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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新兴理论分支。西方学者一般认为，P.M.罗默1986年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R.E.卢卡斯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的相继发表标志着新增长理论的正式产生。新增长理论家持有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新增长理论的主流思路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增长理论所蕴含的政策含义是：政府的某些经济政策，如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对一国的长期增长具有重要影响。
根据新增长模型所依赖的基本假设条件的差异可以将新增长理论分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出现较早，这类模型基本上代表了新增长理论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出现于90年代，这类模型取消了前一类增长模型中过于严峻的完全竞争假设，在垄断竞争的假设下说明技术进步的产生和均衡增长率的决定。这类增长模型的出现标志着新增长理论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下面我们分别考察这两类新增长模型。
一、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新增长模型
这类新增长模型又可以根据各模型关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不同规定，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另一种是凸性增长模型。
（一）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
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分析法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这类模型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造成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在于技术产生的溢出效应。对单个厂商而言，技术进步表现为一种外部经济，因此厂商是价格接受者，可以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说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主要包括：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1988)、巴罗的公共产品模型和拥挤模型、克鲁格曼－卢卡斯－扬的边干边学模型、斯托齐的边干边学模型(1988)等。其中罗默模型(1986)和卢卡斯模型(1988)最具代表性。
最早用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是K·J·阿罗于1962年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阿罗模型试图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内生化。为此，阿罗假设技术进步是投资的副产品，是厂商在生产中积累经验的结果。一个厂商的投资不仅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而且将提高全社会所有其他厂商的生产率，因此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在阿罗模型中，由于存在技术溢出，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经济均衡状态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将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阿罗模型的缺陷在于：在这一模型中，由于技术溢出不够强，内生的技术进步不足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为了保证经济增长实现，必须要求人口以一外生比率增长。由于必须用外生的人口增长说明经济增长，阿罗模型尚不是一个内生增长模型。
罗默(1986)将阿罗模型向前推进了一步。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中，知识或技术是私人厂商进行意愿投资的产物，像物质资本投资一样，私人厂商进行知识投资也将导致知识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为了说明即使在人口增长率为零时知识积累也足以保证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罗默假设知识具有足够强的溢出效应，知识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产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识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趋势，从而使知识投资的社会收益率保持不变或呈递增趋势。因此，知识积累过程不会中断，经济能够实现长期增长。
卢卡斯建立了另一个重要的内生增长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实际上是将阿罗模型与宇泽弘文(1965)提出的一个增长模型结合起来，用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解释技术进步，说明经济增长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结果。宇泽模型是从与阿罗不同的角度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内生化。宇泽的做法是假定经济中存在从事人力资本积累的部门——教育部门。教育部门以线性技术生产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保证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增长。人力资本在宇泽模型中的作用与外生技术进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作用一样，二者都导致有效劳动量的增加，从而使物质资本积累不再呈收益递减趋势，经济将以不变比率持续增长。
在宇泽模型中，总量生产函数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性质。卢卡斯在宇泽模型中加入了一个新因素：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存在使总量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这一方面使经济均衡增长率提高，另一方面使经济的均衡增长路径与社会最优增长路径产生差异，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将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罗默认为技术进步表现为私人厂商投资于研究活动而生产出新知识，卢卡斯认为技术进步是教育部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与他们不同，巴罗(1990)认为技术进步表现为政府提供服务所带来的私人厂商生产率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巴罗的公共产品模型和拥挤模型说明，不同类型的政府服务对私人厂商有不同的影响，并最终导致总量生产函数具有不同的形式。
新增长理论家都重视他们模型蕴含的政策含义。罗默认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应向研究开发活动提供补贴。卢卡斯认为，政府应向人力资本积累提供补贴。巴罗认为，政府应根据所提供服务类型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税收政策，当政府提供的服务是公共产品时，政府的最佳政策选择是征收适量的一次总付税，而当政府产品具有部分竞争性时，政府应征收比例税。
（二）凸性增长模型
完全增长条件下内生增长模型的第二条研究思路是在总量生产函数规模收益不变即凸性生产技术的假设下说明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的可能性。采用这条研究思路的增长模型有：AK模型、琼斯—真野惠里模型、雷贝洛模型、金－雷贝洛模型、拉德龙等人的模型(1997)。在凸性增长模型中，比较重要的是琼斯－真野惠里模型和雷贝洛模型。
凸性增长模型的基本思想可以用AK模型加以说明。AK模型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具有最简单的线性形式：Y=A·K。由于假定资本具有不变的边际产品，资本积累过程不会中止。即使经济中不存在任何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也足以保证经济沿着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增长。
琼斯和真野惠里(1990)将AK模型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结合起来，说明在一定条件下，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技术足以保证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琼斯和真野惠里认为，新古典增长模型之所以必须用外生因素解释经济增长，是因为新古典模型规定总量生产函数必须满足稻田条件，即F[,k](0)=∞,F[,k]（∞）=0，因此当经济中不存在外生技术进步时，资本积累最终将中止。为了说明资本积累足以保证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琼斯和真野惠里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Y=A·K+F(K,L)
其中函数F满足稻田条件。在琼斯-真野惠里型生产函数下，资本积累导致边际产品递减，但资本边际产品不是趋近于零，而是趋近于一个正数A。这样，资本积累将导致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经济增长具有一种过渡动态性，均衡增长率逐渐降低，最终经济将沿着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增长。
琼斯－真野惠里模型说明资本积累不会导致资本边际产品无限降低，但没有说明稻田条件不成立的原因。雷贝洛(1991)则对此给出了一种解释。为了说明资本积累足以保证经济内生增长，雷贝洛假设经济中存在两个拥有不同生产技术的部门，因此，像宇泽模型和卢卡斯模型一样，雷贝洛模型也是一个两部门模型。不过，雷贝洛不同意卢卡斯用外部性和总量生产函数的收益递增说明经济增长的思路。雷贝洛认为，只要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函数具有线性形式，或者更一般地说，只要经济中存在一类核心资本，它由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技术生产出来，并且不可再生要素对它的生产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那么资本积累过程就不会中断，经济将沿着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增长。
在琼斯－真野惠里模型和雷贝洛模型中，由于不存在技术的外部性，没有政府干预时的经济均衡增长与社会最优二者是等价的。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和消费者的储蓄意愿，一国的（核心资本）生产率水平越高，或者消费者的储蓄意愿越强，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各国增长率水平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各国实施的经济政策的差异，税率较高国家的增长率将较低，政府应对人力资本或核心资本积累实行税收减让政策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
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新增长模型
垄断竞争条件下的新增长模型也用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这类模型是对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的研究思路的继承和发展。根据技术进步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将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成两种：一种是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另一种是产品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下面我们分别考察这两种模型。
（一）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
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中间产品品种或消费品品种的增加。用这条研究思路说明经济增长的模型主要包括：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1990)、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1991)、里韦拉－罗默模型(1991)和扬模型(1993)。
在说明中间产品品种增加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罗默等人通常假定总量生产函数采取D-S(Dixit-Stiglitz)生产函数形式，D-S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表物质资本总存量。A·M·斯彭斯(1976)、A·迪克西特和J·E·斯蒂格利茨(1977)最早研究了这一函数形式，不过他们将这一函数理解为一种效用函数。D-S效用函数表明消费者偏爱多样化的消费，消费品品种的增加将导致消费者效用水平的提高。W·J·埃歇尔(1982)将D-S型函数重新解释为一种生产函数，以说明中间产品品种的增加可以导致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D-S生产函数的特征是：当经济中不存在技术进步（中间产品品种数N固定不变）时，最终产出Y是关于劳动L和资本
的一阶齐次函数，积累将导致资本边际产品无限递减；当经济中存在技术进步（N不断增加）时，由于不同种中间产品相互独立，资本总量的增加并不导致资本边际产品递减，因此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收益率，使最终产品的生产呈现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
罗默首先将D-S生产函数引入增长理论研究。在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1990)中，经济中存在两个拥有不同生产技术的部门，物质产品部门在D-S生产函数下生产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研究部门则在二阶齐次的生产函数下生产新知识。由于物质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是D-S型的，技术进步使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呈规模收益递增。对物质产品生产者来说，技术进步类似于一种正的外部性，技术进步的存在保证了物质资本的不断积累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罗默(1990)进一步认为，使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的技术进步又是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据罗默分析，技术是不同于普通竞争性商品和公共产品的一类特殊商品，技术的特殊性表现在技术具有非竞争性（这使技术不同于竞争性商品）和部分排他性（因此技术也不同于非排他性公共产品）。技术的部分排他性使私人厂商存在投资于研究开发以生产新知识的可能。为了保证创新厂商能够从新产品获得收益，必须存在一种制度安排使研究厂商对其研制的产品拥有一定的市场力量。为此，罗默假设研究厂商是垄断厂商。
研究厂商拥有一定的市场力量仍然只是内生技术进步得以实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为了保证经济系统足以实现内生的技术进步，还须要求研究成本不能过高。进一步说，为了保证经济存在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必须要求研究成本相对于最终产品的价格保持不变。为了使研究具有固定成本，罗默假设技术溢出效应足够强，一家研究厂商研制出的新产品设计提高了所有研究厂商的生产率水平，研究生产率的提高恰好抵消了工资率上升促使研究成本增加的趋势，使研究成本始终不变。具体地说，这要求研究部门的生产函数具有二阶齐次性，即
A=L[,2]·A
因此在上述物质产品部门和研究部门的生产函数假设下，经济将沿着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增长。由于存在技术的外部性，分散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根据罗默的研究思路，L·A·里韦拉和罗默(1991)构建了一个单部门模型。里韦拉－罗默模型假设研究部门和物质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都是D-S型的，这一模型的分析结论与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是一致的。巴罗和撒拉(1995)取消了罗默(1990)关于研究厂商可以获得无限期专利保护的假设，考察了有限期的专利保护对分散经济均衡增长率的影响。巴罗和撒拉的结论是：有限期的专利保护导致私人厂商从事研究开发的激励减弱，从而使分散经济的均衡增长率进一步降低。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里韦拉－罗默模型和巴罗－撒拉模型都认为，政府应同时采取对研究和垄断产品的购买提供补贴的政策，以便消除由技术外部性和垄断因素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
（二）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
在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表现为最终产品数量的不断增长；而产品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认为，最终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也是经济增长的一种表现形式。此外，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还着重考察了伴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出现的旧产品遭淘汰的现象，即技术进步所具有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以及由创造性破坏效应所产生的经济增长过快的可能性。产品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主要包括：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1991)、阿格亨－豪伊特模型、塞格斯特罗姆等人的模型(1990)及塞格斯特罗姆模型(1991)等。这里我们只考察较有代表性的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1991)。
格罗斯曼－赫尔普曼的质量升级模型仍假定总量生产函数是D-S型的，但是现在产品种类数N被看作固定不变的，技术进步表现为每一种产品质量的提高。厂商从事研究开发的前景是不确定的，厂商投入于研究的资源越多，其研究成功的概率越大。每一个商品序列由质量优劣不一的同种商品组成，只有最优质商品才被实际生产出来，因此新产品的引入将导致旧产品被淘汰出生产过程。技术具有两种外部性：其一，所有研究厂商可以利用所有的创新成果，技术的这种溢出效应将导致分散经济的技术进步率和均衡增长率均太低；其二，生产某种产品的新技术的出现使原先生产该产品的厂商损失全部的资产价值，但创新厂商并不考虑它的创新给其他厂商带来的负面影响，技术具有的负的外部性导致私人厂商从事创新的激励过高，从而使分散经济的技术进步率和经济增长率过高。最终结果取决于上述两种效应哪一种占优势。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认为，当创新幅度为外生给定时，分散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可能低于也可能高于社会最优增长率。为了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必须根据市场激励的不同情形相机采取对策。若对研究开发的市场激励过大，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对研究厂商征收适度的税收；或对研究开发的市场激励不足，则政府应对研究厂商提供适当的补贴。
当创新幅度为经济系统内生决定时，分散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一般低于最优增长率。这时政府无法通过采取简单的税收或补贴政策使经济实现最优。政府可以采用保护创新的专利政策等措施向创新幅度较大的研究活动提供较大的激励，以此提高技术进步率和经济增长率。
三、简要评论
我们认为新增长理论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借鉴价值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新增长理论关于内生技术进步的说明具有一定的意义。新古典增长理论虽然承认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却将技术视为外生变量而排除在考察之外，这无疑遗漏了经济增长研究所应说明的最重要因素。新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将技术进步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范围之内，取得了一些成果。新增长理论着重说明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当说，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私人厂商的投资决策推动经济实现技术进步和长期增长的观点，较之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外生的观点更符合实际。
其次，新增长理论能够解释某些方面的经济增长事实。新增长理论可以解释：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存在广泛差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国际贸易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一些初级产品，从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各国为了追求各自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引发一些国际冲突等等。正是由于新增长理论对于增长事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这一理论产生后很快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重视。目前，新增长理论正逐步取代新古典增长理论，成为两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新增长理论具有比较丰富的政策内涵，该理论对于各国政府制定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罗默、卢卡斯等人认为，不存在政府干预时，分散经济的增长率过低，政府可以通过对研究开发提供补贴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琼斯、雷贝洛等人认为，各国政府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和贸易政策是导致各国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政府应采用降低资本税、关税等政策措施鼓励资本积累和国际贸易，以促进经济增长。新增长理论家的上述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新增长理论仍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首先，各类新增长模型都采用了一些过于严峻的假设条件。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假定经济中存在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并且这种外部性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即使是一些新增长理论家也认为这一假设条件不符合实际。完全竞争假设则给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罗默指出了知识的两种重要特征：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同时他又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考察知识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罗默的这种分析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其他的新增长模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其次，各种新增长模型都完全忽略了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事实上，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资本主义制度阻碍了技术进步，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阻碍了生产潜力的最大释放。忽略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准确说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一些西方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诺斯(1990)认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只有研究制度安排，才能说明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激励机制。
第三，新增长理论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也存在缺陷。各类新增长模型都运用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法说明经济增长路径的决定。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只不过是一般均衡论的一种新的表述形式。但是，一般均衡论主要表现为一种思维的产物，而不是对经济现实的合理近似。新增长理论家认识到，由于外部性和垄断因素的存在，市场机制不足以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这种认识无疑比新古典增长理论前进了一步。但是由于新增长理论也象新古典增长理论一样在缺乏现实基础的一般均衡论思想下考察经济增长问题，因此，新增长理论取得的这种进步是有限的。
第四，一些新增长模型采用的概念也存在缺陷。例如，各类新增长模型普遍使用“人力资本”一语，表示工人的复杂劳动，以与简单劳动相区别。但是这一用语是不科学的。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对工人来说，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像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一样，只是商品，并不是资本；对资本家来说，工人的复杂劳动能够为他带来剩余价值，因此才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表现为一种资本。“人力资本”一语抹杀了这种本质区别，从而也抹杀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此外，新增长理论仍采用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如总量生产函数概念和总资本概念。大家知道，这些概念早已遭到罗宾逊夫人等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这些批评也完全适用于新增长理论。
根据上面对新增长理论的分析和评价可见，新增长理论虽然比新古典增长理论前进了一步，但这种进步是有限的。像新古典增长理论一样，新增长理论仍然只是对经济增长现实的一种“寓言”式解释，而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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