发票注明税款扣税的制度。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二是消费税制的改革。在普遍实行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少数消费品再征收一道消费税，其征税范围仅限于在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的若干消费品，共设有11个税目，包括烟、酒、化妆品、鞭炮焰火、贵重首饰、小汽车、摩托车、燃料油等，采取从价定率和从量定额两种征税办法，纳税环节确定在生产环节。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三是营业税制的改革。对有偿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的业务征收营业税。新的营业税制重新确定了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和纳税人，合理调整了营业税税目，共设置了9个征税项目， 针对不同税目设置了3%、5%和5%～20%三档不同税率。1993年12月13 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改革后的新流转税制统一适用于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
第二，统一所得税制度。一是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度，目的是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为各类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主要内容包括：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股份制和各种形式的联营企业，均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相应取消了国有企业调节税；规范了税前扣除项目和列支标准，在统一税基的前提下，实行33%的比例税率；统一实行由纳税人就地向主管税务机关缴纳的办法；取消税前还贷。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实行统一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后，国有企业不再执行承包上缴所得税的办法。二是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新的个人所得税法适用范围，包括按税法规定有纳税义务的中国公民和从中国境内取得收入的外籍人员；改革后，个人应纳税所得在原税法规定的六项基础上新增加了五项，即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个人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稿酬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税率采用国际通行的超额累进制，即工资、薪金所得采用5%至45 %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采用5%至35 %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同时根据对纳税人基本生活费不征税的国际惯例，合理确定了税收起征点水平。在计税方法上，从本国实际出发，采取了分项征收的方法，并在对原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免税项目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形成了规范的减免税规定。1993年10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逐步进行其他税种的改革或调整。一是开征土地增值税。明确规定了土地增值税纳税人的范围，凡有偿转让房地产都属于征税范围；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为30%， 最高税率为60%。二是改革资源税。将资源税征收范围定为矿产品和盐， 并重新确定了七个税目。三是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税率。四是把现在对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的办法，改为征收证券交易税（待出台）。五是取消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六是将特别消费税和烧油特别税并入消费税，盐税并入资源税。七是开征遗产税（待出台）。
1994年的税制改革，措施密集，涉及面相当宽广，显著地规范和强化了税收功能，并紧密配合了财政的分税制改革，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几年来的运行情况表明，这一改革取得了成功，主要表现在：
——依法治税原则得到明显强化，税法的权威性明显提高，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税收法制环境；
——公平税负，促进了企业的平等竞争；
——理顺分配关系，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合理导向，引导了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合理分析，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保证了工商税收收入的增长；
——平稳过渡，保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并巩固了对外开放的好势头。
四、改革后财政体制和税制仍存在的主要问题
1994年财政改革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在保地方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实行渐进的体制转换和增量调整，过渡色彩比较浓重。在体制方面，遗留有三个较大的问题：一是事权划分上，对最为关键的生产建设项目投资权尚未作出清晰规定，实际上各级政府仍然都可以搞一般赢利性项目，不利于理清政府级次间的事权纠葛和使地方政府职能调整到位；二是仍然保留了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这条旧体制的尾巴，与企业深化改革和专业化联合趋势的矛盾日趋尖锐；三是共享税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相当高（60%左右），与比较彻底的分税制存在很大的距离。在财力分配格局的调整方面，原先设计的渐进过程也受到了冲击和干扰。按照1994年方案的内在逻辑，宏观税负不变情况下通过规范税收减免、加强征管等措施减少税源流失，应能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回升，但由于复杂的原因，其后几年新体制的运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和阻止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继续下滑，并于1996 年略有回升，由上年的10.7%升为10.9%，1997年又升到11.5%左右，但与预想目标尚有距离；同时，中央财政状况的好转本应通过新体制出台若干年里中央从财力增量中不断拿大头（75%的增值税和70%的“两税”增长部分等因素）来逐步实现，但1994年以来出现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冲击，即体制规定由中央财政全部承担的出口退税额迅猛增长，大大超出测算数，以致中央财政不得不把几百亿元之巨的退税推到以后几年分步“消化”，并采取特别措施在1995年两次调低了出口退税率。中央财政的困境不能明显缓解， 又直接影响了新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运作。 按照1994年方案的设计思路，中央从财力增量中拿大头之后，可以并应当逐步加大自上而下转移支付的力度，而且这种基于“因素法”的新转移支付制度必将使财力支持的重心明显地向各个欠发达省区倾斜，达到缓解其财力困难并合理调节区域差异的目的。但由于前述出口退税问题的冲击，加上其他制约因素，中央财政实施转移支付的能力明显不足，虽然在1995年度结算中推出“过渡期转移支付法”，成为由传统的“基数法”向较客观、科学的“因素法”转变的重要开端，资金支持的力度却很不够。以上种种过渡中的问题，都需要在今后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逐步解决。
此外，1994年税制改革虽然动作相当大，但仍具有阶段性特点，不可能一举解决现今中国税制的全部问题。1994年税改之后，税制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内、外资企业间和地区间仍存在较大的税收政策差异，不利于企业间和地区间的公平竞争。主要有：内、外资企业实行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对三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对内、外资企业和单位实行不同政策，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投资方向调节税不适用三资企业，契税不适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各类特殊的经济区域在企业所得税、流转税等方面实行着多种优惠政策。
——关税总体税率水平偏高，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减免过多，实际征税范围窄，收入规模小；出口退税和来料、进料加工贸易管理薄弱，骗税问题严重。
——采取的过渡性减免税措施不利于税制的规范性和公平性。
——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力度不够，管理漏洞大，征收严重不足。遗产税等重要税种还未出台。
——增值税的行业税收负担分布不够合理，对偷税、骗税行为的防范打击不力，增值税与营业税的适用范围尚需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窄，营业税和消费税对高消费的调节力度不够。目前增值税管理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生产型增值税的缺点也逐步明显（但马上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却又不具备条件）。
——中央和地方税收权限的划分尚不明晰，地方税体系还不完善，农业税收制度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总之，1994年的财税改革，已使我国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初步入轨，实现了过渡时期财政制度安排“里程碑”式的转变，提供了走向规范之路的新起点，但仍带有较重的过渡色彩和一系列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在巩固1994年财政税收改革基本制度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推动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和优化，在下一阶段于配套改革中深化财税改革，这样才能引发更为全面的质变，最终完成转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重建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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