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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初第一词人”之誉的纳兰性德，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作家。毫无疑问，古老的汉文学传统、同时代汉族文人的思想和作品风格，影响和规范了纳兰词，但纳兰性德毕竟是满族人，又生活在满族“初入中原”时期，我们不能忽视清初满族的精神气质、心理内涵对纳兰词个性形成的重要意义。本文尝试性地以纳兰性德的满族文化背景为依托，联系其个人的处境、心理等因素，探索纳兰词的个性之源。
纳兰性德出生的1655年，满族入关刚过11个年头， 顺治亲政仅仅4年，虽然政局早就明朗，满族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已成定局，但满汉两个民族仍或明或暗地处于矛盾对立状态，想赶走满人、拯救河山的汉人不在少数。因守护政权的需要，满族统治者十分注意维护本民族的特点、强化本民族的优势。曾刻苦学习汉文化，在短短几年内便有所成就的顺治帝，也特别重视被视为满族固有特长的骑射。顺治十年，他在南台较射时，曾手执弓箭说：“我朝以此定天下，朕每出猎，期练习骑射。今综万几，日不暇给，然未尝忘也。”顺治十四年，他因“八旗人民怠于武事”一度停止了满洲童生、乡会、笔帖式等文字考试，逼迫满族子弟不得不勤习武艺，以武力报效君王。较多仁爱之举，对汉官汉民较为宽厚的他，不仅对要求恢复汉人衣冠的臣僚大加惩处，对奏请留发的孔圣人后代孔文标也毫不客气地“免死免官，永不启用”。这自然不是顺治帝个人的好恶，而是整个满族统治集团的共同立场。后来，虽然头发、服饰之争平息下去，满汉两族日趋融和，但有清一代的统治者无不强调“国语骑射”的满族传统，虽然这到后世已徒有其表，意义也由强调保持满民族的优势地位过渡到保存满文化的传统。从中可以看到，满族高层成员的民族意识是始终不渝的。康熙继顺治之后多方致力于满汉民族矛盾的和解工作，促成了满汉民族融合期的到来，而真正全面的融合是在三藩之乱平定、台湾收复之后。纳兰性德逝世于三藩之乱平定的第四年，主要活动期是康熙前期，没能看到满汉民族的精神大融合全貌。他生活的时期，较后世相比，满族汉化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纳兰性德的确精通汉学，但也应看到他同样也洞悉满族的历史、风俗、语言、文化。他与同时代的满族学者一样是满汉兼济的，并非已被汉化。这使纳兰性德在研习及创作汉语文学作品时，具有沉淀于深层心理上的、同期汉族文人所无法具备的满族的文化背景及精神气质，这便是成就纳兰词个性特征的最重要的原因。
汉文学至清代，不仅汉文化崛起时的风、骚早成经典，汉文化繁盛时期的唐诗宋词也被经典化。诗词领域内强大的传统力量使汉族封建文人如行无际深谷之中，虽有人想攀援翻越，却极少有另辟蹊径的可能。数千年同源文化的滋养，不仅塑造了汉诗人，也束缚了汉诗人。自明代始，诗坛革新的要求并非不强烈，有识之士提出的观点、倡导的诗派都力图对成规求得突破，要创作出新鲜的、有活力的诗作。然而，大多主张无不导源、发展于深浸于传统之中的封建文人，且标举的对象、运用的方法、依据的理念无不受缚于传统，诗作也总是与传统相纠缠。李挚的“童心说”无疑大大突破了传统观念，正统文人却又视为异端。即使没有受到那么强烈的排斥，长期接受儒家训教，特别是理学灌输的封建士大夫们又怎么能有“赤子之心”呢？纳兰性德在《原诗》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世道江河日成积习，风雅之道而有高髻广额之忧。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万户同声，千车一辙。”这种文坛怪圈，实在是因诗学传统太深，致使汉族封建文人无力摆脱。然而，具有几千年历史、庞大繁杂内容、众多传统范式、令汉文人“身在此山中”的汉文化，对于“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的满族好学之士而言，却是一种充满无穷魅力、很有新意的异型文化。他们可以不受积习以久的汉族封建文人对待本位文化传统程式的束缚，以独到的观察视角、体会层面、认知空间、判断尺度进行学习和认识，也更有条件突破师承、门派的限制，进行全面完整的把握、客观公允的评判、撷英集萃的吸收，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别具特色的作品。
汉族封建文人因深受传统影响，品评作品时喜欢从古人那里找门径，对纳兰词的评论同样如此。陈维崧说《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杨芳烂以为“先生之词，真花间也”。周之琦说纳兰性德的小令“能使残唐坠绪，绝而复续，第其品格，殆叔原、方回之亚乎？”谭谳认为《台城路·塞外七夕》“逼真北宋慢词”，《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等“延己、六一而后，仅见湘真”。徐轨说《金缕曲·赠梁汾》“不啻坡老、稼轩”。以上观点分开来看，都有道理，对纳兰词精神风貌有所揭示，并列一处，却又都有相当的主观片面性，没有从整体上揭示出纳兰词的本质特征。词是汉文学所特有的体裁，纳兰性德写词自然逃不脱对汉族词家的学习。他在研读历史上各家词作时，既全面了解，又有所偏好，也是事实。徐乾学在纳兰性德《墓志铭》中说他“自唐五代以来，诸名家皆有选本”且“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纳兰性德自己也在《渌水亭杂识》中批评“花间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推崇“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那么，纳兰性德是否宗法北宋词家或南唐后主而填词呢？当然不是。在《填词》一诗中，他也曾说：“茫鞋心事杜陵知，祗令惟赏杜陵诗。”他却又认为“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姆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又说：“有客问诗于予者，曰：‘学唐优乎？学宋优乎？’曰‘子无问唐也，宋也，亦问子之诗安在耳’。”可见他鉴赏古诗词时的偏爱并没有影响到他创作中对个性风格的追求。他不是要效仿哪一种风格、哪一个人，而是从历代优秀篇章中寻求诗词表现什么内容和如何表现的艺术经验，从而创立自己个性化的风格。纳兰性德的词作也的确极富个性特征。被他视为平生知己的最要好的朋友顾贞观在纳兰词集《饮水集》序言中称赞他的小令“岂必定其前身”，“岂寻常文人所得到者”。他的另一位至交严绳孙《成容若遗稿序》也说纳兰性德的“乐府小词”“虽列之花间、草堂，右清真而左屯田，亦足以自名其家”。纳兰词绝非哪家、哪派、哪人的嗣响，纳兰词就是纳兰词，是在对他以前的词作全面研究的基础上独创出来的作品。正因如此，他才得以与朱彝尊、陈维崧鼎立为清初三大词家。
那么，纳兰词有别于朱彝尊为首的浙派词人、以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羡派词人之处在哪里，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从汉文学传统的角度，以汉文化的观念看来，“浙派标举姜张之清空，阳羡则推崇苏辛之雄放，各以温柔敦厚和骏发绰厉而风靡一时”，纳兰性德“是以取法南唐，情致深婉而卓立于当时。”然而，“情致深婉”并不足以概括纳兰词风，也不能将纳兰词与朱、陈词作出本质区分。在我看来，流传下来的纳兰性德348首词作，无论何种题材、何种风格， 都贯穿着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情感自然真实以及对真情实感细致真切的表述。我想这也正是顾贞观所言“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愁”，“红豆相思，岂必生南国哉”；王国维所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一来，一人而已”的本质意义。
汉文学中虽有诗词“言情”的传统，却是与“言志”观并立，到明清之际，“志”与“道”重合，在诗词创作中常常冲淡了“情”或者将真情挤兑成矫情。童心、性灵等诗说，都是为了纠正这种不良风气的，又都因各自的原因没有实现初衷。诗歌创作史上风、骚、乐府之所以感人，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们能够表达真情。南唐二主、北宋词受推崇，也是因为其中有真情至性。言情历来被视为词的特长，纳兰词又何尝不是因此而有“纯任性灵，纤尘不染”、“词人之词”之誉，又有“才力不足”之诮呢？纳兰性德曾非常直率地说：“举业欲干禄，人操其柄，不得不随人转步。诗取自适，何以随人？”“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他也的确将诗词，特别是不必用以应制、更能自由抒发情感的词当作表达内心真实情感的一种方式。为什么纳兰性德临终曾“泣而言”及自己“性喜作诗余，禁之难止”呢？就因为他这个在君父面前小心谨慎、精神倍受压抑的才高情重的人，除了含蓄地向知心朋友吐露一些心曲外，只能将满腹愁肠尽情倾述于词章之中以自我排遣。真情所系，自然难以自拔。词的世界因此成为他表达真情实感的自由乐园，在这里，他是真实的、自然的，不必着意压抑和束缚自己。
那么，为什么同时代精神压抑环境中的汉族文人就写不出纳兰性德天籁自然般的词作呢？这与纳兰性德身上具备的清初满族人的精神气质有着直接的关系。纳兰家庭的始祖虽是蒙古人，在占据纳喇氏的一个部落后，立即改姓纳喇，加入到女真社会中，与部落内的女真人同化。这个部落迁移到叶赫河流域后，称叶赫部，是海西女真四大部落之一，被努尔哈赤吞并后，又成为满洲民族的组成部分。如果说纳兰性德身上多少还有点蒙古血统的话，他的本位文化却完全是满洲文化。由于明代统治者对女真的羁縻政策，使东北地区的女真属地相当独立，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隔绝多于交往。辽东两族接触的地方，多为商贸往来、武装冲突，很少文化交流。女真各部几乎是以自身非常自然的形态发展着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虽然各部落略有差异，越靠近汉族地区农业越发达，但狩猎、采集、捕捞这些从大自然中直接获取生活资料、物质财富的方式仍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女真社会中奴隶数量日渐增多，氏族成员却仍有较为平等的权力。满族占据辽东后，封建化的过程过于迅速，在现实生活及民族心理上，女真时期的观念习惯还大量保留着，因此这个民族的人直至清代初期人类原生态的东西比长期从事农耕生产的、封建化程度极高的汉族人要多得多，其中最富于代表性的就是感性认识多于理性认识。与汉族人相比，女真人及其后身满族人大都感受力强于判断力，情绪化多于理念化。清代的满族人弓马未收时就出现了许多诗人，大文学家、大艺术家也屡屡涌现，却没出现一个大理论家，这与满族发达的感性能力及薄弱的理性能力集体无意识传承密切相关。纳兰词浓烈的情感、敏锐的感悟力就是满族的历史生活及文化特质积淀的产物。曾亲身经历过清军入关后与南明之间战争，对满族尚无深刻了解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中这样描述满族人给他的印象：他们“喜欢款待客人，不像严肃的中国人那样冷酷而酸腐。他们从外表上看来显得更富于人性”。卫匡国所说的人性，是人的自然天性。在此，令人联想到明清之际的汉族文人为什么在诗歌创作中非宗唐即宗宋，很少取法风、骚、乐府；词坛有南、北宋之争，无人取法南唐？根本原因就是处于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汉族士大夫们的生活、思想过于成熟，以至僵化，自然真情被礼教、理学压抑、扭曲得变形，甚至消失。认为纳兰词“能使南唐坠绪绝而复续”的“金梁外史”曾说，李后主的词“天籁也，恐非人力所及”，从另一角度来看，恰好说明“天籁”之作，当时的词人大多可望而不可及，满族青年纳兰性德却几乎被公认为“南唐李重光后身”，其中原委，不能不令人深思。
有人以“凄婉”、“婉丽”来概括纳兰词的风格，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婉虽是词的主要风格之一，善于言情的作品多有婉约之风，但词论家常以“婉”、“曲”并用或互代，婉侧重的是情感的曲折表现，是将某种感受层层剥露，迂回表达，常需借助读者的阅读体验来完成，绝不明白显示。《饮水词》中有思想情感相当含蓄之作，比如《江城子·咏史》：“湿云全压数峰低。影凄迷，望中疑。非雾非烟，神女欲来时。若问生涯原是梦，除梦里，没人知。”除了从煞尾句中可以窥见一种无法告与人知的深沉痛苦，咏的是什么“史”，痛苦的内容是什么，都不得而知。这个纳兰词中极其个别的例子，是属于作者思想本身的幽深，不是表达方式上的曲折。对纳兰词批评较多的陈廷绰虽然说“扬柳乍如柳，故园春尽时”一句“亦凄婉、亦闲丽”，他也“惜通篇不称”，认为《饮水词》“意境不深厚，措词亦浅显”。虽然陈氏对纳兰词的指责有失公允，但“意境不深厚，措词亦浅显”确实抓住了纳兰词的总体风格。言为心声，很难想象一个具有较多天然真情的人会“婉转”、“委曲”地说话，纳兰词自然真情的作品与其自然真切的表现手法是高度和谐的。且看他描写自己所喜爱的满族少女：“有个盈盈骑马过，薄妆浅黛亦风流，见人羞涩却回头。”他写与情人相遇：“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相逢不语，一朵芙蓉著秋雨”，“欲诉幽怀，转过回阑叩玉钗”。他追念妻子：“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犹在银缸。忆生来、胆小怯空房”、“被酒莫惊春睡重，睹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在这些最宜以婉转之笔表现的情感中，纳兰性德都以近于白描的精采的细节描写来表现，以情节、形象的细致传神带动情感的深沉热烈。我不排除在《饮水词》中可以找出一些或“凄婉”或“婉丽”的句子，但从纳兰词的总体风格上看，是细致明白、自然真切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曾编写《纳兰性德年谱》的张任政很有见地：“先生之待人也以真，其所为词，亦正得一真字，此其所以冠一代排余子也。同时之以词名家者如朱彝尊、陈维崧辈，非岂不工，只是欠一真切耳。”冯统先生更为直接地说：“平心而论，还是王国维的‘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恰到好处，可谓高出他人一尘。所谓‘自然之眼’，‘自然之舌’，就是能够把朴素、真切的感受，毫无掩饰地表达出来，使作品具有了更加强烈的感染力。”
许多人难以理解身为相门公子、御前侍卫的纳兰性德为什么写了那么多充满忧郁、感伤情调的作品，这也是很多人将纳兰词比作李后主词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词体善于言愁的体裁特征及纳兰性德私人情感上的挫折外，他在词中大力抒写郁闷失意之情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纳兰性德虽被认为是“满族中一位最早笃好汉学而卓有成绩的文人”，实际上他却是满族中第二代有汉学根底的人。虽然满族奠基人努尔哈赤能读汉文小说，并以之为军事谋略的教科书，但他在世时，主要忙于率领部族进行民族统一战争和对明战争。他命额尔德尼等人依据口语，借助蒙文字母创立了老满文，进行了原始历史档案的记录工作，还在八旗设师傅教入学儿童，但这时满族文化建设刚刚起步，努尔哈赤的近臣及子侄中惟皇太极略通文字，同族中极少有人认识汉字，更谈不到学习、创作汉语文学作品。皇太极继位后，纠正了努尔哈赤后期在对待辽东汉人政策上的失误，着手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冲突，汉人归降者增多，汉军八旗建立，汉文化更多地向满洲人渗透。在继承父亲从汉文通俗小说中汲取军事谋略的同时，皇太极进一步转向对汉族道德礼义、行政制度的借鉴、学习，除了以改良后的新满文有选择地翻译一些政治、历史著作外，他还下令开科取士，积累有文化的人才，以适应满族逐鹿中原、“以文治世”的历史需要。实际上自从满族占据辽东原属汉人聚居的地区后，满汉两大民族的文化冲突就已发生。剃发易服就是在这一地区最早推行并激起汉族人民武装反抗的。由于处于成长中的满族缺乏本民族自己的理性文化传统及统治辽阔地域、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在欧洲文化尚未大规模东移并且没有同满洲民族发生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可供选择的蒙古文化系统、朝鲜文化系统及深刻影响着这两大文化体系的汉文化系统中，满族只能选择自古以来从东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陆续萌生出来、一批接一批归附于汉文化的先民们所走过的道路——向汉文化靠拢并借以滋养自身。在满汉文化大碰撞的历史背景中，满族人中产生了第一代汉学文人——鄂貌图、高塞、兰轩等。他们伴随着满族文化水平的提高，伴随着满族进军中原的脚步，横跨山海关内外，历经明清交替时代。
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汉民族经历了一场大悲剧。他们失掉了大好河山，失掉了自己的皇帝——从蒙古统治者手中为汉人夺回江山和尊严的朱元璋的后代崇祯，又被剃掉了孔圣人谆谆教导过受之父母、不可损伤的头发，换下了民族特征的一部分——衣冠。他们的伤痛不仅在野蛮圈地的马蹄声中，不仅在烟火未消的瓦砾堆中，不仅在至爱亲朋的尸骨上，也在人格尊严、民族感情、文化传统的被轻视、被践踏、被摧残中。满民族同样经历了悲剧。一方面他们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了最大限度地凝聚起这个不久前还内战频繁、四分五裂的民族的力量，自努尔哈赤“十三副遗甲”起兵始，哪一次征战没有伤残和阵亡？被建州女真征服的海西诸强，哪一部没有一段伤心史？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努尔哈赤的弟弟、长子、妻子，被囚、被杀、被休、生殉，一个接一个地不得善终；受皇权之争牵连，勇将功臣又有多少被杀、被贬，披屈含冤。普通将士又何尝没有各自的切肤之痛呢？比利时人南怀仁1682年随康熙帝东巡时，尚见辽东“村镇全已荒废。残垣断壁、瓦砾狼籍，连续不断”。“战争前的许多村镇，其遗迹早已消失”。他说“所以如此，是因为鞑靼王以微小的兵力起事，迅速地、大规模地从一切城镇中强募军队，为了使士兵失去回到家乡的一切希望，把这些村镇完全破坏了事”。另一方面，当八旗劲旅挺进山海关，踏上中原大地时，他们也与自己祖辈的生活彻底告别了。入关前的满族没有理论性的精神成果，满族的文化特质，完全体现在与他们特定地域特征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状况相联系的风俗习惯、礼仪服饰、宗教观念、人际关系等世俗生活之中。况且满族的崛起固然与满族及其女真先人勇武坚强、不屈不挠、团结一心的精神风貌有关，却也与他们生长在拥有众多珍贵、富饶的自然资源的特定地域有很大关系。一个最初连冶铁、煮盐都不会的民族，如果不是独擅人参、毛皮、东珠等之利，如何能与经济高度发达的大明王朝抗衡？然而满族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成就其民族特性的基本条件。当皇太极一方面靠向汉文化，一方面又极力保护满族民族特征的时候，曾以金代亡国为鉴，认为保持住满服、骑射就可以保住武力优势，“以战则克，以攻则取”。岂不知远离了为生存而狩猎、打围的生活环境，离开了孕育其民族的自然、社会土壤，必将失去本民族的根基，消亡掉本民族的锐气。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第一代满族文人的笔下，竟与汉族文人一样，流露出凄凉的悲剧情调，虽然二者的悲剧内容并不相同。
满洲文学开山之人鄂尔泰是皇太极时满洲科目解元，长年身在行伍之中，随八旗军队长途征战，渡黄河、跨长江，一直打到云南，军功显赫，本该有更多勇武豪迈之诗，出人意外的是，他最为动人的诗篇却是怀念东北老家、抒写背井离乡愁思的。身为皇子的高塞，留居盛京，直到晚年才移居政治中心北京。相当稳定的生活和更为优越的学习条件，使他的汉文化修养，特别是文学艺术修养在这代满人中首屈一指。王士祯赞扬他“好读书，善弹琴，工诗画，精曲律”，山水画“笔墨淡远，摆脱畦径，虽士代夫无以逾也。”而皇室内部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使他一生远离政事，只能在与大自然及诗画艺术的精神交流中耗尽一生。对他而言，游览山水，写诗作画，不仅仅是兴趣爱好，更是精神寄托，是唯一使生命得以负载的方式，他的诗也是对自己平淡、孤寂生活的浅吟低唱。人生的悲凉情绪在满族妇女诗作中亦有反响。被努尔哈赤“囚杀”的舒尔哈齐的孙女兰轩写过一首著名的《呈夫子》，其中“思量尘事万端轻，今昔回头阅世情”，“熟经颠险捐声色，久任衰危薄死生”四句，几乎道尽了满族政治失意者共同的感受和心声。第一代满族文人的汉文学作品都是诗歌，大多朴素、直白，艺术水准虽远逊于同时代的汉族作家，思想深度也无法与汉文人的优秀作品相比，但感情真挚、直抒胸臆，绝无汉人强作古诗之弊。第一代满族文人虽没有明代遗民破国亡家的沉痛，但以自己的作品写出了本民族的悲愁，使满族文学创始之初就覆载着悲凉之气，由此奠定了清初满族文学的一大主流——失意者的歌。
满族第二代文人是紧接着第一代作家诞生的。博尔都、岳端、纳兰性德等人开始文学创作的时间与鄂尔泰、高塞等人晚期文学活动相衔接。据可考的资料看，第二代满族文人中最早逝世的纳兰性德的第一篇词作——《一斛珠·元夜月蚀》作于1664年，距鄂尔泰逝世3年，6年后，高塞辞世。虽然第二代文人生长于满族定鼎中原之后，满族已是整个中国的统治者，但整个时代的悲剧气氛尚浓，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不休，所以他们在思想情感上与第一代文人脉脉相通就是很自然的事。不容否认，第二代满族作家中有宏扬民族尚武精神、歌吟贵族闲适生活等昂扬、乐观的作品，但没有构成创作主流，也不在本文探讨问题之内。大多数满族第二代作家都写过歌吟愁郁情怀的作品，他们郁闷苦恼的原因与高塞、兰轩是相近的。同是征服中原的新兴民族——满族一员的纳兰性德虽然身为贵公子、早早就科场得意，其“愁似湘江日夜潮”的悲剧情结，来源之一就是整个时代及满族民族的、历史的悲剧气氛。
与同代满族文人中博尔都、岳端等爱新觉罗氏人相比，纳兰性德的忧郁还有一特殊原因，即曾有人提及的叶赫家族在女真统一战争中的惨痛历史。虽然纳兰性德从不挑明，甚至有意回避此事，但这的确有迹可寻。纳兰性德的老师徐乾学、同榜友人韩菼在为他写作的《墓志铭》、《神道碑》中，都提到他是叶赫著名贝勒金台石的曾孙。金台石是在努尔哈赤进攻叶赫的战役中不肯投降，放火自焚未死，伤残后被努尔哈赤下令绞杀的。叶赫部另一首领布扬古在同次战役中虽然投降，但不肯心甘情愿地屈从，也被绞杀。强盛一时的海西女真从此全被努尔哈赤吞并，叶赫王室成员也永远失去了人上人的地位。徐乾学在与纳兰性德切磋学问时，明显感受到他对“古今家国之故，忧危明盛”，但这位叶赫贝勒的后人，1682年随康熙皇帝东巡，靠近祖辈故地时，却极力淡化这种意识。在《长相思·山一程》中，纳兰性德以“故园”代指北京，淡化其“乡心”，以思乡之情隐蔽其故国之思，实际上是在皇帝面前一贯谨慎小心的他在极力掩饰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于此后的1689、1693年两度出关的杨宾在《柳边纪略》卷五中曾记叙一位自称是叶赫王室子孙的塞上老翁津津乐道叶赫的辉煌历史，慨叹“天潢一派从龙者，谁识王孙旧日颜”。连这位不知名姓的老者都“老死风尘亦有情”，多愁善感的纳兰性德“能无对此飞魂魄”？当纳兰性德来到海西女真四部之一——乌拉故地时，忍不住借题发挥，写下了“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的沉痛之语。从纳兰性德的这一深层心理上看，我们理解了他的词作中为什么会有许多与汉族文人相似的兴亡之感。
纳兰性德未满21周岁就被康熙帝选作侍卫，除仅有的一次远赴梭龙的差使，他一直跟随在康熙身边，侍御生活对他的思想情绪影响极大，也因而波及到他后期词作的情调。
纳兰性德与康熙同生于农历甲午年，是康熙的同龄人，也与康熙一样早慧。他在童子时就句出惊人，十四岁已通六艺，十五岁入太学就读，被顺治十六年状元、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徐元文称为“非常人也”。十七岁中举后，纳兰性德与主考官之一徐乾学“谈经史源委及文体正变，老师宿儒，有所不及”，十八岁开始撰写包括历史、地理、天文、历算、文学、音乐等多种知识、看法的《渌水亭杂识》。从他的师友们追忆中我们知道，他不仅有过目不忘、下笔立成的天赋，而且刻苦向学，极有创见。像其他满族男子一样，他数岁即精骑射，当上仕卫后加意练习，“发无不中”，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才高者志大，加上家庭势力蒸蒸日上，中进士前的纳兰性德胸怀大志，很想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记载：“间尝与之言往圣昔贤修身立行，及于民物之大端，前代兴亡理乱所在，未尝不慨然以思。”韩菼《进士一等侍卫纳兰君神道碑》说纳兰性德在皇帝面前对政事不敢轻易表态，但对“政事沿革兴坏，民情苦乐，吏治清浊，人才风俗盛衰消长之际，能指数其所以然”，“窥其志，岂无意当世者？”初中进士时，他与爽真的顾贞观相见恨晚，几日内连写两首慷慨豪迈的《金缕曲》，徐乾学也称少年时的他有“豪迈挺特之才”，都表明前期的纳兰性德主要性格特征是直爽外向的。走入宫廷后，很快就在他身上更多地表现出“性周防”、“惴惴有临履之忧”的小心谨慎的一面。原因是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前，他是贵家公子，科场得意，夫妻恩爱，周围有许多才高位重的人赞赏他，交结他，集人生得意于一身，自然神情外现，意气风发。可是中了二甲进士后他没能像同榜汉族进士那样被授与官职，却像一般的满族贵家子弟那样入宫做侍卫。虽然他很快被提升为侍卫中的最高等级，侍御乾清门，却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帝王与奴仆的巨大差异。同龄的康熙帝年少有为，运筹帷幄，屡成大事，是高高在上的圣明君主，他却早出晚归地执剑侍御，还经常随驾出巡，寒暑劳顿且不必说，人身自由也受限制，又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惟恐出差错，尝尽了在帝王眼前效犬马之劳的辛苦与卑微的滋味。随着与最高统治者接触的增多，对官场沉浮的日渐了解，他不仅很快变得沉稳起来，而且少年时的雄心壮志灰堕殆尽，到晚期竟“甚慕魏公子饮醇酒、近妇人”，“久欲葬身柔乡”。他将词集由“侧帽”改为“饮水”，正寓意着其思想、性格发生了重要转变。情绪、心境的变化在他后期词作中多有体现，就是被王国维推崇为与“明月照积雪”、“大江日夜流”等“千古壮观”境界相近的“夜深千帐灯”、“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与全词联系起来看，也是以大景观来衬托大悲哀，给人以无比悲怆之感。
由于渐知政治斗争的利害，纳兰性德入侍后绝少向别人透露心事。“成若入侍中”，“其言论梗概，有非外臣所得而知者”，原因并非完全如徐乾学所说是“禁廷严密”，主要还是纳兰性德在政治问题上越来越成熟。后期的他不仅口角严，而且改掉了刊刻传布诗词的旧习，都下竞传《金缕曲》、家家争唱饮水词的事再没发生。他的后期词作多寓政治感慨，被他收藏起来，密不示人，连至友严绳孙也是在他去逝后才看到他的全部作品。纳兰性德到康熙身边后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具体内容我们无法确知，只知道时间越久，痛苦越深。在致严绳孙的手简中，他说自己的“胸中块磊，非酒可浇”，排遣方法一是读《左传》、《离骚》这些悲愤之作，二是焚香静坐。如此深邃、沉重的情绪，除了政治上的苦闷还能是什么呢？满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一向残酷无情，又连绵不绝。皇太极突然去逝后，多尔衮争权，两黄旗大臣以武力对抗，双方各自让步，顺治帝福临才登上王位。多尔衮去逝后，被告发有不轨之心，被顺治削除爵位，罢黜宗室身份。康熙亲政第二年，设计擒拿权臣鳌拜，并杀掉了他。仅纳兰性德所知的本朝大权在握者一朝倾覆、身败名裂的例子已够惨痛。纳兰性德深知仕途上盈满则亏的道理，不仅为自己没有施展政治抱负的希望悲哀，也开始虑及炙手可热的家庭未来的命运。早在康熙十六年，他的父亲明珠被任命为相当于宰相之职的英武殿大学士时，康熙就提醒当时在座的人要以明代朋党之弊为鉴，警戒自己。明珠偏巧又最善于笼络人心、铲除异己、结党擅权。纳兰性德劝谏过父亲。韩菼《神道碑》在描述他的孝行后说：“其志尤在于守身不辱，保家亢宗，不仅以承颜色、娱口体为孝也。”可父子俩在这一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纳兰性德只能独自忧愁。事实证明纳兰性德的预见丝毫不错，他去逝后三年，明珠就被康熙以较为温和的方式罢权；曾借韩信故事感叹“勋臣不免夷三族，猛士虚求守四方”的纳兰性德之弟揆叙，后来也因参与康熙末年的皇位之争，死后被雍正帝夺官削谥，在墓碑上改镌“不忠不孝阴险柔佞”字样，纳兰家族因而成为盛极而衰的满洲贵族家庭的又一典型。
纳兰性德的悲愁，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民族的。索隐派《红楼梦》研究者有的将“明珠家事”作为《红楼梦》故事原型，除了贾府由盛而衰的历程与明珠家相似外，还在于汉军旗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出了纳兰性德曾感悟到的满洲氏族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见解。且看“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不喜结交权贵，“输情愫，率单寒羁孤”、“不肯悦俗之士”，追求纯真爱情、向往个性自由等纳兰性德的思想和性格，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何其相似；敏锐预感到家族命运又洁身自爱的纳兰性德与贾府内唯一呼吸领会到“悲凉之气，遍披华林”的贾宝玉又何其一致。我以为曹雪芹不仅与纳兰性德存在着精神上的共鸣，还直接在艺术上从纳兰词中取意、取境、取灵感。试看：从“林下荒台道韫家，生怜玉骨委尘沙”，“半生浮萍随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中，是否可读出黛玉的灵魄？从“梦冷蘅芜”、“魂在梨花”中，是否联想到住梨花院、食冷香丸、称蘅芜君的宝钗？从“心灰尽，有发未全僧。风雨消磨生死别，似曾相识只孤檠”中，是否可窥见贾宝玉的影子？《红楼梦》也因对纳兰词的借鉴，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不仅以情节见长，而且以细节、人物个性、心理取胜，且糅和进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之美，成为古代白话长篇中绝无仅有的诗化小说。
综上所述，作为个体性存在的汉文词作纳兰词，其个性特征中积淀着时代的、民族的、历史的、个人的等诸多复杂内容，其中满族民族的文化的因素，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可视作纳兰词个性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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