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中家庭消费函数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函数论文,特征论文,家庭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宏观经济学中家庭收入决定和消费函数与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平均消费倾向成比例，并且消费函数被认为受生命周期假定和持久收入假定理论的影响。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消费函数主要取决于当前收入和当前计划供给消费品数额，同时不存在消费基金膨胀和公开的通货膨胀，而只有隐性通货膨胀。当前中国转轨时期内的收入决定和消费函数已经与宏观经济学中的某些消费特征相接近，有关生命周期假定和持久收入假定的分析也可应用到当前的消费分析中去，但某些特殊消费领域的计划供给使得消费供给曲线是不连续的，同时消费基金膨胀的后果将造成通货膨胀。
家庭收入决定和消费函数的一般形式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定义，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最终可以分解为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要素、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和其他各种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和政府的税收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支出首先要受制于其收入的大小。因此，从表面上看，国民收入是决定一个国家消费数量的主要变量。但是，进一步推究，在一个无任何数量制约的经济里，国民收入本身是由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愿意出售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决定的，如果我们把生产要素的出售看作是要素所有者效用的减少，而收入的获得和用这个收入购买消费品是要素所有者效用的增加，那么国民收入本身也是一个要素所有者对要素出售的效用减少和消费品购买的效用增加的选择，而影响这一选择的自变量是要素价格与消费品价格之比率，因此在一个纯粹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里，是市场的相对价格信号决定了每个要素所有者愿意出售的要素数量，从而决定了一国经济的国民收入总量。但是在一个供给受总需求制约的非均衡经济中，对要素所有者来说收入是一个既定的数量，不是其可以选择的变量。在收入已经决定的基础上，每个家庭所面临的是第二位的选择，即把国民收入中的多大比重用于当前消费，多大的比重用于将来消费。从抽象的意义上看，这一选择取决于每个家庭对当前消费和将来消费的偏好，具体地说，这些因素将反映在当前产品的价格和将来产品的价格以及借贷利率等变量上。
在这些变量既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获得描述消费与国民收入之间关系的消费函数，在西方经济学中消费函数的一般形式被写成：
C＝a+bYDa＞0，1＞b＞0
上述式子中，C表示消费，YD是家庭可支配的收入，b是平均消费倾向，即家庭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率，因此上式说明家庭的消费数量主要取决于家庭可支配收入，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具体关系则由平均消费倾向b来定义。至于参数a，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当收入为零时，家庭必须保持的消费水平。由于上述式子表达的是一种消费和收入之间的线性关系，因此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消费支出的增加量与引起这一变化的家庭收入增量之间的比率）相等。但是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中，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平均消费倾向，据说这是因为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缘故。凯恩斯以后，消费函数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生命周期假定和持久收入假定的理论。
在上面的式子中，我们所展示的实际上是一种消费和收入之间的简单关系，即假定消费只与当期的收入有关。但是，事实上每个家庭在做出消费决策时，他们不仅考虑当期收入和当期消费，而是把消费和收入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来考虑。消费函数的生命周期假定就是在整个生命周期这个时间跨度内考察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把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分成两部分，青壮年（劳动期）和老年期（退休期），在第一时期该消费者把收入中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以备老年期使用。我们感兴趣的是，由什么因素决定了消费和储蓄的具体比率。为了简化说明，我们假定储蓄没有利率收益，一个人出生时无财富可继承，临终时的财富也为零。现在我们再假定：C表示每一期的消费（每一期的消费都相等），NL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以年为单位），WL为工作年份，YL为劳动的年收入。根据上述假定，第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该消费者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支出不能超过他的总收入，也就是说：
C×NL＝YL×WL接着第二点可以明确的是，一个不变的消费率与劳动年限占整个生命周期的比率有关：
C＝WL/NL×YL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为60岁，工作年限为45年，那么平均消费倾向就是0.75。由此可见，当一个人的工作年限占其生命周期中的比率越低，平均消费倾向就越低。反之，情况就相反。
与消费函数的生命周期相应的是持久收入假定，它是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持久收入假定也同样地否定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的分析，而把某一时期的消费与一个较长时期的收入联系起来，证明这一观点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一个消费者的工资可能是一个星期发一次，我们假定星期一为发工资日，那么一个理性的消费者，不会只在星期一把一星期的收入全部消费完毕，在这个星期的其他日子则什么都不消费。正常的情况是该消费者在一周的时间跨度内平均地支出他在星期一得到的收入。
上面为了简化分析，我们把许多其他因素都抽象掉了，而事实上，一个人可能会有遗产，同时只要有储蓄，他就会拥有各种金融资产或实物资产，资产则会给人们带来收益。另外，当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增加时，不仅来自财富的收益会增加，而且财富本身就促使人们更多地消费，这就是财富对消费的效应。因此，当我们具体讨论某一宏观经济中的消费函数时，我们必须详细分析影响消费的各种因素。
中国传统体制下家庭收入决定和消费函数的形成机理
与市场经济中的情形不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消费、积累和投资等变量，都是计划者所安排和控制的变量，但要在理论上讨论如何决定消费和积累的比率，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首先计划者的目标函数是一个不易被观察和定义的概念，因为在不同时期，计划者可能有不同的目标函数。其次一国国民经济的计划者的理性计划所要求的信息远比家庭计划要复杂得多。在理论上，英国经济学家波茨（PORTES·R）曾经把计划者的目标函数定义为追求一个国家的投资和居民消费最大，同时假定消费本身又是吸引家庭劳动力出售的前提，因为较低的消费品生产安排将影响总供给能力，从而也影响到投资的扩大。这样把消费品供给的扩大作为投资得以扩大的一个间接前提约束条件。但是，过分高的消费水平又将直接影响投资，因为在国民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投资和消费毕竟是两个彼此消长的变量。因此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起数理经济模型，用来描述计划者如何在诸多因素的约束之下，求得上述目标函数的最大。这是一个数学上的最优规划，最优规划的解确定了消费和投资的比率。计划经济是一种实物经济，消费品的实物生产计划决定以后，计划者就可以决定消费基金（即全社会的工资总额）和消费品的价格水平，以保持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如果消费品价格不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如在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下价格曾固定不变），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配额方式（如发票证和排队等）使两者平衡。波茨的这种把消费品供给作为劳动供给的前提约束条件的分析对于劳动力供给曾处于短缺状态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可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释，但是对于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弹性的中国经济，却未必有效。在中国传统的经济体制下，影响消费和投资的计划比率确定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这些复杂的因素中，归纳出主要的因素。建国以后，中国面临的首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如何在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实现民族经济的工业化，因此计划经济的手段无疑首先要服从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资源来实行高积累从而高投放的目标。在这样的计划者偏好之下，长期以来中国所实行的是一种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即在维持人民基本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尽量提高积累率，然后把积累资金投资到工业化建设中。具体说来，在原来的体制下，计划者通过计划方式，一是规定农业生产的产品种类，二是对农民提供的农产品价格实行计划销售和计划低价。这一作法可以带来两方面的效应，一是农民的收入可以被压低到维持一定生活水准的水平；二是提供给城市居民的农业产品可以实行低价，这样就有可能降低工业中的工资成本，提高工业部门的利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计划者就可以把这些人为增大的工业利润转化为投资基金。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通过硬性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以牺牲农业来支持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
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和政策下，宏观经济中的消费这一变量的形成过程就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函数的形成过程，即首先是由计划者确定国民经济中的消费和积累的比率，根据这个比率来安排消费品的生产，然后再根据消费品的可供量确定消费基金总额，国民收入的这一部分就以各种工资的形式（农民的收入由自己生产的实物和出售给城市居民的农产品的货币收入两部分构成）成为家庭的收入。由于这部分收入一方面只能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已事先有计划消费品与其相对应，因此家庭收入中基本上不包含积累和投资所需要的储蓄，家庭所作出的某些储蓄行为，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利息收入，其目的一是为了预防不测（出于谨慎动机），二是为了积累一定的数额，以购买高档商品和耐用消费品。在短缺时期，这一类家庭储蓄还带有强迫储蓄的意义，即当家庭愿望购买的消费品在市场上发生短缺时，家庭只能暂时把货币存在银行里，等待市场上出现这种商品时再购买。另外，中国人民传统的节俭习惯在其中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即家庭从必需的消费中节省出一块来进行储蓄。因此，根据这个消费基金确定和消费品生产安排的机制，我们可以归纳出传统体制下中国宏观经济中消费变量的如下一些特征：
（1）平均消费倾向（APC）提高，由于平均储蓄倾向（APS）等于（1－APC），因此这一特征的同一推论是平均储蓄倾向很低。根据有关统计数字的估计，1978年之前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都在百分之九十几以上，如1978年全国居民的收入为1544亿元，而消费支出则有1515亿元，APC高达98%。这一状态一直维持到80年代初，1983年以后平均消费倾向才降低到百分之九十以下。
（2）与第一点相联系的是，在很低的储蓄倾向下，家庭所拥有的资产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品种极其有限。1978年之前，城市居民的资产持有的主要形式是银行的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而实物资产的数量极少。农村居民的资产持有除了很少一部分的储蓄存款和现金以外，主要是建房投资积累等实物资产。70年代末，全国居民人均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只占其货币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几。
（3）收入的低水平决定了消费的低水平。根据著名的恩格尔定律，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少，家庭收入或家庭总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重就越大；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的比重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或家庭支出的增加，家庭收入或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将会下降。恩格尔系数的计算方法如下式：
恩格尔系数＝家庭的食物支出／家庭的总收入
根据有关统计数字，1978年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近百分之六十，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达百分之六十六左右。联合国把这一系数位于40～60%的国家定为不发达国家。
（4）市场配置消费品和计划配置消费品的并重。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的支出包括家庭所必需的物质性消费（衣、食、住、行）、服务性消费（劳务、教育、医疗、娱乐等）和社会保障性消费（保险、退休），但是在我们传统体制下的家庭支出中，消费支出主要是第一项的物质性消费和少量的服务性（劳务和娱乐）消费支出，而教育、医疗等服务性消费和社会保障性消费则由国家财政支出的方式通过补贴或社会福利渠道分配给居民。因此，中国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其收入实际上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包含在消费基金中的以工资形式出现的货币收入；另一部分是由政府支配、以财政补贴方式（如以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存在的、由政府财政补贴这部分差价这一方式）或通过企业办社会的方式分配给家庭的收入。与此相应的，消费品也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对所有家庭都一视同仁的、只认货币的商品形式的消费品；另一种是由各级财政补贴的、非完全商品形式的消费品（认货币，也认票证或其他规定的消费品）和非商品形式的消费品（不认货币，只根据有关规定享受的消费品和服务）。为了分析方便，我们把第一类消费品称为市场配置的消费品，第二类消费品称为计划配置的消费品。
（5）与前一点相联系的是，社会集团消费支出的数额较大，而社会集团消费又具有非全民性的特点，根据不同家庭所属的社会集团不同，他们所能享受的计划配置的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同。一般说来，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计划配置消费品多于农村居民；城市企业中职工所享受的计划配置消费品多于一般城市居民；一定级别的干部所享受的计划配置消费品多于普通职工和普通干部。
综上所述，在传统体制下的消费函数，其内容应包括两部分：市场配置的消费品和计划配置的消费品，决定两者的因素是不同的，即两种消费的变化具有不同的规律性，当然这两者之间也不是相互分割的，而是处于联系之中。具体说来，对于计划配置的消费品，家庭的需求受制于供应的数量和配额数量，不是家庭能够选择的一个变量；对于市场配置的消费品来说，决定市场消费需求的，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收入和消费品的价格水平，还有计划配置消费品的数量和计划价格水平，因为这两部分数字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收入转移或隐性收入，即计划价格越是低于市场价格和计划配置的消费品数量越大，隐性收入就越大，对市场消费品的需求就会产生一种收入效应。但是，当计划消费品和市场消费品是完全替代的商品关系时，除了收入效应以外，还有一种替代效应，其净效应则需要比较两者的大小。
这样一种消费函数形成的状况，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来说，其产生哪些重要的效应呢？
第一，对于这种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收入和当期计划配置的消费品数额的消费函数中，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持久性收入假定和生命周期收入假定等理论在这里就没有多少意义。其次，很低的储蓄率与单一的资产形式决定了财富对消费的效应很小。
第二，在传统体制下，消费基金是不能突破的，家庭又不能通过消费贷款进行消费，也很少存在把财富转变成消费基金的情况，因此消费基金膨胀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在这种体制下，对于消费基金的控制是紧紧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既不存在失控的问题，也不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第三，在计划配置的消费品中，虽然计划低价总是存在超额需求，但由于计划消费品的价格是固定的，因而不会出现公开通货膨胀现象，超额需求最多成为一种抑制性通货膨胀的形成因素。但是，这种抑制性通货膨胀却给今天转轨时期的经济留下了历史包袱。一旦当计划价格放开时，这种抑制性通货膨胀就会转换成公开的通货膨胀。
第四，在这样的体制下，全民各阶层的货币收入的差距不大，收入差异主要体现在非商品性的计划消费品配置上。在各阶层货币收入无很大差异的情况下，产品供求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每一种产品从其开发导入到衰退消亡，都有其本身的生命周期。当一种商品刚刚被开发时，它还不可能被大批量地生产，因此生产成本较高，在收入差异较大的经济里，只有高收入阶层才能购买得起这种新导入的产品。随着该产品的成熟，生产规模才能扩大，成本才能下降，于是可以有更多的家庭进入该产品的消费行列。因此，消费的逐步增加和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化体现了需求结构和产品供应结构的一种有序性。但是在收入无很大差异的经济中，当一种产品刚刚导入，要么由于其价格太高，几乎所有家庭都无能力消费，要么，所有的家庭都能购买得起。因此，在传统的体制下，消费的攀比心理具有其实现的收入上的可能性。但是这种相互攀比的消费风尚却给生产带来很大的问题，它往往导致众多的企业一下子过多地转产到某一新产品生产领域，待到消费需求饱和时，它们又往往来不及转移，导致生产的过剩。
中国转轨时期的家庭收入决定和消费函数的形成机理
目前我们正处于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在这一转轨时期，不仅宏微观经济体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而且像家庭收入和消费函数这样一些宏观经济变量的形成机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是，从市场经济运行所要求的条件来看，当前家庭收入和消费函数的形成机理又带有计划经济时期的特点。因此，对于转轨时期的家庭收入和消费函数的形成机理，一方面我们要把它作为计划经济中消费函数形成机制的某种延续来看待，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把它作为市场过渡中新生长的机制来看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把握轨轨时期的家庭收入和消费函数的形成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效应。
（1）消费基金决定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首先让我们来看国有企事业单位中职工的收入决定过程的变化。与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工资总额由国家计划制定的做法不同的是，在转轨时期，尽管这些部门还存在着由国家规定的工资计划，但是工资（一般被称为基本工资）在职工收入总额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下降，而由奖励工资等所组成的非基本工资在收入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大多数单位来说已超过基本工资的比重。虽然从理论上讲，非基本工资的增长幅度是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的，但是，在目前国有企业的产权安排下，企业经营人员和职工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有效的制衡机制。因此，一旦当国家计划对这部分的消费基金的控制放松时，就难免发生消费基金膨胀的情况。
其次，在非国有经济中，无论是以利润形式存在的家庭收入，还是以工资形式存在的家庭收入，都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非国有经济的利润收入中有一部分被用来继续投资，另外一部分则形成非国有企业所有者或经营者的消费基金。对这些非国有企业的收入形成过程要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非国有企业是确实有经济效率的企业，那么它们的收入的增长与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长是一致的，因此这部分收入是有供给作为基础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不会对物价的上涨造成压力的。但是，如果这些企业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通过与国有企业发生不规则的经济联系，从国有企业的资源或收入中转化而来，那么这部分的收入增长就可能没有供给作为基础，这部分收入的增长就可能对物价水平的上涨产生影响。
最后，从农民的收入形成来看，随着农产品价格的放开，国家计划已经很难再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控制。也就是说，在农产品价格放开以后，农产品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其他部门对农产品的需求强度和农产品本身的供给弹性。1979年农产品计划价格的提高，一方面使原来的农产品的供求矛盾有所缓和，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产品的供给迅速增长，在这个基础上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很大的增加，这不仅大大拓宽了农村的消费品市场，同时农民的储蓄也大幅度增加。但是，中国农产品的供给弹性毕竟受到了土地资源的限制，受到了农村劳动力难以转移出去从而农业生产难以发挥规模经济效率的限制。因此，在九十年代，随着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农产品的供给却难以迅速增加，结果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这一现象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农产品的短缺所致，而实际上反映了农民收入形成中的一种攀比机制，当农民认为从事农业生产（没有规模效率的低水平生产）的收益不如从事其他行业（如乡镇企业、进城当民工等）时，他们就会把土地荒废，减少农产品的供给。由于土地占有带有垄断性，因此其他愿意进行规模生产的个人目前也难以顺利地进入这一行业，这就造成了当前农产品生产难以发展的困境。
（2）在转轨时期，计划配置的消费品种类和数量都不断减少，如粮食、食油、棉布等商品的计划配置已被基本取消（尽管在短缺时期，为了平抑物价可能出现短期的计划配置）。因此，就消费者的自愿选择这一点来讲，中国宏观经济中消费函数开始与市场经济中消费函数接近起来。但是，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消费选择中的有一项目前还是计划配置的，容不得家庭自由选择，那就是住房的配置。就房租来说，计划内配置的房子的租金与市场配置的租金，其差别是巨大的。以上海为例，一套50平方的房屋的市场月租金大约为1000人民币左右，但同一地段同样质量的房子，对国家职工可优惠的房租则只要几十元，相差数十倍多。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巨大差异，将使相当一部分的家庭的住房消费处于受计划配置制约的状态，一方面他们感到对计划配置的住房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能力进入市场去按照市场价格来作出住房面积的选择，因而这种配置是低效的。它不仅影响住房消费选择本身，而且还将影响到家庭对其他商品的消费，如当家庭能够根据房子的计划配置享受计划低房租时，家庭就不会注意为购买住房而进行储蓄，把大量的收入用到其他消费品上，给这些商品的供给带来一定的压力。因此，房租和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当前消费领域中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计划配置消费品的最后一个堡垒，但是这一改革的难度是很大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采取的是一种低计划房租的政策，现在一下子要根据市场租金，放开房租水平，势必影响到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但工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会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将大大提高工业产品的成本，而目前中国工业中许多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超过世界价格水平，如果工资成本再上升，我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将无任何竞争优势。因此，在住房制度改革上，我们似乎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3）经济改革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家庭收入决定方式的变化，家庭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这使得家庭在收入支出的结构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家庭消费函数中的平均消费倾向开始下降，与此相应家庭的平均储蓄倾向有了很大的提高，1979年中国居民的平均储蓄倾向为7.3%，到了1985年平均储蓄倾向就达到17.3%，此后几年家庭的平均储蓄倾向就在这一比率上徘徊。随着储蓄的增加，家庭的资产积累增加，资产种类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据某些研究显示，80年代以后人均资产存量数已超过人均收入数，其中金融资产占人均收入的一半。金融资产中，除了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外，还有各种有价证券，同时实物资产（农村居民所建造的房屋、城市居民购买的房屋以及各种耐用消费品）的比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4）社会集团消费在转轨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所走的一条道路是通过放权让利来调动企业经营者和工人的积极性，即容许企业在完成税利指标以后，由企业的经营者支配企业的留利。但是在放权让利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找到一种对经营者实施有效激励和约束的产权安排，即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代表是缺位的。这种改革方式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国家放松了对国有企业收入的有效监管，企业的经营者成了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在理论界这被称为内部人控制），当然限于财政制度的约束，企业的经营者只能通过以下一系列方式对企业留利作有利于他们的分配，即建造豪华办公楼宇、购买高级办公用品、成立企业小金库用于企业集团消费。因此，进入80年代以来，公费消费的种类日益增多，公费用于消费的开支日益增加，已经成为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变量。
（5）随着经济特区试点的进行，随着非国有经济那部分就业人数的增加和他们的收入的提高，家庭之间的收入差异拉开了，虽然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还处于相对平均的状态，但是差异开始明显起来。首先是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拉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家庭收入在改革以后迅速提高，但是大量的中西部地区的家庭收入提高不多。其次是从事个人私营企业的老板的收入大大高于在各类企事业单位中就业的职工的收入。再次是在非国有部门（如三资企业）中就业的职工的收入一般大于国有企业中就业的职工的收入。最后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开始出现了失业者阶层，他们成了需要救济的人员。
转轨时期的这种家庭收入决定过程的特殊性和消费函数的特征对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的运行也会带来若干效应。
第一，在国有企业中职工的收入形成过程已脱离了计划控制，尤其是由于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行，国有企业的分配朝着有利于职工收入增加的角度倾斜。在这样的体制下，一旦国家放松监督，消费基金膨胀的趋势就难以避免，在消费品价格放开的情况下，其直接后果就是通货膨胀。
第二，随着家庭储蓄的增加，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数量也随之增加，因此家庭的当期收入对当期消费的预算约束已不是十分严格，当期预算约束变成了跨预算约束时，家庭消费就可以突破其当期收入。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家庭开始从一个更长的时期来安排消费和储蓄，以使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效用函数达到最大。因此，在转轨时期，宏观经济学有关消费函数的持久收入假定和生命周期假定的分析也可以应用到中国的消费函数分析中来。这一变化预示着中国家庭的消费和储蓄模式的重大变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第三，随着家庭储蓄的增加和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家庭所持有的有价证券也随之增加，家庭储蓄成了中国经济中积累和投资的一项重要来源，利率和证券价格的波动对调节宏观经济的效果也开始明显起来。
第四，由于在某些特殊的消费领域（住房消费）还存在着计划配置的情况，而且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差距很大，这就导致了消费供给结构上的不协调，即供给曲线将不是一条平滑连续的曲线，而是一条在某一价格段不连续的曲线，如市场供给的住房租金极为昂贵，计划供应的住房租金极为低廉，但介于这两种价格之间的住房供给却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求也难以连续。如果有一条连续的供给曲线，家庭收入中将有相当一部分被配置在住房上，但现在家庭一方面在计划配置的住房需求上没有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却因为市场价格太高而无法进入，家庭只能把这部分原来可能用在住房上的支出或者被迫储蓄起来，或者投向其他消费品市场，从而出现一种消费上的怪现象，在人均住房面积上，中国居民的消费是与低收入水平的国家相对应的，而在其他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方面，却是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相对应的，出现消费早熟的现象。这种消费早熟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也会带来一定的效应。
第五，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集团消费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有了很大发展，这部分消费有着其自身的许多特点。一是消费内容比较单一，除了办公设施外，主要是用在三产服务业方面，如公费请客等；二是集团消费者对价格的反应比较迟钝。这两方面的特点决定了由公费消费涉足的领域中出现供给与需求曲线不连续的情况，如在餐饮业中，要么是供公费消费的豪华酒店，要么是简陋的饭店，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档餐饮业发展就比较缓慢。同时那些专为公费消费而发展起来的三产服务业带有很大的波动性，即随着国家政策对公费消费监督的宽严而发生波动。由公费消费拉动的三产的过分波动就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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