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的中俄关系_中俄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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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中俄关系已步入了平稳发展、充满生机的历史新时期。

新时期中俄关系的主要特点,一是排除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而对发展国家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二是双方确立了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国家关系准则;三是中俄既不结盟,也不对抗,更不会针对第三国;四是发展务实的经贸合作。

中俄两国深入发展双边关系具有安全利益和政治主张增多,地缘优势独特,经济互补,政策相互迎合等多种有利条件,因而中俄关系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双方也应高度正视和解决所面临的敏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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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世界格局和大国关系发生深刻演变,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多极化趋势发展中的两个重要国家及最大的邻国,相互关系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与恩恩怨怨几十年,甚至发生过军事对抗的中苏关系相比,中俄两国关系出现了平稳发展,充满活力的积极势头。近年来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也趋于深化,中俄两国已就构筑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实践证明,中俄关系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新时期中俄关系的确立及积极进展

新时期中俄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一、从中苏关系正常化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

1989年5月,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应邀访华,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高级会晤。这次访问标志着中苏两国在对抗了30年之后,终于走向和解,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此次高级会晤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双方确立了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关系。邓小平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形象地概括了这次高级会晤的重要意义。

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成为两国发展长期稳定友好关系的新起点。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关系,都有显著进展。李鹏总理1990年4月访问苏联,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信任的指导原则协定》、《关于两国经济、科学技术长期合作纲要》等6个政府间文件,使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具体化。

1991年5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访苏,双方重申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双方表示,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将尊重对方人民的选择,各自根据本国国情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该协定遵照国际惯例确定两国以江河为界的地段一律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的签定是在双方长期努力下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它表明只要遵循和平共处的原则,双方是能够在尊重历史,利益均等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任何历史遗留的复杂问题。长期困扰中苏两国关系的东部国界问题的合理解决,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为国际社会和平解决边界及领土争端树立了范例。

1991年8月苏联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八·一九”事件,紧接着在12月底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独立国家领导人签署了宣布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定》,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正式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俄罗斯宣布自己为前苏联的继承国。中苏两国确立的发展新型国家关系原则,在中国同前苏范围内各独立主权国家发展关系的过程中经受了考验,尤其是在同前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的相互关系中得到考验。中国政府本着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原则,先后同前苏15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其中率先同俄罗斯于1991年12月27日以签署《会谈纪要》的方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92年1月31日在纽约召开的安理会首脑会议期间,代表中国政府与会的李鹏总理会见了俄联邦总统叶利钦,这是自苏联解体后,中俄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俄方重申将信守前苏联同我国签署的所有条约和义务,双方均表示了愿意积极发展关系的良好愿望并就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换了看法。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俄两国继承和发展了8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发展的积极成果,顺利地实现了由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历史性过渡。

二、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标志着中俄关系迈上了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新台阶。

中俄关系实现平稳过渡之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取得了积极成果。首先,中俄双方都采取积极措施使历史遗留的东段边界问题得以解决。1992年2月两国议会先后批准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同年3月俄前外长科济列夫访华,同钱其琛外长在京互换了批准书。此后,双方开始进行勘界立标工作。

第二,加强了两国军事部门的往来并就增加军事信任措施和发展军事合作问题进行了广泛磋商。1992年2月独联体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萨姆索诺夫访华,4月和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长赵南起和中国国防部长秦基伟先后访问俄罗斯,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科科申也于同年10月访华,这些访问为双方消除隔阂、增进信任、就相互安全问题达成互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双方贸易合作迅速发展,尤其是边境贸易形势喜人。据统计,1992年两国贸易额已达到52亿美元,超过了中苏贸易额的最高纪录。两国间的科技合作也因俄副总理绍欣两次访华和中国副总理田纪云赴俄参加中俄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而开始启动。

第四,在台湾问题上,俄重申只承认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联邦将不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叶利钦总统还专门于1992年9月正式签署了《关于俄联邦与台湾关系的总统令》,以法令的形式确认了俄政府的上述原则立场并通令全国执行。

中俄双方在以上领域取得的积极成果使两国消除了彼此互为潜在军事敌手的意识,也使多年来两国边界地区借助军事手段维系相互安全的陈旧模式失去了意义,从而为推动双方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增加信任,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中俄关系的深入和全面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适时地将两国业已取得的正常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俄关系的定位,已成为两国的一致要求和推动双方关系发展的急待解决的任务。1992年12月俄联邦总统叶利钦正是在双边关系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应邀访华的,双方领导人经过充分磋商签署了《联合声明》,该声明正式规定中俄两国将保持和发展稳定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双方确定将继续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发展这一关系的重要基础。此访双方还签署了20多个政府间文件,主要有《科技合作协定》、《文化合作协定》、《合作研究和平利用宇航空间协定》、《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关于军技合作谅解备忘录》等。

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取得圆满成功,它在双方关系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此访不仅巩固了两国以往的合作成果,极大地加强和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而且为双边关系持续稳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中俄两国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的确定标志着中俄关系已进入了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三、中俄两国面向21世纪建设性伙伴关系的确立。

1993-1994年,中俄关系在叶利钦总统访华取得巨大成果的基础上,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继续稳定发展。双方高级领导人的访问更加频繁。俄联邦政府副总理沙赫赖、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俄前外长科济列夫、俄军总参谋长科列斯尼科夫、国家杜马主席雷布金、俄联邦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都曾先后访华。俄联邦总理访华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中俄国界管理制度协定》等7个重要协议。中方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总参谋长张万年,国防部长迟浩田以及钱其琛外长也都先后访俄。钱外长访俄期间同俄方签署了《中俄外交部新闻领域合作议定书》,草签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国防部长迟浩田同俄方签署了《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协定》。

政治关系的改善,合作机制的逐步健全极大地促进了经贸合作,1993年双方贸易额达到了创历史最高纪录的76.8亿美元。〔1〕1994年由于两国贸易结构有所调整以及俄实行签证制度以后人员往来受到限制,双边贸易额曾出现较大幅度的滑坡,致使这一年的贸易额回落到50亿美元,比1993年约下降了1/3。尽管这只是两国经贸合作中出现的暂时现象,但已引起双方重视。两国政府都已采取措施扭转贸易下滑,同时积极探索新的合作途径,确保经贸合作健康持续的发展。

199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应邀访俄,在双边关系中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这是俄罗斯独立以来我国领导人首次访俄。江泽民主席此访是为了同叶利钦总统共同总结自92年叶利钦访华后双边关系发展的历程,在巩固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睦邻友好相互关系的原则,开辟面向21世纪两国关系的未来。双方领导人在相互尊重,友好和建设性的气氛中就此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并达成一致。江泽民主席在会谈中强调:“中俄都是大国,又是邻国,我们两国关系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逐步走向成熟。对抗和结盟都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才真正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因而是最佳选择”。〔2〕他说,“中国愿同俄罗斯一道,站在面向21世纪的高度,共同构筑两国关系的未来,把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使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精心培养和发展下去并带入下个世纪,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3〕

两国领导人还就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并达成共识。例如应当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和国家间的差异,鼓励平等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建立对立的政治、军事、经济集团、主张和平解决争端,不以武力相威胁,促进和加强亚太合作,支持核不扩散条约等。

此访的重要成果在双方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得到集中体现。该声明把面向21世纪的中俄新型关系概括为“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完全平等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既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国。”〔4〕联合声明肯定了两国近年来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的积极成果,并且提出了今后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的基本方向。

双方还签署了《关于不将本国战略导弹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这表明了两国已彻底结束了敌对状态,相互信任已进一步增强,这也为推动地区和全球政治形势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两国外长还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议》,这是继东段国界协议签定后,中俄双方完成的又一个关于划界问题的重要文件,至此两国边界99%以上的地段得到合理解决并且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使长期以来处于争执状态甚至发生军事冲突的两国边境变成了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地区。另外双方关于相互削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的谈判也已取得进展。

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富有成果的访问,使中俄两国正式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确定了方向。正如俄罗斯前外长科济列夫在评价两国建设性伙伴关系时所指出的:“俄中关系首次取得了新质量的突破,使两国关系进入建设性伙伴关系的高度,为两国进行面向21世纪的互利、睦邻、稳定和长期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在俄中关系的历史发展中,两次高级会晤——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992年12月访华和江泽民主席1994年9月访俄——在这方面起了关键作用”。〔5〕

新时期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两国关系走过了层次不同的三个阶段,但始终是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中俄关系年年都迈出新的步伐,各个领域的合作充满生机。1995年5月江泽民主席在事隔半年后再度赴俄参加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李鹏总理也于同年6月访俄,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和扩大各个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新的探讨。中俄双方已商定叶利钦总统将于1996年再次访华,这必将为充满活力的中俄关系增加新的推动力,使双边关系和互利合作进入新的境界。

新时期中俄关系的若干特点

新时期的中俄关系与以往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一、排除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对发展国家关系的影响。这是有重大意义的。中苏两国围绕意识形态的争论延续了几十年,使双方的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60年代苏联武断地批评中国将科学社会主义“教条化”,而中国却称苏联是“修正主义”。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苏联仍处在停滞阶段,这时双方却已对对峙的问题改变了评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易位”。可见,意识形态之争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一根主线。然而,近年来,在中俄两国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之后,双方都能超越意识形态的羁绊,没有因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影响两国关系。正如中俄《联合声明》所强调:“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受到尊重,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6〕

二、确立了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新的国家关系准则。以往中苏之间之所以出现摩擦和冲突不仅在于意识形态之争,还在于双方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将意识形态同国家关系等同起来,混淆了意识形态同国家关系的界限,因而忽视了两个主权国家相处的准则。长期以来中苏之间始终未能就处理相互间的国家关系应遵循什么准则达成共识。这导致了历史上两国间以大压小,以强凌弱,要求用一个声音说话,用一个方式行动的现象时有发生,两国关系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处于不正常状态。两国关系的痛苦经历和反思终于使中俄两国在处理国家关系上达成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共识。这对于保障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尽管两国在一些问题上主张和看法不尽相同,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双方都能作到相互尊重和谅解,不强加于对方,这种现象在过去两国关系史中还不曾出现过。

三、新时期的中俄关系既不结盟,也不对抗,更不会针对第三国。既不结盟,也不对抗这是新时期中俄关系的重要特征,它不仅是两国关系历史经验的成功总结,也是符合时代特征的最佳选择。中俄关系的这一特征在反映双边关系的同时,也确定了两国对待第三国的作法,即两国不会为针对第三国而结盟,更不会为反对第三国而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实质上已成为两国在新时期发展关系的重要前提。长期以来,中苏关系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第三国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中俄建交以来,随着两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双方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已有明显改善,中俄关系中第三国因素的消极影响已不复存在,第三国因素已不再是影响中俄关系的障碍。不针对第三国就是中俄两国坚持尊重人民选择自由,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处理双边关系重要准则在对待第三国问题上的合理延伸和扩大。中俄两国不针对第三国的作法实际上已对双方改善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俄关系的发展不会危及第三国利益,它已成为地区形势的稳定因素。

四、发展务实的经贸合作已成为中俄关系的最重要内容。冷战后,随着地缘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包括中俄在内的各大国都已把重点转向经济领域,发展相互间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中俄两国振兴经济的迫切要求和共同需要。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和独特的地缘优势促进和保障了双边经贸合作的规模不断扩大,合作形式也趋于多样化。经贸关系已成为双方关系中成果显著的领域。目前中俄贸易额已超过中苏时期的最高年份,不断扩大的经济关系已愈益成为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重要源泉。

对中俄关系发展前景的几点思考

一、两国的安全利益和政治主张共同点增多,发展关系具有更为坚实的基础。从全球范围看,冷战后,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加速,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各国的普遍要求,中国和俄罗斯都把对方看作是在逐步形成的多极世界中对维护和平与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一极,双方都重视对方在当前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制衡作用,双方都反对建立单极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建立对立的政治、经济、军事集团,主张在稳定、公正、合理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从两国所处的亚太地区看,随着近年来这一地区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明显提高,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发展同东北亚和亚太各国的经济合作,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进程,分享这一地区繁荣带来的各种利益,是中俄两国的共同需要。尤其是对俄罗斯而言,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是其尽快进入亚太经济政治空间最现实和理想的选择。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中俄都主张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积极支持和采取实际步骤通过政治手段来制止和消除这一地区现实和潜在的冲突根源,推动和巩固业已形成的积极趋势。

从双边关系看,中俄两国都处在机制转轨的重要过渡时期,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两国都将面临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维护民族团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一系列繁重任务,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中俄关系保持长期稳定,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两国各自改善地缘政治环境,确保周边安全的重要环节。俄作为同中国北部毗邻边界最长,军事力量强大的邻国,是对中国安全环境具有重大影响的为数不多的的国家之一,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意识形态分歧,边界争端,军事对抗三大历史难题的理智解决,已经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有了质的改变,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同俄罗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已经成为中国面向21世纪的重要选择。苏联解体后,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不利于俄的变化,在西部北约东扩之势咄咄逼人,南部动荡不定,面临着境外分离主义势力的渗透,从未来发展趋势看,这些因素将长期影响俄的安全利益,俄已将建立周边“睦邻地带”确定为对外政策的优先任务,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无论是对俄改善周边环境,还是对俄远东地区的发展前景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全球、地区、双边三个层面来看,中俄两国处境相似,面临的任务相近,安全利益也多有吻合之处,这将会成为两国发展长期稳定关系的重要支点之一。

二、充分发挥中俄两国的优势和经济潜力,尽快使两国经济合作迈上新台阶。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双边关系的晴雨表。近几年中俄关系的发展正是以经济合作规模的扩大和深化为重要背景的。未来的中俄关系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经济合作的进展。因此,发展互利互补的经济合作不仅将成为两国关系最为优先的内容,也是双边合作最富有前景的领域。中俄发展经济合作具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其一,两国地理位置邻近,拥有长达数千公里的漫长的共同边界,口岸众多,两国往来具有水路,航空,公路,铁路等多种交通手段,两国发展经济合作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其二,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充足,纺织、食品、轻工等领域较为发达,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迅速,市场广阔。俄罗斯则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工业,科技实力雄厚,尤其是以机器制造业和军工技术见长。双方在资源,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其三,两国都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都有发展合作的强烈愿望。发展同俄罗斯的经贸合作是中国全方位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而俄在同西方发展关系受阻的情况下,已把眼光转向生机勃勃的亚太地区,尤其是看好经济互补的中国。中俄两国的政策也相互迎合。应当看到,近年来,上述有利条件和优势已被双方加以利用。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俄经贸合作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从目前两国经贸合作的规模和水平看,由于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两国经贸合作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从面向21世纪的高度和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的要求看,两国的经贸合作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了适应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需要,两国将面临着推动双方经贸合作从低层次的易货贸易尽快地上升为现汇贸易,向着相互投资开发,使之达到与两国现有经济潜力相适应的更高水平,进而实现经贸合作战略升极的繁重任务。为此,双方似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双方要加强和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职能。两国政府应加强协调,密切配合,发挥宏观调控的指导职能。包括:协调两国经贸政策,促进合作和政策接轨;制定有效的结算机制,妥善解决结算问题;对双方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要加强边贸秩序,强化过境商品检查,督促企业把好质量关,注意加强对中小企业从事外经贸活动的管理等。

第二,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两国大中型企业的合作。两国经济潜力的发挥,合作规模的扩大,仅仅局限于中小型企业间的合作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建立大中型企业的合作才能够实现。大中型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基础和支柱,具有资金雄厚,技术力量强,企业规模大等特点,加强两国大中型企业的合作可以克服中小型企业的局限性,扩大合作规模和为双方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两国政府政策的制定应进一步向促进双方大中型企业合作的方向倾斜,政府部门应积极慎重地推出一批国家大型生产企业,有实力的经贸公司和科技开发单位与对方进行对等合作,特别应加强在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同时还应尽快建立两国大中型企业间直接联系和交往的机制。

第三,加强经济技术和科技合作,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和途径。在中俄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中,经济技术合作严重滞后,要使双方经贸关系迈上新的台阶并长期保持稳定,大力发展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俄作为一个科技大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科研与生产之间彼此脱离,相当一部分科研成果未能推广运用,而中国大中型企业在改革之后已具有消化和引进高新技术和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的能力,中俄在发展经济技术和科技合作方面也有着互补性的特点。只要两国主管部门加强合作和协调,理顺关系,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将会加快释放经济互补性的潜力,提高合作档次并使双方受益。

中俄两国已具备了实现经贸合作战略升级的条件和基础,并且已经在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只要双方因势利导,及时解决面临的问题,双方的经济合作是大有可为的。从中期前景看,本世纪末两国贸易额实现翻一番的目标,达到100-150亿美元是完全可能的。〔7〕

三、排除干扰,扎扎实实地推进中俄关系。在中俄关系积极稳定发展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和回避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一些敏感问题,防止其干扰和影响中俄关系。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俄社会及舆论时常出现有悖双边关系发展的不和谐音调,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也经常在双边关系上制造麻烦。他们散布“俄罗斯渐弱,中国渐强”,中国借机对“俄实施人口和经济扩张政策”,有的言论甚至公开渲染“中国发展已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人为的制造两国关系的裂痕。

(二)在边界地区,两国虽已解决了99%的划界问题,但仍有个别地段归属未定。俄一些地方势力和政客干扰两国的划界工作,对已签署的东段和西段两个划界协定提出异议,有的还提出要修改划界协定,对落实已签署的边界协定制造麻烦。

(三)台湾问题至今仍然是影响中俄关系的重要问题。台湾当局在积极扩大同俄经贸关系和民间交往的同时,力图同俄发展官方关系,俄国内一部分政治势力亦对此作出回应,俄台关系如突破非官方限制,则必将严重损害中俄关系发展。

中俄关系中上述问题的出现,虽系支流,但对此不应掉以轻心。这些问题已引起两国政府和领导人的重视。叶利钦总统和俄外交部曾多次强调“俄中边界协议是神圣的,不可改变,俄方将坚决予以执行”。〔8〕叶利钦还专门颁布与台湾关系的总统令,强调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往来,并通令全国执行。中国政府高度评价叶利钦总统和俄罗斯政府对发展对华关系所持的积极立场,并视之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可靠保障。中俄两国领导人已就发展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达成共识,积极地推进中俄关系绝非权宜之计,它符合两国的长远利益,必将造福于两国人民。中俄新型国家关系的确立已经使两国排除了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和内部政局变化而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理由,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则为我们彻底清除障碍,谱写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奠定了基础。两国人民既然能够克服历史的羁绊,也一定能够解决面临的问题,21世纪的中俄关系发展前景是无限广阔的。

注释:

〔1〕《人民日报》1994年1月29日《李鹏总理会见俄罗斯外长》

〔2〕《人民日报》1994年9月4日《江泽民主席同叶利钦总统会谈》

〔3〕同上

〔4〕《人民日报》1994年9月4日《中俄联合声明》

〔5〕新华社—莫斯科电讯稿1995年2月27日。

〔6〕《人民日报》1992年12月19日《中俄联合声明》

〔7〕俄《生意人报》1994年4月26日科利茨基文章《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进》

〔8〕《人民日报》1995年5月9日《江泽民主席会见叶利钦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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