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海上霸权与世界政治的逻辑：一种历史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霸权论文,海上论文,逻辑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政治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大国兴衰的历史。对于大国兴衰存亡或国际体系中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动因，现有的一般性或理论性解释举不胜举。研讨大国的兴衰，地理空间中的权力分布是一个基本的视角或起点：马汉强调海权的作用；麦金德强调现代技术背景下陆权影响力的上升，尤其是控制亚欧大陆“枢纽地带”(后来他改称为心脏地带)所具有的意义；斯皮克曼等人则强调控制其他地区(比如“边缘地带”、环北极地区和中亚)的重要性；还有学者强调权力在国际体系的中心或侧翼位置上的分布所具有的战略影响。①尽管如此，这些解释仍远未穷尽相关的思维空间。尤其是，在“理论抽象”的过程中，很多历史片段不可避免地会被遗漏、忽视甚至抛弃。因此，如果对历史有着更多的直接省思，我们仍可能体察出更多的线索，即便它们依托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只能被定性为历史性经验，而非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理论。
自中世纪晚期或近代早期以来，俄罗斯帝国与西欧世界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发挥，可视为两个相对独立并且都对全球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进程。它们也深刻影响了全球范围内权力分布的格局：俄罗斯成为横亘亚欧大陆的顶级陆上强权；西欧或跨北大西洋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总体影响力则更胜一筹，在海洋上更堪称主宰，从中诞生了多个海上霸权国家。由此而生的是这两大国家单元构成的“陆海性国际权力格局”。基于对该格局以及近代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观察，可以发现两个鲜被提及的历史现象，其背后蕴含着可解释大国兴衰的特定机理。以上述权力格局为视角，这两个现象分别是：(1)自19世纪以来，同时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对抗而又未能及时改变的主要强国都会遭受大失败的结局。(2)自19世纪以来，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之外的主要强国的崛起都是在前两者相互对抗的背景下发生的。②
在本文中，“大失败”指的是国家在大规模战争中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强国身份、独立地位和领土完整在不同程度上的丧失。“崛起”则指成为或恢复为世界强国。③“俄罗斯”指的是昔日的沙皇俄国、苏联和当今的俄罗斯联邦。“海上霸权国家”指的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通常被认为自19世纪至今先后享有“霸权国家”地位。不论“霸权国家”如何定义，也不论历史上的英国是否可被视为真正的霸权国家，它们无疑是两百年以来海上霸权的先后把持者。
在大国兴衰问题上，这两个历史现象都属于“重复性”现象，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某种“规律”，或是可以解释不同时空中的类似现象的“根本动因”。不无夸张地讲，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归根结底针对的都是不同程度和层次上的重复性现象。“特例”或“个案”引起理论家们的注意，通常是由于它们与重复性现象的鲜明反差暴露了对于后者的先前解释的缺陷。
本文的主要目的如次：首先，明确提出上述两个历史现象的存在；其次，解释这两个现象得以存在的基本动因；再者，评价这两个现象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俄罗斯与海上霸权国家
对于16世纪-19世纪的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进程的研究，一直具有程度不同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这种欧洲中心论首先是“西欧中心论”。“西欧中心论”并非完全不合理。毕竟，该时期在西欧世界内部发生的经济、技术和政治演进，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欧人的海外殖民和商业扩张，是全球变迁的主要动力。“西欧中心论”或多或少会将其他地区的变迁及其影响边缘化。不过，在该时期的大多数时间中，中国的明清王朝、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非欧洲的主要政治力量是内向、保守和被动的，而且处于持续的衰落之中，这与西欧力量在全球的进攻势头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该时期全球历史进程中的恒定主角。
但是，在“西欧中心论”背景下的历史记述中，对另一个强权即俄罗斯或多或少的边缘化则不尽合理。通过长达数个世纪在亚欧大陆的扩张进程，俄罗斯在其帝国时代成长为世界上领土最辽阔和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大国。与西欧的海外扩张相比，俄罗斯扩张的不同不仅在于它主要是大陆性领土扩张，是将陆上边界朝多个方向的推延，也在于就动机、主导力量和手段而言，它更类似于先前历史上的帝国扩张。在该扩张的基本动机中，领土崇拜、不安全感以及对帝国和统治者威望的追求更为突出。诚然，财富也是一个重要目标。但是，俄罗斯帝国的扩张更侧重于通过占领和掠夺来“直接”攫取财富，而非通过利用和拓展贸易和投资空间而间接获利。④与此相关，俄罗斯帝国的扩张更多地体现了君主个人的雄心和军事机器的征服作用。“如同其他的大帝国，俄罗斯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了一个足以推行历史上的最大领土扩张的军事机器”，⑤造就了一个横亘亚欧大陆的强国甚至超级强国。而且，由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俄罗斯一直未与西方强国或周边的其他新兴力量有着良好整合或牢固合作，冲突和对抗更多的是它们之间关系的主题。到了一战之后，依托广袤资源的大规模工业化令俄罗斯帝国的承继者苏联成为两大超级强国之一，但它在长达80年的时间中也大多处于与其他强国的抗衡状态。因此，在16世纪-19世纪的世界历史中，宜将俄罗斯帝国的兴起与西欧世界的兴起，视为两个虽互有作用但相对独立、而且都对全球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进程。换言之，两者实为该历史时期的全球政治中两个最重要的主题。
尽管如此，与俄罗斯帝国的扩张不同，西欧世界的扩张具有更强的资本驱动、社会参与、贸易—投资导向和全球性的特征。这一扩张进程打造出了西欧世界及其承继者欧美世界在海洋上的绝对优势，它既体现在海洋商业和航运业领域，也体现在作为前者的一大政治保障的海军或海权方面。作为强国之间尤其是欧美世界内部竞争的一个结果，海上霸权国家不免涌现。⑥在本文中，海上霸权国家指近现代史上的这类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或一流的海军力量，并以此为依托控制了至少若干关键海域或其中的“支柱性”海域。基于在贸易、航运和对陆力量投射方面的重要性，这类海域主要包括西欧沿海、地中海、北美沿海和加勒比海域、南非近海、北印度洋和西太平洋。⑦从16世纪至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在不同时期具有海上霸权国家的地位(它们所控制的支柱性海域也不尽相同)。⑧
在19世纪后期之前的数百年中，欧洲一直是全球范围内的海上贸易和航运活动的绝对枢纽或集散地，海军强国也都是西欧国家。如果某个海上强国控制了欧洲海域尤其是西欧海域(尤其是从北海到直布罗陀一线)，即在该地区拥有其他国家(即便它们联合起来)难以匹敌的海军力量优势，它就近于或等于成为海上霸权国家。首先，能够控制西欧海域意味着该国拥有首屈一指的海军实力；更重要的是，就战略地位而言，西欧海域堪称其他任何海域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支柱性海域。其次，控制了西欧海域，也就可能间接控制其他重要海域：一个国家若拥有上述力量优势，通过阻截欧洲敌国的舰队向海外调动，或通过海上封锁甚至对陆两栖攻击等迫使敌国将海军主力留置本土，或通过决定性战役歼灭敌国舰队主力，它就可能明显缓解甚至消除敌国海军在欧洲之外海域造成的威胁，从而获得或巩固本国对这些海域的控制。在来自欧洲的海上霸权国家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都曾对西欧海域有不同程度的控制力，英国则堪称典范。通过在欧洲海域保持强大舰队从而间接控制其他海域，在这方面英国人表现出了更强的自觉性。⑨
自19世纪后期起，随着北美和远东地区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明显上升，随着美国和日本崛起为世界强国兼海上强国，欧洲不再堪称全球海上贸易和航运的绝对枢纽或重心。此时，即便一个国家控制了欧洲海域，对于全球战略格局的影响难比先前，也难说可延展为对其他海域的控制权。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是出于加强本土安全的需要，英国更多地将其舰船尤其是主力舰集中到欧洲海域，其海外舰队的实力明显下降。在远东地区，英国的海上力量更可以说形同虚设。在太平洋地区，日本和美国在海军力量上已经超越英国；在北美和加勒比海域，美国则拥有明显的海上优势。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二战时期。但是，从19世纪末到二战期间，英国仍是世界上海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欧洲海域仍是最重要的海域，而英国依然保有对该海域的控制权；同时，英国还大体控制着南非近海和北印度洋。因此，根据海上霸权国家的定义，英国仍可被视为该时期的一个海上霸权国家。此外，鉴于20世纪初到二战期间美国海军在西半球的统治地位，对西太平洋地区所具有的威慑力，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陡然成为海军力量最强国，美国也可被看做20世纪初至二战时期的一个海上霸权国家。⑩自二战结束至今，鉴于其海军的超强地位及其对世界关键海域的控制能力，美国无疑是世界上唯一的海上霸权国家。(11)
综上所述，占据欧亚大陆中枢位置的陆上强权俄罗斯与海上霸权国家的海陆相映，是19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的一个基本格局。该格局对其他强国的兴衰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体现正是本文开头指出的两大历史现象。
俄罗斯、海上霸权与强国的衰落
围绕大国的兴衰，以俄罗斯与海上霸权国家这一对国家单元为视角，本文指出的第一个历史现象是：自19世纪以来，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英国或美国)同时陷入对抗而又未能及时改变的主要强国都遭受了大失败的结局。“对抗”以国家间的军事竞争为主要维度，涵盖如下两种情形：(1)两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2)即便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但至少有一方认定对方是本方的现实而非潜在敌手，与对方开战具有较高的现实可能性，并为此将大量资源用于针对对方的备战和威慑。简便起见，下文将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同时对抗的主要强国称为“双对抗强国”。19世纪以来这类国家有：18世纪末至1815年(个别时间除外)的拿破仑法国、20世纪初至一战时期的德意志帝国、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1945年的纳粹德国、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1945年(除去日苏中立条约的存续时间)的纳粹德国和日本。(12)一战和一战前夕的奥匈帝国、二战和二战前夕的意大利也可视为同时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对抗。它们通常也被看成当时欧洲体系中的强国。不过，鉴于它们在国力上相对于同时代其他欧洲强国的弱势，它们其实分别是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的“小伙伴”，谈不上是对抗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的首要国家，本文暂不将它们作为“主要强国”看待。不过下文对双对抗强国为何失败的论述仍大体适合这两个国家。
为什么19世纪以来的双对抗强国都遭受了大失败?显见的一个原因是，就国力(按人口和主要经济资源衡量)而言，这些双对抗强国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相比处于劣势，它们在同时对抗后者的斗争中很可能力不从心，并遭受重大失败。拿破仑法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国力抵不上同时期英国和俄罗斯的国力的总和(即便不将一战后期才参战的美国计入)，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国力则与同时期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国力总和相差甚远。(13)固然，双对抗强国绝非完全依靠一己之力，它们在多数时候都拥有盟国或可从境外或占领区获得资源。但是，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也拥有此种便利。而且，即便将盟国或来自境外的资源算上，双对抗强国的国力也不比同时期的海上霸权国家和俄罗斯。
双对抗强国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它们都处于两线应敌的不利境地，这加剧了在资源使用上的困境。亚欧大陆及其沿海一直是大国竞争的主要舞台，也是强国的传统富集之地。俄罗斯自西至东横亘于亚欧大陆之上，海上霸权国家英国和美国则位于亚欧大陆的边缘或彼岸。因此，同时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对抗的强国很可能位于前两者之间，上述双对抗强国皆是如此。这样，它们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的同时敌对，必然迫使它们至少面临两线应敌的局面：难以将资源尤其是军事资源集中，更有效率地运用于某一大战略方向上，不易对至少某一方向上的对手拥有明显的战略优势；或者，它们因将主要资源用于某一战略方向上而顾此失彼。如果一国拥有充沛的国力，它就能够应对两线应敌的局面，虽然两线应敌仍会消极影响资源的使用效率。二战中同时应对欧洲和亚太战场的美国即是如此。但是，四个双对抗强国都不具备相对于两大对手的国力优势。这样，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状态下，它们不得不明显地受制于两线应敌局面下资源使用的弱点，而战时军事压力的空前上升，愈发彰显该弱点的不利甚至致命影响。在拿破仑战争、一战和二战的大部分时间中，拿破仑法国、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分别既在陆上战场的东线与俄罗斯交战，又在西线和海上或海外与英国或英美对垒，这种对资源的分散使用是它们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已与美英作战数年的日本又遭到了来自苏联的攻击。此时，日本已将主要资源几近耗尽在太平洋上，对苏联的陆上进攻近乎无力抵抗。这陡然加剧了其困境，是促使它无条件投降的重要原因。(14)
与双对抗强国对垒的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则较少面临两线应敌局面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拿破仑战争中，俄罗斯和英国分别主要在中东欧和欧洲大西洋沿岸与法国为敌，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总体未与其他强国对抗。虽然英国曾发动第二次北美战争，但它持续时间甚短。英国也曾在海外动用武力侵夺法国或其附庸国的利益，但这也未占用英国的很多军事资源。由于拿破仑将主要资源用于欧洲，而英国的海上封锁也限制了法国一方增援海外，英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总体上未遇有力抵抗，从而明显掣肘英国对欧洲地区的资源投入。在英俄协约达成至一战期间，俄罗斯的注意力和军事资源聚焦于它的西部和西南方向，英国则主要关注德国在欧洲西线构成的海陆威胁。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二战期间，苏联一度面临德日在东西两翼的双重威胁，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日苏中立条约多少缓和了这一局面。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苏联不再需要担心日本出兵远东地区，可以集中力量迎战纳粹德国。在轴心国的挑战面前，英国和美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两线应敌的局面：英国要在东方应对日本，在欧洲应对德意；美国要向西应对日本，向东应对欧洲的轴心国家。但是，在缅甸陷落后，英国在亚洲大体奉行消极防御，欧洲地区是其军事资源投入的绝对重心所在。至于美国，虽然它确实在两线应敌，但其超强的国力足以使它在两个战区都投入对手难以匹敌的浩大资源，包括向盟国提供大量的援助。
双对抗强国面临的另一挑战是，由于它们同时与海上霸权国家和俄罗斯对抗，后两者很可能建立针对它们的同盟或其他形式的合作关系，从而更好地进行相互间的战略协调。其结果，拿破仑法国得面对俄罗斯和英国参加的反法同盟，德意志帝国得面对有俄罗斯和英国参加的协约国体系，而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则更要面对苏联、美国和英国主导的反轴心国同盟。其实，任何一个双对抗强国都是典型的“中心强国”，即在两个相对立的地理方向或更多方向上与其他强国对峙的强国。与“侧翼强国”相比，中心强国面临更多的由其地理位置带来的战略性弱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们更可能两线或多线应敌，其敌人更可能携手合作。(15)拿破仑法国、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境遇都说明了这一点。固然，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之间距离相对遥远。但是，随着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应用，对于双方作为盟友而在最高决策层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包括首脑会晤)，地理距离给信息传递造成的不便明显降低。而且，鉴于海上霸权国家对大洋区域的海上和空中交通的较强控制力，它们与俄罗斯之间的战时人员和物资往来也获得了重要保障，双对抗强国与其海外盟国的这类联系则面临巨大挑战。(16)
双对抗强国面临的另一不利是，它们不仅是两线应敌，而且在海洋和陆地两个地理空间中都投入了或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俄罗斯是典型的大陆强国，海上霸权国家则是海洋的主宰者。与此相关，四个双对抗强国对于海权和陆权都有着不菲即便不是对等的资源投入。但是，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在地理上有着明显不同的适用空间，尤其是在空中力量崛起之前。在四个双对抗强国存在的时代，即便是空中力量得到广泛运用的二战期间，海上力量的对陆火力攻击和陆上力量的对海火力攻击基本上还局限于近海陆地或近陆海域，海上力量对内陆地区、陆上力量对大洋深处都不具备甚至根本没有打击能力。跨海登陆行动是海陆力量密切协同的重要体现。但是，在以上四个双对抗强国中，除了日本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行动，其他国家在这方面乏善可陈。拿破仑法国和纳粹德国曾谋划对英国发动两栖入侵，但均未实施。总体而言，双对抗强国既对海陆分别有着不菲的资源投入，又不能将海陆资源相对自由地转用于海陆之间。一方面，这进一步限制了它们的资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鉴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联合起来所享有的力量优势，以及俄罗斯在陆上力量(主要在数量上)和海上霸权国家在海上力量方面所具有的传统优势，使双对抗强国难以在陆上对俄罗斯、在海上对海上霸权国家拥有至少数量上的军事优势。
就海陆分配的影响而言，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的情况要更好些。在二战和二战之前，俄罗斯可以说一直是一个倾力于陆权的国家，海洋没有分散它的多少精力，它与双对抗强国的斗争都主要基于陆上空间。(17)在应对双对抗强国时，英国和美国则在海陆两个方向上都投入了众多资源。它们不仅维持着强大的海上力量，也拥有强大的陆上力量。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海上霸权国家对陆权有大规模投入时，它们常常已稳固地统治海洋或拥有海权“富余”，比如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后的英国和二战中后期的美国。此时，它们将大量资源投向陆地是对自身资源的更充分利用，也是对俄罗斯的更积极协助，有利于在海陆方面都获得针对双对抗强国的优势。另外，在实施两栖登陆行动方面，海上霸权国家总体上也比那些双对抗强国做得更多和更好，这也有利于它们更有效率地在海陆间协同使用海陆力量。
双对抗强国可能遭遇的另一问题是，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同时限制本国或他国对双对抗强国输出经济、军备和技术资源，从而抑制后者的经济和军事能力。俄罗斯堪称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曾是欧洲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一战后更迅速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和科技强国之一。英国和美国在其握有海上霸权的时代，则在工业、贸易、金融和科技领域举足轻重甚至居于主导地位；而且，美国和英帝国的殖民地也是农矿产品的重要输出地。因此，如果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同时限制本国经济、军备和技术资源对双对抗强国的输出，后者很可能面临程度不同的困境。这种限制在双方交战时势所必然，在双方尚处于和平但呈现对抗的局面下也可能存在。对于历史上的四个双对抗强国，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都曾在战时严厉限制本国经济、军备和技术资源的输出。除了大体上一直与英国和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的拿破仑法国，其他三个双对抗强国都曾经历“和平的双对抗阶段”，比如德意志帝国在一战发生之前，纳粹德国在二战发生之前，以及日本帝国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都曾面临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输出本国经济、军备和技术资源的限制，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包括禁运石油和废旧钢铁等战略物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所以是纳粹德国的一个外交成功，除了它使德国得以暂避两线作战的风险，也在于它使德国从苏联获得大量战略资源，但德国入侵苏联令苏德经贸关系完全断绝。(18)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还可限制他国相关资源对双对抗强国的输出，最有力的手段莫过于对跨国运输进行阻截。战争期间，海上霸权国家依靠强大的海权而实施海上封锁。(19)该封锁加剧了双对抗强国在资源供给方面的困境。反过来，对于来自这四个双对抗强国的经济、军备和技术资源，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的依赖度总体上相对较小；它们对于他国相关资源的依赖度也小于双对抗强国。而且，由于海上霸权国家大体控制着海洋，它们和作为其伙伴的俄罗斯仍能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或从他国获得资源。在一战和二战中，德国潜艇在海洋上对敌国的运输构成了巨大威胁。但是，后者并未因此而瘫痪，并随着反潜战的加强而迎来转机。
尽管双对抗强国面临上述诸多不利，但并不表明它们必然失败。它们可通过外交手段笼络或尽快击垮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中的一方或两方，而终结后者与自己的对抗。就军事手段而言，双对抗强国虽然难以摆脱在资源总量上的劣势，但仍可通过提升资源使用效率而赢得速胜对手的机会。比如，它们可选择击败对手的“最短路径”(击垮英国的最短路径就是在英国登陆)，它们可打造一支专业素养和指挥机制强于对手的军事力量，它们可奉行更具突然性和机动性的作战方式。
四个双对抗强国都曾如此行事，并取得了某些成功。拿破仑法国曾打算实现对英国的跨海入侵，1812年又力图征服俄罗斯，但在1807年曾通过提尔西特条约与俄罗斯达成了或可维持更长时间的和平。德意志帝国在一战前不时地谋求重建德俄合作，同时也在争取英国在未来欧战中保持中立；在一战中，它企望通过施利芬计划迅速终结欧洲西线的战事，1915年又打算集中力量击垮俄罗斯，并倚仗军事胜利在1917年迫使俄罗斯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并退出大战。纳粹德国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获得了二战初期的德苏合作关系，击败法国后又谋求发动对英登陆作战，后又希望通过速胜苏联而解决东线问题。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则不断在“南下”还是“北上”间权衡，1940年与苏联订立了中立条约，并与美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20)
然而，尽管取得了某些成功，上述四国最终还是在大失败中坍塌。首先，它们有着庞大的野心或政治目标，以致无意去谋求务实的或遵守业已达成的解决方案。比如，拿破仑法国抛弃与俄国的提尔西特条约，德意志帝国未能与英国就海军问题等达成和解，也未能重建德俄合作，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本未能与美国就中国问题等达成妥协皆有此因。②这里无暇细述这些国家为何有着过于庞大的欲求(这与这些国家相对不足的国力和其他劣势看似矛盾，但不是不可解释)，仅指出如下一点：双对抗局面有可能激起而非抑制欲求的膨胀。在大众民族主义被利用为政治工具的背景下，双对抗局面可能被渲染为敌对力量正在阴谋包围和扼杀“祖国”，而这反过来又会推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上扬，从而使决策者难以或不愿去接受对外关系中的某种政治解决。对此，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典型案例。(22)
其次，它们中的多数希望通过速战击垮一个或更多的主要对手，但没有获得决定性的成功。拿破仑在1812年企图迅速击垮俄罗斯，但俄罗斯之役恰恰成为其帝国走向崩溃的象征。德意志帝国针对英法的施利芬计划以失败告终，但通过1917年的对俄攻势和布列斯特条约迫使俄罗斯屈服，从而摆脱了双对抗局面，而新兴的海上霸权国家美国的参战又将它从赢得一战的道路上拽开。其实，德意志帝国是唯一在大失败之际已摆脱双对抗的强国。只是这样的情形来得偏晚，先前与东西方强国的战争已令其精疲力衰，无力将西线战事进行到底。纳粹德国1940年的西欧战役虽使法国败亡，英国撤出欧洲大陆，但未能逼迫后者屈服。不列颠空战的失败，又使德国不得不放弃通过登陆作战一举征服英国。巴巴罗萨计划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辉煌战果，但终未击倒苏联这个庞大的东欧巨人。日本则选择了对珍珠港的偷袭。鉴于日美在国力上差距巨大，美国本土远离日本，日本人的偷袭追求的只是阶段性速胜。他们希望借此为在太平洋上构筑有力防御和迫使美国媾和创造更好条件，但该目标也未实现。结果，太平洋战场成为吞噬日本帝国资源的黑洞，到1945年，它已经无力抵御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双线攻击。
当然，纳粹德国未能取得对英国和苏联的速胜，日本未能彻底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不能说是“历史的宿命”。如同大量的战史评述所反映的，如果德国人和日本人在决策和执行中的错误更少且运气更佳，英国人可能毫无机会实施敦刻尔克大撤退，莫斯科可能早早陷落，太平洋舰队可能在珍珠港袭击中覆灭，二战的走向也可能有重大甚至根本的改变。换言之，难以断言双对抗强国遭遇失败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但是，无论进行怎样的“反事实”推测，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同时陷入对抗而又未能及时改变的主要强国的失败确是一个历史事实。对此，双对抗局面的存在的确产生了重大作用。
俄罗斯、海上霸权与强国的崛起
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相关的另一历史现象是：自19世纪以来，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之外的主要强国的崛起都是在前两者相互对抗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些强国及其主要的崛起时段分别是：德意志帝国(19世纪后期)、美国(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帝国时代的日本(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在这些强国(下文将它们简称为“新兴国家”)崛起的上述时段，俄罗斯与海上霸权国家英国或美国正处于对抗性关系之中：自拿破仑法国失败至20世纪初，俄罗斯与英国的矛盾堪称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矛盾。从近东到中亚再到远东地区，英俄对势力范围的竞争贯穿了亚欧大陆的中间地带。(23)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80年代，苏联与海上霸权国家美国的矛盾则具有昔日英俄矛盾的地位，而且更具全球特征。当代中国的成长也多少以俄罗斯与海上霸权国家的对抗为背景，但这里暂不涉及，至下一部分再作专论。
在过去两百余年的绝大多数时间中，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都处于对抗状态(以下简称“俄海对抗”)。这种局面的首要原因在于两种因素及其互动：两者间难以避免的地缘政治冲突，与此相关的相互猜忌或“安全困境”。出于对安全、威望和财富的需要，对外谋求领土扩张或势力范围是俄罗斯的不时之举；另一方面，海上霸权国家也要维护和扩张自己的重要利益。而且，俄罗斯周边广阔的“真空”或“半真空”地带的长期存在也刺激了两者的迎头相撞。这样，海上霸权国家和俄罗斯之间不免存在着明显甚至尖锐的地缘政治冲突。更重要的是，在海上霸权国家内部，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好勇斗狠的扩张性种群或国家的历史记忆，对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批判，对俄罗斯的幅员、资源禀赋和(相对欧洲国家的)人口优势的忧虑以及麦金德学说的影响等诸多因素，共同造就了对俄罗斯的霸权阴影的不安；在俄罗斯内部，西方强国则常被视为阴谋削弱和分裂俄罗斯。这种相互间的不信任感可能加剧双方的地缘政治冲突，反之后者又会强化前者。(24)于是，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之间的战略性竞争或对抗，成为近现代全球政治的一个若隐若现的长期性主题。在另一个强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性行为面前，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有可能进行战略协调甚至结盟。但在历史上，这种情形不过是“俄海对抗”的间歇期。
19世纪以来大国崛起的上述背景表明，“俄海对抗”的存在对于大国崛起具有某种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的确存在，主要是：在“俄海对抗”局面下，为了更好地与对方抗衡，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或至少其中之一对新兴国家有宽待甚至与之合作的倾向，而新兴国家在崛起过程中也未采取令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同时与己敌对的政策，从而强化了上述倾向。这样，“俄海对抗”就为上述国家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于普鲁士主导下的德意志统一，英国和俄罗斯皆未强加阻止，这与它们对英俄矛盾的关注有很大关系。在英国看来，一个统一的新兴德国有助于强化欧陆强国之间的势力均衡，限制俄罗斯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影响力。(25)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一大主要目标是推翻作为战败者而遭受的严厉制裁，为此它需要得到普鲁士的合作，并以不干涉普鲁士在中欧的行动来回报俾斯麦对于修约的支持。(26)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俾斯麦奉行了较为理性谨慎的对外政策：以防止其他强国构筑反德联合为目标，德国在欧洲不追求领土扩张和霸权，并在大国协调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该政策有利于避免德英和德俄关系走向敌对，而它也确实起到了这种效果。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个踌躇满志的美国出现在世人面前。它在美洲重申门罗主义，在全球拓展商业空间，大力扩充海军，甚至加入了殖民国家的行列，并发动了一场以欧洲国家为对象的美西战争。不过，鉴于美国谋求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主要是在西半球和太平洋上，俄罗斯并不认为美国的崛起对自己是一大威胁。俄美之间虽因意识形态等不无隔阂，但谈不上转向敌对。尽管美国的崛起对英国有着更多挑战，但后者不认为美国的挑战要超过俄罗斯在亚欧大陆上施加的压力。与此相关，英国选择在西半球对美国妥协，也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力量应对俄罗斯。(27)日本在开启明治维新之后迅即走上扩张道路，但它以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为主要方向的扩张更多的是触犯了俄罗斯而非英国的利益。而且，在英俄对抗的背景下，对英国而言，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有利于限制俄罗斯在远东的扩张。与此相关，英国人萌生了与日本合作以遏制俄罗斯的意向，英日同盟也在1902年建立。该同盟强化了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地位，便于它在该地区扩张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比如英国向日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海军军备和技术)，为日本在1904年对俄开战增添了底气。(28)二战后，出于遏制苏联的需要，对于西方阵营内的联邦德国和日本，美国采取了扶植和保护政策，这是这两个昔日的战败国能够重现活力的重要原因。
还可发现如下一个重要现象：在崛起过程中，这些新兴国家与海上霸权国家都保持着非对抗性甚至合作性关系；它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则更复杂，多数国家曾与俄罗斯处于对抗状态。德意志帝国和美国在崛起阶段，与俄罗斯大体保持着至少是非对抗的关系。日俄矛盾则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渐趋激化，最终酿成日俄战争。二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也是苏联的冷战对手。与俄罗斯相比，英国和美国在亚欧大陆地区进行领土扩张的力度要低得多，或者说其扩张体现了强得多的市场扩张型特征，有助于减少新兴国家对来自海上霸权国家的安全威胁的忧虑，也可能推动它们为抵御危险的陆上强权(比如俄罗斯)而合作。另外，在新兴国家的崛起阶段中，海上霸权国家在经济和技术领域都是总体性的领先者，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俄罗斯的经济、技术(至少在民用技术领域)实力和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则相形见绌。换言之，不论新兴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如何，对于它们从海外获得经济和技术资源，与海上霸权国家保持非对抗或合作关系具有关键意义。来自海上霸权国家的经济和技术资源也是新兴国家得以崛起的重要保障。正如利维和汤普森所指出：“大国更可能与主宰性的海上强权结盟而非结盟反对之。大国与主宰性的海上强权结盟以获得军事或外交支持，反对主宰性的陆上强权或另一个传统对手发出的威胁，通过与为首的经济强权及其帮助创建的全球体系建立联系以获得经济收益。”(29)
的确，与俄罗斯的对抗有可能给这些新兴国家带来程度不等的风险，后者可能难以获得来自俄罗斯的资源，可能需要将更多资源用于针对俄罗斯的军备建设，甚至可能在对俄罗斯的战争中遭到惨败。但是，在三个与俄罗斯对抗的新兴国家身上，这些风险远非那么严重。虽然明治时代的日本选择了向俄罗斯开战，而且此举颇为冒险，但日本迅速获胜。而且，随着英俄订立协约和俄罗斯仍将欧洲作为战略重点，日俄关系也有明显缓和。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虽比苏联弱小得多，但美国为它们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护，日本与苏联之间还有着海洋的阻隔。结果，它们不仅未与苏联开战，也未承受浩大的军事开支，并且仍与苏联有着一定的贸易关系。
这样，在俄罗斯与海上霸权国家对抗的背景下，这些新兴国家经历了自身的崛起过程。但是，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后来陷入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的同时对抗，并最终遭遇大失败。在一战前十余年间，虽然德国与俄罗斯处于对抗之中，它与海上霸权国家的关系也在走下坡路，但俄罗斯与海上霸权国家的对抗仍在延续。此时，部分出于应对俄罗斯的需要，英国仍有意与德国保持正常关系，甚至希望建立英德同盟。而且，俄国也希望在大体维持欧洲现状的基础上与德国改善关系。在一战后，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和海军条约的缔结为日本与英美保持长期合作提供了铺垫，日苏关系也在改善。在日本国内，甚至还出现了日苏结盟的设想，而苏俄对此也不无意向。在日本方面，支持该设想的基本理由是：与苏俄结盟比与英美合作更有利于维护日本在亚洲的利益，也有利于日本在将来对英美作战时免于腹背受敌，并从俄罗斯获得宝贵的石油供给。与此相关，日本海军比陆军对日苏同盟更感兴趣。与英美合作和与苏俄结盟是当时的日本难以兼得的。假如日苏结盟，日本与英美的关系很可能大倒退。但与陷入双对抗局面相比，无论是与英美合作还是与苏联结盟，任何一个选择对日本而言似乎都更胜一筹。(30)然而，随着英俄协约在1907年的订立，随着20世纪30年代日苏关系的恶化和苏联在1945年对日宣战，一战前的德国和一战后的日本先后走入了在所有战略选择中最糟糕的双对抗窘境，堪称大战略上的致命失误。在此无暇究其原因，但这两个国家至少都体现了促成双对抗局面的如下特征：战略决策紊乱基础上未加节制的扩张性或冒险性。大失败也就成为它们不易避免的命运。
俄罗斯、海上霸权与中国的兴衰
前文指出了世界政治中的两个历史现象：(1)自19世纪以来，同时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对抗而又未能及时改变的主要强国都会遭受大失败的结局。(2)自19世纪以来，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之外的主要强国的崛起都是在前两者相互对抗的背景下发生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现象也适用于解释晚清时代至今的中国。对于百余年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命运，从国际体系和大国政治角度予以解释的著述举不胜举。其中，也有不少以俄罗斯或苏联与美国或英国的关系为视角(比如探讨美苏冷战或中美苏“三角关系”对中国的影响)。但是，将上述历史现象作为考察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一般性视角，或依此去考察中国的百年兴衰，既往的研究并未体现出清晰的自觉。
对于中国在过去百余年中的兴衰，围绕俄罗斯与海上霸权国家的上述特定视角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中国的历史记述中，第一次鸦片战争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它是列强入侵背景下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象征性起点。但是，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相比，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造成了沉重得多的打击：首都被占领，朝廷被驱逐，不得不出让多得多的权益，还丧失了大量领土。也正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刺激下，中国开启了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可以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外来威胁给中国国家存亡造成的最大一次困局。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空前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它同时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英国对抗。从19世纪60年代起，虽然中国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的诸多挑战，它也有在国际体系中扩展生存空间的机会，比如通过大规模的近代化改革和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就后者而言，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英国的战略性矛盾为中国提供了某种机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数十年中，英国在华经济权益明显上升，也是在中国拥有最多经济权益的国家。这一时期，英国在华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并拓展其经济空间。而且，鉴于英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华经济地位及自由贸易理念，英国更倾向于通过“平和手段”而非领土扩张或夺取新的殖民空间，去经营自己的在华权益，并反对其他强国按照后一方式行事。(31)俄罗斯却对中国不时表露出扩张领土和谋求独占性势力范围的企图，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蒙古地区是其主要觊觎对象。因此，英俄的战略性矛盾也明显体现在中国身上。与此同时，在中国周边的朝鲜半岛和中亚等地，英俄也明显存在竞争。俄罗斯对中国构成了更大挑战，其扩张方式更多地威胁到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因此，在甲午战争前，中国似应选择与英国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乃至建立中英同盟。这不仅有利于抑制俄罗斯对中国的蚕食，也可能给中国带来其他益处。英国是当时西方文明的典范，也是在华商业活动最为活跃的国家，更密切的中英关系有利于推动中国的近代化变革，也有利于抑制日本的对华威胁。鉴于近代化改革给中国带来的进步、中国军队突出的数量优势以及中英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等原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对于与中国合作甚至结盟以抑制俄罗斯在亚洲势力的上升，英国方面也不无兴趣。尽管英国政府对中英结盟谨慎有加，但很多英国人(包括时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该同盟的可行性都有积极评价。甚至有很多海外人士认为，中英可能已秘密缔结同盟协定。但是，晚清政府对于加强中英合作缺乏足够的战略自觉和主动性。(32)甲午战争的结果也让英国人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羸弱不堪的实质，以及小而强悍的日本对于抑制俄罗斯的巨大潜能。于是，中英合作的战略机遇对中国渐行渐远，日本则在更密切的日英合作甚至日英结盟的背景下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则在甲午战争后面临空前困境。在世纪之交之际，清政府错误地走上了与所有列强包括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同时对抗的道路，接踵而来的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则将中国的危机推向极致。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对抗性关系又出现在苏维埃俄国或苏联与海上霸权国家英美之间。对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中国的统一和发展，“俄海对抗”的存在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国共合作以及由国共两党共同推动的中国统一进程，苏俄或苏联给予了很大支持，其一大目的也在于抑制西方的在华影响和提升周边安全。北伐的大致成功和国民政府全国性权威的确立，来自苏联的援助功不可没。苏联在华影响力的上升无疑引起了英美的担忧，国民党内部的蒋介石集团逐渐成为它们的主要拉拢和支持对象。在国共分裂后，蒋介石政府奉行了反苏和亲英美的对外政策。客观而言，对于抗日战争之前近十年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与英美的良好关系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这种关系不足以慑止日本的侵华步伐。
二战后，“俄海对抗”以美苏冷战的面目出现。在此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中苏建立了同盟关系，苏联也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在苏联的对华结盟和援助政策背后，改善本方在“俄海对抗”格局中的态势是首要动机所在。虽然“一边倒”政策令中美关系走入僵局，但来自苏联的大量援助对于中国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科研和教育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体系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必备基础。(33)但自60年代初起，中国陷入同时与苏联和美国对抗的局面，这也是新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最被动、最危险的时期。所幸的是，通过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及时走出了上述困境。从70年代到80年代末，在“俄海对抗”依存的背景下，中国将苏联视为主要威胁并重视中美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加强自己在“俄海对抗”中的地位，对于与中国进行更多的经济和技术交流，向中国提供更大的国际空间，美国也体现出更多的合作态度。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冷战时代的最后十余年左右，中国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期。
随着冷战的结束，“俄海对抗”给中国带来的某些机遇也在消失，中美关系也出现了更多摩擦。美国人更多地关注他们与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中美在经贸、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凸显，“中国威胁论”也成为一个为人熟知的概念。虽然中美关系谈不上转向对抗，但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中国至少成为美国对华政策论争中的一个议题。不过，在中美关系出现更多波折的同时，中苏对抗也走向终结，中俄关系有了明显发展。中国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同时对抗的风险十分低微。后冷战时代的俄美关系难言融洽，双方仍明显存在战略利益上的分歧和互信的缺失。“俄海对抗”虽已不再，但对于约束美方对华敌对的上升，推动中俄加强合作，俄美矛盾仍有其作用。进入21世纪，“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变化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得以更好地延续。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恐怖主义势力和反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战略性矛盾取代了昔日的“俄海对抗”，对美国对华政策起到了有利于中国的约束作用。
今天，美国仍是海上霸权国家地位的长久拥有者；俄罗斯仍是相对独立于海上霸权国家和新兴强国、又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政治单元；中国则是位于两大传统强权之间、并与它们尤其是海上霸权国家有着明显意识形态对立的新兴强国。因此，在评析中国的未来命运时，仍可将俄罗斯与海上霸权国家这一对国家单元作为有价值的视角。当然，在今天的国际格局中，尚不存在“俄海对抗”。不过，即便这一对抗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强国的崛起曾经不无助益，即便该助益有其内在机理，尚难断言它是强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当前“俄海对抗”的不存在不意味着中国发展前景的黯淡。相对而言，在本文的两个历史性论断中，对当代中国更具教益的是：自19世纪以来，同时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对抗而又未能及时改变的主要强国都会遭受大失败的结局。在中国国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如何避免美俄国内对中国猜忌的上升，避免这种猜忌对两国对华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是中国面前的一大战略性议题。如果中国变成一个双对抗强国，鉴于核威慑背景下大国战争的成本，它未必会像历史上的前辈那样陷入两条战线上的大规模战争，但依然难逃“双对抗性冷战”的厄运。
注释：
①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美〕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安常容、成忠勤译，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英〕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英〕哈尔福德·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美〕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美〕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梅然：《中心—侧翼理论：解释大国兴衰的新地缘政治模式》，《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
②在数年前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撰写的一篇研究报告中，笔者首先指出了这两个历史现象的存在。参见梅然：《轮回与超越：对百年前英德关系和当今中美关系的比较性研究》，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战略纵横：研究报告汇编(2008年度)》。
③传统上，军事力量的强大被视为世界强国的必要特征。但二战后迄今，德国(及其主要前身联邦德国)和日本难称军事大国，它们也不拥有作为当代军事大国一大标志的核武器。不过，鉴于这两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突出地位、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重要角色和不俗的常规军力，兼之军事竞争在二战后西方世界内部和冷战后大国关系中分量下降，它们仍可被视为20世纪60—70年代至今的世界强国或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这也是世人对当代德国和日本的一种普遍意象。
④参见John P.Ledonne，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1700-1917：The Geopolitics of Expansion and Containmen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John P.LeDonne，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ussian Empire，1650-1831.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Ariel Cohen，Russian Imperialism：Development and Crisis,Westport：Praeger，1996。
⑤Cohen,Russian Imperialism，p.153.
⑥如不少人认为，海上霸权国家的兴起和存续是与国际体系沿革相伴随的“周期性”现象。参见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London：Macmillan，1987.
⑦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不同时期，这些海域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比如，北美西部沿海和南中国海之外的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地位的明显上升主要是在19世纪中期后。
⑧关于1495年以来的海上头号强国，杰克·利维和威廉·汤普森提供了一个较细致的列表。他们所称的“海上头号强国”(Leading sea power)与本文中的海上霸权国家近似，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海上头号强国”仅指某一期某个身为海上最强者的国家，本文则认为海上霸权国家在特定时期可能不止一个，如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第二，评判“海上头号强国”主要根据特定战舰的数量，本文中的海上霸权国家则还强调对支柱性海域的控制。虽然海军力量的强大对于控制支柱性海域必不可少，但鉴于战略制定和执行等方面的原因，不宜认为前者必然带来后者。利维和汤普森认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在不同时期的海上头号大国地位，但认为法国在17世纪70年代-90年代也是头号海上大国。可是，法国在该时期对于“支柱性”海域的控制力值得怀疑，故本文暂未将其列为海上霸权国家。参见Jack S.Levy and William R.Thompson，“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Do States Ally against the Leading Global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 No.1，2010.
⑨关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昔日海上地位，参见 Armando da Silva Saturnino Monteir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ortuguese Seapower,1583-1663”,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65,No.1,2001; Jan Glete,“The Dutch Navy,Dutch State 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Dutch Maritime Supremacy”,paper for the “Anglo-American Conference for Historians:The Sea”,July 4-6,2001,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University of London.关于英国的海权，除了马汉的《海权论》，另可参见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New York:Scribner,1976 ; David Syrett,The Royal Navy in European Waters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8; David Cannadine,ed.,Empire,the Sea and Global History:Britain's Maritime World,1763-1840,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 N.A.M.Rodger,The Safeguard of the Sea: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660-1649,New York:Norton,1999 and 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1649-1815,New York :Norton,2005.
⑩关于美国海军的成长，参见Kenneth Hagan，The People's Navy：The Making of American Sea Pow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91； George W.Baer， One Hundred Years of Sea Power:The U.S.Navy，1890-199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1)为什么在过去数百年间一直存在着海上霸权国家，陆上霸权国家则罕见?对此，若干重要解释是：海上霸权国家追求市场而非领土本身及其军事力量的特点，使它们对其他大国的领土威胁通常弱于陆上强权，而且其他大国与海上霸权国家合作有利于抵御威胁性的陆上强权；海上霸权国家通常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居于领导地位，与它们合作有利于获得经济收益；通过对全球稳定和繁荣的贡献，海上霸权国家可以提供公共产品；海军更强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也使得发展海军去制衡海上霸权国家难度更大。参见Levy and Thompson，“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
(12)纳粹德国和苏联在1939年8月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自此至苏德战争发生，尽管两国有着大量的相互示好或合作行为(比如苏联向德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其实仍将对方看成主要敌人，希特勒一直在为入侵苏联做军事准备，尤其是在法兰西之战后。对他来说，与苏联缔约是为发动对苏战争创造更好条件。因此，根据本文“对抗”的定义，德苏在两国条约存续期间仍处于心照不宣的对抗状态。日本和苏联在1940年4月签订了中立条约。与德苏条约类似，日苏条约规定某缔约国将在另一缔约国与他国开战时保持中立。但与德苏条约不同的是，日苏间谈不上有多少友谊，它们都未将中立条约作为将来向对方开战的一个铺垫(至少在订约时是如此)。苏联签约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欧洲的动荡和威胁，日本签约则体现了其决策层对于“南下”的倾向性。在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苏联和日本更无暇向对方开战(虽然苏德战争的发生使日本国内的“北进”声音一度有所抬头)，直至苏联对日宣战前夕。在此期间，苏联在远东的兵力被大量西调，日本则不断将兵力从中国东北地区抽调其他战场。因此，基于相关定义可认为，自日苏条约订立至苏联对日宣战前夕，这两国不处于对抗状态。
(13)参见〔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梁于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22-123、231-237页和第六章。
(14)对于日本的投降决定，是苏联的出兵还是美国的原子弹袭击起到了更大作用?强调前者的较新研究见 Ward Wilson，“The Winning Weapon? Rethinking Nuclear Weapons in Light of Hiroshi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1， No.4， 2007.
(15)对于此论断，以及地理位置的不同给中心强国和侧翼强国带来的战略处境上的其他优劣，参见梅然：《中心—侧翼理论：解释大国兴衰的新地缘政治模式》。
(16)与此相关，在二战期间，美英苏进行了多次三国或两国首脑会晤，美国也向英俄输出了大量的租借物资。纳粹德国与其最重要的盟国日本则从未有首脑会晤。美英的制海权也对德日间的战略物资交换造成了极大困难，迫使德日不得不多次将潜艇作为运输工具。无论是使用水面船只还是潜艇，德日间物资运输的次数、数量和安全性都十分有限。比如，在日本前往欧洲的五艘远洋潜艇中，只有一艘安全返回了日本本土。虽然难以认定德日间的首脑会晤和物资交换对战争至关重要，但与俄罗斯和英美相比，德日战时进行上述交往面临着大得多的困难。
(17)参见Paul Oikhovsky，“Russia's Navy from Peter to Stalin： Themes，Trends， and Debates”，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June 1992， http：//www.cna.org/documents/2792004000.pdf.以特定战争为背景，有关俄罗斯帝国对海军力量的使用的一个细致研究是：Nicholas Papastratigakis，Russian Imperialism and Naval Power：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Build-up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London：Tauris，2011。
(18)美国的制裁尤其是石油禁运被视作促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大原因。参见Scott D.Sagan，“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8，No.4，1988.关于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对日经济制裁的研究颇多，但主要是关注制裁对于日本开战决定的政治作用，对于其实际经济影响的探讨并不多。关于后者，一种较新的著作是：Edward S.Miller， Bankrupting the Enemy： The U.S.Financial Siege of Japan before Pearl Harbor，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关于苏德经贸关系，参见Edward E.Ericson III，Feeding the German Eagle： Soviet Economic Aid to Nazi Germany， 1933-1941， Westport： Praeger， 1999.该书认为不宜高估来自苏联的资源在1940-1941年对于德国的战略意义。
(19)参见K.Raja Menon， Maritime Strategy and Continental Wars， London： Routledge，1998，pp.64-87； Lance E.Davis and Stanley L.Engerman， Naval Blockades in Peace and War： An Economic History Since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0)在日俄战争中，德俄关系明显升温，离缔结防御性同盟只有一步之遥。参见Roderick R.McLean，“Dreams of a German Europe:Wilhelm II and the Treaty of Bj
rk of 1905”,in Annika Mombauer and Wilhelm Deist,eds., The Kaiser:New Research on Wilhelm II's Role in Imperial German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关于苏联为何要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主要基于前苏联档案的一个较新研究是：Geoffrey Roberts,“The Soviet Decision for a Pact with Nazi Germany”， Soviet Studies，Vol.44， No.1，1992.它确认了下述观点的合理性：在很长时间里，与英法缔结反德同盟是苏联应对德国的优先选择。它还认为，苏联迟至1939年7月底才开始转向德国，而苏德条约的签订是苏、英、法三国结盟谈判于1939年8月遭遇重挫的直接结果。关于日苏中立条约，最重要的著作是：Boris Slavinsky， The Japanese-Soviet Neutrality Pact： A Diplomatic History， 1941-1945， London： Routledge Curzon，2003．
(21)关于一战前英德围绕海军问题的外交，参见Peter Padfield， The Great Naval Race：The Anglo-German Naval Rivalry,1900-1914,Edinburgh:Birlinn,2005,pp.160-280; John M.Maurer,“Churchill's Naval Holiday:Arms Control and the Anglo-German Naval Race,1912-1914”,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15,No.1,1992.一战前德俄合作未能重建看似更多的是俄国而非德国方面的障碍。比如，俄国主张在德俄结盟问题上应先征询法国的意见。但是，德俄结盟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阿尔弗雷德·蒂尔皮茨等高官担心，德俄结盟不利于德国扩张海军(德俄结盟可能加剧英国对德国的敌意，甚至促使它对德国海军发动预防性战争)，也妨碍德国对法国的“行动自由”。因此，德俄结盟的失败与德国的进攻性对外政策依然密切相关。参见Jonathan Steinberg.“The Copenhagen Complex”， in Walter Laqueur and George L.Mosse，eds.， 1914：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66，pp.30-32.关于太平洋战争前夕美日外交的文献甚多，从美方“亲日派”角度探讨的一份有趣文献是：Barney J.Riekman III，“Trying to Avoid a Japanese-American War： America's 'Japan Connection' in 1937 and 1941”,http://vcas.wlu.edu/VRAS/2005/Rickman.pdf.
(22)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在威廉二世时代，德国对外政策的进攻性恶化了德国与多个强国的关系，这使德国人愈发忧惧包括英俄在内的多个强国对自己的“包围”，后者又进一步促进了德国民族主义的上扬和对外政策的僵化。关于民族主义对德国内外政策的作用，参见Geoff Eley，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after Bismarc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
(23)参见 John Howes Gleason,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of Policy and Opin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 A.Lambert,The Crimean War:British Grand Strategy,1853-1856,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0; Keith Neilson,Britain and the Last Tsar:British Policy and Russia,1894-1917,London:Clarendon Press,1995; Ledonne,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pp.308-326.
(24)关于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历史性恶感，最好的一个述评是：Michael C.Paul，“Western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Russia：'The Cold War Mentality' over Five Hundred Year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September 22，2001.关于防范欧亚大陆霸权国家出现的制衡思想如何主导着英美的战略思维，参见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Zbigniew Brzezinski，“A Plan for Europe”， Foreign Affairs，Vol.74，No.1，1995；〔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美〕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
(25)关于英国为何未积极干预普鲁士的崛起和德意志统一，参见R.W.Seton-Watson,Britain in Europe,1789-191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5,pp.466-504; Michael Howard,The Franco-Prussian War:The German Invasion of France,1870-1871,New York:Granada,1961 ; W.E.Mosse,European Powers and the German Question,New York:Octagon,1969; 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Paul Kennedy,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Background Influences on British External Policy,1865-1980,London:Allen and Unwin,1981,pp.74-139; William Carr,The Origins of the Wars of German Unification,London:Longman,1991; Stacie E.Goddard,“When Right Makes Might:How Prussia Overturned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3,No.3,2008/09.
(26)关于克里米亚战争对欧洲政局和俄国外交的影响，参见W.E.Moss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rimean System,1855-1871:The Story of a Peace Settlement,London:MacMillan and New York:St.Martin's,1963; Paul W.Schroeder,Austria,Great Britain,and the Crimean War: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 M.S.Anderson,The Eastern Question,1774-1923,London:Macmillan,1966,pp.144-146.
(27)关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美关系，参见Thomas A.Bailey,America Faces Russia:Russian-American Relations from Early Times to Our Da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0.关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美关系的改善，参见Iestyn Adams,Brothers Across the Ocean:British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1900-1905,London:Tauris,2005; Duncan Campbell,Unlikely Allies:America,Britain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London:Continuum,2008; Stephen R.Rock,Why Peace Breaks Out:Great Power Rapproche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9.
(28)关于英日同盟的建立及其影响，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Ian Nis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2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Phillips O'Brien,ed.,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1902-1922,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4.
(29)Levy and Thompson,“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p.18.
(30)关于英德同盟问题，参见Paul 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0-1914,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0,pp.223-250; Thomas Otte,The China Question:Great Power Rivalry and British Isolation,1894-190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梅然：《轮回与超越》，第71-72页。关于一战前德俄结盟的试探，参见Steinberg,“The Copenhagen Complex” ; McLean,“Dreams of a German Europe”.关于一战后日苏结盟问题，参见Tetsuya Sakai,“The Soviet Factor i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1923-1937”,http://eprints.lib.Hokudai.ac.jp/dspace/bitstream/2115/7975/1/KJ
00000034137.pdf.
(31)参见P.J.Cain and A.G.Hopkins,British Imperialism:Innovation and Expansion,1688-1914,London:Longman,1993,pp.422-446.
(32)参见V.G.Kiernan,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1880 to 1885,New York:Octagon,1970,pp.304-305; S.C.M.Paine,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Perceptions,Power,and Primacy,Cambridge: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3-4; David Scott,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840-1949:Power,Presence,and Perceptions in a Century of Humiliat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8,pp.107-109.对于中国在富国强兵方面的成绩，曾在甲午战争前夕访华的英国政府要员寇松勋爵(后曾任外交大臣)不像很多人那样评价积极，但在他看来，中英之间仍有着可推动结盟的共同利益，只是中国朝廷的仇外政策令其成为泡影。参见George Curzon，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Japan-Korea-China， London： Longman's，1894， pp.299-301.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曾向英方提议缔结中英同盟，以换取英国代表中国向日本交涉，但遭拒绝。参见Otte， The China Question，pp.53-54.
(33)关于1949年后苏联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对中国的影响，最新著述可参见Thomas P.Bernstein and Hua-yu Li,eds.,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1949-Present,Lanham :Lexington Book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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