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非功利的语言理论辩护——兼论语言理论的三分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理论论文,功利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0）10—0044—05
一、缘起：相当程度上误解并拒绝非功利理论
非功利的语言理论，指的是不能应用于传授或学习一门外语的语言理论。
国家明确鼓励走向市场的应用型研究（这样做有深刻的甚至痛苦的历史背景——老落后老挨打，也有现实的背景——普遍的人民渴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化），有时也强调一下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但总的来说还是让人在一个有关宏旨的带方向性的问题——基础理论究竟重要不重要——上摸不准脉搏。于是，在这种状况下，相当多的人否定脱离应用的理论，否定非功利的理论，否定超验的理论，就非常符合逻辑了。表现之一是，解决建设实际问题的研究能拿到资助（理所当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理论，尤其是不能提供消费的语言理论，哪怕它具有重要意义并填补空白，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遗忘与排斥。
在外语界，我们的外语教学与理论研究，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有一个重要的进步，便是大量地引进了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包括大量的并非能应用于外语教学方面的语言理论。但是，在公开场合，更多的是在私下里，相当多的教师（包括教授）不接受理论性太强的东西，不接受远离外语教学的东西，对外语研究中的纯理论的研究往往斥之为“空对空”，对“空对空”理论深恶痛绝；只要有机会，便呼吁消灭这种“毫无用处”理论；对不可用理论的种种责难见于种种评论与场合。常常听到的口头禅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外语教学中的听说读写译）的理论有什么用呢？”
作为个案，公布两例，以兹证明外语界对非功利理论的不接受或者拒斥的情况。
个案之一：1994年，我作为《现代外语》编辑部人员倾听外语教师对办刊的意见。会上，一位英语副教授在列举了本刊所发表的各种与外语教学无法直接联系的语言学以后，气愤地说：“刊物上登那些空对空的鬼东西有什么用？”（可是包括《现代外语》在内的全国外语学刊，后来在发表外语教学方面的文章的同时，仍然继续刊登了“那些鬼东西”，只是将公开辩护的任务拖到了今天。）
个案之二：詹德华先生发表了一篇充分说理、很有代表性的文章“着眼于外语教育的语言学研究”（注：詹德华.着眼于外语教育的语言学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1）.），文章说：
语言学与外语教育脱节的若干现实
有一位在外语学院从事了30多年英语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都公认为相当不错的副教授，在谈及语言学研究时，曾经很不客气地说：“你们所搞的那些语言学，我实在不敢恭维。”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写的那些讨论语言学的东西，发表出来，既不是给外语教师看的，也不是用来指导外语教学的，更不是给外语专业的学生看的。那些东西离我们太远了。”客观地说，这位老师的话未免有失公允，（以下列举了一些语言学致力于解决外语教学实践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的例子）……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看到，语言学研究在许多时候确实脱离了外语教育实际，给人一个为研究而研究的感觉，研究成果好像成了为响应索绪尔当年那句“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口号而制造出来的漂亮产品。具体来说，可列举一二：1.现代语言学的各种新兴学科无缘进入大学外语专业本科教学的课堂。……我们几乎完全感受不到语言学呈现在课堂之外的那种新鲜、热闹和精彩；教师事实上完全可以在不懂得语言学为何物的情况下教会学生一门外语，而学生则更可以在完全不关心语言学问题的情况下学会一门以至数门外语。这样一来，（语言学研究）也就不可能普遍地唤起外语教师（从事外语教育的）语言学意识了。2.在外语教育致力于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形势下，语言学研究因远离经济建设这一社会现实而远离外语教育。……外语语言学的研究则明显地谨慎得多，除了就广告外语、旅游外语、经贸外语之类的用词特点、结构特点、语用特点等偶尔作些归纳、分析之外，基本上还是坐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满足于对这种或那种“语言学”介绍、挖掘、论证，既不热心于对外语教育的宏观把握和理论指导，也没有就外语教育在新形势下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富于挑战性和开拓性的研究。这样一种远离现实、远离问题的学术研究自然会失去最广大的关心者、支持者和参与者群体。
詹文有调查有分析，态度真诚，反映了相当多的外语教师的意见，提出了值得普遍重视的问题。正因为此文的充分说理与真诚，才勾起了一直耿怀于本文作者心头的为非功利（外语）语言学理论辩护的念头，并鼓励了本文作者以同样真诚公开回答这些问题。
因此，便有了本文。作者肯定外语应用研究的必要性之外，积极为“空对空”的理论辩护，主张在中国语境中，超验的和非功利的理论应有一席之地（不是、不必是也不应该是全部席位），认为科学中的不可用的成分与可用的成分一样重要。
二、某些有关的前期理论简述
田洺（1999）指出，“在我国的科学教育体系中，基本上重视的是科学的理论和事实的教育，而匮乏的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教育，即使是科学价值观的教育也常常是由于流于形式而失去魅力和效力。我们重视科学中的可用成分，而不太重视科学中的不可用的成分（黑体为作者所加）。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科技工作者，很有可能会让于或根本就没有自我思考的能力。”
陆谷孙（1999）指出，“学英语不讲功利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语言的本质特征就是工具性。但我常想，淡化一点功利性的学习动机，追求一点“形而上”的乐趣——极而言之，可以叫做English for English's own sake，我们是不是可能学得更好些呢？”由此，我以为应该让“为外语而外语”的口号浮出水面。
钱冠连（2000a）认为，“经世”当然好，“致用”也不错， 但不能因此而偏废理论创造。有些教师把眼前无助于外语教学的基础理论一律斥之为“空头理论”。殊不知，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的基础的理论创新在开始阶段，并未表现出应用性，即是说，在追求经世致用的人的眼里，任何理论都是“空头”的！可见，一个民族是否敢于投入时间、金钱、人力去搞创造性的基础理论工程，取决于它是否具有长远的眼光、超越经世致用的应用主义。
三、非功利理论的意义
1.为什么理论看起来是空的？
1）我们看惯了现象的实在性， 而理论的特性之一是不与实在性挂钩。什么是现象？现象就是出现之象，让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东西。如果理论变得让感官一感便知，实在起来，那还叫什么理论呢？任何现象都没有直接通向理论的必然途径，理论只能靠思辩的方法获得，然后经受现象的检验。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可能接受一个含糊的说法：“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或者“实践出理论”。但是，“理论只能靠前面的理论进化而来，实践只能产生对理论的需求和验证，但不能产生理论本身。”（注：赵南元.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64.）既然理论只能靠思辩的办法获得，但思辩并非是人人都喜欢的，所以，对思辩得来的理论不愿进行思辩，那理论看起来就是空的。从理论不与实在性挂钩，理论与现象之间没有直接通道这一特点来看，理论确实是空的。
2）认知上的一次性的有限距离使人们难以理解理论， 更不消说看到理论的潜在能量。赵元南（1994）所说的短桥原理（注：赵南元.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02.），简述如下：我们可以得到认知科学中关于获得知识的一个重要的原理，我们称之为“短桥原理”。“短桥”是一个形象化的比喻。我们把知识看成是无知的大海中的岛屿，而认知即获得知识的过程，就相当于到达新的岛屿，增加可到达岛屿的数量。我们的认知能力受指数爆炸（注：中国古代关于指数爆炸的思考见于“歧路亡羊”的故事：某人的羊丢了，他请村里的人一起去找，不久他愁眉苦脸地回来了，别人问他：“不就是一只羊么，何必如此沮丧。”他说：“不是羊的问题，我想的是，路上有岔路，岔路前头还有岔路，这样算起来村里有多少人也是不会够的。”当然在日常生活中羊是可能找到的，这是一个思考实验，显示了指数爆炸的困难。赵南元.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的限制，不可能一下子走得很远，这就意味着我们所能建造的桥梁的跨度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建造短桥到达邻近的岛屿，这就是“短桥原理”。很多短桥连接起来，可以形成一个长桥，但是每次所能修建的只能是一个短桥。短桥原理是广义进化范式在认知科学中的表现，正如在进化过程之中，只能依靠小创造的积累来实现大创造一样，在认知过程中，任何新的知识都只能在充分接近的旧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对于任何一认知系统来说，不是所有问题都是能解决的，能够解决的总是局限于已有知识的有限距离之内。这个解释非常清楚了。就是这个“有限距离”使我们一时看不清理论的前途，产生拒绝非功利的理论的倾向。并不是理论“空”，而是我们的眼光“短”。
2.理论之“空”的两种发展都有意义
第一种发展：一个理论诞生之初，由于短桥原理，看来没有什么用处，后来却广泛地应用在许多领域甚至是重大领域，对国民经济产生了性命攸关的影响，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李岚清在全国基础研究工作会议上指出，“基础研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后盾，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也是培养和造就科技人才的摇篮。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基础研究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智慧、能力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标志之一。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注：李岚清.据新华社3月29日电，2000.）
第二种发展：是不是一切理论都能以“应用于实践”作归结呢？不。不是不为之，是不能之。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看不清有些理论究竟有什么实际用途，它们对物质生产、对应用领域可能长期地、甚至永远也不会有帮助，即是说，长期地、甚至永远地“远离经济建设”，“脱离外语教育实际”。那么，这种基础理论还有没有意义呢？有。细节请见第四部分。
如果从有用与否出发来决定是否让其生存与发展，那么，全世界就会陷入相互否定的混乱之中，因为对A有用，未必对B有用，对B 有用的东西还可能占了C的生存资源因而威胁了C。如果硬是要求一切外语理论贴近经济建设，我们要反问的是：国家引以为豪的陈氏定理1+2对经济建设又有何用？
如何在认识上将非功利理论与应用研究统一起来？关于纯理论兴趣与实用研究之间的关系，D.E.Stockes（1997 ）在《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中有比较好的解决。Stockes 提出了一个新科学研究模型——科学研究的象限模型。在最常见的研究类型或象限（quadrant）——玻尔象限（第一象限），代表好奇心驱动型纯研究；爱迪生象限，即第二象限，代表为了实践目的的应用研究；巴斯德象限，即第三象限，代表由解决应用问题产生的基础研究。每一个象限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双向联系的。
基础研究可以同时是好奇心和用途双重驱动的。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两者不是隔绝的，而是双向联系的。科学研究的求知与应用不是绝然对立的。
四、某些非功利的外语教学活动与非功利的语言理论的意义
1.事实上存在着某些非功利的外语的教学活动
外语对于高考落榜的高中学生有没有用？这个问题曾长期地困挠了我国的中学外语教育。特别是那些日后散落于山区与小城镇的高中学生学了外语有什么实际用途？几乎无。这一批人是多数，一想到这个多数，就开始动摇了许多高中外语教师的积极性。从有无实际用途出发考虑问题，就会取消许多功课。这里，人们往往忽视外语教育的教育教养作用。
同样，有相当一部分外语院校的毕业生改行做与外语无关的工作，外语对他们没有了应用价值，当初将外语当专业学习岂不是莫大的浪费？这样考虑问题也是忽视外语教育的教育教养作用。
什么是外语教育的教育教养作用？50年代苏联的语言学学者和科学院院士讨论过外语的教养作用的问题。我国也有人提到过，只是没有形成多人唱和的局面。所谓外语的教养作用，是指外语教学对学习者功利（实际掌握一门外语）之外的思维的训练，人格的培养，对所学外语的文化与情趣的灌输、综合素质的提高。一句话，外语教学的教养作用旨在与其他课程一道培养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一个与高度文明相配的人。落榜的高中生、改行了的外语专业毕业生虽然用不上外语资源（语音、词汇与语法）了，但他们通过外语教育所受到的教养仍在。而且，这样的教育教养作用并不比纯熟地掌握一门外语的实用技巧稍有逊色。学生将会从外语教养中受益终生。敢于断言，一个国家的教育机关与教师，如果只记得外语教学的应用目的而忘了外语教学的教育教养作用，将是一个严重的瘸腿教育，是对外语资源的浪费。
“为外语而外语”，早就在国外与我国的外语教学中占有一个相当的地位。只是因为某种历史背景，我们没有将潜意识变为显意识，没有明白地承认在外语教学中存在着事实上的“为外语而外语”。现在是让冰山浮出水面的时候了。
在给学生一门外语的同时，不能排除为教书而教书的因素。如果学生在课堂上配合得好，学的劲头足，教师就越是欣赏自己的教学活动，许多教师都爱说的一句话是“累死也高兴”。这种高兴毫无功利目的可言。反过来，面对懒惰学生，再高明的教师也打不起精神，给高工资也不想再干下去。这种败兴也不掺杂任何功利目的。这里有把外语教学当成精神享受的成分，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中师生都暂时忘掉了应用目的。
2.语言学三分说与非功利语言学理论的意义
从功利出发，即根据对学会一门外语“是否有用”，可以将语言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功利语言理论，能直接用于指导语言教学。第二类是非功利语言理论，不能应用于语言的教与学。第三类，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语言理论，不能直接应用于外语的教与学，但能有助于语言的使用。在功利上有这样的三分，取决于它们对语言资源（语音、词汇与句子）是否能直接利用、直接分析。这样的分类是受了Jef Verschueren（1999）语言资源的语言学与语言使用的语言学区分的启发。他认为，“语言资源的语言学组成了语言理论的并列学科”（linguistics of language resources:components of a linguistic theory），“语言使用的语言学是语用综观”（linguistics of language use:pragmatic perspective）。本文认为， 语言资源的语言学各学科大致上是应用学科。
这样梳理的目的在于强调非功利语言理论的独特意义。窃以为，不接受非功利语言理论的高等外语教育，外语传授仍在，可是，“高等”也就被取消了。
第一类，功利语言理论，对语言资源（语音、词汇与句子）能直接利用、直接分析，因而对外语教学有直接的指导作用。这一类包括了我们中国常常说的语音学、词汇学、语法。
第二类，非功利语言学理论，对语言资源（语音、词汇与句子）不能直接利用、直接分析，因而对外语教学无直接的指导作用。
索绪尔语言理论，乔姆斯基生成语法（虽然也管句法，但不是为了教学，它的理论目标是为了摸清大脑的机理，天生的语言机制），派克的序位语言学（K.L.Pike，1959），兰姆的层次语法，等等。
第三类，介于功利语言理论与非功利语言理论之间的语言理论。这一类大致上是巴斯德象限，即第三象限（代表由解决应用问题产生的基础研究）。这一类可能包括：波—罗耶尔语法，功能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语用学，等等。这一类语言理论，很像对语言有实用价值，但有用而不贴切，不直接，原因就在于它们不直接利用与直接分析语言资源。它们处理的直接对象分别是功能、结构、心理、社会、文化等等。要说它们有用，也是有助于使用（一门语言），而不是有助于学会（一门语言）。
对于第二类、第三类的简单的解释如下：
第二类即非功利的语言学理论中，以派克的序位语言学为例，说明它为什么是与教授一门外语基本是不搭界的。由美国派克（K.L.Pike，1959）创立的序位学（tagmemics）中，序位（tagmeme）是用来分析语言的基本单位。Pike认为，语言单位具有粒（particle）性质。事实上的语言是一种语流，研究它的时候，为了看得清楚，只好把语流分解成一个个孤立的结构单位。音位是粒，音节是粒，重读群也是粒，节奏组也是粒，如此等等；同样，词素是粒，词是粒，词组是粒，小句是粒，如此等等。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些粒，即结构单位，下一级单位套在上一级之中，这上一级单位又套在更上一级之中。粒之上有更大的粒，粒之下也有更小的粒。这就是说，由“粒”构成“波”（wave），由“波”构成了“场”（field）。 这样一种语言观（同样地“远离现实”，却并非“远离问题”），对掌握一门外语来说，不啻于是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粒、波、场，同样可以把一门外语学得呱呱叫。这些“鬼东西”真是远离了经济建设，远离了外语教学实际。由此看来，可以取消它吗？不行。
第三类即介于应用语言理论与非功利语言理论之间的语言理论，如中国外语学者比较感兴趣的功能语法或者语用学。人们很可能以为，语用学是最能帮助人们学好外语的了。其实不尽然。一个母语为英语的人，哪一个是因为学了语用学才善于说话的？没有。没有这一个人。谁都不是先看了语用学课本再学会得体性说话（与人打交道的）的。人之所以善于交际，是家庭，是社会逼迫就范的，是社会调教、鞭策、改造、教训了他。这就是我（钱冠连，1997）认为“语用学是人文网络言语学”的根源。语用学家仅仅是对符号与符号使用者的关系着了迷，发现了这两者的有趣的关系，创立了语用学，这纯粹是一种为语用学而语用学的活动。用语用学去指导人们说话（刚才说过，不尽然），是后来的事儿，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要这些理论投入经济建设吗？至少是眼前让人失望。既然如此，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取消它们呢？不行。
非功利语言理论的意义之一：这样一些语言观，帮助我们外语学者科学地、深刻地认识语言，帮助我们转换了认识语言的角度，变换了认知语言的方法，从而帮助我们科学地认识了世界。这些语言理论通过认知语言来认知人脑。认识人脑就进入了对世界的观察。多掌握一门语言理论，就是多掌握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武器，就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世界。因此，非功利理论虽然“远离了经济建设”，却武装了投入经济建设的人的头脑，使人对世界的观察变得丰富、明智、敏锐、科学起来。
意义之二：这些理论对训练我们高等学校的教授们的智力、对陶冶我们的精神，积累我们对形而上的感受，具有特殊的教养功效。它们是对外语教师的智育，智育是外语应用科学之根；无根，应用科学也会终于萎缩。没有这些智力的训练，就不能帮助我们抵御外语教学多年来曾经出现过的、今后也可能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潮的侵扰，正如没有科学世界观，就“不能抵御非理性思潮的恶性煽动”（田洺，1999）一样。长期困扰我国外语界的两种状态（理论研究中的大量的重复劳动，我国学者无自己的理论体系创造），咎其原因，还是外语界长期不够重视形而上的东西，不重视非功利理论研究（与大量的、很有必要的应用型研究形成鲜明对照）的结果。我国语用学研究的两种状态（理论上依傍国外，在五个方面不入国际主流（注：可参考钱冠连两文：国内外语用学选题对比研究，将要发表；Pragmatics九年首文研究[J]，现代外语，2000（3）.），问题仍然在于，将应用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对立起来，相对轻视非功利理论、超验理论与“空头”理论，殊不知，最终的结果不仅是基础理论本身贫穷，也必将应用研究的源头也掐断。不从根上改造起，外语界的理论研究未必能有什么进步。
意义之三，它们帮助语言理论形成哲学指向。有了语言的哲学指向，语言学习与研究的土壤才更加肥沃，更加厚实。国外的语言学家能很快地接受哲学的语言性转向——借语言之体看哲学之神。 用李锡胤（2000）的话说便是：“哲学家对言语行为感兴趣，多半是为了听其嘴而观其脑。用他们的术语拐个弯子说：为了研究‘意义’”。那么，国外语言学家为何能较快地、坦然地接受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因为长期的形而上的修养，使他们有了这样的素质。中国的哲学能发展到语言哲学这一步吗？西方的哲学发生了语言性的转向固然是西方的哲学的路子本身决定的，但假想中国哲学界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国语言学界却未必能接受并了解这种转变。因为我们习惯于拒绝形而上的训练，就很难促成语言理论指向哲学。
如果取消了它们，就真的应了季羡林（1998）先生的警言：“有些教外语的教员，外语水平是极能令人满意的。但是，除此之外，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家。这样的人，在德国只能终身是外语教员，与副教授和教授无缘。我们国内，有一极小部分‘学者’，头顶高级职称，却是述而不作，一篇像样的论文也不写。至于与他有关的专著和论文则视若路人，有关的中外学术杂志则更是陌生。”看了这样的忠告，不知道那些高等学校的教师是否仍然把语言学推给“我”之外的“你们”？是否仍然视非功利语言理论为“路人”？
确实，“教师事实上完全可以在不懂得语言学为何物的情况下教会学生一门外语”，然而，如果他们一旦懂得语言学为何物之后再去教学生，又会有什么样的新局面呢？确实，“学生则更可以在完全不关心语言学问题的情况下学会一门以至数门外语”，然而，如果他们一旦关心语言学问题再去学习一门外语（因此，非功利语言理论最好进本科生的课堂），会有什么样的新状态呢？我们只看到了“不懂得”“不关心”能够如何如何，为什么就不想想“懂得了”“关心了”就更加能够如何如何呢？
事实上，甚至最反对空头理论的人都在享受空头理论的成果。例如几乎所有的外语教师都要求学生做各种练习。这样做的前提是他必须承认语言的某些规律。而这些规律往往是非功利语言学常识的普及。如果他不是事实上知道这一理论，他就不会要求学生做各种操练。外语教授们对外语教学的钟情与对外语非功利理论的排斥的这种矛盾状态，好有一比：某个女子钟情于一个男子的伟岸骨架却又讨厌男子的气质。我认为是这女子的功利主义在作怪。没有形而上，仅剩形而下，男子可以是男子，但却失去了魅力。
结论：在高校的外语教学中，三类语言理论（功利的语言理论、非功利的语言理论与介于两者之间的语言理论），各有意义与价值。虽然消极但仍不失为一个办法的办法是：三不相扰，三不排斥，各自发展。让其各自发展而又相互支撑，这才是最有远见之举。
在经济建设对外语教学的直接介入之下，我们被理想鼓舞，也被欲望燃烧；我们以外语为工具挣了大把银元，我们也以外语为砖头敲进了另一种文化之门；我们切望语言理论指导外语教学，我们也愿意通过一种种语言理论探讨一个个功能的、价值的、民族的、文化的系统与世界。
收稿日期：2000.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