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松散的党派联合到明确的政治分道——民主革命时期民盟的历史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革命论文,党派论文,松散论文,民盟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490X（2001）02—133—03
中国民主同盟是民主革命时期影响仅次于国共两党的一个重要党派，是活跃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的民主力量，是中国现代政党史上极富影响的党派联合。民主革命时期，民盟在调解国共矛盾，促进国内和平，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其它中间党派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然而，也正是在面对这些关键问题时，民盟内部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分歧，民盟原有的党派联合走向分化。
一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是由梁漱溟、李璜、黄炎培等于1939年10月在重庆发起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以下均简称“同志会”）。当时成立该会，旨在集合各方热心国事的上层人士“探求国是政策”，调节极度紧张的国共关系，促进民族团结。作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参与发起成立同志会的多是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中间党派的领导人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如中国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李璜，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胡石青，第三党的章伯钧，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此外，还包括无党派人士张澜等。显然，这是一个以三党三派为基础，包括少数无党派人士在内的中间势力的联合。
尽管这一组织的出现曾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但是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之下，这一新兴的联合力量并不广为人知。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半公开的组织。为了加强会员之间的团结，聚集力量，推动党派联合的进一步发展，同志会三党三派的负责人于1940年12月下旬，多次在重庆秘密集会，磋商将同志会演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随后又连续召开筹备会议。1941年3月19日，同志会成员17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集会， 将原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通过了同盟的纲领、宣言和章程，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至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了。政团同盟成立后，鉴于同志会在国统区难以发展的深刻教训，于是派专人赴香港致力于建立言论机关，借以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扩大民盟的社会影响，唤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政团同盟的成立，宣告中国政治舞台上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种力量的联合由半公开状态走向公开发展的新阶段。这对抗战期间我国的民主运动无疑是“一个新的推动”（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2页。）。
同盟成立初期，盟员的构成主要地也还是以三党三派为基础的，同时还包括一些有地位、有声望、无党无派的社会名流、中上层知识分子、教授、学者、专家等，但是，盟内党派的政治联合较以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所发挥的作用也更为重大。当然，作为一个中间势力的政治联合体，这种党派联合还是极为松散的，基础也不稳固。这表现在：一方面，同盟内部身兼双重身份的盟员（既是民盟的盟员，又是某一独立政党的党员）在遇到同盟政策与某一个政党的政纲产生分歧时，跨党分子难于适从，而同盟也无法以纪律去严格约束，这是政团同盟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另一方面同盟成立后，组织机构极不完备，地方组织的发展尤其缓慢。抗战期间，同盟主要在西南地区谋求发展，可是西南最早的同盟支部——昆明支部也是政团同盟成立两年之后才正式成立的。至于华北、西北、东南各地的总支部、支部的组建则更晚，有的甚至在抗战接近胜利时才去筹划组建。同盟走向公开后，其发展仍然十分缓慢。这种局面直到1944年9月以后才开始有所改变。1944年9月19日，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在大多数代表的强烈要求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政团”二字，旨在打破以党派为基础的狭小圈子，同时也想以此来遏制个别党派利用自身的实力控制民盟。此后，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被广泛吸收到民盟队伍之中。通过这次改组，民盟由过去以党派为基础的松散联盟发展成为有党派与无党派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民盟的基础扩大了。民盟逐步成为独立的具有比较完备组织体系的民主政党。
二
民盟的党派联合是适应抗战时民主斗争的形势和调解国共矛盾的紧迫需要而出现的，但是民盟内部各党派以及无党派盟员在政治联合的过程中并不是彼此进退与共、毫无矛盾的。
事实上，无论是战前还是抗战期间，各党各派的力量和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也迥然有别。其中，中国青年党成立于1923年底，是中国现代政党史上中间党派中最早建党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整套完善的组织机构，同时，该党还有自己的预备队——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在各中间党派中，其规模无疑是最大的，在大西南的四川，该党尤其“有较为雄厚的力量”（注：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第 180页。）。中国国家社会党是同盟内部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党派，其历史渊源较长，可以追溯到清末。第三党成立于1927年11月，党员比较分散，抗战时，各级组织尚未建立起来。至于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最初只是纯粹的教育团体，抗战爆发后才开始从事政治活动。而作为政治社团的救国会，成立于抗战前不久，它不属于政党组织，只有上层的机构。各党各派力量的差异造成各自在盟内的实际地位和作用的不尽相同。政团同盟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青年党在盟内三党三派中的地位都十分突出。在秘密发起成立政团同盟工作中，《解放日报》社论把青年党的领袖曾琦排在第一位就足以说明该党的地位。民盟在重庆成立后，四川省加入民盟的青年党党员远比其它两党三派的多。青年党党员在同盟内数量上的优势，也就决定该党在盟内实际地位的特殊。
青年党在盟内的特殊地位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同盟内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盟员的不满。随着民盟自身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民盟政治影响的增强，大多数盟员强烈要求打破个别党派为着一党一派的利益操纵把持盟务的局面。然而，要改变旧有格局，摆脱一党一派的控制要经过尖锐的内部斗争才能实现。1944年，民盟昆明支部为打破党派把持盟务的局面，向民盟中央建议，将原政团同盟改为民主同盟来改变过去以“政团”为单位的联合体，实现政治主张相同的个人的大联合。但是要彻底改变长时期形成的某一党派对盟务的把持不是一次会议所能完成的。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青年党把持盟务问题是在1945年10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此时，中华民族已赢得了抗战的彻底胜利，全国人民正在呼吁国家的民主、和平、统一。民盟也在为谋求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积极奔走。在呼唤民主、和平的阵阵声浪中，民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发挥其应有的政治影响和作用，1945年10月，民盟组织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当然是讨论战后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同时，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面对今后民盟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摆脱青年党对民盟的操纵。围绕这一问题，民盟代表内部引起了异常激烈的斗争，昆明、重庆和成都的无党派盟员代表同救国会、第三党以及国社党、职教派、乡建派的盟员代表形成了会上的联合，从而控制了整个大会形势，使青年党在盟内的地位骤然下降，青年党从此再也无力操纵民盟。民盟内部各党派尤其是青年党与其它党派、无党派盟员的政治联合出现危机，党派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进一步公开化。
三
伴随民盟内部广大盟员对青年党操纵盟务不满情绪的表面化以及青年党在盟内一党独尊地位的动摇，盟内党派联合开始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并最终分裂。这不但与各党自身的发展状况、建党宗旨有关，而且更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拉拢分化的结果。
事实上，在建党之初，青年党就一直力图把自己发展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当然，无论就规模还是力量而言，它皆不足以与前二者相提并论，但与其它中间党派相比较，青年党确实很有份量。抗战时，在西南，该党是“联系各方与平衡各方的一个重要筹码”，中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联系，常常需要它牵线搭桥。拉拢收买青年党是国民党奉行的一贯策略，抗战时，蒋介石在召集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上，亲自指定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为参政会副主席。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派飞机将原滞留于北平的青年党领袖曾琦接到西南，并支持他在青年党中恢复党魁的地位，以挽救青年党操纵民盟的颓势。然而，1945年10月，民盟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青年党在盟内的影响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更加削弱了，这引发了青年党领袖曾琦、左舜生、李璜内部之间的宗派斗争，同时也增大了青年党与民盟的政治离心力。1945年底，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国民党当局为避免政协会议上陷于孤立而拚命地收买分化中间势力。无疑，青年党正是国民党拉拢的最合适的对象。
青年党投靠国民党后，表面上仍以“第三势力”和“在野党”自居，甚至作为第三方面的一部分直接参与了国共和谈等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1946年10月，伪“国大”召开前，青年党仍“强调遵守政协，决不单独提交名单。”（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六辑，第 112页。）实际上，青年党自投靠国民党之日起，就放弃了其所标榜的中间立场。1946年1月15日，政协会议举行第5次会议，讨论共同施政纲领问题。国民党提出应访照《抗战建国纲领》拟定，遭到中共、民盟等代表的一致反对，而青年党代表则发出了赞同的声音。鉴于此，1946年 4月28日，民盟中央常委第7次会议，以青年党投靠蒋介石集团、破坏盟纪， 决定开除该党派出盟。同时，鉴于青年党在盟内长期从事宗派分裂活动，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调整盟内党派问题施行办法》，规定加盟党应“接受民盟之政治主张”，“遵守组织规章，服从决议”，加盟党派在政治上有重大意见“须向政府提出者，应建议本盟提出之”，各党派不得以党派名义“自行向政府交涉权益”，各党派之言论机关不得抵毁或攻击民盟及盟内党派。（注：《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大事记》，第153～154页。）此后，青年党则更露骨地投靠了国民党。1946年11月，青年党竟然参加了伪“国大”，并投身国民党“改组”政府的活动，与国民党当局同流合污。
民社党是步青年党后尘脱离民盟投靠国民党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党派。它的前身是国家社会党，1946年8 月与海外的民主宪政党正式合并，更名为中国民主社会党。该党奉行的是既不接受国民党、也不接近共产党的“中间”政治路线，强调议会政治，标榜民主立宪。民社党的不少领导人都是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国文化教育界以及党派中的著名人物。张君劢作为该党领袖，是民盟的发起人之一，他长期担任民盟国外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甚至张澜曾经有过几次想把民盟主席让给他。这说明张君劢在盟内的地位是很高的。当然，张君劢在社会上也颇有政治影响，在筹建国社党之前，张君劢参加过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并成为这场论战的主将，被称为“玄学鬼”。抗战期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一员，张君劢被蒋介石追请为参政会副主席。1945年4～6月，他又以民盟成员身份被推选参加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1946年1月， 政协会议召开，他是出席会议的民盟代表之一。期间，国民党派专人拉拢收买他。蒋介石、张群先后设专宴款待他，同年7月29日， 吴铁城专程赴沪访张，告以政府有意邀请民盟领袖一二人参加政府，授以部长一职（注：《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大事记》，第219页。）， 试探张君劢的态度。国民党的财政专家、张君劢的亲兄弟张嘉璈更是凭着自己的特殊关系为政府充当说客。对于国民党的拉拢，张君劢开始并未放弃“中间派”的立场，他曾经强调“一个党要有独立的精神和主张，决不能做别人的尾巴”（注：罗静轩：《我所知道的张君劢与民社党》，《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四辑，第126页。）。政治协商会议后， 张君劢领导的民社党基本上保持着与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持一致态度，但是，国民党的拉拢收买无疑拉开了张君劢与民盟的距离。1946年8月， 国社党与民宪党合并，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党员代表会上，张君劢公开提出要脱离与民盟的合作关系。针对1946年4 月民盟《调整盟内党派问题的施行办法》的出台，张君劢甚至挑衅性地提出“民盟重要声明，均需预先取得本党同意”的主张（注：罗静轩：《我所知道的张君劢与民社党》，《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四辑，第124页。）。
此时的张君劢虽已同民盟离心离德，但民社党尚未退出民盟，这是因为一方面该党内部包括上层的绝大多数不愿放弃“中间”立场，强调维护政协原则，反对脱离民盟；另一方面，民盟仍在全力团结这个入盟党派。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以民盟为核心的第三方面为挽救危难的国内时局而全力呼吁，积极奔走。张君劢作为民社党的领袖，参与了第三方面主持的国共和谈的主要政治活动。然而，蒋介石对谋求和平毫无诚意，致使和平的希望越来越缈茫，1946年10月，蒋介石单方面确定了召开违背政协精神的伪“国大”的日期，致使国共和谈之门事实上关闭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在各党派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党派纷纷反对国民党的一党“国大”，并表示绝不参加伪“国大”，甚至早已投靠国民党的青年党也强调坚守“政协立场”。此时，民盟上下十分关注的是动摇中的张君劢及民社党的立场，盟内很多人希望通过张君劢影响青年党。他们坚信，只要民社党不动摇，第三方面就能基本保持一致并使国民党让步。而此时的张君劢在是否参加伪“国大”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明确。这也促使国民党拚命地拉拢张君劢及民社党上层。蒋介石甚至亲自嘱咐他这回“要多多负责”（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六辑，第113页。）。在国民党的全力拉拢下，11月16日， 张君劢宣布民社党今后将自由活动。同日，民社党发言人孙宝毅发表谈话称，民社党已决定要有条件地参加国民大会。20日，该党向国民党当局提交了名单。同日，张君劢亲自致书蒋介石，表示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成大法之完成。这样，在民主革命的又一历史关头，张君劢及其民社党与民盟在政治上决裂了。
民社党投靠国民党，极大地震动了民盟，然而，在处理民社党事件时，民盟却又很矛盾。一方面，民盟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开除民社党盟籍；另一方面，民盟对民社党又心存幻想，还希望民社党今后能与民盟保持“盟外合作”（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六辑，第135页。），甚至“对民社党参加国大之是非功罪， 不予评论”（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50页。）。 这不仅纵容了民社党的背叛行为，也为民盟的最后分裂埋下了祸根。
张君劢与民盟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后，招徕了民社党内众多党员的反对，张东荪、叶笃义率先退出民社党。1947年8月， 原民社党副主席伍宪子等针对张君劢放弃中间派立场，宣布不承认张君劢的民社党主席地位，并成立民社党革新派，与张君劢公开决裂。此后，民社党也演变成四分五裂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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