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化身——有关现代西方哲学与时代精神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精神论文,化身论文,哲学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化身。所谓时代精神，可以看作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精神生活中总的趋向和总特征。现代西方哲学能否代表现代西方社会的时代精神，是哲学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近来随着中国哲学要不要现代化讨论的进行，这个问题再一次引起关注。笔者认为，现代西方哲学根植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土壤，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一种特殊思维形式。它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不同角度展示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课题，虽然它的方法和结论有局限，甚至在一些方面是错误的，但它对人类现代思想和观念的启迪和影响无疑是深刻的，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精神的体现。
一、现代西方哲学反映了现代西方时代的发展，揭示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二律背反现象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下半叶，是西方社会经历动荡、变革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最后确立；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三是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掀起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称作信息时代的到来，又称为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时期。期间，西方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构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一幅大的时代背景：
1.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战争不仅使人类的物质文明被破坏怠尽，而且摧毁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价值平衡。人们急需要各种理论对此作出解释，并为人类今后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精神支柱。
2.战后资本主义恢复元气而进行的五大革命，即工业技术革命、农业技术革命、科学技术革命、消费革命和职业革命。五大革命使知识信息成为资源，劳动方式和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电脑部分代替了人脑，机器部分取代了人的直接劳动，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西方经济出现了新的快速增长。但相伴随的却是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不断庞大的失业大军以及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等社会问题，导致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的加剧。
3.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和普朗克量子力学的诞生，从物质观、时空观、运动观和方法论上动摇了以绝对主义、客观主义、一元主义为特征的牛顿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把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从宏观世界引到微观世界，并带来了科学和哲学领域里主观主义、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时代的到来。而随后产生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从横向综合角度，用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在内的共同的科学方法论，把科学研究引向人体、思维、社会等复杂领域，扩大了人们研究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4.从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提出完整的基因理论到20世纪中叶分子生物学的建立，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为人类进一步改造生物物种和创造新型物质开辟了前景。1978年7月， 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女婴路易·布朗的诞生和1997年2 月第一只“克隆羊”多莉的无性繁殖成功，标明人类对生命现象的研究出现了突破性进展。但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同时也在伦理道德以及婚姻家庭方面引申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不生育文化”、“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化影响的进一步蔓延，家庭关系日趋恶化，离婚率上升，道德水准下降等。
从以上勾勒出的大背景中可以看出，西方社会一百多年来，一直经历着一个“重建”过程，表现为要摆脱传统的发展模式，表现为每一次社会动荡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冲突和调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伴随着现代西方社会的“重建”过程，现代西方的思想家们试图“重建”一种适合西方社会“重建”进程的时代精神，而这种时代精神的“重建”往往又表现为对传统观念的否定和批判，表现为新旧两种价值理想的矛盾与冲突。现代西方哲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反映了时代的发展进程，而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就在于它向我们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在所谓“重建”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二律背反或悖论现象。
悖论一：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律背反
表现为：社会经济是理性而科学的，而人们的精神信仰却是与此相悖的非理性，形成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大悖论。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尖锐指出，在现代西方社会，由高技术装备的工业经济完全是科学而理性的，而现代文化却传播纵欲，推崇非理性的行为方式，这种经济与文化的人为分裂是资本主义病态现象的主要症结所在。
悖论二：科学与人的二律背反
表现为：作为人类文明主要成果的科学技术，在为社会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不仅没有带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相反却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形成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大悖论。
马尔库塞曾指出，现代西方社会在本质上是反人道的，它使一切都表现为理性的化身，以至于一切异化现象包括人的不自由也成了理性的合理合法的，我们不再有变为奴隶的危险，却有变成机器人的隐忧。
二、现代西方哲学确立了现代西方时代精神的导向
现代西方哲学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在所谓“重建”过程中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那么，现代西方哲学试图重建起来的时代精神的导向是什么呢？
如果说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社会时代精神的总特征是客观主义、绝对主义和一元主义，那么，现代西方时代精神的导向则是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这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西方哲学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并存，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并立正是这种相对主义、主观主义和多元化时代的最好说明。现代西方哲学的这一时代精神特征，集中表现在它试图解释现代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二律背反并试图解决这一悖论现象的过程中。
（一）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
理性与非理性是人类认识中长期存在却又被忽略的一对重要矛盾。理性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人类有意识的判断推理活动，是比感性更高一级的认识形式；二是指人类从理智上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而广义的理性主义是指把理性的功用从认识论拓展到思想文化等领域，认为理性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方法。
传统哲学思维方法的核心是理性主义。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是最重要的代表。理性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起点和主流，到近代曾被推崇至颠峰，“人是理性的动物”、“建立理性的王国”是理性主义最响亮的口号。应该承认，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在推动人类认识深化、科学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过程中发挥过无以替代的巨大作用。但同时，理性主义的尊荣又是建立在理性与非理性的长期对抗及理性对非理性的奴役基础上的，以致于理性主义走向了理性决定论并最终导向了它的反面。正如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所说：“欧洲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理性主义。”
现代哲学的发展可以说首先是从方法论上的突破开始的。现代西方哲学对理性方法的突破，第一是由于理性本身内在的辩证力量，即当它在自身发展和应用过程中受到种种限制时，便在其中酝酿着非理性和多元化方法论上的突破。第二，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目的在于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并用非理性解决理性所遇到的难题。这是因为，近代理性主义所竭力追求的绝对观念、绝对真理、绝对人格等唯一不变的认识形式与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以及人们的观念、行为之间所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所谓统一的绝对的真理观、人性观、人生观等等，不过是人们曾经幻想过的神话。非理性主义认为，理性非但不能发现和穷尽所有的真理，相反却可能把人的认识引向迷乱和谬误；人的本性也不能用理性说明，因为理性本身就是混乱的和有待于澄清的。叔本华在分析和批判理性的绝对化倾向时指出：“理性的应用有好处，也有坏处。”（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00页，商务印书馆，1982。）就好处而论，理性使直观的认识在概念中沉淀固定下来，使人的认识和行为成为持续的组合的和有计划的，并使人能够从事各种科学和艺术的活动。但理性的种种局限和缺陷表明，理性的抽象空洞和无意义，理性对直观细节的遗漏，理性给人带来的谬误与灾难，已在实践中对人们造成束缚以至于成为人们自由发展的障碍，这一切提醒我们，不仅要遵从理性办事，还要研究人的本能、意志、情感、直觉等非理性因素。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为，由于理性的绝对化、抽象化和普遍化造成了对人性认识的绝对化和概念化，因而很难揭示出人性当中的内在矛盾和更深层次的人的本能、感觉、情绪、想象等内在意识的流动变化，而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差异。因而他们主张把对人的研究和把握转向个人及个人的非理性的内在动力层次，并把这种非理性因素看作是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方式和生命内驱力。比如，存在主义就认为，真正人的存在只能是个人的存在，是人处于烦、畏、死状态时的情绪体验。为了达到人的真正存在，只能诉诸非理性的本我、直觉、意志、情感、潜能等。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和辩证的角度看现代西方哲学近现代之交思维方式的这一转型，从理性到非理性恰恰是理性发展辩证法的必然，它表现的正是理性本应包含的深刻涵义。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出现，是以理性主义的充分发展为基础的，这使得它能够摆脱以往非理性主义的肤浅，十分注意从相对主义的角度同理性主义融合。他们不否认人的理性特征。在他们的非理性论述中，用的是理性的形态，非理性的观点中渗透着理性的光芒。他们对人的非理性存在意义的揭示，弥补了理性的不足，使人感到了人性的完整和无限丰富的内在潜力和创造力，为个性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以非理性为主要特征的人性观，它所宣扬的人，面对周围世界所升腾起来的无以名状的恐惧、绝望之感以及面对自身所涌起的莫名其妙的孤独、惆怅情绪，既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否定批判，又在不自觉中肯定了一种悲观厌世、消极颓废的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并在理论上为它作了注脚。这使得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出现除具有哲学上的意义外，还包含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意义，并具有了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影响；它既是历史的，揭示出了理性主义发展的必然以及理性与非理性分立所带来的困境；它又是现实的，深刻说明了资本主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严重分裂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道德领域里的全面危机。
西方大众文化的盛行及个人本位价值观的流行就集中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在当今西方社会，摇滚音乐、色情表演、性实验机构、欢乐医疗等随时可见，赌博、吸毒、暴力、凶杀充斥了整个文化领域。大众文化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西方世界领先的文化潮流，并与西方青年的嬉皮士运动、性解放运动、宗教活动和各种社会骚乱相结合，造成了西方社会严重的精神危机。西方文化的媚俗倾向与高技术、高效率、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和高水平的管理为主要特征的物质文明形成了巨大反差和鲜明对照，与理性主义的传统精神相违背，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西方文明的这些特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现代西方文化片面强调自由创造和主体精神的结果。很多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片面强调非理性而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对文化道德领域里的非理性主义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呼唤理性的健康的文明的人类文化的回归。
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反映现实。当今世界出现的重大课题，诸如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核能扩散以及贫富分化、失业等社会问题，必然要求哲学从世界观、发展观、技术观、人生观等方面去做出解释。西方哲学各流派所表现出来的多元性、相对性和主观性正是时代精神的特征和印记。
（二）科技进步与人类发展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归结为科学技术进步与物质生产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压制与人的本性之间的矛盾。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自然和人类世界的面貌，人类在陶醉于自己创造的文明果实的同时，渐渐发现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它带给我们的是双重效应。科技乐观主义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出现，相反却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核武器扩散、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贫富分化、失业、犯罪、吸毒和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等。这些问题迫使西方学者把哲学的视角投向高科技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以及高科技发展中人文因素的探讨。从方法论上讲，就是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去观察科学技术的效用、意义和目标。
这种人文精神向科学的融入表现在，一是科学的现代前沿学科中出现了人化趋势，人文精神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与传统科学的确定性、精密性、必然性得以中和；二是科学的视野中日益重视科学活动及其成果对人的利弊功害，乃至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因为科学技术与人之间有着双向互动的关系：科学技术改变着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展示着人的发展的新前景；而人的价值观念及生活态度也影响着科技的命运及其效能。总之，我们的时代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相和谐的价值观。一般来说，科学主义更倾向于从正面反思科学的意义，而人本主义则强调应重视科学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但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都普遍认为，对科学不仅要以它是否能创造更多效益与利润来衡量，还要看它导致的后果人道不人道。科学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波普尔就说过：“我的著作是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注：纪树立：《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1页，三联书店，1987。 ）他主张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应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历史主义，而二者的区别正在于，前者着眼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后者则把焦点集中于对科学的社会——历史考察上。这预示着科学哲学开始走出单纯科学文化的局限，而进一步向人文领域拓展。正如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143页，商务印书馆，1977。 ）科学技术的目标是为实现人类的利益服务，其价值理性与人类普遍的价值理性应该是一致的，从本质上讲它是善的，其发展是必然的，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但对于科学技术发展中所存在的二难悖论，西方学者强调，必须再次重新审视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化、人道化和生态化责任。
首先，科学必须正视人与自然日益突出的矛盾。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相对立的“畸形社会”，人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占有，不仅造成了商品化的自然，而且缩小了人类的生存空间，更加剧了人在这个畸形社会中的压抑感和孤寂感，使人类面临新的生存危机。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不仅使人类征服自然的理想成为可能，而且大大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既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质量和生活环境，又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的生存基础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影响和破坏。如核武器扩散，资源浪费或不合理使用，工业发展带来的水源、土壤、空气等环境污染，由此引起的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由于生态原因而导致的各种疾病的发病率逐年攀升等问题。区域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导致贫困化地区和人口的扩大。因此，重新认识高科技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已成为解决全球性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的关键。
其次，科学应当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现代西方社会，人与社会的关系正采取日益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现代西方一些哲学家从人本主义的角度触及到了科技社会中的人性矛盾和人性异化现象。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渗透到社会组织中所形成的“技术理性”，阻碍了人的自由并使人全面“异化”，成为单向度的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寓于的公式就是，技术进步＝社会财富增长＝奴役加强。现代存在主义先驱海德格尔认为，发达的技术吞噬了人，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排挤了“思”，人在现代社会中“沉沦”了，成为无家可归的漂泊者。雅思贝尔斯则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因素，人性被埋没了。萨特认为，外部世界是令人作呕的，他把自己的一篇小说就命名为《恶心》，道出了一位资产阶级哲学教师面对周围世界所涌起的无以名状的厌恶感和迷茫感。在另一篇名为《间隔》的著名剧作中，萨特道出了“他人即是地狱”的名言。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还表现在，在使人类总体财富增加的同时，也使区域贫困化和个体贫困化加剧并进一步加深贫富两极分化；在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又必然造成大量结构性失业，形成严重的社会矛盾；在用高科技创造的文化和娱乐产品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同时，却使人的心理、行为模式失去了平衡，变得焦虑、冲突、压抑、困惑和放纵，并沉湎于其中不能自拔，导致最终陷入“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和“什么都是”、“什么又都不是”的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技术社会》一书的作者雅克埃卢尔指出，“历史表明，在每一项技术的运用中，一开始就蕴藏着不可预料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带来了比没有这项技术的情况下更为严重的灾难。”（注：里夫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7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因此，西方学者主张，人类应当放弃无节制地追求科学技术的幻想。
实际上，这种人与自然和社会相分离的状态是人类在走向繁荣富裕健康成熟目标中所必然付出的阶段性代阶。从1946年美国研制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到以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兴起，带动了国际经济一体化，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也使人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情感距离进一步拉大。而信息作为资源和可增殖的财富被进一步升值，则使国家间、企业间及人与人之间在高科技条件下的竞争比以往更趋激烈，这在客观上造就了人们的冒险竞争意识，务实创新精神，但同时个人在竞争中所承担的风险和承受的精神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沉重，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在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判断与选择。由于现代西方哲学缺乏对科学、社会和人的发展的辩证把握，所以，尽管他们感知到了科学技术成为主导因素的社会中人的种种不适应感，但却无法解决在“个体价值本位”取代“群体价值本位”并占据统治地位后所滋生的人与社会的矛盾。相反，却遵循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科学与人及人与社会的矛盾中作对立两极的选择，甚至把烦、畏、死等心理体验看作是人性最本质的东西，把情绪的宣泄看作是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方式。这也是西方大众文化呈现反科学、反社会倾向，由个体价值本位导向商业性、媚俗性走向堕落的哲学原因。
三、关于现代西方哲学和时代精神的几点思考
第一，现代西方学者以较为系统的形式提出和分析了现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其中不乏极有价值的学术见解和值得借鉴的思想材料。他们从现代西方社会“悖论”现象中引申出的，是对包括诸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劳动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家庭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等众多问题的全面思考和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自然观和价值观。他们呼吁：“人类要生存，唯一的希望就是放弃对地球的掠夺，转而适应自然秩序。”（注：里夫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233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这是一种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他们认为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克己内省、与事无争、抑制本能是过时的价值观念，应代之以务实竞争、冒险创新和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强调思维多元化以及精神生活的满足对于人类生存的特殊意义。这对于塑造适合现代竞争环境的理想人格同样具有合理性和重要性。
第二，现代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是大相径庭的，这一点影响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准确把握。他们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要么归结为工业部门与技术部门的矛盾，要么看作是经济与文化的人为分裂，要么解释成高技术与高情感的难以平衡，并由此陷入技术恐惧论。伴随科技文明所出现的问题，决不是科技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对它的资本主义利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572页。 ）对科学技术的商品化利用，才使科学技术偏离人类目标而误入歧途。
第三，现代西方哲学体现的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它的社会意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当资本主义发生危机和动乱时，它往往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其社会批判精神和社会作用也比较积极和进步；相反，当资本主义处于稳定和繁荣时，其社会作用就显得相对消极和贫乏。对此，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地看待现代西方哲学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既要汲取20世纪西方哲学的精华，克服其弊端，又要继承中国哲学优良的思想传统，完成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第四，20世纪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充分显示了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即将到来。可以肯定，在未来的世纪中，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将在人类迈向理想社会的进程中发挥更加巨大的推动力作用。但是，我们应当记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所有过的前车之鉴，努力克服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和异化现象。《二十一世纪的警钟》的作者佩坊伊指出，人类发展到现在面临四大问题：一是重建人类文化上的平衡，二是依据“新的生命经验”制定长期保存自然财富的政策，三是反对把人类和地球的未来完全信托给技术，四是通过人的革命提高人的素质和人类各方面的潜能，以驾驭物质革命的狂奔。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采用效率型发展战略，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人类提供和创造越来越好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必须重视人类自身的发展，人类发展不是在等到经济发展了之后再去考虑的次要问题。马克思提出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其全面的本质”的文化价值理想，应当成为人类未来科学和文化选择与构建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尽管在人类发展方面我们还面临诸多的挑战和难题，但只要本着一切为了造福人类的目标，在政治、经济、文化的特定背景下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世界看到的，将是一个表明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可以促进人类利益福祉和文明健康的发展模式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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