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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42(2011)01-0005-10
(三)龟兹大曲《舞春风》遗音研究
一插页：曲谱原件图版①
一、《碎金词谱》卷十·26页“北·南吕调”宋·柳永[瑞鹧鸪]《宝髻瑶簪》
二、《碎金词谱》卷五·43页“北·大石角”宋·宋祁[鹧鸪天]《画毂雕轮狭路逢》
三、《碎金词谱》卷十二·39页“北·双角”宋·欧阳修[减字木兰花]([天下乐令])《歌坛敛袂》
四、《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吕宫”引子、“双调”只曲
元·贯云石[醉春风]无名残套
第一曲：[醉春风]《羞画远山眉》(卷13：3)
第三曲：[减字木兰花]《早是愁怀百倍伤》(卷66：48)
五、《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吕宫”引子
元·曾瑞[醉春风]《清高》残套
第一曲：[醉春风]《七国谋臣谄》(卷13：3)
六、《碎金词谱》卷一·25页“南·仙吕宫”
宋·杨无咎[天下乐]《雪后雨儿雨后雪》
七、西安市·西仓古乐社抄本(大清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吉日置)
鼓吹曲牌[天下乐]
八、乐寿堂藏谱(抄本)
长安·终南山·白道峪教衍和尚传：“商调”《舞春风》
第五章 与《舞春风》遗音相关的词牌与曲牌
一、《舞春风》是龟兹大曲
《舞春风》是唐代开元、天宝间已有的大曲。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此曲在《教坊记》中即已著录在四十六大曲之列；却无任何史料直接指出《舞春风》大曲出于何地，源自哪一种民族歌舞。
近年来，由于古谱今译与宋词乐调研究的进展，我们意外地发现：与此大曲有关的[瑞鹧鸪]固定名工尺谱的解读，反映出该曲含有南疆库车地方音乐风格。(注：见本书[附录]有关论文)因而出现了沿着《教坊记》所有线索进行查证的必要。
按《教坊记》四十六大曲，列在“龟兹乐”三字之前者，自《踏金莲》至《千春乐》，计三十二曲。其间，地方出处可考者如：《凉州》、《伊州》、《甘州》《霓裳》等；出自前代清乐者如：《泛龙舟》、《采桑》、《后庭花》等；他如：已知《柘枝》出自中亚，《回波乐》出自氐羌“踏歌”，已知者都不是龟兹乐。
《教坊记》曲目中之“龟兹乐”三字，不知是大曲曲名之一(即一专名)，抑如“大曲名”三字亦作小标题用者(即一通名)？但知紧接着的《醉浑脱》大曲实与龟兹乐舞密切相关。②列名于《舞春风》前的《安公子》，据隋代著录知是“胡曲”，虽未明指“胡”的族属，但据乐调用“太簇角”而言，知是龟兹角调，而其紧接着的下一曲，也就是《舞春风》了。
《教坊记》著录教坊曲目的体例是将出于大曲的“摘遍”或其独立演奏部分，另与大曲本身不相连系而分别开列的。如大曲《千秋乐》之前，早有[千秋乐]、[千秋子]；大曲《柘枝》之前早有[柘枝引]等。如例：《舞春风》之前也早有[天下乐]、[木兰花]二曲。我只是通过宋代词牌的研究，方才得知此二曲出自《舞春风》大曲。不过，《教坊记》[天下乐]名下却注有“正平调”小字，这却可反求而知《舞春风》必与“平调”、“七羽”相关。这可是出自唐代著录的证据了。
《宋史·乐志》著录的宋初教坊四十大曲之中，并无《舞春风》的踪影。也许正如《教坊记》注[天下乐]为“平调”，宋初教坊如果有此大曲，亦应列于宋代“平调”名下(注意当时的管理者，一般地不能正确对待名实关系问题。名实之不应，往往导致“改编”处理，此亦所以原曲之无一完整保存者。盖宋初十八调中，独于“平调”并无大曲，实亦教坊并未保存此曲之故。这一点，以后还将论及其他部门的保存情况，才可见其下落。
这样讲，下文即将论及的、与《舞春风》相关的各种词牌、曲牌，又是怎样经过宋代、并从原有大曲中分离、摘取出来的呢？
王国维《唐宋大曲考》断定宋时大曲实不止史乘所载之数，除了指出《乐府混成集》诸曲来自大曲诸调之多，指出“云韶部”所奏而教坊所无者外，并曰：“又龟兹部亦有三十六大曲，则并其曲名而亡之矣。”
这是实有根据的话。出于《宋史·乐志》所载与北宋“钧容直”军乐有关建制的史实：“大中祥符五年(即1012年)，因鼓工温用之请增龟兹部，如教坊……其乐旧奏十六调，凡三十六大曲，鼓笛二十一曲，并他曲甚众。”
北宋大画家武宗元《朝元仙仗图》中对于“龟兹部”的描绘，即为此时此事的真切反映。③
由此，我们对于后文即将论及的[瑞鹧鸪]、[天下乐]、[减字木兰花]诸种词牌、曲牌音乐为什么多有西北民族音调？为什么亦多来自军乐仪仗所传？这些有关疑问，亦可涣然冰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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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这就可以讨论乐寿堂所传的白道峪古谱三首[舞春风]自唐入宋的乐谱转写年代问题。
余铸传抄的“乐寿堂”藏谱《舞春风》，源出终南山白道峪教衍和尚所传。由于来自历代传抄，并无原本可以考查它的上、下限年代。可知者：
一、所用谱式为长安古传之俗字谱。属唐以来“音位谱系统”的一种“半字谱”，迄今渭水与终南山一带仍有传习用之。因此，这一传谱应用的下限也有可能来自宋前或宋初。
二、宋代教坊乐无《舞春风》大曲著录，只有“中吕调”[瑞鹧鸪]一曲与《舞春风》有关，但为“因旧曲造新声者”，既非全豹，亦异原曲。宋代有关词牌，柳永[瑞鹧鸪]作“南吕调”，欧阳修[减字木兰花]见柳永《乐章集》注，该词牌应属“仙吕调”；吴文英[木兰花]见陈元龙为《片玉集》所作注，属“南吕调”；苏轼[瑞鹧鸪](又一体)，作“羽调”；皆非教坊乐之作“中吕调”者。可见以上诸种词牌皆非出自教坊，而是另有途径，经前述钧容直龟兹部再流之民间*④者。王国维论大曲与词牌之关系曰：“曾糙*所谓九重传出者也。其传于民间者或止一二遍，故文人依声，恒出于此。”[1]但乐寿堂谱的乐调名记作“商调”，除了从宋代乐制讲来或与上述[减字木兰花]的“仙吕调”同均可通外，与其他记载则皆不相应。可知其源既非教坊之因旧曲所作新声者，也难说是出于宋代帝都开封之“龟兹部”。多半却是另有来源，而可能是传自长安本地的龟兹乐之孑遗。
三、问题在于乐寿堂谱《舞春风》所注乐调名的“商调”。据《教坊记》则知唐代属“正平”，据以上宋词各调亦知宋代仍然传其“七羽”之名。从前文讨论过的“同实必有异名”的规律说来，倒给长安传谱出于真传增加了可能性了。不过，无论唐宋名实之间是有任何异同之处，总该辨明此一《舞春风》注为“商调”，应出何种历史年代之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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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一带的古传俗字谱“合”字音高，大约在小字一组C+左右，与日本音乐家林谦三所猜测的“唐古律”#C接近。⑤而以其存在实践依据，应比#C更为接近历史真实。宋初太常律黄钟标准，现在已可考定为F音。如以沈括《梦溪笔谈》所述论之：“国初以来，已高五律”两相比较，也可互为证据。
乐寿堂这份乐谱如果作为宋初自唐大曲转写乐谱的太常律“商调”曲(即宋燕乐调“林钟商”)，查对二章五节“比较表”可以知道它能和2.a“商调”、或3.a.“高平调”(即“南吕调”)相合的。不过，无论从“商调”或“南吕调”讲，它都不能象上述“黄钟均”、“大吕均”那样使用原位的“上”字了。不管是核查二章五节“比较表”，或是参看下列的图式，都可看出：乐寿堂谱中的固定名“上”字，只有“上字作勾”的一种可能：
乐寿堂《舞春风》谱，用上列图式所示的“商调”来标记乐调名，说明它无论作夷则均看，或作林钟均看，它的“上”字也只能是“高上”，不可能是原位的“上”字。这还可以说明：为什么同出于《舞春风》大曲一个源头的乐寿堂谱(长安)标成“商调”，而同是宋初的柳永[瑞鹧鸪](开封)却另标成“南吕调”了。
《舞春风》自唐入宋，并根据新的乐调体制而作转写的乐寿堂谱，只能是宋初的太常律“商调”，不可能是宋代中期、晚期乃至元、明间的“商调”。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明了。因为长安俗字谱是以“下徵音阶”宫音(所谓“新音阶”)作各调“调首”而称固定名“合”字的。它的“合”字音高，固定在C与
D之间(以作C音记谱为宜)，不像宋代制度，按“正声音阶”宫音(所谓“古音阶”)如前图式所示，用“合”字来标示黄钟律高(在太常律为F)的位置。
长安俗字谱这种情况也是一种“林钟为调首”的现象；,宋代官家无论在开封、在临安，都是要求“以黄钟为调首”应“合”字的。
乐寿堂《舞春风》谱无论是“以林钟为调首”(如前所述，在“商调”也可以是“夷则”)或“以黄钟为调首”来定“合”字音位，全都合不上以下几次“商调”的音律：
可知，乐寿堂《舞春风》确实是在北宋初年标作“商调”后，传抄至今的古谱。按其固定名音高，则应依照宋初“商调”各声相对关系，将此谱“上”字、读作“高上”，即以“上字作勾”来译谱。
二、[瑞鹧鸪]词牌的来源
[瑞鹧鸪]词牌，同曲而有多种异名，或同一牌名而实为异体词调、曲调者，皆有多种。
异名的相通，有不同情况：
一、所谓“同曲”，只是源出同一大曲。作为《舞春风》大曲中的各个不同段落、摘遍，它们之间，无论在词调的句式，曲调的乐句，乐调的调式结构方面，实则并不“同曲”，最多只在艺术风格上、寓统一于变化之中，有些统一性罢了。
近刊《唐宋词鉴赏词典》[瑞鹧鸪]条曰：“又名《舞春风》、《鹧鸪词》《天下乐》等。”新刊《唐宋词百科大词典》[瑞鹧鸪]条亦曰：“又名鹧鸪词、舞春风……天下乐”等。两书略有是否加用书名号之异，但皆汇集多种资料而成，而未曾区别其原出资料之原旨何在？言其曲名？牌名？同调？
必应注意，[天下乐]牌名(在“鼓吹乐”中，则曾有包含多个联奏曲牌的、《天下乐》曲名)未必可以直接等同[鹧鸪词]等。似应解作[天下乐]、[鹧鸪词]、[瑞鹧鸪]等词牌原出于《舞春风》大曲，因而亦皆同袭《舞春风》之曲名而已。否则，如执死解，无论就词调或其音乐曲调而言时，见[瑞鹧鸪]与[天下乐]之互不相同，必将迷惑万端、不可索解了。
二、真正的同曲异名词牌，在[舞春风]牌名下未见实例。本章第四节讨论到[减字木兰花]，《高丽史乐志》名之为[天下乐令]，才是同一“词调”、用了不同“词牌名”的、同曲异名之例。
宋代称名为[瑞鹧鸪]的词牌，来源虽然同出《舞春风》大曲，却多出于不同段落的“歌遍”或“舞遍”。因而出现甚多同名而异曲的[瑞鹧鸪]：
1.七言八句，五十六字[瑞鹧鸪]
《钦定词谱》云：“按[瑞鹧鸪]原本七言律诗，因唐人歌之，遂成词调”。追踪五代，“始见”南唐冯延巳词，可知此体在宋前已从《舞春风》大曲中脱胎而出，成为酒筵歌曲了。北宋苏轼填词、入“羽调”者应即此体。又，万树《词律》卷八：“按丹阳仄韵一首亦题曰[瑞鹧鸪]，而其字句与[木兰花]无异”云，也是这种七言八句的词调体式。
这类齐言句式在酒筵歌曲中来源于汉魏古诗和隋唐律、绝，本来自不待言。但词调进入南宋时，词人离开前朝渐远，于杂言之来源所见盖寡，已渐有误将长短句与慢词基本上全归宋人创造者。甚至对词学颇有较高美学见解的胡仔，也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唐初歌词，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今所存，止[瑞鹧鸪]、[小秦王]二阙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诗而已。[瑞鹧鸪]犹依字可歌，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
胡仔的这一说法，意在宋代词乐，已把“歌诗之法”改造成了“歌词之法”。音乐上已把齐言的乐句改成了长短句句法。所以象[瑞鹧鸪]的以齐言词句应齐言乐句的乐曲仍可一字对一声来歌唱时，[小秦王]以齐言绝句来填入长短不齐的乐句时，就需加用“衬字”或有一字多声的“拖腔”。
胡仔不知道，汉魏以来古诗人之知乐者“撰词”，或左延年之类乐家为此“度曲”，是无碍于词句表面的齐言、杂言之别的。要在此词是否为此曲而“撰”；此曲是否为此词而“度”而已。宋人之所以不能解此，乃是习字者描惯了“九宫格”之后，离不开“规矩”罢了。
2.五十五字[鹧鸪天]或即七言八句[瑞鹧鸪]之“同一体”
上述胡仔之说，并非知乐之论，但可说明宋代确有一种乐句句式整齐的[瑞鹧鸪]是“依字易歌”的。但依音乐实践来检验时，“上穷碧落下黄泉”，却遍寻不见这种七言八句的传播。自北宋至南宋，却有一种“依字易歌”、广为填词传唱的五十五字[鹧鸪天]在。
万树《词律》卷八，以[鹧鸪天]与[瑞鹧鸪]并列曰：“按[鹧鸪天]亦近于七言诗。且‘鹧鸪’二字相同，必皆从诗中变出，因以两调并列。”
宋祁[鹧鸪天]传有故事佳话，知是宋仁宗景祐年间的作品。今传遗谱为“小工调”笛色，燕乐调名注为“大石角”，恰合《景祐乐髓新经》所载之“大石角”，与所传笛色相校，七声全合，用它来歌唱苏轼或柳永的七言八句[瑞鹧鸪]亦仍相合。燕乐调景祐大石角既在宋太常律南吕均，也和下文所述柳永长短句[瑞*鹧鸪]同均，可以说明它们极有可能同出一部大曲。查考宋祁[鹧鸪天]，实宋词此调之始见。其时亦当宋代皇家“钧容直”建立龟兹部之后。宜乎其为初出宫禁，而传自龟兹大曲之故。
更可有资考证者，宋祁[鹧鸪天]传谱音乐，活泼流畅，属于我国古典歌曲中难得具有舞曲性格的一种曲调，也应看作是来自歌舞大曲的一种证明。
3.八十八字[瑞鹧鸪]
这是被宋人称作“慢词”的一种长短句[瑞鹧鸪]词调。不知柳永本人是否也会称之为“慢”？我以为这也是一种隔阂于音乐问题的误会。因为柳永称“慢”之词，是标明在词牌名上的。长调固多慢曲，却不可以类推之，竟以为字数较多者皆为慢曲。孰不知同一音乐曲调的歌词，如在不变曲调的情况下加多字节，反倒是加快了节律，变成“急曲子”了。柳永的《宝髻瑶簪》就应是这种“急曲子”的一例。从音乐上来判断问题，是有今谱存见的。
如前所述《苕溪渔隐丛话》一类见解，南宋词人常以齐言体添字为“慢”，并以“慢曲”概归宋人所为，又以音乐上之“曼声歌唱”，归结为“慢曲”艺术风格的必然表现。如以柳永南吕调[瑞鹧鸪]《乐章集》所载及其今存传谱验证此论，可知：此体字数虽多，却非创意而作之“慢词”。柳永《乐章集》凡有别于旧有词牌而作“慢曲”者，皆如[浪淘沙慢]、[卜算子慢]、[木兰花慢]之例，标明其为慢词。以柳永作为“乐家里手”之娴于音乐，此处仅以乐调名“南吕调”表明其为[瑞鹧鸪]诸曲中之一特有段落，另一添字体，则注作“般涉调”，其七言八句体，则自注“平调”，亦必皆有所本，只后二曲今无传谱可资研究而已。
从此亦知：[瑞鹧鸪]各曲，在《舞春风》大曲中亦如第一节所述[舞春风]牌名下现有三段传谱所示，盖同一牌名在大曲中之不同段落焉。
八十八字“南吕调”[瑞鹧鸪]由散板入拍，属于大曲中间、由慢入快、且歌且舞阶段的歌曲，速度稍快，决非歌者自歌而舞者尚未动衣的慢曲。
4.其他种种
他如上已提名而未详论之苏轼、柳永七言八句[瑞鹧鸪]，柳永添字体“般涉调”[瑞鹧鸪]及《宋史·乐志》著录“因旧曲改新声”之“中吕调”[瑞鹧鸪]，并无任何有关音乐资料尚存，在此均不再论。其后者尤非直接来自《舞春风》大曲原谱之作，虽在教坊曾被管弦，但无流入市井酒筵之记录。与我们在讨论的《舞春风》遗音可以说是毫无关涉了。
三、[天下乐]词牌与器乐牌子曲的来源
《教坊记》曲名[天下乐]，如其书体例与原出大曲分列，并无说明及于此曲与《舞春风》之关系。但有小字注“正平调”，与宋传《舞春风》诸种词牌皆在七羽各调者相应。明确提到[天下乐]与[瑞鹧鸪]等诸曲关系的，则均见前已述及的宋以来诸种史料，词谱题记并现代词书所作综合记述。
今传[天下乐]词牌、曲牌，而兼有音乐流传，可知词、曲之间共相印证者，材料不多而皆甚有研究价值。约有下列三种：
1.北宋杨无咎《逃禅词》[天下乐]
《花草粹编》载，此词五十四字，分前、后阙，各四句四仄韵。万树《词律》云：“他无作者，莫可订正。”不像前述[瑞鹧鸪]、[鹧鸪天]等词牌那样属于广为传唱的酒筵歌曲。
综合与[天下乐]有关诸曲情况以考查之，可以估测：与此牌名有关者，大约出于《舞春风》大曲有关“舞遍”的器乐部分，因而遂与出于“中序”入拍后的各种歌唱段落不同。以此，[天下乐]多为器乐牌子而稀见可歌之词。
杨无咎[天下乐]，今存传谱见《碎金词谱》卷一“仙吕宫”诸曲之列。此一“仙吕宫”亦如本章第一节中所考[舞春风]之“商调”，为宋初太常律，即《景祐乐髓新经》所记述者，其“林钟商”(即“商调”)实与“仙吕宫”同均：
[天下乐]与第一节所述[舞春风]之不同者在于后者用固定名读谱，后者按长安俗字谱读作C均，是因为该谱合字音高实在C+与D-之间的缘故。而杨无咎[天下乐]的传谱则为近世笛色谱之采用首调唱名者。
《碎金词谱》由曲师陈应祥等人据历代传承习惯定为“小工调”，实为C均D宫清商音阶，但因此曲纯用五声，不用“闰”声，以此不需动用临时变化音记号而已。
以此“仙吕宫”[天下乐]，证之前述[舞春风]、[瑞鹧鸪]、[鹧鸪天]诸调，皆合宋初太常律燕乐调体制，可见其源相同。只是尚须考究者在于：柳永、宋祁之时代皆在宋初，自应使用宋初乐调，杨无咎却是宋代中期人，查对其创作生活年代，却应相当于使用“教坊律”或北宋末及于南宋朝、野皆用“大晟律”的时代。于此，遂亦不能无疑。
由于事涉今见杨无咎[天下乐]传谱之真伪问题，此处尚须做出进一步的探究。据《宋史·乐志》可知，北宋宫廷立有龟兹部的“钧容直”原属太常寺主管它的礼仪用乐。因此，使用太常律亦是当然之事。《乐志》载“钧容直”由于乐种与教坊不同，所用乐调原先也与教坊不同。“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兼领内侍言，钧容直与教坊并奏，声不谐。”说的就是这件事由。后来采取了措施，“诏罢钧容旧十六调，取教坊十七调肄习之，虽间有损益，然其大曲、曲破，并急、慢诸曲，与教坊颇同矣。”这才与教坊所用乐调统一起来。
《宋史·乐志》教坊十七调之[瑞鹧鸪]为“中吕调”。本章上节所论柳永[瑞鹧鸪]本应出自龟兹部，即钧容直“旧奏十六调，凡三十六大曲”中之《舞春风》大曲。乐调据柳永自注应为“南吕调”。两者牌名虽一，而调名各异，“并奏声不谐”已是当然之事。
嘉祐二年的统一，是以停用“旧十六调”，改用教坊乐调这样的“损益”为*其代价的。
以故，无咎后来据以填词的[天下乐]实为钧容直已经奉旨在“春、秋、圣节三大宴”中安排节目时予以停用，而为教坊所无的乐曲。当然也就不会改用熙宁九年(公元1077年)教坊副使花日新建言新改的“教坊律”了。
正因为此曲既不传于教坊，又不见于龟兹部参与盛典的公开演奏场合，所以这正是万树《词律》所言：“他无作者，莫可订正”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反而可以证明其原出龟兹大曲《舞春风》的真实脉络。
2.清康熙二十九年抄本鼓吹曲牌[天下乐]
这是西安音乐学院余铸先生发现并予转抄提供的。同时并告诉我有关线索说：“这首[天下乐]是大乐《朝天子》中一个曲牌，在[天下乐]前面还有[引驾行]、[出队子](仪仗)等。原谱是西安‘西仓古乐社’藏‘大清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吉日置’抄本。未标明宫调名称，民间古乐社以‘六调’演奏……”
如果说，本章第一节所论出于历史上长安寺院中所保存的龟兹乐《舞春风》遗音，第二节所论出于宋代伎筵歌曲中所保存的龟兹乐《舞春风》遗音，那么本节这里讨论的则主要是出于仪仗鼓吹乐中保存下来的龟兹乐遗音。
再对武宗元《朝元仙仗图》作一次“读画”欣赏，还可以从“吴带当风”的行进中，影约可闻正在演奏着的仪仗音乐。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考证[天下乐]出于唐、宋词的“仙吕引子”，于此牌名应出自“导引曲”之旧称。
古代文献在辗转摘抄中，以“乐工之学”未受尊重，常相混淆“引子”一词之不同涵义。如对以下二义不加细察，则将坐失深考此曲之良机，甚则导致失误。
盖“引子”二义：一为曲式结构中作为正曲之前奏者。常为散板曲，甚至已被引申为“散板”之义；一为乐曲在性质与用途上、宜为车驾、仪仗、行进导引奏乐者，则必为板式严整、节拍分明之曲。[天下乐]词、曲牌子应即来自龟兹舞曲的、节拍分明的、可为“行进导引”之用的音乐。《宋史·乐志》“教坊”条曰：“每春、秋、圣节三大宴……第十七，奏鼓吹曲，或用法曲，或用龟兹。”既已指明这种行进、导引用乐的来源，同时也说明了北宋以来，原有龟兹乐乐部的遗踪，已经糅合进入了“鼓吹乐”的传统。
王国维考定[天下乐]原出唐、宋词“仙吕引子”。燕乐调用“仙吕”，应如本节开篇论杨无咎[天下乐]所用宋初太常律“仙吕宫”而合D或C均。
但如按照西安市的西仓乐社，用长安俗字谱“六调”来演奏的话，这首乐曲却在F均，成为C宫、商调式乐曲了。
尽管据前[舞春风]、[瑞鹧鸪]、[鹧鸪天]直至杨无咎[天下乐]各个牌名的宫调研究已可粗定此曲应在C均(即二章五节“比较表”3.a“南吕宫”C均)，我们也不能因为C均与C宫的一C之“合”，就从宫调上，断此诸曲同源，除非能够确定此曲原非古传“六调”，而是“西安鼓乐”艺人另从“鼓吹”移植过来时弄错了宫、均才敢再作肯定。
由于宋、元以来的曲牌联套原则，来自前代大曲“一均到底”的宫调规律。所以，我们应可从西安此曲原属于《朝天子》套数，常与[出队子]、[刮地风]诸曲联奏的关系中，进一步辨明它的宫调归属。
今考[朝天子]、[出队子]、[刮地风]三个曲牌已知最早的乐谱资料，以元散曲今传之谱较为可靠。其中[朝天子]与其它各曲宫调不同，考证无据，但所用笛色为“小工调”五声音阶，因而与C均并无矛盾而可联套使用。其[出队子]、[刮地风]二曲牌，调称“黄钟”而渊源甚古，王国维定此二曲来自北宋“诸宫调”，实则“诸宫调”亦取自前世所传，欲穷其源，尚须另费周折。此处但取简易可行者，可于今译谱本《元散曲的音乐》下册“黄钟宫”调内有关诸谱中见之。无例外，这些传谱都用正宫调笛色作下徵音阶(一般所谓“新音阶”)读谱，因而皆属C均有关各调。
再进一步，讨论长安俗字谱有关此曲的译谱问题，已是下一章的任务了。
3.第三种[天下乐]，即北宋欧阳修《六一词》[减字木兰花]，而《高丽史乐志》名之为[天下乐令]者
按《宋史》卷四八七，北宋后期，赐高丽以燕乐。这是高丽正式据有“唐乐”之始。因此也透露出北宋间尚知[减字木兰花]即[天下乐令]的一个证据。与欧阳修同代的柳永，《乐章集》自注[减字木兰花]作“仙吕调”，可知此曲宋初宫调亦于前述诸曲同均。以牌名属[木兰花]，拟于下节论之。
四、[木兰花]与[减字木兰花]词牌的曲调来源
如前所述，万树《词律》卷八讨论[瑞鹧鸪]七言八句体时，已经疑及[木兰花]句式与之近似的问题。
填词家执于平韵、仄韵之别，一般都要把七言八句[瑞鹧鸪]与[木兰花]视作不同词调。相反地，却把[木兰花]与[玉楼春]视作异名同实的同一词调。
柳永、周邦彦等知乐的词人，原是据曲填词的。其间同一音乐曲调者，亦或填入字有增损之乐句。后世只知按照“词谱”句式，严守字调平仄，以求合调，不敢稍越雷池一步，凡有增、损，都要看作“又一体”了。其实不知，宋代词人象姜白石那样的，也敢就[满江红]原有腔调，改填平韵歌词。盖此间词曲能否吻合，固不全在句式之“些小区别”以及字调之“死守不变”，要在合乐而已。反之，唐代律诗绝诗之体式平、仄全同者，哪里都只采取完全相同的一首乐歌用来歌唱呢？
所以，[木兰花]与[玉楼春]虽然平、仄句式全同，柳永《乐章集》却分别兼收[木兰花令]与[玉楼春]，既未以为相同“词调”，也未以为相同“乐调”。前者注：“仙吕调”，后者却注：“大石调”。这已说明，二者在音乐上，并非同曲。
[木兰花]与[瑞鹧鸪]能否同调呢？
柳永[瑞鹧鸪]之八十八字者在“南吕调”，而七言八句之[木兰花令]显然并不同曲，却以“仙吕调”的半音之差，可在笛、箫一类乐器上相通。证之陈元龙注本《片玉集》，考证[木兰花]应为“高平调”。“高平调”亦即柳永所注[瑞鹧鸪]“南吕调”旧称。可知[瑞鹧鸪]与[木兰花]虽不同曲，却可能是同出一首《舞春风》大曲的“同调”不同段落。
由此，我们再进一步深考[木兰花]与龟兹乐舞《舞春风》的关系究竟有无干涉？
吴梦窗《咏京市舞女》，用[木兰花]词牌，写的分明就是天山南路，龟兹故地的伎乐舞姿：
茸茸狸帽遮梅额，金蝉罗剪胡衫窄；乘肩争看小腰身，倦态强随闲鼓笛。
问称家住城东陌，欲卖千金应不惜；归来困顿殢春眠，犹梦婆娑斜趁拍。*
这从服装到舞蹈动作，显然都与龟兹乐舞有联系。甚至词句中都已点出音乐用器的特点，因为宋代以龟兹部进入均容直军乐机构以后，照例是与“鼓笛”同奏的。《乐志》载：“其乐旧奏十四调，凡三十六大曲，鼓笛二十一曲，并他曲甚众。”吴文英在南宋临安所见，实是南宋国力削弱之时，此乐流于民间之惨淡光景。
用[木兰花]词牌写乐舞内容，大概可以说明此一词乐的来源，肇自龟兹大曲。纵观此一词牌历来词句内容，可以发现它是多写乐舞即景的。举北宋初晏殊与欧阳修各一首之前半阙词句如下：
晏殊：[木兰花]
池塘水绿风微暖，记得玉真初见面；
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
欧阳修：[木兰花令]
西湖南北烟波阔，风里丝簧声韵咽；
舞余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
[木兰花]被用来描写舞蹈动态，大概不止是因为源出舞曲而以类相连之故。看来他的音乐曲调也是流畅跳宕，旋动飘逸的。所以为之填词的行家们往往也不得不受乐曲的影响。即使歌词内容原与舞蹈无关之时，亦如张先的“无数杨花过无影”，宋祁的“縠皱波纹迎客棹”，晏几道的“紫骝认得旧游踪，嘶过画桥东畔路”等句，往往表现出瞥如惊鸿的动态。
[木兰花]和七言八句[瑞鹧鸪]却有可能是同调同曲，或有相同曲调因素之曲。[木兰花]词牌在今见传谱中虽然未见直接材料，但如以万树所疑：[鹧鸪天]即七言八句[瑞鹧鸪]，七言八句[瑞鹧鸪]之用仄韵者亦即[木兰花]等论为真，我们现在即可套用[鹧鸪天]曲调来演唱[木兰花]词。
这样做时，词曲之间无论是[木兰花]或另标[木兰花令]者，其实是似乎皆可相合的。不过，本于“遗音研究”，虽有为当世舞台提供古乐素材之客观作用，此书初意却不在音乐演出活动的“可能性”，而在历史真实资料之考证、辨析。以此，本书考订歌曲，除有确证可合者外，皆止于史料“原璧”而不作选词配歌之举。因此，如上研究，只以说明[木兰花]原曲必然具有之音乐性格，而未应造做成例、用以实之。
欧阳修[减字木兰花]，四十四字，前、后阙各四句，两仄韵、两平韵。自前述《高丽史乐志》之著录资料，可知此一词牌所用音乐曲调，大体来自与[天下乐]有关的同组乐曲，因而遂有[天下乐令]之名。
其现有传谱在《碎金词谱》卷十二，“从《九宫》谱”列入“双角”调下，由曲师们根据师承习惯定为“小工调”笛色。据查，“双角”云云，实为明代《太和正音谱》有关著录，而非唐宋旧称。依前已述陈元龙考定周邦彦《片玉集》[木兰花]原出“高平调”，可知其确应合上D音作宫声的“小工调”指法(下列图式仍以二章五节编号标示有关调名)：
自此已经可见[减字木兰花]在北宋欧阳修时所用乐调，与前述出自《舞春风》大曲诸遍之乐调，确已皆相谐和。
最后一个证据，还要回头重温晏殊在宋初用[木兰花]写歌伎舞姿的词句：
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
“重头”，是说歌曲前、后阙在音乐上不“换头”(宋词歌曲常用的变化重复手法)，使用了相重的曲调。请看今传欧阳修[减字木兰花]《碎金词谱》引例的这两段开头，是否相同：⑥
这已完全可以证明下列各点：
(一)晏殊的“重头歌韵响铮琮”确是宋初乐舞用[木兰花]曲调的“写实”之作。
(二)[减字木兰花]不止词调由[木兰花]“减字”而得，其音乐曲调亦出自[木兰花]原曲。
(三)欧阳修此曲之乐谱，虽然见于欧公填词后八百年之《碎金词谱》，其曲却仍未改当年句法。
可见，往者虽然如烟，其中固有实体在，只是难知存于何处；今者虽则如海，其扬子江头，固有来自金沙江之滴水存。惟能出入古今之际，便有可能系存亡于一脉，辨明源流了。
五、[减字木兰花]曲牌与[醉春风]研究
[减字木兰花]也有保存在元散曲中的曲调。见贯云石《[醉春风]无名套曲》残套·第三曲。曲词间《全元散曲》第385页，曲谱见《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卷六十六第48页“双调”。[6]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以为此曲出于唐宋词。王易《词曲史》认为此调在北曲则与宋词名同实异。[7]以上谱考查，则当可合此二说以论之。以此调与前节欧阳修[减字木兰花]词、曲合并比较，可以知道：曲出于词，而同中有异亦兼异中有同：
第一，二曲的舞曲性格，节律风情极相类似。粗听虽然不觉曲调有何重合之处，但如前后顺次或颠倒位置、连续奏唱，皆如原配接奏之曲。
第二，二曲词句之句法甚难辨明由词至曲之增、损变化过程，但其乐句之间确有相同曲调作了交互倒置变化或伸长、缩短、错位等诸种变体手法之处。
贯云石词“早是愁怀百倍伤”所用曲调出自欧阳修“百琲明珠一线穿”句；*贯词“那更值秋光”所用曲调则似欧词“雕梁尘暗起”句；贯词“逐朝依定门儿望”至篇末所用音乐，则为欧词后阙全部曲调作了局部伸、缩并交错其各句句法起止位置而成。
第三，二曲笛色皆用“小工调”而其“变宫”音级皆用“下乙”字作“闰”声。“结声”又皆在D音。凡此，可谓调高与调式完全相同。须加辨明之处只在燕乐调名的文献著录不同：词调如陈元龙所考订在“高平调”，而元散曲则如《太和正音谱》著录为“双调”。
这一点已见前一节的“图式”可知，明代太常律“双角”亦即“双调”同均所用音阶。宋、明之别实则只是历代黄钟标准，与燕乐体制变换中产生的“名异实同”现象。如其“名同”(当然也有不少是后代直录前代之名而未加分辨、混列各代之名而出现的“同实同名”者)，反倒有如“刻舟求剑”一样，必有“实异”了。
既知宋之太常律“高平调”在明代即为太常律“双调”，这就可以证明此一曲牌确实是源自宋初同名词牌发展而来的了。
[减字木兰花]无论词牌、曲牌，都是可以远追唐代大曲《舞春风》音乐曲调的遗音，这已可作初步结论。以下，由于[减字木兰花]曲牌用于元散曲[醉春风]残套，还可进一步追索[醉春风]究竟与《舞春风》有无关系？
[醉春风]的研究，与前此诸种词、曲牌名，乐调、曲调的研究相较，情况更为复杂，史料更为难得依据。此处置于粗定诸曲之后再予讨论，可以表明《舞春风》遗音研究，仍有尚待拓展前此未知线索之余地。于是，试作剖析如下：
现有乐谱留存的[醉春风]，有词一首：宋·赵德仁填词的《春闺》，乐谱见《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又有元散曲两首：一为曾瑞词《清高》套曲、残套第一曲；一即贯云石词，前述失名残套第一曲，乐谱亦均见《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
赵德仁《春闺》词所用[醉春风]调，传自“南曲·中吕宫”，当为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论“南戏之渊源”而谓出于“中吕慢词”者。本书作者以为，此即《宋史·乐志》所谓“教坊十七调”中吕调[瑞鹧鸪](见前文第三节论其与钧容直“十六调”并奏声不谐处)之同源者及其下落了。本书搜寻、纂辑的《舞春风》遗音，出自“龟兹部”、西北民族音调。中国的西北民族音调并不排除五声音阶，但却在使用五声之时，显得风格要爽朗些，节律要明快些，与今见“南曲”(未必全同于古之“南曲”)很不相类。赵德仁此词，顷见已有今译谱发表，“昆化”痕迹极重。已知根源如上，无怪它与传自元散曲的[醉春风]是来自不同渠道了。(本书已收赵词译谱入今译“附录”)
不过，教坊虽已改动过此曲音调，致使宋初连“乐调名”与其实际音调亦皆与原出之“龟兹部”不相谐，它的原有“词调”句式、声韵，似乎仍与元散曲同出一源的。赵德仁此词，和元散曲、曾瑞《清高》套曲[醉春风](第一曲)同样都是六十四字，前、后阙各七句，四仄韵、两叠韵。
看来，王国维以为[醉春风]曲牌出于唐、宋词，不论宋代已曾有此词牌，即指唐乐之源，也是事出有因的。宋·杨湜《古今词话》对此已有提及。《词话》一书虽佚，《钦定词谱》尚存一段引文：“政和间，京师妓之姥，曾嫁伶官，带入内教舞，传禁中《撷芳词》以教其妓。人皆爱其声，又爱其词，类唐人所作。张尚书帅成都，蜀中传此词，竞唱之，却于前段下添‘忆，忆，忆。’三字，后段下添‘得，得，得。’三字。因禁中有‘撷芳园’，故名[撷芳词]。”
万树《词律》但言[撷芳词]即[折红英]，并认为[钗头凤]之加添叠字必亦出此，因而断定“其为一调无疑”，却未言及[撷芳词]又与[醉春风]有何关系。但是，《词律》既另列[醉春风]于他卷，又在[钗头凤]陆游词下分析其三叠字必如[醉春风]之“用得隽雅有味方佳”。只在新近，才有研究者断言[钗头凤]源出[醉春风]，而[醉春风]原即[撷芳词]之说。[8]
万树以[醉春风]入卷九，以[折红英](即[撷芳词])与[钗头凤]联列卷八，盖囿于起首二韵在前者为一双五字句，而后者则为一双三字句之故。此为按“乐”以乐声音调填词与按“谱”以词谱字调填词者区别“同体”与“又一体”之别。如前第二章第一节所论《文心雕龙》“声为乐体”之说，“体”之要义应在音乐。按乐声音调填词之时，三字句与五字句原可出于相同乐句而同一“体”。反之字调相同者亦有可能并不同体。如前所论[木兰花]与[玉楼春]之区别，其平仄句式虽然全同，但并不同“体”，实际连“又一体”亦皆非是，根本上却是异名而兼异曲了。
[醉春风]原即[撷芳词]是大体不错的。但此二名，并皆不见唐人著录，而《古今词话》却说“人皆爱其声，又爱其词”之故在于声、词都“类唐人所作”。我们可以得知：
第一，[撷芳词]原是北宋宫禁所传前代之曲。以政和间传出而论，其时有诏“从尚书省议”：“大晟府宴乐已拨归教坊……今当并就教坊习学”，传此歌曲之伶官，应即教坊之执教习者。
第二，[撷芳词]亦非词调原名，只因曲自禁中传出，“因禁中有‘撷芳园’故名撷芳词”。再后各名：如[摘红英]来自“撷芳”一词，陆游取[撷芳词]“可怜孤似钗头凤”句改名[钗头凤]，赵元镇取陆游“东风恶”句改名[怨东风]等，皆知来历。独[醉春风]之名，不悉来源，亦不知后人何时得之？如今惟知此词或与[撷芳词]同曲，或为同曲之“又一体”了。
第三，[撷芳词]初自禁中传出时，原有牌名与其“无名氏作词”今已并皆不传。可能这就是此二牌名断却了联系的原因。现在一从文献中知道[撷芳词]是“类唐人所作”，再从遗谱的音乐中知道：1.)[醉春风]是领起[减字木兰花]散套的首曲，在宋初应为太常律“高平调”。2.)[醉春风]两首元散曲，煞声都在#F，这也一如柳永[瑞鹧鸪]的煞声位置，都“类唐人所作”。其在宋太常律所应乐调名也正合柳永的“南吕调”。[醉春风]应是出自[舞春风]，大概不能说是随便猜测的了。
《舞春风》大曲有关词牌、曲牌的考证，已经具述如上。下文则将论其遗谱今译的所有技术性细节为务。⑦
人间觅宝
——北宋龟兹部《舞春风》大曲残存音乐的下落⑧
(全文完)
注释：
①编者按：此为论文原稿所列“曲谱图版插页目录”，现一并刊出，曲谱图片省略。
②远自唐代高僧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所论[苏幕遮]，近自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传自龟兹之论，再及《中国舞蹈史》近年对“浑脱舞”所作详尽研究(该书1987年第一版，183-188页)，都可说明此点。
③见扉页图版及外封套线描图。这是曾经元代赵孟頫鉴定为武宗元作的北宋玉清昭应宫壁画粉本小样。玉清昭应宫建成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武宗元是年为画工左部之长，恰在“钧容直”建立龟兹部之后两年。
④编者按：此为原稿中的星号标记，下同。
⑤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的作者。此书有郭沫若商务版译本。“唐古律”云云，见该书第六章。
⑥编者按：此处谱例原稿阙如，现照排。
⑦编者按：本章原稿至此结束。
⑧编者按：此部分内容，已收入黄翔鹏文集《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后又收入《黄翔鹏文存》(上册)，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此处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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